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秉林 | 关于教育智库建设的几点思考



钟秉林(北京师范大学,北京100875)

摘要

  教育智库,面向问题开展教育资政研究,教育科学研究是做好智库建设工作和政策咨询的重要基础。改善研究,提高教育资政能力:一是规范政策研究,提高资政服务的科学性;二是加强微观应用研究,强化指导实践功能;三是加强国际比较研究的针对性,重视本土化实践研究;四是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促进教育学科建设;五是创新研究方法,加强实证研究;六是改善文风和学风;协调发展,提升教育资政水平:一是重视交叉融合研究。二是搭建交流合作平台。

关键词

  教育智库;教育研究;建设;思考

1.面向问题,开展教育资政研究

  教育智库要面向问题开展教育资政研究。做好执政研究工作,要能够把握教育改革发展的大趋势:

  第一个趋势是教育发展方式正在发生转变。教育主要矛盾从过去的教育资源短缺转变为优质教育资源短缺。一方面,社会和老百姓对于高质量教育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恰恰是优质教育资源严重短缺。化解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是提高教育质量,尤其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办好每一所学校。教育发展和学校发展要遵循其自身规律,其中很重要的一条规律就是长期积累、厚积薄发。精良教师队伍是办好学校的关键,优良办学传统、校风、学风和校园文化是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条件。这些都不可能一朝一夕、一蹴而就,也不可能简单地用钱堆砌出来。当前,我们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是:第一,如何不断拓展优质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第二,如何合理配置当前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公平;第三,如何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不断增强我国教育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国教育发展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从过去以规模扩张和空间拓展为特征的外延发展,转变为以提高质量和优化结构为核心的内涵发展。

  第二个趋势是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学校办学主体地位不断增强。自主权的增加意味着责任和义务也增加了,各级各类学校内涵建设、特色发展的任务非常繁重,需要时间的积累,这和老百姓对于优质资源的迫切需求形成了强烈反差。同时,随着教育规模的扩大,教育利益相关者增多,利益诉求多样,而这种利益诉求显现出来的价值取向往往是不同的、矛盾的,甚至是激烈冲突的。这就使得教育决策以及教育改革举措出台的过程,往往成为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博弈过程。政府为了使政策出台落地,就要进行平衡、综合,甚至做出某种妥协,而这样的政策出台以后,又往往会遭到来自各个利益群体的质疑和批评。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和老百姓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选择性需求越来越强烈,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对于提升教育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教育内部各领域关联度日益增强,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更加紧密。比如,高考改革、创新人才培养等,绝不仅仅是高校的事情。同时由于社会诚信体系还不健全,一些教育改革举措往往首先受到社会公信力的质疑。这就使得教育决策和改革举措的实施难度比过去要大得多。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深化综合改革,坚持依法治教,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我们要关注教育重大问题和难点问题。总体而言,教育的质量问题、公平问题、结构问题更加凸显,而不同教育领域的重点是不同的。学前教育阶段要实现普及和提高保教质量并重,避免幼儿园教育“小学化”的倾向;义务教育阶段要强调优质资源均衡发展;高中阶段教育应该多样化、有特色,给老百姓提供选择;职业教育要适应需求,促进受教育者职业生涯的发展;高等教育阶段要提高竞争力,提高教育质量,同时更加多样化。如何针对每个领域不同的矛盾和问题精准施策,如何加强统筹协调,这是我们进行智库建设、开展政策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

  从共性问题而言,目前存在教育投入、教育资源配置、公平与效益、区域布局结构、学科专业结构、院校设置以及学位授权审核等问题。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培养模式、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人才培养质量保障机制建设等问题。另外,还有各级各类学校中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建设、教育法制建设、教育治理结构优化和治理能力提升、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教育信息化与教育现代化、教育开放和教育国际化等问题。从事政策研究,一定要加强系统研究,注重顶层设计,同时要强调深化综合改革。因为教育改革政策的出台已经远远超出了教育的范畴,社会、政府、学校必须协同改革;学校内部的改革也是如此,必须举全校之力来进行改革。

2.改善研究,提高教育资政能力

  做好智库建设工作和政策咨询的重要基础是教育科学研究。教育研究要“顶天立地”,教育理论研究要接地气,教育实践研究要有支撑。

  一是规范政策研究,提高资政服务的科学性。从现状来看,在某种程度上,教育研究的前瞻性、批判性不足,对政府教育决策的影响力不够。要加强政策研究的规范性和前瞻性,结合国家和地方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改革举措的出台开展研究,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提出政策和对策建议。要处理好批判性和建设性的关系,既要具有批判性的思维,明确指出相关政策的问题和不足,同时又要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不断完善教育政策的反馈机制和纠错机制。教育政策解读工作也要努力做到科学、全面,努力搭建社会各界了解重大教育决策和改革举措,以及政府检验教育政策效能的桥梁。

  二是加强微观应用研究,强化指导实践功能。从国内教育研究情况来看,院校研究显得薄弱,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服务学校改革发展和管理实践是做研究的重要使命,要加强微观应用研究,尤其是加强院校研究,结合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实践来开展研究。比如,学校的发展目标定位、内部治理结构、管理机制与运行机制、人才培养模式、教师队伍建设、科学研究、学科建设、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等问题,都要深入研究和理论指导,这样才能为政府教育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三是加强国际比较研究的针对性,重视本土化实践研究。提供决策参考依据时,往往要求有国际比较,并结合国情提出建议。需要避免的一个倾向是,介绍和评述较多而结合国情、校情进行深入分析和提炼的能力相对较弱。要进一步拓展国际比较教育的研究视野,包括国别研究、问题领域和研究方法等。要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教育理念、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注重批判和反思,立足我们国家的教育实际,反观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要在了解国外经验产生的背景以及准确把握其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探索国际经验的本土化实践,避免生搬硬套、以偏概全。

  四是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促进教育学科建设。要加强问题导向,从教育改革发展实践中发现“真问题”,这在决策咨询中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还要高度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否则教育实践探索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教育学科也会沦为其它学科的附庸。教育学是一门学科,也是一个研究领域。作为学科,教育学尚需在概念体系、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和方法论体系等方面不断完善;作为研究领域,教育研究则需要更好地回应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诉求。

  五是创新研究方法,加强实证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讲,目前定性研究方法为主的教育研究格局还没有完全改变,量化分析和个案研究较少,实证研究还没有得到广泛应用。我们需要丰富和完善教育研究的方法论体系,借鉴在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成功应用的统计分析法、模型分析法、个案研究法等方法手段,创造性地运用于教育领域。特别是要把理论思辨、实证研究、量化分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只有这样做,才能揭示当前日益复杂和隐蔽的教育规律,阐释杂乱纷繁的教育现象和问题,提高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六是改善文风和学风。要针对咨询服务对象,采取合适的结构形式、阐释方式和话语体系,这是影响决策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要避免概念堆砌、生创术语、冗长空泛、八股文风,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不是很难,而要将复杂的实践问题或高深的理论问题用通俗的语言阐释清楚,让决策部门采纳,指导学校改革实践,则相当困难。要倡导实事求是、严谨治学、求真务实的学风,同时保持自己的个性、风格和特色。教育智库一定要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这样才能够得到重视。

3.协调发展,提升教育资政水平

  一是重视交叉融合研究。要进行“跨域”研究,综合教育的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类型来开展研究。教育重大问题以及难点问题的解决,必须统筹协调考虑,协同进行改革。要进行“跨界”研究,跳出教育研究教育,从教育与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发展密切关联的视角开展研究。要开展“跨学科”研究,不论是理论研究、实践研究,还是方法体系构建,都要重视跨学科。

  二是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可以进行观点交锋、经验分享;可以共享有关研究咨询成果,尤其是实现数据共享。另外,在这个平台上,希望大家能够进行合作研究,联合攻关;同时还要探索体制机制创新,提高研究和咨询的效率,避免重复研究和低水平研究。


作者简介:钟秉林,男,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