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洪宇院长出席“生活教育100周年”学术论坛并发表演讲



  近日,“生活教育100周年”学术论坛顺利召开。长江教育研究院周洪宇院长出席此次论坛,并发表了关于“生活教育的三个百年”的学术演讲,呈现出分明的历史脉络,充满了历史智慧,既回顾了生活教育百年历程,也拓展了与会嘉宾观众对生活教育的视野。演讲内容如下↓↓↓

  一、“生活教育”的三个百年

  今年是陶行知先生1918年所倡导的“生活教育”产生一百周年纪念之年。在这样一个值得庆祝与纪念的重要时刻,在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进入新时代、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为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拼搏的关键节点,从陶行知“生活教育”产生之前、产生以来以及未来一个世纪这三个一百年的角度与高度,谈谈陶行知“生活教育”产生之前一百年甚至更长一个时间段人类社会进步与教育发展的总体趋势,分析一下陶行知“生活教育”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以及它产生之后所起的历史作用,并展望和预测一下它未来可能产生的贡献,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二、历史必然:人类社会进步与教育发展的总体趋势

  陶行知“生活教育”产生之前一百年甚至更长一个时间段人类社会进步与教育发展的总体趋势是怎样的呢?可以用三个概念来把握它,即工业化、全球化、现代化。人类发展有过两次教育革命,第一次教育革命是从原始的个别教育走向个性化的农耕教育,第二次教育革命(早期教育现代化)是从个性化的农耕教育走向班级授课式的规模化教育。

  三、历史作用:“生活教育”所产生的历史作用

  从陶行知“生活教育”产生之前一百年人类社会进步与教育发展的总体趋势,可以清楚地看到,陶行知“生活教育”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

  首先,从陶行知自己的实践、思想和精神来看,毫无疑问,其作用及其伟大而明显。在实践上,陶行知一生曾发起了七大教育运动,即发动平民教育运动、推行乡村教育运动、开展普及教育运动、发起国难教育运动、投身战时教育运动、从事全面教育运动、倡导民主教育运动。从理论上看,陶行知立足国情,既反对“沿袭陈法”,又反对“仪型他国”,他在批判地继承古今中外各种教育思想和总结自己教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独树一帜的生活教育学说。

  四、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具有突出的六个特征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具有生活性、实践性(即大众性)、民主性(即大众性)、科学性(即前进性)、民族性(即与历史联系的)、世界性(即开放性)等六大属性和特质。陶行知正是围绕着实现如何让中国适应人类社会进步和教育发展,追赶世界早期工业化、早期全球化、早期现代化,特别是早期教育现代化,完成中国实现工业化、全球化、现代化,特别是教育现代化的宗旨目标与历史重任来开展的。

  不仅如此,陶行知还具有六种极为可贵的精神,即爱满天下的博大胸襟、乐于奉献的伟大情操、炽热真诚的教育激情、不屈不挠的刚毅品质、求真务实的思想作风、开拓求新的创造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教师的要求,是对中国历代教育家思想的总结、继承和发展。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被摆在了特别重要的位置。这是因为尽管时代发生了变化,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依然是指导教育工作者“做个好老师”的基本遵循,依然具有很强的时代价值。

  五、展望未来:陶行知的遗产仍将发挥积极作用

  陶行知的遗产是一笔极为丰厚的思想遗产、实践遗产和精神遗产,在未来21世纪20年代至22世纪20年代中国走向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全球化、现代化、生态化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更加宏伟目标的历史过程中,仍将发挥积极作用。

  在可预见的未来一百年乃至更长时间,人类社会将走向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全球化、现代化、生态化社会。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全球化、现代化、生态化社会,意味着教育形态、学校功能、教师角色等都将发生巨大改变。但不管教育怎样变、学校怎样变、教学怎样变,教育与生活的关系,学校与社会的关系,教学与实践的关系,不会发生本质改变,也就是说,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仍将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从这一角度来说,陶行知及其生活教育学说将在文化自信和教育自信方面率先走出国门。

  生活教育理论是近代中国最有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教育理论,也是最具中华特色的本土教育理论。日本知名教育史学家、中国研究所前所长、东京专修大学教授斋藤秋男指出,“陶行知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

  作为中华本土教育家,陶行知已成为中国的一张名片走向世界,并继续对“后发国家”的教育改革起着重要的影响与指导作用。鉴于陶行知的国际影响力,美国知名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大卫·汉森(David T. Hansen)将其收录进《教育的伦理视野——实践中的教育哲学》一书。该书收录了世界十大教育家,陶行知是唯一一位来自中国的学者。2015年,陶行知铜像安放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成为安放在常春藤高校的首位华人学者铜像。2016年,“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教育研究中心”正式更名为“哥伦比亚大学陶行知研究中心”,成为常春藤名校首次以中国人命名的研究中心。

  最近,我在主编出版《全球视野下的陶行知研究丛书》(八卷本,北京师大出版社2016年版)《陶行知研究在海外(新编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的同时,也美国时代出版公司相继出版了三本陶行知研究的英文著作,向世界进一步展现陶行知的学术和人格魅力。随着三书的出版,海外涌现出越来越多的陶行之研究成果和实验基地,推动中西文化交融,进一步引领越来越多的中国教育文化走向世界,彰显中国教育文化的软实力。

  正如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换句话说,理论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群众对理论的需求程度,理论只要彻底就能掌握群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未来的陶行知生活教育,一但为群众所掌握,就一定会发挥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