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妮弗·金·赖斯/文 杜小双/译周文鼎/校
150年前，霍瑞思·曼有力地论证了教育是社会结构的“平衡轮”,他认为教育应该是自由的、普遍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人类已经逐步建立起了一个普遍的教育系统，然而教育资源、教育机会、教育产出的极大差异不断地颠覆霍瑞思·曼的预想，最终对整个社会造成了影响。
本文重新探讨霍瑞思·曼将教育视为“社会平衡轮”的观点，目的在于找出使学校致力于实现机会平等的目标所必需的资源和扶持政策。本文认为，机会鸿沟是由一系列不受学校掌控的社会和经济因素所主导的，促进机会均等的努力必须包括一系列服务。然而，由于解决以上问题的相关政策缺失，似乎有必要先探讨一下何为一个致力于实现机会均等的教育系统。
本文描述了传统教育体系内部的资源和服务，也涉及了一些促使教育满足学生需求的条款和必要资源。本文最后讨论了在当前鼓励高风险问责制、恢复种族隔离和私有化的政策环境下实现机会均等所面临的挑战。为创建这样一个教育系统，使之符合霍瑞思·曼“平衡轮”的预想，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政策制定者和普通大众应该了解教育的宏观目标，其中包括：公民责任感、民主价值观、经济独立性、文化竞争力和意识以及社会和经济机会。学生的成绩的确很重要，但这只是一个单一狭隘的指标。要想实现机会平等，需要充分了解影响个人人生机遇的社会和经济力量。
2.政策制定者应该确保所有的学校拥有为促进学生学业成功所需的基本教育资源：合格的教师和校长、合理的班级规模、有一定难度且具有文化相关性的课程、支持性教育资源、足够且有效的学习和发展时间、最新的设备以及安全的环境。要想实现机会平等，需要投入更多力量确保来自落后地区的学生享有最高质量的教育资源。
3.政策制定者应该将极度贫困地区的学校进行改建扩充，使其为学生提供更全面的服务，包括营养支持、医疗诊所、亲职教育、延长的学习时间、娱乐项目以及其他为满足学生和家庭的社会、身体、认知和经济需求所需要的各种服务。扩展学校提供的服务和资源能有效提高学校的影响力。学校只对一小部分学生成绩上的差异负有责任，针对其他不平等情况而采取的更大范围的公共投资将使学校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从而更有效地促进机会平等。
4.政策制定者应该帮助形成一个有利于实现机会平等的政策环境：将考试作为形成性评价的一部分，而不是用作高风险决定，取消允许学校重新恢复隔离的政策，让普通大众重新投入公共教育。本文详细讨论的资源和服务是基于目前所能获取的研究证据，然而要想使它们发挥有效作用，必须得到与当地情况相匹配的政策支持，必须得到公共资源的支持，必须经过仔细规划，避免一些经常出现的意外结果。
目前有大量的教育政策讨论，其议题包括初等和中等教育法案的重新授权、特许学校的扩张、共同核心州立标准的采纳、师资评价、补偿性改革以及其他当代话题，在这些议题当中，讨论者似乎忽视了一直以来公众普遍认同的观点，即普遍的公共教育是一项社会事业，值得在地方、州和国家层面进行大量的公共投入的。霍瑞思·曼是19世纪公共资助普遍教育的支持者，他有力地论证了教育是社会结构的“平衡轮”。他认为教育应该是“普遍的、无宗派的、自由的，其目标应该是社会效能、公民品德、人格魅力，而不仅仅是学习或达到宗派目的。”霍瑞思·曼说过：“要建学校，只有这样才能让国家的每一个公民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富有，从而实现一个国家的繁荣和伟大。”他认为一个民族国家的集体幸福取决于受过教育的公民全体，他的这一观点对教育机会平等有重要启发。他将教育视为“人类社会的伟大平衡器”，当前社会更加依赖中小学基础教育，用其代替了一系列福利措施，至少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霍瑞思·曼的观点。
霍瑞思·曼发表这些观点已是150年前，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人类已经逐步建立起了一个普遍的教育系统，然而教育资源、教育机会、教育产出的极大差异不断地颠覆霍瑞思·曼的预想，最终对整个社会造成了影响。这些差异一直存在，且与种族和阶级有密切联系，针对这些差异已有数十年的研究，研究的目标是定义何为教育公平以及找到实现所有孩子享有公平的教育机会这一目标所需要的资源。很多教育政策会议一直在就以上话题展开讨论，议题包括如何确定合理的教育目标、如何评价学生对这些目标的掌握程度、如何让学校对学生的学习效果承担责任等。例如，2001年颁布的“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将教育公平置于首要位置，根据这一法案，学校要为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的学习效果承担责任。“不让一个孩子落后“这一法案以及后续诸多政策是基于这样一种错误的设想，即光靠学校就能减小学生成绩之间的差异，这些政策重视基于考试的高风险问责制、择校、学校再建以及其他“惩罚性”措施来敦促学校不断改进。虽然有证据表明情况有所改善，但很多政策尚未实现其承诺的目标，很多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孩子依旧远远落后于其他孩子。
本文重新探讨霍瑞思·曼将教育视为“社会平衡轮”的观点，目的在于找出使学校致力于实现机会平等的目标所必需的资源和扶持政策。显而易见，教育在创造人生机遇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学校不仅要为学生之间的差距承担很大责任，也有责任弥补与种族和阶级相关的社会和经济差距，从而减小学生之间的差距。然而，自从1966年科尔曼的《教育机会公平报告》发布以来，我们已经认识到学校只须为学生成绩之间的一小部分差异承担责任。因此，一些学校配备了精干尽职的教师队伍，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学生之间的差距，但仅仅依靠传统的学校教育却远远无法消除学生之间的差距。最明智的手段就是采取一系列社会和经济政策，来解决存在于学校系统之外的、促使教育机会持续不平等的诸多因素，这些政策包括公平的住房政策、对贫困社区的投资和一些提高贫困家庭收入的政策。但在这些政策制定和实施之前，我们至少要先思考何为一个真正致力于实现公平教育机会的教育系统。
本文解读了美国的社会机器，并将教育描述为一个保证人人享有平等机会参与市政、社会和经济组织活动的关键因素。本文将引述现存的证据来确定促进教育机会公平所需的教育资源，并将详细描述传统教育系统内部的资源和服务以及扩展教育功能并允许学校满足学生需求所必需的资源和服务。本文最后讨论了在当前政策环境下追求教育机会平等所面临的挑战，提供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如果我们想让教育成为美国社会机器的“平衡轮”，这些政策建议是必要的，也是可以实现的。
很长时间以来，美国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机会之地”。经济和社会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只局限于经济和社会的上层阶级，他们享有优质的教育机会，但不一定是凭借他们自身的才能，而是凭借他们所出生的环境。这样的情况与霍瑞思·曼构想的作为“社会机器的平衡轮”的普遍教育相差千里，其结果就是与政策承诺的“社会效能”和“公民品德”相差千里。
在很多情况下，当前教育政策环境的趋势阻碍了实现教育机会平等的进程。例如，高风险问责制以及全国上下将考试成绩视为学生表现和学校教育的唯一评判标准等做法有很多负面效果。这些做法使得课程越来越狭隘，使得为贫困学生聚集的学校配备优秀教师的难度增大，也使得政策决定集中在课程和教学上，这些负面效果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学校来说影响更大。另外，学校里一直存在种族隔离现象，这一点也令人忧心。消除种族隔离的政策未能实施，再加上现存的择校和分层制度允许（甚至促进）种族隔离现象进一步阻碍机会平等和民主教育的实现。还有一点令人担忧，即当前的政策注重教育私有化——通过附加的教育服务、特许学校或学券制等。虽然一些经过仔细研究的政策在公平方面尚可接受，但是大部分政策创造了恢复种族隔离和不平等机会的条件，破坏了公共教育的民主目标。要想实现霍瑞思·曼的构想，必须认真思考这些政策的导向性。
第一步就是要了解公共教育的宏观目标，确定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最根本资源（包括来自教育系统内部及外部的所有资源）。这些宏观目标不局限于学生成绩，而应包括更宏大的效果，如公民责任感、民主价值观、经济独立性、文化竞争力和意识以及社会和经济流动性等。这些效果合在一起就能实现霍瑞思·曼的构想，即实现功能性民主和社会效能。单靠学校不能消除教育机会不平等，因此本文探讨了如何才能实现霍瑞思·曼将教育视为“平衡轮”的构想。本文认为应该努力建设重要的教育资源，努力扩大教育服务，支持更多贫困学生，同时构建一个有利的政策环境，促进教育公平、民主和社会效能的实现。
本文提到的这些资源和服务可能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但是如果它们最终产生了效果，那么它们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就能抵消这些代价。不过，这些投资真正的价值在于我们的国家需要平等，而且我们已经意识到了公共教育系统是实现人人平等的关键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使来自任何背景的每个孩子享有平等的机会参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活动。这不仅是我们道义上的责任，也是为了民主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繁荣幸福。具体政策建议如下：
1.政策制定者和普通大众应该了解教育的宏观目标，其中包括：公民责任感、民主价值观、经济独立性、文化竞争力和意识以及社会和经济机会。学生的成绩的确很重要，但这只是一个单一狭隘的指标。要想实现机会平等，需要充分了解影响个人人生机遇的社会和经济力量。
2.政策制定者应该确保所有的学校拥有为促进学生学业成功所需的基本教育资源：合格的教师和校长、合理的班级规模、有一定难度且具有文化相关性的课程、支持性教育资源、足够且有效的学习和发展时间、最新的设备以及安全的环境。要想实现机会平等，需要投入更多力量确保来自落后地区的学生享有最高质量的教育资源。
3.政策制定者应该将极度贫困地区的学校进行改建扩充，使其为学生提供更全面的服务，包括营养支持、医疗诊所、亲职教育、延长的学习时间、娱乐项目以及其他为满足学生和家庭的社会、身体、认知和经济需求所需要的各种服务。扩展学校提供的服务和资源能有效提高学校的影响力。学校只对一小部分学生成绩上的差异负有责任，针对其他不平等情况而采取的更大范围的公共投资将使学校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从而更有效地促进机会平等。
4.政策制定者应该帮助形成一个有利于实现机会平等的政策环境：将考试作为形成性评价的一部分，而不是用作高风险决定，取消允许学校重新恢复隔离的政策，让普通大众重新投入公共教育。本文详细讨论的资源和服务是基于目前所能获取的研究证据，然而要想使它们发挥有效作用，必须得到与当地情况相匹配的政策支持，必须得到公共资源的支持，必须经过仔细规划，避免一些经常出现的意外结果。
作者简介：詹妮弗·金·赖斯，美国国家教育政策中心研究员；杜小双，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师；周文鼎，华中师范大学政策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