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梁 郭万婷
摘要
教育智库已成为影响政府教育决策和推动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根据主体的不同，可将我国教育智库分为官方教育智库、高校教育智库与民间教育智库。在当今教育综合改革的背景下，教育智库在影响决策、交流思想、培养人才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建设新型教育智库是我国教育智库的未来发展方向。
关键词
教育智库；分类；功能；问题；建设
当前，我国已进入了“智库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4月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形势的发展,智库的作用会越来越大”。[1]智库建设正成为当前社会科学界的时代最强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随着我国教育综合改革的不断发展，教育领域同样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教育智库的作用日益突显。与此相适应，我国不少教育研究机构纷纷以打造“教育智库”为口号、推出“建立一流教育智库”的目标，[2]但事实上，目前我国大多教育智库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也没有发挥出教育智库应有的资政建言作用。因此，探讨新形势下我国教育智库的建设问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教育智库的分类
教育智库是指由教育及其相关领域的专家和学者组成的，从专业化的角度，客观、科学地对教育领域出现的相关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并向政府部门提出政策建议的教育研究机构。伴随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不断推进，我国教育智库已经初具规模,成为影响教育决策的重要力量。根据主体的不同，可将我国的教育智库划分为以下几大类：
1.官方教育智库。
官方教育智库是教育部门的内生机构，其经费由政府通包，领导层由政府任命和配备，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核心思想库。相比较其他类型的教育智库而言，官方教育智库成立较早，发展也相对成熟，在资金、人才、课题、信息的全面保障及成果直通政府方面更具优势。我国官方教育智库的主体是教育部直属科研机构，包括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
2.高校教育智库。
高校教育智库是指隶属于大学的从事教育政策研究的组织，这类教育智库在人才汇集、学术影响力、问题研究方面享有丰富的资源，也是我国教育智库的主力军。当前我国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高校教育智库是教育部各司局在高校设立的教育研究机构，主要包括12个教育类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5个战略研究基地、4个国际教育研究基地、5个教育科学决策中心。
3.民间教育智库。
民间教育智库多是以教育公共政策研究为主的民办非营利性组织，由民间出资组织并体现民间的声音和需求，是对官方教育智库的有益补充,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当前我国比较有名的民间教育智库有：21世纪教育研究院、长江教育研究院、两江教育研究院、奕阳教育研究院等，它们专注于不同领域的教育改革与理论发展，是官方教育智库的强大后盾。近年来，随着公众自主意识的兴起、民间教育团队的壮大，民间教育智库也正在逐渐壮大。
二、教育智库的功能
教育智库的根本使命是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导向，为国家层面的重大教育决策提供理论参考与咨询服务，是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谋划者、决策方案的建言者、政策效果的评估者、社会舆论的引导者。我国教育智库将提供教育决策咨询、开展教育政策评估、促进学术交流、加快人才培养于一体，共同服务于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1.提供教育决策咨询
教育智库作为教育决策者的“智囊团”其首要职能便是围绕国家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展开教育政策研究，为决策者提供政策建议。这一核心功能越来越为各个教育智库所重视，并且表现也日益突出。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制定过程中，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倾力参与战略调研、意见收集、数据整理、文本起草、宣传解读工作，提交了169份文献报告。它还围绕《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重大政策议题，开展了教育发展战略目标、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国家标准、教育基本公共服务范围、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农民工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教育等课题研究，进行了教育满意度等专项调查，“十一五”期间共提交政策咨询报告300多份，为促进决策科学化提供了重要依据。[3]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张诗亚教授提出来的《关于在中国农村贫困地区教育中推进“更新工程”的建议》，被教育部办公厅报送国家科教小组、中宣部、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研究室等决策部门后被教育部采纳，根据该建议和教育部的采纳意见实施的“顶岗实习”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2.开展教育政策评估
教育政策的制定与评估之间有着内在的关系，一项教育政策在颁布之后，是否被实施以及效果如何，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等，都需要对政策的利弊得失以及政策实施的有效程度进行评估，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并提出政策调整的方案或政策终结的建议。教育智库作为第三方教育研究机构，拥有专业的研究人员和深厚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在教育评估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在我国义务教育改革发展过程中，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通过建立起覆盖东中西部地区的义务教育发展数据库，形成了一套完善的义务教育监测系统。围绕着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义务教育教师资源配置、义务教育学生变动状况、义务教育质量等问题，发布了一批有质量、有影响的监测、评估报告，如《中国60个项目县初中学生辍学情况监测报告》《中国60个项目县7577所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情况监测报告》《中国353个县教师工作生活状况调查报告》，[4]这些评估报告帮助建立起了义务教育领域的有关标准、模式及基础数据库，为我国义务教育的进一步改革发挥了引领作用。
3.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
学术交流的重要性在于可以促进教育研究新思想、新经验和新知识的创新、论证和共享，以激发新的研究思路和新问题，为后续研究提供有意义的学术积淀。各教育智库主要通过召开学术研讨会、各类国际人员交流、国际合作项目、专题讲座、学术访问等形式来促进学术交流。“十一五”期间，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共派出57人次，国外、境外来访290人次。该中心共举办和参与举办8次国际学术会议、4次国内学术会议，特别是2008年举办的第三届比较教育论坛，邀请到了来自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为世界比较教育学做出了贡献，同时也扩大了我国该学科在国际上的影响。[5]
4.加快人才培养
如何培养稳定、高水平的学术团队也是教育智库的职责之一，《教育规划纲要》对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提出了明确要求“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着力培养信念执着、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人才是决定智库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因素，智库也被称为“人才库”兼具培养人才和储备人才的功能。在此,一方面，我国教育智库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例如，在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选中，主题为教育类的入选论文共计14篇，其中出自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为10篇。[6]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断创新,采取了“专职研究人员”“兼职研究人员”“短期研究人员”“课题合作成员”等多种形式充分吸纳优秀人才，与此同时，还大力加强与海外大学的交往，联合培养研究生，取得了明显成效。[7]十年来，共培养了200多位博士，300多位硕士。其中，3篇博士学位论文获国家百篇优秀论文提名奖，5篇博士学位论文获上海市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奖。[8]
三、存在的问题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教育智库已经初具规模，并为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然而，毋庸讳言，我国教育智库发展还不够成熟，主要表现在独立性不足、影响力不广、专业性不强、可操作性不够、结构失衡等方面。
1.独立性不足
独立性是智库普遍恪守的准则。作为全球历史最为悠久的智库之布鲁金斯学会就将“高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作为其座右铭。严格意义上的教育智库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独立于政府决策机制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其所提供的决策研究报告必须是真凭实据，不能有丝毫的虚假,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智库大多属于独立核算的非营利组织。而我国教育智库或者直接设在政府教育部门内部，或者与决策中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资金来源、人员组织和行政体制上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隶属关系，这样，政府领导的长官意志就可能左右智库的最终成果，不仅导致教育智库独立话语权的缺失，也会危及其未来的自主发展。
2.影响力不广
从宏观角度来看，我国缺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端智库，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12全球智库年度报告》显示,在全球5465家智库中，美国拥有1777家，名列智库十强国家之首,且比其他九国的总和还要多。[9]而在世界前50名的智库中，中国只有6家入榜，且教育类智库还无法厕身其中。评判教育智库影响力大小的主要标准是决策者是否考虑或者采纳其政策建议，而我国教育智库的不少成果仍然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并没有真正成为教育变革创新的重要来源。其次，教育智库对于社会和大众的舆论影响力还不足，教育科研人员没能走出“围城”，与民众之间还存在一道隐形的“隔离带”，一方面是教育智库不懂得如何向公众“推销”自己，一方面是家长、教师在面临教育问题时,无法得到及时而准确的咨询服务。
3.专业性不强
当前，中国教育智库缺乏足够影响力的主要原因就是专业化程度不强，主要体现在教育智库的人员构成、知识结构以及智库成果等方面。首先在人员构成上，我国教育智库的主体是高校学者、教授，他们主要从事教学工作，难以担当政策研究与咨询工作。[10]其次在知识结构上，由于智库人员的来源较为单一，且专业背景相似，因此其知识结构多以专业知识和理论知识为主,而缺乏实践工作经验。另外，作为研究机构的我国教育智库，从事的研究仍以基础性学术理论研究为主，而不是以问题研究为主，缺乏对教育问题的前瞻性，因而对政府决策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
4.可操作性不够
长期以来，受到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制约，我国教育智库极为重视理论研究，成果多以学术论文或著作为价值取向，而对现实问题研究不够，“真正质量高、效果好、针对性强的研究成果、政策建议不多，”[11]结果导致“国有疑难无处问”。国内教育智库普遍长于对发达国家教育政策、教育制度、教育立法以及教育体制改革与发展的借鉴和引进，而怯于就国内具体的教育问题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对应之策。另外，教育研究方法缺乏实证性,仅仅立足于文献研究，而不是建立在数据意识与实地调研基础之上，结果必然无法获得有真实可靠、完整数据支撑的咨询报告。
5.教育智库结构失衡
西方发达国家将智库的数量与质量视为衡量这个国家发达水平和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在组织构成上，其官方与民间智库几乎平分秋色。但在我国，官方教育智库由于身处体制之内，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在吸纳优质人才、申请项目经费、采纳研究成果上都享有民间智库望尘莫及的特权，因此，官方和半官方的教育智库从机构数量到话语权力都占绝对优势，主导着教育智库市场。民间智库虽然以组织的形式出现，却并没有具备形成重大且有影响力决策的能力，更多的是依靠个人的知名度和号召力来扩大社会影响，以引起公众注意。这种过度强势而形成的垄断，有可能掩盖不同智库的声音，使不同见解特别是民间智库的一些富有独创性的见解难以脱颖而出，进而使教育智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受到挤压和压制，使智库市场因垄断而失去活力和创造激情。[12]
四、我国新型教育智库的建设之道
就教育智库的数量而言，我国已处于领先地位，但整体水平与西方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与此同时，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复杂性也对教育智库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建设新型教育智库是我国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实际上，新型教育智库应当具有前瞻性、创新性、独立性、联动性、结构多元、服务多元等特征。为实现这一转变，需要做到：
1.变应急导向为前瞻导向
当前我国教育智库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应急性较强而前瞻性不足，即习惯于应政府部门之急，但缺乏服务意识。面对突发性的重大教育问题，迅速提出应对之策固然是教育智库的应有职责之一，但如果没有对其进行长期的跟踪和系统研究，缺乏夯实的研究基础，也不可能为决策者提出完整而准确的信息。因此只有在问题出现之前，及时发现根源所在,提出解决之策，才是教育智库的未来发展方向。智库主要从事战略和政策导向研究，预见性和前瞻性是其核心竞争力，既要做到“想政府之所想”还要做到“想政府之未想”。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任务,“所要面对的各种关系十分庞杂且非常复杂，庞杂到无所不包，复杂到犬牙交错”。[13]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政策问题的研究是一个不断积累的研究过程，需要长期而系统的坚持，因此教育智库要着力破除制约教育领域自身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与其他社会领域的改革相互配合形成合力，适当拓宽研究领域，把握现实全局和发展趋势，更加注重前瞻性研究，引领教育领域改革。
2.变阐释导向为创新导向
当前，我国许多教育智库的实力相对有限，不少教育智库甚至沦为政府教育政策的诠释者和宣传者，负责为政府部门的教育政策和教育改革背书，难以提出有价值的决策建议，违背了智库的宗旨。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教育智库的依附性过强，受制于政府机构，缺乏自主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是由于智库人员本身缺乏创新性，研究方法过于传统。因此创新教育智库工作方式、转变智库人员思想观念是实现智库转型的当务之急。首先要突出问题意识，强化问题驱动。教育智库研究不能仅仅追随于政府的脚步，而应聚焦于当下的现实问题。其次，教育研究者应经常深入基层，开展田野研究，与一线教学人员建立密切的联系，以便及时掌握教育领域的最新动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最后，强调实证方法的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智库研究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越来越多的智库开始采用如系统分析、预测技术、调查方法、定性和定量分析等实证性的研究方法，而在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数据库和网络正为教育智库研究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
3.变单一学科导向为跨学科导向
教育领域面临的问题错综复杂，很多问题甚至已经超出教育的范畴，呈现出交叉发展的态势。由于教育智库的人员构成、学科背景单加之体制和机制限制，不同高校和学科之间的合作尚且存在诸多障碍和壁垒，使这种单一的专家团队只能保证其政策咨询的专业性，并不能保证其政策咨询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受学科背景的限制，他们在观察和分析教育问题时难免出现偏颇,难以窥见全貌，无法提出整体性的解决建议。例如教育部在建设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时，采用全国“唯的标准，即要求在同—领域、同一研究方向上只设一个重点研究基地，这种“唯一性”反而不利于不同学科智库之间的跨界交流。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往往具有全局性、综合性、整体性，对教育问题的分析及解决路径自然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个或某几个学科的视角，而是有赖于尽可能多的不同学科同时介入，相互协作，联合攻关。因此，学科协同便成为决策研究时必须奉行的一种基本方式。[14]因此，搭建跨学科对话平台，开展多方协作研究，是教育智库开展科研活动的必然趋势。
4.变体制依附导向为独立发展导向
独立性是智库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仅仅是跟在政府部门之后亦步亦趋，又怎么可能赢得政府部门的尊重？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之下,官方和半官方的教育智库在数量和质量上占有绝对优势，但这种优势是以牺牲智库的部分独立性换来的。然而，教育智库不是教育部门的附庸，而应成为其建设性的批评者。在这一点上，北京大学教育财政研究所树立了很好的榜样。针对国家近年逐步推行的“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这我国政府继全面实现城乡免费九年义务教育之后的又一重大举措。”[15]北大财政所在多次田野调查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中职免费政策在“促进中职招生”和“资助贫困学生”两个目标上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结论，并明确提出应放缓全面实施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16]这是第一份对一项正在实施的教育政策明确提出“放缓”建议的研究报告，显示了北大财政所秉持科学研究的良心。特别是，这一报告本来是有关政府部门委托北大财政所对2012年加大中职财政投入、实行全面免费举措提出的一个政策建议报告，而北大财政所却没有一味迎合政府的需要,而是唱了反调，更加凸显了北大财政所的独立性，这种不人云亦云的独立性正是教育智库的价值之所在。
5.变内部封闭导向为协作共赢导向
新型教育智库的建设依赖于各智库之间良好的共享和参与机制，一是建立信息和资源共享机制，积极探索建立一个教育智库之间的知识共享平台；[17]二是建立人员流动机制，在智库与智库、智库与企业、政府部门之间实现人员自由流动，为政府工作人员、智库成员的转型提供制度条件；三是建立合作开放的联动机制，教育智库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既可以是同领域的，也可以是跨领域的，既可以是国内的也可以是国外的。从国内来看，要加强民间智库与官方、半官方智库的合作,发挥官方智库的资源优势和民间智库的独立性优势，让民间智库参与到相关项目研究之中来。从国际来看，要坚持在合作中学习借鉴。一方面要通过多种渠道加快与它们的合作，实现近身学习。另一方面应借鉴国外知名教育智库的运作机制、筹款方式，以及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为我国教育智库的转型寻求发展之道。如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委员会（Australian Council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ACER）从一个小规模的教育研究所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级教育智库，所采取的董事会负责制的专业化管理、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联合攻关、吸纳兼具深厚学术底蕴和丰富工作经验的研究人员等措施就可以为我国建设新型教育智库所借鉴。[18]
6.变单一服务导向为综合服务导向
虽然政府机构是教育智库的主要服务对象，但也不能因此而忽视了政府之外的普通大众。新型教育智库的服务对象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一除了政府之外，至少还包括公众、企业、媒体等。特别是对于教育这样一个与千家万户联系极为密切的领域，引导舆论、服务大众更是责无旁贷。教育智库服务于大众的过程也是扩大其自身影响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育智库从公众那里获得关于教育政策的反馈和意见，公众则从教育智库的成果中寻求参考和咨询。教育智库服务公众的方式主要有：发行学术出版物、召开研讨会或举行培训活动、利用大众传媒等。在当前形势下，大众媒体是一种更为有效和常见的传播路径，正如前胡佛研究所所长坎贝尔所说：“除了书籍以外，另一途径就是让这些主张通过报纸及时传递到大众手中，我们要求学者们的写作从书籍及专业期刊延伸到大众媒体中。”[19]总之，教育智库要树立综合服务的理念，不仅做到上通政府部门，更要做到下达普通大众,拓宽服务渠道，以为我国教育综合改革保驾护航。
注释
①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将“到2015年初步建成中国特色一流国家教育智库”列入其“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在2011年的教育部简报中堤出：“经过五到十年，努力建成一流的国家教育政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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