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欣（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武汉 430079）
摘要：
近代高等教育伴随国内环境的变迁，庚款留学的文化输入以及杜威思潮的广泛传播，引发一场以美国模式为趋向的高等教育理念的迁移与模式的转变，从而促进了近代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转型。本文以东南大学的现代化进程为例，通过分析近代高等教育的历史背景，美国模式在中国的践行以及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展望，以期促进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理念的进步并完善高等教育发展的不足。
关键词：
美国模式；东南大学；教学活动；管理体制；社会职能
文化与理念的发展无疑是动态的，他们在历史的传承中不断进行着自我更新。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新的历史境遇，就是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强烈冲击，其带来的冲突与融合贯穿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题。中国现代大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它移植借鉴西方大学的办学模式，却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因此，中西文化之间的张力共同塑造着中国现代大学的生长轨迹。以甲午战争为伊始，以清末新政为契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而以美国大学模式为主导的近代高等教育无疑是高等教育史歌中强而有力的篇章。冠有“东南大学之父”美誉的郭秉文是全面学习美国大学办学理念与模式的先驱，也是推动中美教育文化交流的近代巨擎。在中西教育理念、制度交汇与碰撞的进程中，他不仅致力于将美国大学的办学模式借鉴移植进入中国，同时还注重其与中国传统教育模式相融合，创建了一所在中国近代大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高水平大学，使其成为近代成功借鉴美国大学理念与模式的典范。
一、冲突与融合：理念的转变
推动近代高等教育理念的迁移与模式的转变，向本土教育输入完全异质的、舶来的美国高等教育模式，这是一个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过程，而此过程恰恰满足了近代中国大学发展的需要，迎合了近代民主科学的时代潮流，并且在一大批具有影响力的教育理论家、实践家的推波助澜下，开启以美国大学办学理念与模式为主导的历史进程。
（一）教育发展的国内环境
美国大学模式作为一个舶来品得以在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迅速扎根成长，与当时国内环境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社会的变革要求作为社会子系统的教育随之变革，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又反作用于社会促进其发展。
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中国历史上唯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为教育的发展提供相对宽松稳定的政治环境；1915年9月，以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创办《新青年》杂志，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对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封建文化思想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清理和批判，也对传统的教育思想产生巨大的冲击，有为知识分子力图教育强国，遂将目光投向国外先进的办学理念与模式中；与此同时，中国民族经济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迫切要求教育培养出大量高素质的人才以适应实业发展的需要，对现存的教育培养模式提出了新要求。
在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民主、自由的风潮中，知识分子倾向于以民主、科学改造传统教育，建立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模式。而在实用主义哲学土壤中生成的美国高等教育的办学理念与教育模式：批判传统学校教育、反对教育脱离实际；主张教育适应社会生活、适应个性的自由发展，非常适合当时中国批判封建旧教育、要求教育适应社会变革、倡导科学民主的需要，因此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欢迎。
（二）庚款留学的文化投资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向中国退还剩余部分赔款的议案，决定将赔款作为中国向美国各大学派遣留学生深造的专款经费。以庚款留学为契机形成的庚款留学生群体直接促成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向美国模式的转变，这无疑是美国文化投资政策的最大收获。
1906年初在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埃德蒙·詹姆士送呈总统罗斯福的《备忘录》中一语破的：“中国正临近一次革命”。“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收获。”[1]美国期望通过其对中国的文化投资，在不久之后出现一个有利于美国的中国。从1909年7月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招考到1925年，共派出1031名学生进入美国各大学深造，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选择到世界新教育的中心——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和研究教育学，身处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教育变革的潮流中，接受美国进步主义教育理论——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熏陶。这批庚款留学生回国后大多从事教育事业，直接影响中国教育发展的轨迹，试图以教育改革的新成果推动中国的改革，救国于危难中。“教育之改良为一轴，牵动各种事业皆随之而变新，教育造成人才为国家之栋梁，措国家于磐石之安。”[2]
在民主科学形成时代大潮流的文化环境下，庚款留学生作为中西文化的载体，将美国教育理念和办学模式带回中国，推动近代高等教育的现代转型。
（三）杜威思潮的广泛传播
1919年5月杜威来华讲学，在此后数月中，杜威以北京大学为阵地，向中国知识界、教育界系统地介绍和宣传他的哲学与教育主张，实用主义学说对当时的中国教育界产生极大的影响，为我国近代高等教育趋向美国模式的改革构建了理论层面的“拱顶石”。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渗透到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的众多维度：在大学的管理体制方面，杜威倡导的民主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共同参与和个人各项能力的自由发展，教育就是民治，民治就是教育。这一主张对强调教授治校、学生自治，提倡教授与学生共同参与学校管理的影响尤为显著；在大学的教学活动方面，杜威倡导以学生为中心，在培养人的过程中尊重学生的个性并促进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以此为宗旨推行的选科制提高办学效益，整合优了教育资源，同时调动师生教与学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建立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以学分为杠杆的教学体制；在大学的职能方面，杜威倡导学校是一个社会机构，而教育本身作为一个社会化过程，是进行社会改革和促进社会进步，达成理想生活的根本方式。学校是一国科学文化发源地，担负着知识的普及与人类文明增进的责任。由此，大学除承担传统的教学、研究的职能之外，还应该重视其社会服务推广的职能。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以变革的姿态出现，对传统的教育理念进行批判，引导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理念的转变，推动近代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进程。
二、移植与借鉴：模式的嬗变
近代大学是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承担者，也是传统教育的突破者。筹建的国立东南大学被称为“近代第一所以模仿美国大学教育制度为蓝本创办起来的大学”。它的办学历程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进程。
（一）教育管理的民主化
民主化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保证人们能够充分行使他们在教育上的民主权利，这也意味着保证他们有权参加教育机构的管理和教育政策的制定”。[3]无论是教师、学生还是其他与教育系统相关的人员都应该享有指导和管理这一共同事业的权利，尽管他们介入的层面和审视的角度各不相同，但他们的合理意见和独到的见解都应该积极地吸纳到高等教育的管理中来。这是美国高等教育民主化理念的核心所在，也是郭秉文主持的东南大学教育管理体制的核心所在。
民主社会的重要特征是以“自愿的倾向和兴趣”来代替“外部权威”，所以，民主主义绝不仅仅是“一种政府的形式”，而是一种“联合生活”和“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而这种方式的最主要特征是“共同参与的事业的范围扩大，和个人能力的自由发挥”。[4]郭秉文率先借鉴美国大学管理模式，为促进学校管理民主化对学校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根据《东南大学组织大纲》的规定，东南大学实行的领导体制是校长负责制下的“三会制”，即“按政议分开的原则，建立‘责任制’与‘合议制’相结合的体制，即设立评议会、教授会和行政委员会，分别负责议事、教学和行政事宜，各会均由校长兼任主席。”[5]东南大学的“三会制”在其管理形式上，带有浓厚的民主色彩，通过配额一定比例的教授代表，参与教育方针、学制、规章、财政与学位授予等学校重大事宜的讨论，大学管理权力逐渐趋向于民主，并有集中趋向于分散的态势，教授拥有了较多的权力，调动了其培养人才和学术研究的积极性。通过如斯制度，实现了教授治校的民主理想，这是对大学作为一个学术组织的维护，也是对大学作为一个自治团体的尊重。与此同时学生管理的观念也急剧变化，学生自治会的组织应运而生。东南大学实行以学生自治为主的学生管理体制，校长郭秉文致函教育部，陈情撤销限制、约束学生行为的学监处，设立学生自治会，由一批深谙美国学校自治会组织的教师对其进行必要的指导，旨在充分展示学生个人的能力，培养学生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意识和能力，彰显民主管理的特色，此举无疑在学生管理民主化道路上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
随着美国民主自治的现代大学理念的渗透和影响，中国高等教育历经一场盛大的转型：教育管理的民主化。在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根深蒂固的背景下，建立校长负责制下的“三会制”以及设立学生自治会的开创之举，引领教育民主化的潮流，迎合了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将美国大学模式的深种于中国的沃土之中。
（二）教学活动的自由化
大学是以探究和传播高深学问为使命的学术机构。“为了更好地履行大学的使命，作为高深知识的探究者和传播者，大学教师和学生必须享有不同于一般公民的特别的学术自由”。[6]学术自由的权利是大学发展的必然条件，也是其发展的重要基础。
伴随五四以来民主自由呼声的高涨，学生个性自由得到尊重，发源于德国，发展完善于美国的选科制，率先在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开展起来。东南大学的选科制是一种主、辅系选科制，其做法是将课程分为三个门类:公共必修科、主辅系必选科和随意选科。学生在大学一年级结束后进行分系，“由学生于本科各系中自选一系为主系，然后由主系教师提出若干系，任学生选取其一为辅系。”“只要征得指导教师的同意，学生还可自修别科的课程。”[7]在实行选课制基础上辅以学分制管理模式，以学分作为学习的一种计量单位，对学生所修的课程以量化形式记录成绩，以学分数的是否修完作为衡量学生学习和授予学位的依据，保障和完备自由度极强的选课制度。教师可以将其研究领域扩充到课堂之中，并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充实在教学内容之中，拥有充分的学术自由；而学生可以参照其所长所爱选择所学科目，拥有一定范围的自由选择权利，给予学生的自主性充分的尊重。郭秉文以其推行的选科制，从多个维度培养人才，从教学上保证博专结合人才的培养，力求达到专才与通才的平衡。他认为大学“正科重通才教育，不忽视应用，专科注重专才教育，但不忽视基础，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但两者并非截然划分。”[8]一方面使大学人才具有扎实、广阔的知识结构，另一方面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专业型人才。“使通才不致于空疏，专才不致于狭隘”，培养学生而成为“平正通达的建国人才”。[9]
“教育上的种种对立，如劳动与闲暇的对立，理论与实践的对立，身体与精神的对立，心理状态与物质世界的对立，回顾一下这些对立背后的理智与臆断，就可以明白，他们最终表现为职业教育与文化修养的对立”[10]，在此对立模式下，专业壁垒通过选科制创造性地被打破，主辅修并举，培养了大批又博又专的高素质人才。不再拘泥于传统的教学体制，用美国现代教育理念浇筑教学活动自由化的城墙，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建筑学术自由的伊甸园。
（三）高校职能的社会化
大学不能脱离于社会而单独存在，它是社会系统有效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大学对社会事务具有较高的敏感度和参与度，因而在德国英国大学的教学、科研职能基础上发展出大学的另一职能：服务即推广，并被各国高等教育界广泛接受。五四运动后，东南大学率先提出“教学、科研、推广”三职能相结合，强调大学的教学与研究对社会的服务职能，是当时中国高等教育受美国模式影响的显著标志之一。
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大学依托社会这个广阔的平台，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这种成功也使社会对大学提出更多的要求。从办学伊始，郭秉文就强调“根据智育标准”和“适应社会需要”为“设科主旨”，并认为“社会需要随时变更”，所设之科也应“因之而异”。其学科未囿于师范学校的框架，处于不断发展中，坚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培养人才，大力发展应用学科同时偏重理工学科，多种学科相结合共同服务于社会生产。譬如：“鉴于人民生产力薄弱，而一般毕业学生又缺乏职业的知识技能”，社会急需工业人才，增设工艺专修科；当时民族工业的发展，多以纺织和粮食加工为主，增设农业专修科、商业专修科等。一批面向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实用性学科纷纷建立，农科、工科，商科在这个时期得以发展，同时相应地确立实用性学科在大学中的位置。大学呈现出一种开放的姿态面对社会的需求。大学在保留其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地位，提倡知识分子献身于学术研究时，也倡导教学研究成果适用于社会的需要，促进社会的发展。东南大学建立旁听生制度，允许有志学业的穷苦子弟以旁听生的身份在大学里听课学习；开办平民夜校，组织学术演讲会向平民演讲，满足平民对教育的需要；率先开办暑期学校，期望通过教育改造社会“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等等。通过种种措施使高校的学生结构发生显著的变化，通过间接的方式接受高等教育的非传统学生也和传统学生一样成为高等教育的受益者，扩大高等教育的受益面积，体现教育面向社会大众、服务社会的职能。
高校职能的社会化驱动大学走出象牙塔的藩篱，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大学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确立教学、科研和推广的大学职能，密切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促进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转型。
三、启示与导引：当代的趋势
克罗奇在其《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过去与现在无休止的对话，要了解当今世界的格局，要知道世界未来会有如何的发展，就需要从历史的发展脉络去分析解释。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结合国情对我国高等教育进行改革，填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不足，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科学、和谐、健康发展。
（一）多元化治理的组织结构
大学由一元化管理走向多元化共同治理是社会进步，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大学本质的内在要求。大学治理结构强调多元治理，强化学术权力，完善大学各主体在管理决策中的权力配置，有助于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平衡，使大学回归到学术与教育的非营利组织运行轨道上来。
当前我国大学治理结构有着种种弊端。我国大学虽然政策法律层面确立了法人地位，但大学各利益相关者权力与责任的界定不够明晰，大学在实际运作中仍依附于政府，大学作为独立法人所拥有的自治权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其次，大学内部行政权力逐渐泛化，而学术权力却日渐弱化，民主的管理流于形式。最后社会力量进入大学的渠道少之又少，在象牙塔的藩篱中社会参与高校治理的道路困难重重。随着教育改革的发展与深入，政府逐步将权力下放给高校，从“控制”的政府转变为“服务”的政府，弱化政府对高校的直接控制，转型为通过资源配置、信息提供、资金投入的间接调控，为高校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发展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推进高校内部民主管理，保证师生、教职工在高校管理决策中可以充分行使民主权利，使他们从高校管理决策的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和经历者、变为民主决策的直接受益者，充分调动广大师生、教职工参与管理决策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为高校改革增添智力和动力支持，为高校民主管理，多元化治理提供有效的内部环境。同时积极吸纳社会资源办学，将与教育相关的社会力量吸纳到高校民主管理的队伍中，倾听各方的声音与需求，共同完善高校多元化治理结构，发扬民主管理的精神。
多元化治理形式下的民主管理能够增强社会、市场对大学治理的参与程度，促进各方主体相互沟通，优化资源整合与配置，有助于大学通过社会各界获取资源，从而使大学同政府、社会、市场构建起合作共赢的良性关系。
（二）通才与专才结合的培养目标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人才培养规格呈现多类型、多层次、复杂化的趋势。围绕人才培养这个中心，一方面，专才与通才的矛盾对立始终贯穿于人才培养的过程，另一方面，对创新人才、国际化人才、多样化人才的需求深刻的影响着人才培养目标的转变。
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是任何社会发展阶段都存在的教育模式，也是不断存在争议的两种人才培养目标。但二者并不是对立的非此即彼的关系，是相互依赖，共生共存的关系。通才与专才相结合的人才培养目标能够造就拥有扎实广泛的基础，深厚专业知识的人才，是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两个维度，偏重一方或忽视一方都有失偏颇，两者结合才是更好的人才培养模式。通识教育是个体参与社会生活之准备，其教授内容之广博，通识教育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当今社会快速发展对于人的知识能力和文化素养的要求日渐提高，个体要想成功融入社会生活，就必须具备更高的综合素质和多项才能。专才教育社会生产和生活联系紧密，注重知识技能的应用，提倡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培养的人才在短期内具有不可替代性，毕业后能较快适应社会的发展。当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学科交叉的趋势，凸显它对人才的需求是多样的、全方位的，不仅需要拥有广博知识基础、文化素养的通才，而且专业知识深厚，应用能力强专才，这样的要求赋予高等学府培养多规格、多类型的人才的责任，以及将专才与通才有机结合的人才培养目标。
在新的发展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界通过比较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经验，结合我国历史积淀的传统，逐步更新教育教学理念，并调整、重构人才培养目标，强调通才与专才结合的平衡发展。
（三）产学研一体化的职能发展
当代高校通过产学互动、校企结合的形式，把教育与科研、社会生产等活动和资源有效地整合起来，同时实现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产学研的结合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办学增添新的活力，为人才培养提供新的路径。
“高等教育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是社会的一部分，而且，作为一个结果，更少脱离社会，在将来这很可能越来越正确”。[11]大学自身及高等教育领域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学内部组织群体的结构、类型以及诉求更为复杂多样，大学外部各类社会组织的关系也日益发生变化。在这一新态势下，大学要实现为社会服务的职能，需要应对社会的新局面，探索研究社会的新问题，与时俱进，共同发展。一批西方研究型大学顺应新技术革命的潮流，选择了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产学研结合的发展思路并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例如；斯坦福大学创建的“硅谷”模式，不仅充分开发新知识和智力用于经济生产，而且进行智力资源培养，形成良性的持续发展。由此可见，我国高校可以充分利用学校己有科技园区技术集结、产业培育的功能，使科学技术与科技产业在园区获得结合，同时高校可以依托自身的独特的学术文化优势和资源优势，力求与当地政府、企业，建立高效多样的合作关系，构建地方高校服务社会的合理模式和有效机制。
高等院校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技术中心，作为知识生产、传播、利用的综合载体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无可替代的作用。未来的高等院校产学研应以人为本，协调科研、教学、人才培养与社会的关系，尽可能发挥高等院校服务社会，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作用。
近代高等教育理念的迁移与模式的转型促进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转型，作为近代教育理念与模式的载体——美国高等教育模式，满足了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郭秉文在东南大学的办学实践中，对美国模式的借鉴移植，触发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对当今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纵观其现代化进程，指导普及化背景下高等教育的进程，构建多元化治理，实现通才与专才结合的培养目标，促进产学研一体化的有效职能，促使我国高等教育科学、和谐、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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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欣，女，河南安阳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