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21世纪教育研究院，北京100088）
摘要
民间智库做教育政策的研究，提出不同的思路和方案，它的价值不仅是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而且造就了一个思想市场，即公共政策问题应该有更多人的讨论，有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意见。民间智库价值实现的关键要素是“独立性”、“公信力”、“影响力”。
关键词
民间；智库；价值；定位
这里我想结合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工作，来探讨和分享一下关于民间智库的功能、价值。
一、民间智库的教育公共政策研究
我们认识到现在相当多的公共政策是呈开环状态，没有评价、反馈、纠错的机制，这样一种公共政策距离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的距离是非常远的，甚至一些基础的数据也是不完整、不真实的。这些年我们做的比较重要的几个研究，包括对农村近十年撤改并校，大规模的撤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后果的评价，对北京市“小升初”择校乱象的评价，对高考改革的民间版方案的评价，等等，我们的研究都产生了非常大的社会影响。2014年，北京市的“小升初”治理打了一个翻身仗，彻底改变了前些年各种各样的非法渠道，包括共建生、条子生、缴费生等等得到了彻底清理，80%以上实现了就近入学。这个变化比我们预期还要早，我们本来估计北京市这个事情的解决会遥遥无期，因为有一个庞大的上层建筑，这些阶层都希望享受优势教育，所以以为是无解的，但后来还是解决了。
所以民间智库做教育政策的研究，提出不同的思路和方案，它的价值不仅是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而且造就了一个思想市场，即公共政策问题应该有更多人的讨论，有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意见。我们现在的公共决策一是缺乏公开讨论，包括高考政策，没有公开讨论；二是单方案决策。就2014年的高考方案而言，我觉得不幸中的大幸，就是中央决定只在上海和浙江两地做实验，而不是全国普遍铺开，这就把风险放在可控的范围内。
民间智库的工作模式和价值实现路径。
十多年来，我们积极开展第三方教育评估。虽然我们对政府的批评很多，但对于做得好的政府也给予积极鼓励。我们学习俞可平做的地方政府评价的模式，做了地方政府的教育创新评价，从2008年开始，每两年一届，2014年是第四届，获大奖的就是“北京市教育”，壮士断腕、自我革命，一举扭转了“小升初”落后的局面。所以我们意识到社会组织（NGO）和政府是一种合作伙伴的关系，对政府做得不够的需要批评，做得好的需要鼓励。
我认为民间智库的工作模式与政府智库的定位是完全不一样的，政府智库主要是帮政府出谋划策，或者做一些解释宣传。我们做教育公共政策研究，有一个概念，即问题导向、解决问题导向。我们的研究，不是为了发表期刊文章，也没有其他功利的目的，而是为了促进问题的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方案。这些意见如何影响、改变公共政策呢？或者说民间智库通过哪些路径实现其价值呢？我们有三个主要的途径：
一是给领导人“递折子”、送材料，等待相关领导的批示。我个人认为这是受20世纪80年代比较封闭时候的唯一参政议政途径影响，但现在对这种方式的作用不能高估。
二是把意见、建议通过两会的提案，转化为正式的议政渠道。但是对这个渠道也不能寄予太大希望，因为目前这方面的系统离理想状态还很远。
三是通过信息公开，通过扩大公众的知情权，通过影响舆论来影响政策。这是我们现在最看重的渠道。这个方式在现代社会、信息社会非常有价值和作用。同时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也采取公众参与的方式，也就是把问题的利益相关方，包括媒体、地方政府，通过共同的调研、讨论来形成共识，当调研完成时，已经能够影响一些人。所以我们的工作模式是一种公众参与的行动模式。
二、实现民间智库价值的关键
在2014年的中国首届智库评价会议上，明确民间智库价值实现的关键要素是“独立性”“公信力”“影响力”。只有具有独立性才能建立公信力，才能有真知灼见，在中国很多时候需要有说真话的勇气，而不仅仅是技术、专业、方法。公信力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是独立性，二是专业性。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21世纪教育研究院之所在第一次中国首届智库评价会议上得到这样的成绩，和我们的社会传播有关。我们意识到在大众传播的时代，在网络的时代，舆论影响力的重要价值，所以我们不大赞同有些智库的做法，将研究报告送给政府机关，得到领导批示就算得到重视。而是研究结果必须公开，让关注问题的社会各界人士知道真相。没有公开，只有领导意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就很有限。
作者简介：杨东平，男，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所教授，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