本序作者系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资深教授，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我的一生似乎都与陶行知有某些缘分。
我的祖籍是浙江湖州，但出生地是安徽芜湖，与陶公的家乡同属于皖南美丽水乡，是为先天的乡谊。我们兄弟姐妹，从小就非常仰慕这位乡贤，晓庄师范、小先生普及教育、山海工学团乃至孩子剧团等等，都是我们谈兴甚浓的话题，堪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陶公是金陵大学20世纪10年代的高才生，我于1946年也就读于金大，虽然资质鲁钝而且相隔30多年，但多少已产生若干学谊情结。当时我已接受民主革命的洗礼，陶公虽然是属于劳碌病逝，但在我们心目中他也是如同李公朴、闻一多那样的革命烈士、学界圣贤。1948年春天，金大电化教育科制作幻灯片《武训传》，我及时在进步墙报《天南星》上发表时评《陶行知与武训》，认为当时中国正处于根本变革的前夜，理应更为重视弘扬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1948年冬我长途投奔中原解放区并进入中原大学学习与工作，在政治研究室又有幸结识曾任孩子剧团团长的吴莆生，他经常提到陶行知若干往事，更增添了我内心的亲近感。但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陶行知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公正评价，首先是全党全国“以俄为师”，把凯洛夫教育学奉为经典，而陶行知教育学说却被冷落在一边。及至《武训传》电影横遭批判以后，杜威与胡适、陶行知师生都受到牵连，沦落为被全盘摒弃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尽管以后学校仍然标榜为社会服务、与生产结合、理论联系实际，但是这些似乎都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毫无关系，甚至两者还相互对立。
陶行知在20多年间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但是，历史毕竟是向前发展的，1976年“文革”结束以后，生前身后都饱受磨难的陶公终于重见天日，逐渐再次获得国人的认知与肯定。当时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堪称开风气之先，学校的领导班子具备足够的胆识与勇气，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自行组织教育系部分教师编辑出版了首套《陶行知全集》(即所谓“湘版”)，并着手加强陶行知研究。
我经常自称是陶行知研究的“后进”，因为“文革”后百废俱兴，我承担的首要任务还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学科重建，以及日益频繁的辛亥革命研究国际学术交流。直至1986年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研究的热潮告一段落，而我由于已经参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并且成为召集人之一，在国内外学术界有比较广泛而又良好的人缘，教育部相关领导才把我内定为正在蒸蒸日上的全国陶行知研究的协调人之一。作为陶公的嫡传门人，当时的教育部党组成员、中央教科所负责人张健对陶研感情极深，也最为投入。他曾对我面授机宜：(1)认真参与全国陶研协调工作，共同努力提高陶研的学术资质;(2)带头从事陶研，最好能写一部水平较高的学术性传记;(3)加强华师陶行知研究中心的团队建设，培养中国第一个陶研博士。张健颇有乃师遗风，热情坦率，平易近人，话语简要，开门见山。我们的首次交谈就像是曾经结识多年的老友，丝毫没有什么上下级的感觉。因此，我参加陶研从一开始就没有“客串”之感，而是直接以“自家人”身份全身心投入其中。
坦率地说，我是在深入研究陶行知，特别是在结识他的许多亲属及弟子之后，才开始真正了解陶行知的。所以，我与唐文权在合作撰写学术评传《平凡的神圣——陶行知》之始，便强调一定要“寻找真正的陶行知”。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本评传仍然或多或少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特别是我们自身学术认知水平的制约。好在认识本来就是一个逐渐深化完善的过程，而且“寻找真正的陶行知”也不是少数几个人所能实现的。我很高兴地看到，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全国各地同行学者的共同努力下，陶行知研究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显著进展。特别是老一辈的陶研先进，如方明、张健、胡晓风等，他们本身就是当年行知教育的对象，亲自领受过陶公的沐育，而后又成为行知教育的继承者与弘扬者，终生为推广并发展行知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后辈学者树立了光辉榜样。
陶行知教育理念具有超越时空的生命活力，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更为令人欣慰的是，陶研已经在全国蔚然成风，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到处都可以遇见自称“小陶子”的陶研会成员，都可以察觉行知教育已经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广袤土地，而且在有些地区已是绿树成荫子满枝。每当我回想1987年暑假与各地众多“小陶子”在南京拜谒陶公墓地时的情景，一种类似麦加朝圣的崇敬之情便油然而生。我认为此乃世间真情，是我们民族乃至人类精魂之所在，用陶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境界——“爱满天下”。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在海外也有历久不衰的深远影响。我曾有幸应邀参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汉森教授(David T. Hansen)主编的《影响深远的教育理念：教育哲学与实践的伦理视野》一书的撰稿工作。全书共收20世纪十大著名教育家，其中亚洲只有两位，一位是日本的牧口常三郎(1871—1944)，另一位就是陶行知(1891—1946)。前者是创价教育体系的先驱者，后者则是生活教育体系的奠基人。按照编者的说法，他们与其他八位大家的教育理念的影响都将促使人类更加公正、更加祥和、更加辉煌。可见，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瑰宝。
从2005年开始，通过与创价学会的第三代会长池田大作长期对话，我逐渐发现牧口常三郎与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有许多共通之处，他们两人都曾接受杜威的启蒙，都注重教育当中人生价值的创造，都努力普及国民教育，都关爱贫苦弱势群体，都追求教育革新与社会公正，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等等。从牧口常三郎到户田城圣，再到池田大作，创价教育薪火相传，历久弥新，其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正向世界各地扩展。我国陶行知思想的研究与实践，特别是生活教育的不断创新，其发展势头之蓬蓬勃勃，亦堪与东邻比美。而创价教育在国际化方面所取得的丰富经验，更值得我们作必要的借鉴。我认为，现今中国正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借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固然很有意义，但像陶行知这样已为世界公认的20世纪伟大教育家、思想家，我们是否也应该在向世界推介方面作更大的努力呢?
洪宇在本科阶段是“中国近代史”的课代表，与我接触比较密切。他毕业后虽然被分配到华师教育系工作，但因为参与编辑《陶行知全集》，仍然与历史研究所(即现今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多有联系。后来经张健建议，他从我攻读博士学位，并选定陶行知研究为主攻方向。他不仅以自身的艰苦勤奋进一步打好此后学术生涯的坚实基础，而且还帮助我很快就融入陶研这个学术圈子，经过二三十年风风雨雨，陶研至今仍然是我学术视野的关注重点。特别是《陶行知年谱长编》，原来就发端于我的建议，经过他二三十年的苦心经营与勤奋积累，终于即将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付印问世，这更使我在迟暮之年得到莫大的慰藉。年谱长编是历史编纂的重要体裁之一，也是编写人物传记不可逾越的一级阶梯，而年谱长编的上乘之作本身往往就是一座独立的学术丰碑。胡适曾说“最好的年谱可算是中国最高等的传记”，这确实是大学者的深刻感悟。年谱长编按年月顺序，以时为经，以事为纬，以原始资料为依据，以语必有根为上乘，简要平实，弃绝议论，最有利于客观公正而且更为全面地再现传主丰富多彩的曲折人生。我深信，四卷本《陶行知年谱长编》的出版，必将促使陶行知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洪宇自称：“花这么久的时间为陶行知先生编撰年谱长编，既是对这位教育家前辈的敬仰与纪念，也是尽自己一份学者的职责，履行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使他的思想、事业与精神得到永久的传承与光大。”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踏踏实实这么做的。他不仅研究陶行知，而且在实践中弘扬乃至超越陶行知。因为陶行知已经逝世几十年了，他不可能未卜先知当代教育的现状与问题，这些问题只能由我们这些后继者来回答并谋求解决。这决不是某种僭妄，而是真正的教育家应有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我认为这才是真正以陶行知精神来研究陶行知。归根到底，还是陶行知说得好：“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秉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在教育受到金钱追逐和功利主义严重腐蚀的今天，如何让教育回归自己的本真，校正自己的航向，乃是我们教育界诸端大事中的头等大事。我们应该把上述陶行知发自内心的这些真诚话语，作为刻骨铭心的警世良言，犹如暮鼓晨钟，时时拷问自己的心灵!
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