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卫东（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武汉 430079）
摘要
我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期，作为实现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万能钥匙”，职业教育发展引人注目。职业教育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期间既面临重大的机遇，又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通过分析亚洲四小龙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职业教育改革策略，以及德国、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期间，在职业教育法律法规建设、职业教育规模和发展速度、经费保障机制、职业教育体系、专业设置和课程改革和产学合作等方面的发展经验，提出我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策略。
关键词
中等收入陷阱；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战略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内涵及形成的主要原因
2012年我国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2011年公布的国家收入分组标准，即人均国民收入小于1005美元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1006美元到3975美元为低中等收入国家，3976美元到12275美元为高中等收入国家，这就意味着我国已经跨入高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是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概念，其基本涵义是：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的停止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进入这个时期，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1]“中等收入陷阱”指原有的经济政策只能保证一些国家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不能保证这些国家继续进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
拉美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起GDP增长非常迅速，到20世纪70年代末，大多数拉美国家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忽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城乡发展之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经济增长同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从而出现了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和地区差距拉大、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出现了“失去的十年”的困境。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拉美经济增速开始明显放缓，且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从1999年开始，拉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多次出现负增长年份。[2]最近几年，在经济增长的推动下，拉美国家经济增长形势虽有不同程度的好转，但没有迹象表明这种暂时的好转会促成某种根本性的改善。截止2011年，拉美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平均滞留的时间37年，其中智利40年，乌拉圭38年，墨西哥37年，巴西36年，哥伦比亚32年，阿根廷长达49年。[3]此外，东亚、东南亚以及东盟国家等正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中等收入陷阱”是如何形成的呢？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四点：其一，经济增长模式落后。拉美等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后，未能及时转换发展模式，继续推进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进口替代，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仍维持“举债增长”模式。他们遵循“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经济，利用劳动力、土地等自然资源禀赋搞进口替代和加强出口等，使这些国家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恶性循环，不可自拔。事实上，经济增长多度依赖资源的开发、单一的出口、现存的农业和国外的援助等高投资率和高能耗率来推动经济增长，是无法维持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其二，技术创新瓶颈制约。拉美等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成本优势逐渐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其他低收入劳动密集型国家竞争，在中高端市场上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制约，难以与西方发达国家抗衡。在这种这种上挤下压的环境里，就会很容易失去增长动力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其三，收入分配严重不公。《世界银行发展报告2006：平等与发展》指出，经济中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水平确实可以起到刺激投资的作用，然而还有一些形式的不平等却对经济效率和增长有着致命的阻碍作用。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拉美国家已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地区。20世纪60年代的基尼系数达到0.532，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的收入分配有所好转，20世纪80年代形势再度恶化，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稍有起色，但贫困程度仍没有降至20世纪80年代金融危机前的水平，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金融危机在主要国家的爆发和蔓延，拉美等国家的贫困率再次上升，近些年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4]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大大减弱。不仅如此，一些国家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其四，体制变革严重滞后。拉美等国家体制变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财富过度集中，利益集团势力强大，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功能严重扭曲，这些均严重影响到这些国家经济自由发展。
二、我国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危险
我国当前的人均GDP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拉美国家处于相同的水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危险一段时期内长期存在，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其一，经济增长动力持续衰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我国经济增长粗放型规模扩张表现更为明显。以能源为例，能源生产、消费的增长的速度低于GDP的增长速度，这表明中国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需要1.5倍以上的能源消耗才能支撑。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8.5%，而消耗的钢材占46%，煤炭占45%，水泥占48%，油气占10%。中国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等8个行业单位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5]这样大规模能源消耗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今后一段时期，随着经济总量的继续扩大，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将持续加剧，经济增长动力持续衰减。不仅如此，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过多地依赖投资拉动，这一特征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还有所强化。据统计，2009年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率高达87.6%，2011年仍达48.8%。2011年，消费率有所提高，达到55.5%，仍远低于发达国家80%左右的水平，也明显低于中等收入国家67%左右的平均水平。[6]其二，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劳动力无限供给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然而，近年来我国农民工中青壮年比例不断下降，导致我国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的供求关系正在发生全局性变化，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的趋势逐步显现。2004年，珠江三角洲地区就开始出现以“民工荒”为表现形式的劳动力短缺。随后，扩大到长江三角洲地区，进而蔓延到中部地区劳动力输出省份，成为遍及全国的普遍现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有所缓和，但2009年再次卷土重来。此后，劳动力短缺现象，无论在沿海地区还是在内陆地区，都没有再中断过。劳动力短缺改变了长期以来劳动力供求关系，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普遍上涨，导致我国劳动力成本显著上升。一项企业调查显示，劳动力成本上升20%，对那些竞争性行业的企业来说，因行业的劳动力成本占比不同，而分别降低企业利润水平的20%—65%不等。[7]其三，科技创新难度加大。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引进外来技术难度越来越大，自主创新能力又受到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的制约，科技创新难度不断加大。据估算，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从1978—1994年期间的46.9%，大幅度降低到2005—2009年期间的31.8%，并预计进一步降低为2010—2015年期间的28.0%。[8]可见，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持续下降，结果导致科技创新难度加大。其四，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近年来，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从城乡来看，197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53倍，2009年扩大到3.33倍；从区域来看，2009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地区是最低地区的2.4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地区差距是4.2倍；从行业来看，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前10个行业与最低的后10个行业之间的差距，由2005年的3.5倍扩大到2009年的4.1倍；从不同收入群体来看，2000年城镇20%的高收入户是20%低收入户的2.1倍，2009年扩大到5.7倍，农村由同期的6.5倍扩大到7.5倍。[9]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期我国职业教育面临的重要机遇
（一）职业教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的技术、技能和管理水平，从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积极推进“再工业化”，力图在新的技术平台上发展新兴产业部门，使我国已经形成的或正在形成的生产能力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传统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低端加工组装、缺乏自主技术和品牌效应的局面难以为继，迫切要求我国加快推进新一轮产业转型升级，在提升传统产业竞争优势的同时，向新兴产业领域积极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产业转型升级就是通过个别企业生产技术的不断更新和改造，使生产要素不断更新和形成新的组合，并通过产业间的关联，引起社会生产力发生质的飞跃，带动产业整体升级。产业转型升级首先要消除结构的不协调和低度化，促进产业良好发育，增强产业的整体素质，加速产业结构转换，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而职业教育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职业教育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推动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核心就是社会生产技术基础更新所引发的结构性改进，即由于新技术的开发、引进、应用、扩散，引起的高新产业不断发展，提高其资金、产值和劳动力比重；传统产业不断进行高新技术改造，提高其技术含量。职业教育可以为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和传统产业的改造提供大量应用型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大批熟练技术工人。当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就需要大批的复合型技术人才、管理人才来支撑；当传统产业得到改造时，也需要职业教育提供的大批高技能专门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其二，职业教育的发展有利于产业转移的顺利实现。我们知道，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同时也是大规模产业转移的过程，产业转移往往源自于其所依赖的生产要素禀赋的变化和相对价格的变化，一个区域内经济技术发展到更高阶段后，劳动力素质有力很大的提高，资本积累比较充足，技术发展水平比较高，产业结构也随着经济技术水平的提高不断升级，并推动要素价格上涨，因此往往迫使某些产业使从生产要素比较昂贵的经济发达区域转移到比较廉价的经济落后地区，从而实现转出区和转入区产业结构同时转型升级。职业教育的发展，使转出区拥有较多的技能型和创新型人才，从而对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壮大形成巨大的推动力，同时也迫使产出区某些产业大规模向外转移。就转入区而言，这些地区往往会利用经济辐射和产业转移的机会，其职业教育往往会适度超前发展，为顺利迎接相对先进的产业转入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由此可见，无论是转入区还是转出区，职业教育的发展均有利于产业转移，从而顺利实现区域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二）职业教育可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从而进一步加快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引导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和美国的高科技发展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城市化是指在某一地域范围内，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人口向城市聚集、城市生活方式不断强化的过程。而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志。研究发现，城市化与中等收入国家进一步可持续发展密不可分，处理好城市化问题是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10]研究表明，未来10年我国的城镇人口比重上升到2/3，年均社会消费额可以从目前的10万亿元增加到20万亿元。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新增投资需求6.6万亿元，能够替代10万亿元出口。[11]城市化是随着工业和服务业的集聚和升级，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的过程，教育是推动这个过程的重要动力之一。美国经济学家米凯·吉瑟研究证明，在乡村地区，教育水平每提高10%，就会多诱导6%—7%的农民迁出农业。[12]提高农民的受教育水平是确保农村剩余劳动劳动力有序转移的一项有效措施。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推进，每年1%的城市化率的提高意味着我国每年有1000万以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这些剩余劳动力要在城市生活谋业，就要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和城市适应能力。具体而言，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实施必要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可以促使他们具有进城务工所需要的一技之长，提高他们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可以促进转移农民再社会化，促使他们养成适应城市社会需要的行为习惯、价值观念和社会情感；可以促进转移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促使他们适应城市社会的居住环境、城市生态和城市生活条件。
（三）职业教育可以促进技术进步，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一般而言，经济增长有两个根本途径或方式：一是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二是依靠技术进步。前者为粗放型或外延型经济增长方式，后者则为集约型或内涵型经济增长方式。技术进步是推动现代经济增长越来越重要的力量，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直接驱动力。而职业教育在科学技术的形成、发展、进步和应用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具体而言，职业教育推动技术进步的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有利于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科学技术包括科学和技术，科学属于认识世界的范畴，而技术则是改造世界的手段。科学知识为技术进步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技术进步则把科学知识转化为直接生产能力。职业教育可以将潜在的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的生产技术，也可以将大量新工艺、新技术和新设备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其二，再生产科学技术。职业教育通过传递和积累科学技术从而发挥再生产科学技术的功能，通过原来由极少数人所掌握的科学技术变为更多的人掌握来扩大其传播和适用范围，使科学技术得到再生产。其三，直接生产科学技术，职业教育特别是高职教育，利用自身的人才、设备、专业、技术等优势，开展技术创造和发明，可以发挥直接生产科学技术的功能。[13]
（四）职业教育可以提高中下人群的收入，从而有效地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收入分配差距缩小是构成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稳定器。然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仍处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矛盾凸显期和风险的高发期，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和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局面难以为继，迫切要求调整既有利益格局，促进居民收入公平分配。而职业教育是提高中下人群收入、有效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途径之一。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职业教育可以提高中高职毕业生的收入。中高职毕业生一般来自中下收入阶层。研究表明，接受高职教育者比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者的人力资本要高11821.9元，这使得平均寿命为70岁的人持久收入（19—70岁）提高4517.73元；初中生接受中职教育者比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者的人力资本要高6634.53元，这使得平均寿命为70岁的持久性收入提高2477.16元。[14]可见，职业教育让学生学习实用知识和技能，就可增加其预期收益。其二，职业教育可以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后的职业稳定性和收入。研究表明，贫困农户通过劳动力外出途径，可以提高家庭人均收入的8.5%到13.1%。[15]另据研究，职前培训和在职培训使农民工收入分别增加21%和5%左右，说明职前培训和在职培训均能有效地促进转移农民的收入。[16]其三，职业教育可以提高城市失业人员的收入。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解决失业问题特别是结构性失业问题，最有效的手段是大力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如美国劳工部专门制定了失业工人培训计划，使70%的培训对象找到了工作。我国的实践也充分证明，组织失业人员参加再就业培训，可以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和市场就业意识，对促进他们再就业很有帮助。[17]职业教育能促使失业人员再就业，自然也就提高了他们的家庭收入，从而缩小了和其他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
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期我国职业教育面临的巨大挑战
（一）人口红利消失对职业教育的重大挑战
迄今为止，我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确为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我国赢得了人口红利。但是，长期的低生育率已经将我国推进到人口转变的新阶段，人口抚养比持续上升，劳动力年龄人口不断增长，这就意味着我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从人口抚养比这个人口红利的显示性指标来看，其长期下降趋势已经在减速，并在2013年前后降至最低点。[18]人口红利消失的直接后果是，劳动力无限供给已经成为历史，非熟练劳动力短缺和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甚至出现大学毕业生与普通劳动者之间以及普通劳动者内不同教育水平之间的工资差距大幅缩小的现象。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现实问题是，家庭可能不愿意孩子继续上学，特别是上机会成本和直接费用昂贵的高中及大学的意愿可能下降。就职业教育而言，人口红利消失意味着职业教育的生源可能受到致命的威胁，职业教育如何进一步发展面临重大的抉择。
（二）工业化进程加速对职业教育的巨大冲击
我国目前正处工业化加速时期，该时期正是经济结构急剧变化的阶段。从国际经验来看，各国工业化加速时期是其技术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变化最为急速的时期。一方面，制造业增速进一步加剧，传统产业尤其是第一产业在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而市场需求规模相对缩小的情况下，在国民经济比重中迅速而持续下降；另一方面，工业化本身从一般加工业为主逐步向重工和重化工以及服务业等转化。工业化进程加速的直接后果是，传统产业不断萎缩，新兴产业日益兴起，科学技术应用越来越广，最终出现机器“排挤”人的现象。工业化进程加速给职业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一方面，职业教育结构难以适应经济转型升级加速后其产业结构的急剧变化，可能会产生供需结构性失调的局面；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在机器“排挤”人的过程中日益落伍，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劳动力市场工资趋同给职业教育带来的严峻形势
伴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决定也会发生相应地变化。在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其工资水平并不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来决定。经济发展越过刘易斯拐点后，劳动力市场上日益变化的供求关系开始在不同群体发生作用，即熟练劳动者的稀缺性相对稳定，而非熟练劳动者的稀缺性显著增强，其工资形成基础逐渐从生存水平转变为劳动边际生产力。因此，在这个特定时期，劳动力市场总体上将呈现工资趋同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不同技能的农民工工资趋同，即低技能农民工和高技能农民工工资趋同；农民工和城市职工工资趋同；区域间工资趋同。劳动力市场工资趋同会对职业教育发展带来重大的挑战，即不少初高中生会辍学并提前进入劳动力市场，导致职业教育缺乏足够的吸引力，职业教育进一步发展会受到严重影响。这势必会对未来的劳动力素质造成损伤，也成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新的羁绊。
（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速对职业教育的重大影响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演变呈现较强的阶段性和有序性，产业结构的重心的演变基本上遵循农业——轻工业——基础工业——重加工业——轻重结合高智能型加工业—现代服务业，这也与产业的要素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再向知识密集型的转变相对应。而且，在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会进一步提速：一方面，制造业增速进一步加剧，传统产业尤其是第一产业在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而市场需求规模相对缩小的情况下，在国民经济比重中迅速而持续下降；另一方面，工业化本身从一般加工业为主逐步向重工和重化工以及服务业等转化。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时期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也会进一步提速。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速直接后果是，传统产业不断萎缩，新兴产业日益兴起，科学技术应用越来越广，最终出现机器“排挤”人的现象。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速给职业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一方面，职业教育结构难以适应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速后产业结构的急剧变化；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在“机器排挤人”的过程中失去了应有的作用。
五、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期亚洲“四小龙”职业教育改革的基本经验
国际上公认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就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人均GDP从6000美元到1万美元的跨越，用了5年时间（1990—1995），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韩国经济连续三年下滑至1万美元以下，但很快在2001年再次跨越1万美元大关。台湾1988年人均GDP突破6000美元，到1992年突破10000美元顺利了进入高收入水平行列。新加坡在1980年人均GDP为4910美元，1988年就接近1万美元达到9550美元；而香港在1980年人均GDP为5740美元，1988年就跨越1万美元大关达到10760美元。新加坡和香港实现1万美元的跨越差不多用了8年时间。职业教育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万能钥匙”[18]，亚洲“四小龙”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前二三十年间，重视职业教育与经济建设同步发展，将其作为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行技术创新来适应新兴产业需求、缩小贫富收入差距等的重要武器，职业教育为它们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适时调整职业教育层次结构来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韩国之所以一举成为高收入国家，主要得益于经济转型升级，其中职业教育功不可没。20世纪60年代经济刚起飞时，韩国利用本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实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重点发展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此，韩国颁布《产业教育振兴法》，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强化职业教育；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将五年制职业技术学校改为二年制短期职业大学；强化在职培训体制，颁布法令、法规使职前教育与职后培训一体化。[19]进入20世纪70年代，韩国利用发达国家重化工业向新兴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机会，大力发展钢铁、非铁金属、机械、造船、汽车、电子、石油化工、水泥、陶瓷等重化工业，到1980年其重化工业在制造业的比重上升到50%以上。此时，韩国急需一大批中高级职业技术人才。1973年韩国制定了“加强重化工业教育方案”，规定到1981年要培养振兴重化工业所需要的技术人员1015400名。20世纪70年代末韩国还对短期大学进行了整顿，统一确立为专科大学，主要培养实用职业技术骨干和高级管理人才。[20]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韩国提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政策目标，实施“技术立国”的战略，对重化工业进行技术升级改造，同时大力发展精细化工、精密仪器、计算机和电子机械等。为此，韩国重点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通过改革开放大学和扩充科技学院来扩大办学形式，通过创立科技大学来强化教育和产业部门之间的密切联系。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韩国受到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打击，经济严重衰退，失业人数大幅增加。韩国积极推进金融体系、劳动力市场、公共部门改革以及企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韩国逐渐建立了合理的职业教育动态体系，一是使职业高中、二年制专科学校、四年制产业大学和职业研究生教育形成纵向衔接关系，二是使各级职业教育的课程衔接，三是使职业教育体系趋向于开放化。[21]
20世纪60年代初，台湾实行以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为特征的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这就需要大量受过一定程度职业教育的劳动力。为此，台湾当局关、停、并、转了初级职业学校，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调整普通高中与高级职业教育的比例。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台湾实行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随着现代化工业的迅速发展，越来越需要大批熟练技能的工人。台湾在大力发展高级职校的同时，开始注重发展专科职业教育。进入20世纪70年代，台湾逐步转向资本与技术密集产业，经济建设对人力的需求开始从量的扩充转向质的提升。台湾开始对高等职业教育进行改造，主要采取两大措施：一是控制专科学校数量的增长，提升办学质量，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二是组建本科职业技术学院，提升台湾职教办学层次，构筑完整的职教体系。[22]进入20世纪90年代，伴随世界知识经济的兴起，台湾以信息产业为发展重点，台湾开始全面调整职业教育结构，废除三年制专科教育，增设技术学院，将绩优专科学校改制升格为技术学院、绩优技术学院改制为科技大学等改革。总之，职业教育在缔造台湾经济奇迹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推手的角色，对台湾经济的起飞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加坡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发展外向型经济，主要发展以炼油、造船、电子电器等为主的制造业，这就需要大批的技术工人。1961年，新加坡成立了职业教育调查委员会，提出建立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方案。进入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已经全面进入高科技发展时期，除制造业外，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和金融业等第三产业迅速发展起来，社会各行各业对各种技术人才提出大量的需求。新加坡除了继续扩大原有的各级职业教育外，政府要求在各级各类普通教育中也开展职业教育，并把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统一起来，使普通教育职业化。[23]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加坡以建立肯特科技园为标志逐渐淘汰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发展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有增长潜力的服务业，成为东南亚和亚太地区的区域性服务中心。新加坡将工艺教育学院替代职业训练局，并赋予了新的功能；在普通中学正式增设有职教性质的普通（工艺）课程；革新技能发展发展基金实施办法，鼓励公司通过有计划的培训来提高员工的技能；推行“工读双轨计划”[24]，适应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香港20世纪60年代经济起飞阶段，制造业出现竞相发展的势头，需要大批受过职业教育训练的产业工人。为此，香港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发展实用中学和工业中学。进入20世纪70年代，香港的工业生产从过去的低档次、劳动密集型（如纺织、制衣、塑胶）向高档次、技术密集型（如电子、钟表）逐步过渡，开始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以适应经济高级化对人才需求的高级化。自1970年开办了第一所工业学院以后，先后再建立了7所工业学院。[25]20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开始转向以“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其工业以生产优质、高档次以及高科技产品为目标，发展高水平理工教育势在必行。1975年至1985年10年间，香港理工教育从原来两所大学的10多个专业发展成50多个专业，为香港培养了大批理工科人才。
（二）大力调整专业结构和课程设置以适应新兴产业发展的需求
韩国非常重视课程改革，曾先后进行7次普通学校的课程改革。20世纪60年代，韩国开始注重在普通教育体系中渗透职业教育，逐步走向普通教育职业化。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韩国课程改革主张加强职业教育，为韩国的经济起飞培养了大批适应“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以出口产业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开发战略的技术人才。20世纪80年代中期，韩国提出“尖端科技立国”，其课程改革就提出了发展个性，加强“英才教育”，目的是为了造就一大批能够适应资本和科技密集型产业所需要的高新科技人才。[26]进入20世纪90年代，为了实现“尖端科技立国”的目标，韩国制定了新的职业教育发展战略，其课程改革核心是课程内容从过去“以学问为中心”解脱出来，转为以实用的内容和能够活用于生活的内容为中心的课程。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台湾经济以农业为支柱，重点发展农业加工替代工业，对技术人员的需求逐渐增加，其职业教育注重开发多科类专业，但重点是农业。20世纪60年代中期，台湾经济实施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致力于发展外向型工业，台湾重点发展工业职业教育，压缩农业职校进而增加工业职校，优先设置工业类专业。20世纪70年代，为配合工业技术升级政策，其职业教育优先发展工业职业类专业。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台湾处于工商业转型时期，开始从发展商品经济为主逐步向发展服务性经济为主过度，职业教育根据需求全面调整专业设置，加重工商类专业设置的比例，并以群集理念重新规划专业类别架构，如工业类分成机械群、电机电子群、营建群、化工群及工艺群，以利于专业能力与行业互换的衔接。20世纪90年代，台湾迎来服务经济时代，高科技产业成为经济发展重点，专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日趋严格，台湾将各级职业学校专业设置与课程发展整合，逐步摆脱单科类的设置方式，朝着综合学群化方向发展。
香港从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跨越过程中，在职业教育的专业开设和课程设置上非常重视倾听工商业人士的建议，吸收他们积极参加咨询机构，使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和课程设置符合不同时期新兴产业发展的需要。在香港，职业教育最高咨询机构是职业训练局，其中22名成员中有18位是工商界人士。无论是专业类别、课程类别、训练方法等都广泛吸收他们的意见。职业训练局每两年对各行业从业人员技术状况和需求开展调查，在咨询职业训练局中工商业人士意见后，制订人才培养计划，确保香港在经济转型期新兴产业发展有足够的人才供应。在新加坡，为了使职业教育与培训有效、实用，新加坡政府各职业培训机构和各行业的培训中心，主动与企业和行业一起研究培训计划，了解产业结构调整后对技术和人才的需求情况，适时调整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内容和课程，确保其符合新兴产业发展的需求。
（三）加强技能型人力资本投资来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1970年，韩国启动了“新农村运动”，开始韩国30年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工农协调发展的第一步。“新农村运动”核心是教育和培训，培训的内容包括地区开发、意识改革、领导培养、素质提高和技术推广等。[27]经过艰苦的努力，韩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由20世纪60年代经济起飞时的0.34，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0.28。台湾非常重视普通劳动者和在职人员的培训，并提出把职业训练摆在和教育同等重要的位置，被称为“双轨的人力开发制度”。1968年，台湾用“联合国发展计划”的援助资金，成立了“工业职业训练协会”，协会还编订了一套新式职业训练和方法，推行劳工的技术检定制度，为企业提供职业训练服务。1984年，台湾制定“劳动标准法”，规定企业在雇佣新工人时，必须把训练科目、训练期、训练的生活设施和生活补助费写入雇佣契约中，以法律来保障职业训练。[28]通过不懈的努力，台湾居民收入分配不仅大大低于低收入的地区，甚至还低于部分高收入的地区。1979年，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为促进企业培训工人而设立了技能发展基金，一方面使新加坡广大职工得到提高技能水平的训练机会，并因技能水平的提高而相应增加工资收入；另一方面技能发展税法令实际上是对雇主的一种强制性征税，迫使雇主对技能低的职工进行提高培训，以配合经济重组技术升级的需要。[29]香港同样非常重视非正规职业教育，主要通过三种途径：一是成立24个工业训练中心，为离校及有工作经验的人提供操作工、技工和技术员等级的训练；二是实行学徒训练计划，有系统、有计划地训练青年人，使他们获得某一行业所需的技术和知识，训练时间3年至4年不等；三是实行功课毕业生训练计划，规定凡在批准的训练方案受训的学生，都由雇主发给津贴，作为其薪金的一部分。[30]可见，亚洲“四小龙”之所以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其高度重视技能型人力资本投资息息相关。
六、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期职业教育发展战略
德国、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中，德国和日本是战后废墟中建立的国家，韩国是亚洲新兴国家，我国台湾地区和大陆同宗同源。德国和日本分别在1973年和1974年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1978年达到8000美元，1986年达到12000美元；韩国1988年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1992年达到8000美元，1996年达到12000美元；我国台湾地区1988年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1993年达到10000美元。研究上述国家和地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期间职业教育发展战略，对于我国顺利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起到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职业教育法律法规建设
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期，德国、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都出台了支持职业教育发展的法律法规，其主要内容大都是增加拨款、提高地位、加强管理、提升质量等等。1969年，德国颁布了《联邦德国职业技术教育法》，其内容包括职业培训合同的签订、职业教育的权限分配和实施、职业教育专门委员会的设立和建立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体现了德国职业教育的全面制度化。1975年，德国政府针对《联邦德国职业技术教育法》存在的不足，制定了《联邦职业培训位置促进法》，对职业培训计划和经费问题、职业培训统计和建立联邦教育研究所等方面做出了法律上的规定，强调职业教育应成为公共事业的责任和义务。为了保证青年在企业中的职业训练，特别规定保证工人上职业学校是企业的义务，以及学习期间青年不得受到经济损失等，1976年德国修订了《青年劳动保护法》，并制定了《改进改进保证青年到经济损失等。后来职业教育的权限分配和实施、之而已培训场所法》。日本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期，针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1976年发布了《关于高中职业教育的改革》报告，建议职业教育应重视基础教育、改革专业设置使之专业化、强化学生的劳动体验、实验与实习。1978年，日本颁布了《部分修改职业训练法》，明确国家、都道府县等在职业训练中的责任。1971—1975年、1976—1980年和1981—1985年，为应对经济发展的需要，日本还实施了三个职业训练基本计划。[31]韩国在1974年颁布了《职业培训特殊措施法》，使在职培训成为公司承担的义务。1976年颁布了《职业培训基本法》，对立法的目的、职业培训分类、培训标准、培训经费、培训组织、技能考核等作了明确规定。1981年韩国还实施了《职业培训与管理公团法》，明确了由管理公团来负责职业培训及开展职业培训工作。1989年，为克服劳动力资源的高学历现象以及解决没有考取高等学校的青年技能工作的现象，专门制定了《技能奖励法》，有力地配合了韩国经济适应现代化的转型。[32]1990年5月，韩国颁布了《高中教育正常化法案》，规定到1995年职业高中在校生数的比例由当年的32%提高到50%。我国台湾地区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期，职业教育法律法规也是门类齐全，如颁布“建教合作实施办法”（ 1963年）、“职业学校法”（1976年）、“私立学校法”（1976年）、“专科以上学校夜间设置办法”（1970年）等。[33]以上国家和地区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期，通过制定新法，修改旧法，对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经费保障、训练场所和训练形式等规定进一步完善，使得职业教育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为这些国家和地区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二）职业教育规模和发展速度
就中等职业教育而言，在人均4000—12000美元时期德国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规模出现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德国的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规模很大，跨越期间的变化幅度也较大。德国在1973年、1981年和1986年的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规模分别为224万人、305万人和290.7万人，表明德国在人均GDP4000—8000美元时期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规模有较大增长，而人均GDP在4000—8000美元之间则有所下降，但总体上仍呈现扩大趋势。韩国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规模在人均4000—8000美元时期缩小，且缩小速度平缓，在人均8000—12000美元时期出现上升，速度有所加快。韩国在1988年、1993年和1996年的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规模分别为85.4万人、83.5万人和96.2万人，总体呈上升趋势。[34]日本的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规模尽管在人均4000—12000美元时期一直呈现缩小的趋势，原因在于推行日本高中教育多样化政策，在日本经济高速成长的昭和40年（1965年），高中阶段在校生数的普职比为60:40，到了20世纪90年代职业高中在校生比例下降为80:20。但是，日本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期，积极实施初中和普通高中的职业教育政策，目的是让学生通过职业科目学习，培养劳动观念，培养劳动观念，掌握有关职业的一般素养，也为毕业后准备直接就业的学生作职业方面的准备。台湾地区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期间，其职业教育在校生规模一直呈扩大趋势，1960年为56.31:43.69，1970年为50.41：49.59，1980年为34.10:65.90，1985年为32.21:67.79，1989年为31.8:68.2。职业学校相应从1950年的77所增至1970年的134所，1982年又增加到161所，另有普通高中兼办职业教育的120所，共281所。[35]
就高等职业教育来说，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期，德国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规模呈现出波动中扩大的趋势，1975年、1978年和1986年的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规模分别为20.5万人、17.4万人和21.3万人。日本高等职业教育一直呈现增长趋势，但增速较缓，1976年、1978年和1986年的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规模分别为39.6万人、41.2万人和43.2万人，10年增长了不到4万人。韩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在1988年、1993年和1996年分别为29万人、47.4万人和65.8万人，8年间增加了37万人，年均增长10.8%。[36]台湾地区的高等职业教育机构由专科学校和技术学院构成，在20世纪70年代，专科学校获得大发展，1965年只有35所专科学校，而1970年就有70所，5年就增加了1倍；学生由29534人增至108328人，增加了3倍多。专科学校发展最多是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20世纪90年代有所减少。尽管学校数目减少，但学生数继续高速增长。[37]台湾于1974年创办了工业技术学院，设有大学和研究所，到了20世纪90年代，博士班有186人，硕士班826人，大学部2年制3343人，4年制2070人，合计6425人。
可见，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期，德、日、韩和我国台湾地区的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和发展速度尽管有所波折，但总体上仍处于规模扩大和高速发展的趋势。
（三）职业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在德国，政府拨款是职业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期，其拨款的数额是大幅度增加的。例如，1980年德国各级政府拨付职业教育的经费高达19.7亿马克，比1970年增长2.5倍，1985年各州政府共拨出约26亿马克，1987年共拨出76.7亿马克。值得一提的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期，德国职业教育经费的增长大大高于接受职业教育的人数。如1984年德国接受职业教育的人数为1970年的1.33倍，而1984年德国职业教育的经费为1970年的4.67倍。[38]工业化初期德国职业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约为1.2%，在工业化后期（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期职业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更高。在日本，战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日本对教育投资的比重不断增加。1950年，教育经费为国民收入的5.1%，1955年为6%，1965年为6.7%，1975年占7.8%，1980年为8.6%，1981年8.8%。[39]早在1951年日本就制定了政府资助职业教育的《产业教育振兴法》，强化了国家教育行政的干预能力。根据该法案规定，多年来日本政府一直都在资助职业教育。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期，1970年日本职业教育经费支出总量占GDP的比重大约为0.9%，而1980年约为1.2%。在台湾，多元的经费筹措渠道，应用特别发展专项奖励补助机制，适时辅导和引导各类技职院校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是台湾技职教育经费政策体系的一大特色。台湾地区在工业化后期1976—1996年，职业教育经费支出总量占GDP的比重年均为0.9%，最高峰为1.1%。[40]在韩国，职业教育资金主要是由国家财政、地方财政、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自主构成，其中国库的投入占50%，地方财政的投入占1.5%，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的赞助占48.5%。[41]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期，韩国政府大大增加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仅1990年就拨款297亿元。20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在教育投资方面的增加部分首先被用于实现职业高中教学设备现代化，同时还要求地方政府配套投入。[42]可见，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期，德、日、韩和台湾地区均建议了以政府投入为主的职业教育经费多元保障机制，且其经费也在不断增长，保证了职业教育健康稳定发展的需要。
（四）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德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期，其职业教育体系设计与学习者的生涯发展紧密联系，该体系包含了职业预备教育、职业继续教育和职业改行培训。德国职业教育分为学校教育和非学校教育两大职业教育体系，前者包括职业学校、职业高中、高级专科学校等；后者一般是指企业、行业、社会团体及社区职业教育。德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相互衔接的“立交桥”极为畅通，且职业教育实施的形式多样，为学习者提供多元化的学习机会和方式，培训机构种类多样，修业年限和学习方式也非常灵活，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灵活选择职业培训方式。德国职业教育层次多元、内部衔接，构成了一种完整的职业教育网络，为学习者提供了广泛的多元化发展路径，形成了一个初、中、高合理的完整体系。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日本逐步从经济功能转向关注人的多样化发展的需要，特别是致力于推进旨在培养职业意识的生涯教育，形成了以职业观培养为核心的生涯教育与职业教育相融通的发展态势和趋势。将促进从学校到职业的转移为主线，以培养学生职业意识养成为重点，通过“实践型”生涯教育模式的建立，处理好生涯教育和技能教育的关系，职业教育与生涯教育的区分，推进生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体系化，与职后企业内培训相衔接。[43]韩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期，注重建立终身学习为目的的终身职业教育体系，通过教学计划的多样性和学习时间的柔性管理，使大规模、低技术劳动力开发体系向较小规模、专业化、高技术劳动力开发体系转化；通过管理体制多样化，从单纯由教育与人力资源部主导的体制逐步过渡到由工业界、其他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共同参与的体制；通过加强长、短期职业教育为成年人终身学习服务的功能，拓宽已过适学年龄学生的教育体制；通过学校与工业界合作教育，引入柔性管理方法，使人力资源使用效益最大化。台湾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期，初步形成了初、中、高层次相衔接的学校职业教育体系。自1968年开始，台湾将职业教育提升到高中阶段进行，作为提高教育层次的第一步。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力开办各种大专性质的职业教育，把中等职业教育提高到大专程度。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又建立起工业技术学院及其研究所，作为高等职业教育机构，培养研究生层次的技术人才。自此，形成了从高级职业学校（中专）到专科职业教育乃至于本科甚至研究生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彼此相衔接的职业教育体系。可见，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期，德国、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根据自身的情况，均建立起符合本国或本地区发展特点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上述国家和地区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为他们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五）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和课程改革
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酝酿和着手准备对职业教育改革，其中特别重视中等教育阶段职业教育整顿和充实。1982年提出了改革高中阶段职业教育的初步意见，要求改善充实职业学科，以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要吸收新的教育内容，主要指适应信息化、经济服务化的内容，以及有关管理和系统技术的内容等。同时，日本还提倡吸收新设一些学科，如“电子机械科”“国际经济科”“农业经济科”“福利科”等。[44]韩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制订经济开发五年计划时，都制定了相应的教育发展规划，把改革教育课程作为改革劳动知识结构的核心步骤之一。为适应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需要，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开始注重在普通教育体系中渗透职业教育，逐步走向普通教育职业化。例如，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韩国教育课程改革主张加强职业教育，为韩国的经济起飞培养了大批适应“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以出口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开发战略的技术人力。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韩国提出了“尖端科技立国”，其教育课程改革就提出了发展个性、加强“英才教育”，其目的是为了造就一大批能适应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所需要的高新科技人才。[45]20世纪60年代以后，台湾开始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为此，台湾当局大力发展专科学校，加大工业类专业设置力度。到1970年度专科学校已有70所，创立了158个专业，系科设置初具规模，其中工商业类专科学校达75%以上。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经济的快速成长，所需的技术人才数量极为庞大，为配合工业技术升级政策，拓展信息工业，优先发展工业职业类专业，到1980年度专科学校已达77所，其课程基本上按现代工业经济发展的需要设置的。20世纪80年代，台湾处于工商业转型时期，开始从发展商品经济为主逐步向发展服务性经济为主过渡。台湾职业教育根据需求全面调整设校设科，并以群集理念重新规划类别，如工业类分成机械群、电机电子群、营建群、化工群集工艺群，以有利于专业能力与行业互换的衔接。20世纪90年代初，台湾正式迎来了服务经济时代，开始转向资本密集与技术密集的高科技产业发展。这一时期，职业教育重在全面转型，促进产业升级，配合产业升级培训专业技术人才，加强资讯电脑、数学及计算机科学等专业的设置，尤其是培训建立亚太营运中心所需的人才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增加的服务人才。可见，德、日、韩和台湾地区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期，非常重视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和课程改革，为这些国家和地区顺利实现跨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六）产学合作
产学合作，是指学校与企业合作，共同进行职业教育，培养适应社会和企业所需的人才。德国的双元制是产学合作的典范。“双元制”由企业和学校共同承担培养技术人才的任务，政府和企业共同办学，但以企业办学为主，按照企业对人才的要求组织教学和岗位的培训。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以企业办学为主。1969年《联邦德国职业技术教育法》实施后，“双元制”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进而成为德国职业教育的重要形式。到1975年，联邦德国共有160.7万名职业学校学员，其中在“双元制”下接受培训的多达138.2万人。[46]20世纪70年代，韩国开始推行以重化工业为重点的“第三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为了加快为重化工业部门培养各类技术人才的速度，韩国修改了《产学教育振兴法》，将“产学合作”写入该法并使之制度化。修改后的这项法令规定，职业教育学校的学生现场实习义务化，有关产业体要积极协助学生的现场实习。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韩国进一步推进“产学合作”发展，采取组织运营“产学合作教育议会”措施，积极支援“产学间的姊妹单位活动”加强企业界和学校之间密切联系，计划、指导和协调“产学合作”。韩国“产学合作”政策成效显著，有力地助推该国顺利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世纪70—90年代，正是台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随着台湾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企业界生产工艺不断更新，生产方式、管理方法及工作内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所需的技术人才在数量和质量要求上逐步提高。而职业院校的教学设备、教学方法改革、类科设置和课程发展相对滞后，难以适应经济转型和良性发展的需要。为此，台湾当局注重推行“建教合作”，鼓励学校和企业密切配合，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通过工学交替的过程，完成理论教学和学校与企业共同制定的实践内容，把学生培养成既有一定理论知识、又有一定操作技能和实践经验、符合岗位需求的技术人员。同时，随着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需要，对“建教合作”的方式、方法和管理不断寻求新的突破，使“建教合作”办学模式能够更好地适应经济转型对人才质量的需求。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台湾教育部门1988年颁布的《实施计划》，先后制定了多项办理“建教合作”的规定事项，使“建教合作”能够在新的形势下产生新的生命力。可见，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期，非常重视产学合作，加强企业界和职业院校之间的联系，保证职业院校培养人才满足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需要。
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期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战略
根据有关专家的预测，我国有可能在“十四五”前后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根据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和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经验，在职业教育规模和发展速度、职业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建设以及校企合作等方面制定具有前瞻性的发展战略，保证我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国家迈进，早日实现繁荣富强的“中国梦”。
（一）职业教育规模和发展速度
在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中，总体而言，在人均GDP4000美元至12000美元期间，从职业教育规模来看，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规模和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规模总体上呈扩大趋势，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规模扩大的趋势更加明显。[47]就职业教育发展速度来看，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期均保持一定的职业教育发展速度，培养数成千上万的高技能人才和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全面提升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是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保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对我国职业教育提出明确的发展目标：2015年、2020年中职在校生分别达到2250万人和2350万人，中职和普通高中在校生规模大体相当；2020年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将达到1480万，占高等教育在校生总数（3300万人）的44.85%。然而，目前我国职业教育规模和发展速度面临三大难题：一是学龄人口处于不断减少的下行期；二是人口地区间流动导致地区职业教育规模和发展速度失衡；三是人口红利的消失对职业教育规模和发展速度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那么，如何稳定当前职业教育规模和发展速度来助推我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建议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改革：一是中等职业教育招生制度改革。据统计，2006年我国小学招生人数为1730万人，2009年为1638万人，按照2015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3%计算，2015年初中毕业生约为1600万人，2018年约为1540万人，即使中职和普通高中的规模控制在5:5，也难以保证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和发展速度。因此，我们要改革中等职业教育招生制度，要按照“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原则，拓宽招生渠道，扩大服务范围。例如：招收青年农民接受中等职教育，主要包括往届初中毕业生、回乡农村青年、返乡农民工和退役士兵等等，培养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的现代农民；招收城市下岗职工和进城务工人员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提高企业员工和进城务工人员的素质；面向初中流失生开展中职招生工作，保证这些流失生在进入社会之前能学到一技之长。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开展跨地区中职招生工作，通过东部和西部、城市和农村联合招生、合作办学，推动全国范围内职业教育办学资源和生源统筹，有效地保证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和发展速度。第二，积极进行高职招生模式改革。可以采取以下四种方式：（1）特色化的统考统招，“语数外”加技能考试，侧重测试实用技能，全面推行技术科目上机考试；（2）采取面向中职毕业生开展的单独命题、单独考试、单独划线录取的方式，完善“文化基础+专业理论+专业技能”统一考试、统一评分、统一录取的中职毕业生对口升学制度；（3）高职自主招生，可以从学生的特点出发，采取提前自主招生的形式，改变以学科考试分数作为招生的唯一录取标准，扩大学生和学校双方的自主权；（4）职业院校毕业生继续教育，对有两年工作实践经验的职业院校毕业生进入高一层次院校学习的，适当放宽条件，允许免试保送生在实践岗位上作出突出贡献的技能型人才进入相应的高等院校学习。[48]
（二）职业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在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之中，总体而言，均建立了以公共财政为主的职业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且职业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是持续增加的。例如，德国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是由公共财政与包括企业直接资助、企业外集资资助、混合经费资助和个人资助的在内的私营经济多元混合体。1970年德国职业教育经费支出总量占GDP的比重大约为1.2%，在工业化后期职业教育经费支出总量占GDP的比重更高。[49]韩国职业教育资金主要是国家财政、地方财政、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资助构成，其中国库的投入占50%，地方财政的投入占1.5%，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的赞助占48.5%。[50]2000年韩国职业教育经费支出总量占GDP的比重大约为1.7%。而2009年我国职业教育经费支出总量占GDP的比重仅为0.59%。[51]2012年，尽管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已达到4%,但职业教育投入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职业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不高，职业教育经费总量不足，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区域差异明显，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政策落实不到位。鉴于此，我们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改革：
第一，继续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职业教育的功能定位，决定了其成本通常也远高于普通教育，因此需要强大的财政支持和充足的资源。首先，我们要依法落实教育经费投入的“三个增长”和“两个比例”，将其纳入政府任期目标，作为考核地方负责人政绩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于连续不能实现“三个增长”和“两个比例”的负责人实行“一票否决”。其次，在确定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总额的前提下，各级政府要将职业教育经费列入财政预算，新增教育经费主要向职业教育倾斜，增加职业教育专项经费。各级政府要逐步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职业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总量的比例不低于35%，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增量的35%用于职业教育，教育费附加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不低于35%。[52]
第二，建立以公共财政预算方式为主的职业教育生均拨款制度。职业教育作为教育事业重要组成部分，无疑具有公益性质。将职业教育作为一项公共服务，符合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以财政预算的形式，建立职业教育生均拨款制度是满足中高端技能人才培养的稳定经费重要来源。国家要根据我国东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职业教育培养成本，提出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的基本原则。省级政府根据国家制定的基本标准，结合本省经济社会实际情况，科学核算职业院校的培养成本，制定并落实职业院校生均经费和生均财政拨款标准。就生均拨款标准而言，根据中等职业教育公益性和普惠性的基本性质，由政府公共财政负担，生均经费标准和生均拨款标准均要达到普通高中标准 的1.5倍以上。高等职业学校财政预算继续纳入普通高等学校系列，生均预算内拨款标准应达到或高于本地区同等类型普通本科院校生均财政拨款标准。[53]
第三，改革经费拨款机制来提高职业院校办学积极性。我们主张实行竞争性拨款制度，来提高职业教育资金使用效率，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1）质量因素。建议地方政府设立职业教育质量专项资金，专门奖励那些办学质量高、就业前景好的职业院校；对于办学质量差的职业院校，可以减少相应的投入，限制招生规模，以此形成公平竞争的态势。（2）区域因素。对于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国家给予的投入可相应减少，鼓励民办教育超过公办教育；而对于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国家应当增加相应的投入，以弥补其难以从企业中获得的投入。（3）行业因素。建议国家在职业教育投入过程中对于行业进行适当区分，例如，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行业等领域，国家可以给予较多的投入，鼓励更多有资质的职业院校开设此专业；对于毕业前景不好的专业，国家可减少相应的投入，对于毕业生紧缺的专业，可以适当增加投入。
第四，多渠道筹措职业教育经费。对职业教育投入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包括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等，仅仅靠国家财政投入是远远不够的。从国际经验来看，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均建有相对成熟的多元经费投入机制，被视为世界职业教育典范的德国，其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是由公共财政与包括企业直接资助、企业外集资资助、混合经费资助和个人资助在内的多元混合体，其企业直接资助占据大部分比重。我们要制定鼓励和引导各种经济成分的企业投资职业教育的政策，要落实企业足额提取职业教育经费的政策，按照《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关于“一般企业按照职工总额的1.5%足额提取职业培训经费，从业人员技术要求高、培训任务重、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可按2.5%提取”的规定，足额提取教育培训经费，主要用于企业发展职业教育和一线职工的教育培训。另外，我们要强化对企业足额提取和使用职业教育经费监督检查，对未规定用足职业教育经费和未开展职业培训的企业，依法收取企业应当承担的职业教育经费。不仅如此，职业教育还应当积极扩大对社会开放程度，鼓励和调动行业、企业、社团以及个人等以独资、合资、合作等形式投资职业教育，引导和调动物资、技术和人才等各种资源多渠道进入职业教育领域。还有，鼓励支持民间以多种形式建立职业教育基金，利用金融、税收、彩票、社会捐助等手段筹措职业教育经费。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成立“职业教育发展基金”或“职教资产资金管理委员会”，提高职业教育经费的筹集、统筹能力和使用效益。
（三）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指出，今后10年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到2020年，形成使用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要求，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而2020年前后也正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刻。因此，建立并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职业教育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也是我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需要。那么，我们从哪些方面来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呢？主要基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加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顶层设计。主要包括宏观设计、中观设计和微观设计，其中宏观设计就是根据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战略发展的需要，科学地规划职业教育发展的理念和规划、管理体制、投入体制、师资队伍、科研和制度建设等。中观设计，即根据人力资源强国崛起的现实需要，科学地预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期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合理地规划未来职业教育发展的规模质量、层次结构、质量规格和评价标准等，保证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型人才满足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的需要。微观设计，也就是根据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发展计划，合理确定职业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体系与教材、教学资源、教学过程等。通过对职业教育体系的顶层设计，合理规划职业教育发展，助推我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设置技术本科及以上层次的职业教育，建立层次相对完备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研究表明，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职业的总体结构发生了变动，从而使职业岗位的技术含量不断加大，技术层次不断高延，与职业岗位相适应的教育层次也必然高延，是一种客观规律，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性的发展趋势。[54]从职业教育发展的角度看，技术革命引发职业教育进行相应地变革，职业教育也随之向高层次延伸，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那么，我们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期，如何设置技术本科及以上层次的职业教育呢？目前主要有三种方案：一是本科院校改制成本科层次的高职院校，即将具有成功的应用型本科教育办学经验的院校改制成具有本科及以上层次的高职院校，目的是培养适应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期的技术本科及以上人才的需要；二是高职院校升格为本科层次的高职院校，即将原来办学出色、师资力量雄厚的少数高职院校，升格为本科高职院校；三是实行“专升本”，即高职院校学生进过2—3年的学习后，通过相应的入学考试，进入相应的本科院校，学习一定年限后获得本科学历。我们比较赞成第一种方案，因为这些高校原本已有一定的本科发展规模，建立硕士、博士层次的职业教育也有一定的基础，不仅有利于人才培养整体结构的调整，而且也有利于转型本科院校的发展，通过改革获得全新的发展空间。对于第二种方案，主要适用于那些办学特色鲜明、专业技术含量高且社会需求量大的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和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值得注意的是，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期，设置本科及以上层次的职业教育，要审慎而行，严格审批，不可一拥而上，坚决杜绝对各地高职院校升格本科院校的失控。
第三，建立和完善职业教育“直通车”。职业教育“直通车”，指的是职业教育体系内部各层次的职业教育相互衔接、贯通。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职业教育都出现了向上延伸且开放入学的趋势，如我国台湾地区、韩国、日本上至博士层次的职业教育体系，以及欧洲的应用科技大学等。当前，建立和完善我国职业教育“直通车”的具体策略包括：（1）取消读职业院校学生向普通教育或普通院校学生向职业院校升学比例的限制，以基于知识和技能结果的入学标准代替刚性的升学比例，只要符合相应层次教育知识和技能学习条件的，就允许其就读相应层次的教育。（2）改革招生考试制度，面向职业院校学生，强调技能性，强调工作经验以及职业资格证书的价值；（3）明细各级各类职业教育（尤其是中高职）的培养目标；（4）开展五年制高职模式，可以包括“五年一贯制”“三二分段制”；（5）探索和建立面向高职高专毕业生的两年制技术本科。[55]
第四，建立和完善教育体系的“立交桥”。教育体系“立交桥”，就是通过制度设计，让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学生在需要的时候，可以转换学习轨道，普职互通。我们可以采取以下策略：（1）建立全国统一的职业资格框架，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以职业资格和学历文凭互通为基础，以职业能力作为衡量的依据，设立等级标准，探索建立一种科学的学业分换算体系，用于评估不同路径的学生学业成绩，最终将职业资格和学术资格有机结合起来，达到职业资格和学历证书的互通互认。通过国家资格框架的建立，实现学习者在正规、非正规学习背景下所获得的学习成果得到转换、认证和积累，谋求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等值。（2）在普通高中或高等教育课程中，设置进入中职或高职院校必备的基础课程，同样在中职或高职院校的课程中，设置进入普通高中或高等教育必备的基础课程，引导学生在学习中发现自己的志趣特长，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向，使他们有机会重新选择学习方向。[56]
（四）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建设
专业是学校建设的立足点和服务经济社会的切入点。专业设置则是教育与经济的接口，是教育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具体体现，是职业学校适应社会需求、保证人才培养“适销对路”的关键环节。有了合理的专业设置，就能保证人力资源的科学开发，推动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不断改善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期我国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的策略为：
第一，根据需求设置专业。我们要以产业、企业发展对人才需求为导向，建立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期的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相适应的专业课程设置标准，尤其是开发适应未来发展的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专业课程，满足市场需求的技能型专业人才的需求，最大限度提高技能型人力资本技能。不仅如此，专业设置应服务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期的区域产业经济，以区域产业经济发展的特点、现状和依据，结合专业布局结构、规模和层次来布置和调整，并动态地分析和把握区域产业结构发展变化的趋势，使专业设置日趋合理，更好地实现专业与产业、专业链与产业链的有效对接。另外，专业设置要体现技术进步所引发的职业结构变化的要求，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必须充分考虑技术进步的因素，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拓宽、再生，有效地应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期职业结构和分工的变化。
第二，提高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我们要围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期区域功能定位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加快职业教育专业结构优化和布局调整，有针对性地调整和设置专业，改造和淘汰一批不适应市场岗位需要的传统专业，围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民族特色产业等发展要求，确定一批重点发展专业，推动专业设置与课程体系建设的改革创新。通过专业调整，推动专业与产业、企业、岗位的有效对接，提高职业教育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吻合度和贡献率。[57]
课程建设与改革是提高教育质量的核心，也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将职业资格标准的要求与内容融入到职业院校课程中，是提高教学效率的重要途径。校企双方要共同参与制定课程标准，在课程标准中融入职业资格标准的要求，实现课程与职业资格标准有机衔接。职业院校积极参与行业企业合作开发课程，根据技术领域和职业岗位的任职要求，参照相关的职业资格标准，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鼓励职业院校和企业共同开发紧密结合生产实际的实训教材，确保优质教材进课堂。职业院校的课程体系标准要突出职业能力培养，融“教学做”为一体，从纯粹的技能操作训练转变为在情境中培养职业院校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就课程内容而言，不仅要注重专业性，以便解决职业院校学生就业问题，也要注重学术性，实现职业院校学生可持续发展。要重视职业院校优质教学资源和网络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提高优质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扩大受益面。
（五）校企合作
校企合作，是指学校与企业合作，共同进行职业教育，培养适应社会和企业所需的人才。校企合作可以实现多方共赢——职业院校可以进一步了解社会和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进一步明确自己的办学定位和方向；企业不仅可以优先招聘到企业所需的人才，还可以得到职业院校在技术和研发上的支持；学生可以大大提升技能水平，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校企合作，是西方发达国家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武器。那么，我们国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期，如何进行校企合作呢？主要采取以下策略：
第一，健全校企合作的相关政策与制度。为了促进职业院校和企业密切合作，需要在政府大力支持下，进一步健全相关政策和制度。例如，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这不仅体现在经济手段上，而且在立法、税收上政府也要给予大力的支持；为了消除企业的顾虑，需要在法律、政策或制度层面上进行相应地规范，给予企业以利益层面的激励，如实施免税措施等；在财政投入上，给予实行“订单式”校企合作的职业院校进行适当倾斜，设立专项资金，实行差异化的补贴制度，鼓励职业院校积极参与校企合作；在学校层面上，建立和健全一体化培养和使用人才的制度，以及顶岗实习制度，专业技能训练的考证、安全等规章制度，参与工学结合的申请制度，经费保障制度，等等。
第二，建立校企合作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1）校企合作协调机制，通过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来协调工作，在校企双方建立起联系的桥梁，提高校企合作的效率；（2）校企合作信息沟通机制，充分发挥信梁作用，加强与企业的联络和沟通，利用企业的信息优势，保证信息畅通无阻，促进校企合作良性发展；（3）校企合作协作机制，遵循互利互惠的原则，搭建校企深度合作的平台，加强职业院校和企业的协调与合作，共同破解合作中的难题，获取合作互赢效益。
三是探索引入行业中介组织参与校企合作。第三方中介结构参与校企合作，有利于调和校企合作之间的矛盾，提升合作的成效。建立“学校—行业中介—企业”的由第三方参与的校企合作模式，通过行业搭建的广阔的合作平台，不仅有效促进了校企之间的沟通交流，使校企合作关系更为稳定，同时更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有效促进学生就业。[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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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天津市2013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职业教育发展战略研究》（编号：TJJX13-013）和天津市教育局2014年重大课题《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社会支持研究》（编号：2014-ZD18）的成果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