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洪宇 |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
李 永 | 教育学博士、中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讲师
文章转载自《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3期，第16—30页
[摘 要]五四爱国运动前夕，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作为新知识界的嘉宾被隆重邀请到中国，开始了影响深远的两年访华之行。杜威所宣传的实用主义学说，因内容精深、适合所需、易于接受而成为流行于五四时期思想文化界的一股热潮。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作为负责邀请的三大教育机构之一，因郭秉文、陶行知等学人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与杜威的师承关系，他们参与邀请、广为宣传、积极筹资、译述陪伴，可谓出力颇多，使杜威的访华之行卓有成效。反之，杜威以南京高师为南方重要活动基地，通过参观考察、讲演问答、系统授课等方式为南京高师成为东南学术重镇添砖助力;如从长远来看，更是深度传播了实用主义，广泛联系了欧美学者，有效推进了国际交流，为南京高师以至东南大学成为最具规模的现代化大学贡献频多。
[关键词] 五四时期;杜威;中国;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实用主义
19世纪以来，技术进步使新的通讯和交通工具不断涌现，世界真正成为了互动空间;进入20世纪，科学与知识的传播也日渐成为全球性现象。就世界格局而言，“一次大战是中国走向国际化漫长旅程中的关键转折点”。[1]在上述背景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以后美国哲学家杜威(1919-1921年)、英国哲学家罗素(1920-1921年)、德国哲学家杜里舒(1922-1923年)等欧美学者频频造访中国。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被民国知识界誉为“美国教育大家”、“世界思想领袖”。1919年的杜威访华之行，开启了民国中外教育交流史上最为活跃的一个时期。
杜威访华，从外因来讲是世界教育改革运动扩展和延续的结果。一战以后“美国的政治经济飞跃前进，民主教育呼声益高，教育实践的经验丰富，教育理论渐趋深入，特别是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这一系统阐述实用主义教育的名著于1916年问世。”[2]美国由向欧洲学习的输入国，转而成为先进教育经验和理论的输出国，杜威东亚之行就是最好的诠释。从内因来讲，邀请杜威体现了民国知识精英总结教训、放眼世界、广纳新知的开放精神，展现了对科学与民主价值理想、伦理精神的热切追求;一战以前，迅速发展的民族经济，广为传播的民主观念，为实用主义思潮的传入提供了社会土壤;中国教育与社会生活脱节的突出矛盾急需解决，而实用主义在教育与社会的适应上迎合了中国教育的客观要求。
1919年4月30日，即五四爱国运动前夕，杜威应邀来华。值此杜威访华一百周年之际，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南京高师”、“南高”或“南高师”)为载体，以杜威与郭秉文[3]、陶行知、刘伯明等学人的交流交往为考察对象，既可以侧面展示一战之后民国学界放眼世界的开放精神、通过教育改造社会的积极探索，又有助于理解郭秉文等南高学人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贡献，还可以澄清访华之行的疑点，丰富近代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
一、杜威访华期间南京高师出力颇多
杜威来华之前，业已归国的哥大学生郭秉文(1914年归国)、胡适(1917年归国)、蒋梦麟(1917年归国)、陶行知(1917年归国)、郑宗海(1918年归国)等人已经声名鹊起，成为民国著名的教育家和年轻的教授，成为中国新教育运动的领导者。郭秉文为南京高师代理校长，胡适为北京大学教授，蒋梦麟为《新教育》主编，陶行知为南京高师教务主任，郑宗海为南京高师教授。得知杜威日本讲学，胡适、陶行知、蒋梦麟三人频繁书信往来，并分别得到所在机构负责人蔡元培、郭秉文和黄炎培的大力支持。因为南京高师郭秉文、陶行知等多人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与杜威的师承关系，故此出力颇多，使杜威的访华之行卓有成效。
1.书信联络，拜访邀请
邀请杜威访华，肇始于他的日本之行。1918-1919学年是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师休假年。1918年12月9日，在加州客座授课尾声，他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们度假最远所能到达的地方只能是日本了”[4]，而且再不抓住机会，以后就更不能实现了。1919年1月22日，杜威夫妇乘坐日轮“春洋丸”离美赴日，2月9日抵达横滨。杜威夫妇受到了此次筹备工作负责人小野荣二郎博士、东京帝国大学负责人姊崎宏教授、友枝孝彦教授以及众多记者的欢迎。[5]
1919年2月，得知杜威到访日本，胡适即致函陶行知，商讨邀请杜威访华。陶行知及时将此事告知郭秉文，决定由郭秉文赴欧美考察战后教育途经日本时，当面邀请。3月8日，郭秉文携北京大学教授陶履恭(陶孟和)出洋考察。3月12日，陶行知回函胡适，动议“南北统一起来”集体邀请杜威来华。[6]
3月13日，郭秉文与陶孟和借取道日本的机会赴东京专门拜访了杜威。3月28日，《北京大学日刊》介绍了郭陶拜访杜威，邀请他在中国演讲一年的经过。杜威表示愿意做，只要两边的大学商量好。因为“几个月的旅行实在看不出什么道理。要是能加上一年的工夫，也许我能有点观察了。”[7]郭秉文将杜威答应来华以及行程打算致函陶行知，同时计划就未来一年的访华计划与哥仑比亚大学方面商量。
3月31日，接信当天陶行知就致函胡适商量接洽事宜。“他(杜威)说四月中就可到中国，打算游历上海、南京、扬子江流域，一直到北京。”[8]陶还在信中建议，由北京大学、江苏省教育会、南京高师三个机关各举1名代表负责接洽事宜，陶行知已获南京高师推定担任此职。同时，还附上南京高师所拟接洽办法数条，请胡适与蔡元培等人磋商。
稍早几日，即3月27日，杜威在家书中提及，“今天早上三位大学教授来拜访了我。他们希望安排好我们在这里的每一处细节。”杜威知道三位日本学者不能理解，那是因为“一直到动身去中国之前，我们没法针对行程中的每一件事都给出一个完全准确的信息。”[9]换言之，至迟在此时，杜威已经确定访华。
4月15日，蒋梦麟致胡适函言及，虽然杜威尚未到来，但是南京、上海，以至于教育部都希望杜威讲演与教育有关的话题。[10]同时还告知自己已经确定为欢迎代表。
4月30日，杜威偕夫人艾丽丝(Alice，也译为爱丽丝)到达上海。[11]北京大学、南京高师、江苏省教育会代表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到码头欢迎，并送入沧洲别墅居住。《时报》有云，“杜威博士，美国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久为吾国学界所钦佩。兹已于昨日(三十日)下午到沪。”[12]5月1日，胡、陶、蒋等人陪同杜威夫妇参观申报馆，并合影留念。杜威在5月2日的家书中写道：“有一个欢迎委员会来迎接我们。这个委员会由几位中国绅士组成，他们大多数都是归国的美国留学生。”[13]
2.多方化缘，解决经费
当杜威初到中国在上海讲演、在杭州游玩之时，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差点使他的中国之行就此终止。身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五四”学潮之前，曾力劝学生不要上街。学生被捕事件发生以后，蔡元培联合北京各校校长保释学生，此举得罪了当权的亲日派。由于不希望因个人去留致使事态进一步扩大，蔡元培在5月8日递交了辞呈，并于5月9日悄然离京。蔡元培的突然离职，使得北京大学一时无人主政。
此前，1919年4月，蔡元培曾致电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敦聘杜威主讲于北京大学一年。5月13日，胡适收到巴特勒的电报，说给杜威假一年，但15日第二封电报又补充说所给的是无薪俸的假。[14]此时恰逢蔡元培请辞，这使得胡适、陶行知、蒋梦麟这些访学实际运作者焦虑万分，三人多方联系、寻求资助。要知道，此前杜威短暂的日本之行，主要得益于负责人小野荣二郎博士找到当时日本财经界和慈善界的风云人物涉泽荣一男爵提供资助，并在东京帝国大学支持下，在该校设立一项讲座基金。[15]
5月22日，黄炎培、蒋梦麟致函胡适：“加仑比亚已允给假，大学如散，上海同人当集万金聘之。”[16]同时还提出了南方的预备方案，比如“杜威如在沪演讲，则可兼授新大学”等。[17]5月26日，蒋梦麟致函胡适：“杜威留中国，其俸己由省教育会担保。”[18]
1919年9月，蔡元培重回北大，但经费依然存有困难。1919年6月，胡适与范源濂商量，范源濂建议利用社会私人团体的资助充当杜威的访华费用。后来经胡范两人积极联系，尚志学会出资六千元，清华学校出资三干元，“新学会”也筹款加入。[19]胡适日后回忆，北大学、南高、江苏教育会，“和北京一个基金会叫做尚志学会，筹集基金邀请杜威来华讲学，并分担全部费用”[20]，也佐证了此事，
6月24日，陶行知、蒋梦麟致函胡适：“徒威(杜威)留一年，甚好。南京、上海方面准合筹四千元。”[21]
综合分析，邀请杜威来华起初可视为弟子邀请老师之举，但从正式角度而言，则是北京大学、南京高师和江苏省教育会三个团体的组织行为。其后由于经费问题以及宣传鼓吹，杜威之行引起了广泛关注，其他机构，不管是教育部、浙江省教育会，还是尚志学会、新学会和清华学校等团体，都热心参与到杜威来华的组织行列。此外，民国知识界教育界头面人物蔡元培、范源濂等的积极参与，也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无论从组织层面还是个体层面而言，南京高师作为杜威访华主要发起单位，郭陶二人作为主要发起人员的基本事实是无疑的。
3.报刊宣传，造势鼓吹
杜威到来前夕，为使国人了解杜威其人其说，杜氏弟子更是纷纷撰文译介，加强舆论宣传，在杜威到来前已掀起了一波“杜威热”。
1919年3月31日，陶行知发表《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提出杜威先生一贯所主张的“是要拿平民主义做教育目的，试验主义做教学方法。”[22]陶行知还介绍了杜威学术史，列举了16种著作。文尾写到“等他到了中国之后，我再来介绍大家亲听他的言论”[23]，再次为杜威中国之行做宣传。尽管后来各报各刊发表介绍评论杜威生平及其学说的文章多至难以胜数，但陶行知以杜氏弟子[24]身份所撰，却是最早发表且颇中肯要的文字。[25]
其实，早在1918年陶行知就在《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中对杜威大加赞誉，“教育为群学之一种，介乎形而上学、形而下学之间。故其采用试验方法也，较迟于物理、生物诸学。然近二百年来，教育界之进步，何莫非由试验而来?……杜威之集成教育哲学，也以试验。”[26]
1919年2月，由江苏省教育会等5家教育组织共同倡导的《新教育》在上海创刊，主干为蒋梦麟。作为发起单位，南京高师选派郭秉文、刘伯明、陶行知、朱进[27]担任刊物编辑代表。《新教育》也自然充当了宣传杜威及其学说的主要阵地。3月第2期发表郑宗海的译文《杜威氏之教育主义》。4月，杜威到来前夕，第3期推出专刊《杜威号》，刊发了《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胡适)、《杜威之伦理学》(蒋梦麟)、《杜威之论理学》(刘经庶，即刘伯明)、《杜威的教育哲学》(胡适)、《杜威与社会》(朱进)等重要论文，把宣传介绍杜威教育思想推向高潮。因为《杜威号》广受欢迎，于7月份再版印刷。胡适还在北京大学、南京高师、教育部会议上专门介绍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加之《教育潮》、《学灯》、《觉悟》等报刊参与介绍和鼓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这为迎接杜威来华做了铺垫、造了声势。
因为调查战后教育状况并与各国教育家接洽退还庚子赔款推广教育，郭秉文6个月间历经日美英法意瑞士等国，直到9月20日正午才乘亚细亚皇后号抵沪[28]，故未能参与杜威到华后的接待工作。但是郭秉文1914年完成的博士毕业论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29]，自著成和出版时即很受关注，黄炎培称之为“盖空前之作也”。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该著率先建立现代中国实用主义教育学术范式。比如，全书以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为主要理论基础，贯彻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科学精神和方法，注重教育史研究的实用价值，力图解决当前教育问题。[30]191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槃译述的中译本，到1922年发行3版，对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宣传可谓大有助力。
杜威来华之前，以杜氏弟子为核心的哥大留美知识分子，对杜威学说热情鼓吹。因为他们大部分专攻教育，所以其介绍宣传能够把握杜威学说的基本内涵，其影响尤为深远。在发表的论说中，除由胡适、蒋梦麟撰写的以外，其余多与南京高师有关，可以说南京高师对杜威访华的烘托造势，是其他教育机构所无法比拟的。
4.精心译述，陪同考察
南京高师在杜威访华中的另外一大贡献为在东南地区陪同考察，代为翻译。虽然杜威享有世界声誉，但是却不善言辞。1921年7月6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杜威不长于口才，每说话时，字字句句皆似用气力想出来的。他若有演稿，尚可作有力的演说，若不先写出，则演说时甚不能动听。”[31]胡适口述自传也提及，哥大时期“许多学生都认为他(杜威)的课讲得枯燥无味。他讲课极慢，一个字一个字的慢慢的说下去。”但是胡适认为这反映了杜威“讲课时选择用字的严肃态度”。[32]
因此可以说，杜威在华演讲所引起的轰动效应实与译者的精彩翻译密不可分。这些译者，以自己的理解为其翻译时，一定程度上掩盖或弥补了杜威演讲的缺陷，同时又充当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传话筒”、“播种机”。当然，也需要承认的是，既然是翻译，所以其译文不可避免会受制于译者的知识背景与主观理解等因素。另外，他们在其中加入自己的想法、观点、假设也是非常有可能的。尽管存在此等问题，但结果总还是好的。时报有云，“闻杜威博士每次讲演，听讲演者非幸踊跃，无不座为之满云。”[33]
杜威在北方的主要活动地点是北京，主要在北大和北京高师讲演，译者多为胡适;在东南则是由南京高师郭秉文、陶行知、刘伯明、郑晓沧等人陪同翻译。1919年5月7日，杜威到浙江省教育会讲演《平民教育之真谛》，由郑晓沧(郑宗海)任翻译。5月18-26日杜威在南京高师讲演，由陶知行等翻译。讲学之外南高学人还陪同杜威夫妇参观了南京名胜以及南京高师附属小学、幼稚园等。5月18日家书记载，“参观了旧时的考试大楼(即江南贡院)”，“还参观了一所孔庙(即南京夫子庙)”。[34]5月23日家书记载，“参观一所据说是中国佛教圣地之一的寺庙(即南京鸡鸣寺)。”[35]
次年，1920年4月，杜威由新教育共进社公请南来继续讲演。4月起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专设讲席一个半月，5月后到各地讲演，译述特请南京高师校长郭秉文博士、教务主任陶知行[36]博士、学监主任刘伯明博士轮流担任。[37]
刘伯明[38]虽然不是哥大学子，但同样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的信徒。与北京《杜威五大讲演》由不同人员译记不同，杜威在南京高师所做的《教育哲学》、《试验论理学》和《哲学史》三大系列演讲总计数十次，内容丰富，但自始至终由刘伯明一人译记完成，这无疑显示了刘伯明的高超水平。此前，1918年7月，杜威所著How We Think(《我们怎样思维》)经刘伯明译为《思维术》，又经沈恩孚、郭秉文校对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鉴于刘伯明对杜威思想在中国传播的贡献，他被视为在杜威译著方面与胡适、蒋梦麟、陶行知齐名的人物。
1920年5月16日下午，杜威在江苏省议会讲演“平民主义之精义”，郭秉文、刘伯明担任翻译。这次讲演以后，杜威于5月17日上午出发至江浙一带各主要城市讲演，主要由刘伯明、郑晓沧陪同翻译。南京高师也随之成为东南各地联络杜威讲演的总机关，至7月初结束40多场巡回演说后，杜威北上返京。
通过杜威来华前的大力介绍，杜威来华中的直接宣讲及杜威返美后的刊印传播，所能触及杜威思想的人成千上万。这既是杜威思想在中国影响深远的原因，又促成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在20年代中期达到了顶峰。“此功劳决不仅是杜威个人的，也并非只是各地报刊、杂志呐喊鼓噪之力，陪同杜威到各地访问并充当翻译的杜门弟子或深受杜威理论影响的中国学者们，则更是功不可没。”[39]
二、杜威访华与南京高师的直接交往
杜威作为一战后首位来华的重量级思想家与其后来者相比，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由于新文化运动，杜威的支持者、拥护者地把他的思想置于学习西方思想潮流之中。“杜威认为他来中国是为了旅游，但他却被认为是一个革命者。”[40]很多中国人还视杜威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化身。
另外，“杜威之行创造了一个跨国空间，在那里他与另一个国家的人民、政治、文化、社会变革、历史和哲学进行了深入的交流。”[41]2年3个月(1919年4月30日至1921年8月2日)的时间，杜威的足迹遍及中国11省，在北京、南京两地作系统讲演，累计大小讲演200多场。在东南学界，与杜威密切联系是南京高师。杜威通过演讲、答问、座谈、考察等方式与南高师生进行了多层次的交流，直接推进了该校的学术发展。
1.讲演座谈，答问交流
1919年5月16日，杜威“赴南京各校之约演讲其主义”[42]，南京各学校均派代表迎接。5月18日，杜威莅临南京高师，首登中国高校讲坛演讲。在5月18、19、21、24、25、26日共6天时间里，杜威先后发表四场演说，由陶行知等担任翻译。其中《平民主义之教育》和《经验与教育之关系》，主要阐发杜威的教育主张;《真正之爱国》和《共和国之精神》直接缘起于五四学生运动，发表杜威的观点见解。
在南京高师《教育答问》环节，杜威总结了询问最多的三类问题进行作答，比如最为普遍之第一题为：“照现在巴黎和平会议结果，公理未能合胜，武力就有压制公理之势，此后教育中对于造就军国民一端，是否不宜完全放弃?”[43]杜威认为此题殊大，从两个方面进行了简要回答。
1919年5月23日，南京教育行政人员与杜威博士在南京高师开谈话会。到会者30余人，陈主素(陈容)为主席，刘伯明为翻译，历时二个小时之久。陈容致辞，“现在中国思想正在变迁之际，适遇杜先生来华，实一好机会，吾辈可与杜先生详行讨论”等等。杜威答辞，“对于贵国情形多不熟悉，故只能就普通学理，与诸君讨论”等等。这次座谈涉及“教育行政采用划一制与适宜制孰善”，“筹集教育经费之方法若何”，“美国分划学区之方法如何”等17个问题，杜威一一作答，发表了他对中外教育问题的真知灼见不仅如此，杜威也向参与学人发问，比如“贵国学制何行统一制乎?抑常有变通之余地乎?”[44]
1920年4月初，杜威偕陶行知由北京赴南京，就南京高师哲学讲演之席。报纸刊载，“昨晚(六日)高师全体聚集大会堂，开欢迎盛会。杜入会堂，即闻鼓掌欢呼。就座后，国乐即悠扬而作。既而刘伯明君布告开会宗旨，略谓杜先生第二次来宁，吾人欢迎之心，亦加一倍。”[45]在钢琴独奏，学生欢迎词以及英文歌曲后，杜威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其中对亲历的学生运动进行了评价。“此种潮流将来之结果如何，顾难逆观，但予不免有一种感性矣。民国之造成，不在于改头换面，而在于改革内容也。苟无国民之社会改革、思想改革、信仰改革为期基础，则政府改革徒托空言耳。”随后杜威又言及，“夫外面之改革易观，内心之改革难测，诸君当知也。”[46]
相较于1919年的初次南京之行，由于此次时间充裕，杜威还在南京各处开展讲演和学术交流，对象也与南京高师密切相关。
4月18日下午，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在南京复成桥边的苍园邀请杜威博士茶会，同时邀请刘伯明、陶行知、郑晓沧及查啸仙四先生作陪客，后刘陶因事未到。其间讨论大学开女禁，男女同学社交，中国妇女运动，家族制度等问题。[47]
4月23日，《少年社会》杂志社[48]假座鸡鸣寺，开会欢迎杜威博士。席间本社同人及陈鹤琴先生，先后提出“儿童公育”、“男女同校”、“军国民主义”、“新青年与守旧派共事”、“教育救国”等中国最重要最难解决五大问题，一一经博士圆满解答，我们很感受许多精神的教训。”[49]
以第5个问题教育救国为例。社员章君问，“现在中国社会的黑暗，政界的腐败，已危险极了。要谋彻底的改造，最可靠的方法，当然要推教育。但是拿教育救国，方法虽为稳健，收效却很迟缓，有时候迫于时势，困于环境，等不及用积极地方法，慢慢儿改造，请问有什么速效的办法，可以挽救危局?”[50]
杜威博士答，“改造社会，本有二种方法，一是自然地演进(Evolution)，一是破坏的革命(Revolution)，演进寻其自然，进步过迟，革命改变虽快，损失过大，最好折衷于二者之间，先养成真正‘民意’(Public Opinion)。一方面将社会里面黑暗秘密的事业，公布民间，使人人知道，人人了解，免得彼此隔膜，生出种种冲突。一方面再把社会缺点和错处特别提出来，公共讨论(Public Discussion)想出种种方法，由各人自己负责，向切实方面做去，以达到所希望的目的。”[51]即杜威认为，改良而非革命是改造社会最稳妥、最速效的方法。
5月7-8日，杜威应江苏省教育厅之邀，在南京高师作了四场讲演，即《社会进化之标准》、《近代教育之趋势》、《教育之要素》和《教育家之天职》，刘伯明担任翻译。《南京高等师范日刊》曾发布校长通告鼓励师生参与旁听。其后，杜威博士还应南京学术讲演会之约，于5月11日下午在南京高师对全城学界演讲人生观。[52]
2.三大演讲，系统阐述
1920年4月杜威南下讲学，南京高师成为首站。当时报纸刊载：“兹于四月二日出都南下，四日抵宁，先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担任教育哲学、论理学、哲学史等科目。每周共八小时，本星期三(七日)即开始讲演。此外并在各处随时讲演，一切手续，均由新教育共进社办理。闻六星期后，尚须赴沪杭皖赣鄂豫等处讲演。”[53]
自4月6日召开欢迎会至5月17日离开南京期间，杜威在南高系统讲授了《教育哲学》、《试验伦理学》与《哲学史》。现存南高档案中有一份当年南高校长办公处给中小学部的通知：
径启者 今晚7时1刻在大会堂开会欢迎杜威博士考希通知教职员暨学生届时全体与会为荷。
此致
中小学部
校长办公处启
4月6日即发
杜威博士在本校担任科目选课时间规定如下：
教育哲学 星期五下午，8时至9时
伦 理 星期四下午，2时至3时
哲 学 史 星期六下午，2时至3时[54]
杜威在南京高师作“三大讲演”，与北京所做“五大讲演”遥相呼应。第一部分“教育哲学”讲演21次，包括教育的意义和性质、教育的必要、教育的可能、教育的设施、教育的结果、社会教育的缺点、学校教育的缺点等内容。第二部分“试验论理学”讲演10次，包括论理学的性质、论理学的重要、思想的起源、思想的历程、思想的阶段等内容。第三部分“哲学史”讲演10次，包括欧洲思想的起源、希腊最初的哲学、柏拉图的学说、亚里士多德的学说等内容。杜威在南京高师所讲内容比较专门，在校师生收获颇丰。
1920年4月22日，杜威在给约翰·J·科斯(John J.Coss)的信中，回顾了南高的讲学工作：“我在这里讲授的是教育哲学，相当受欢迎。此外，还有希腊哲学与逻辑学史，共8个小时，但中间还包括口译的时间，因此，这更像是一堂浓缩精选并加以例证的讲课。”[55]
系统讲演中，杜威的深邃思想与刘伯明的精心译述相互映衬，给人诸多启发。以教育哲学为例。
“此次要和诸君讨论的是教育哲学这个题目。但是要讨论这个题目，先要研究教育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明白了教育的意义，用他做个基础，然后才可以讨论教育哲学。提到教育这两个字，都以为限于学校里的才当作教育，就是学校教育罢了。这种见解，未免太狭。我们应该从广的深的地方着想，不仅囿于狭义的学校教育。讲到广义的学校教育，是指学校内外的教育说的。我们常见儿童在家庭里，在社会上，和别人相来往接触时，也可以得到知识和技能，并且可以培养他们心理的习惯和道德的观念。所以广义的教育，就是用人与人往来接触的影响，去陶冶儿童的思想和习惯。”[56]
值得一提的是，南京高师教育科的学生，先是参与讲演的记录，随后校对提供给《南京高等师范日刊》及时传播讲演内容，再汇编发行单行本乃至合集。以《教育哲学》的翻译整理为例，“演讲由刘伯明任翻译，郭智方、张念祖、金海观、倪文宙四个人轮流笔记，每次讲演皆有二人笔记，而由一人参酌两篇的记录稿来整理。每次讲演笔记稿，皆拿杜氏原稿来对证一过。每次笔记稿，先由刘伯明先生阅读一过，然后送登本校日刊。”[57]
三大演讲除了在《南京高等师范日刊》登载外，还在社会刊物发布。《教育哲学》，经刘伯明翻译，郭智方、张念祖等笔记，在《教育公报》1920年第7期开始连载，部分内容还刊于《学灯》1920年第5号和第6号上。《试验论理学》，经刘伯明翻译，曹刍、夏承枫等笔记，在《教育公报》1920年第11期开始连载，部分内容还刊登于1919年7月10-12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哲学史》，经刘伯明翻译，邰爽秋、施毓祺等笔记，自1920年5月9日开始在《晨报》副刊连载，另外也在《少年社会》1920年第4期开始连载。
杜威在南京高师的三大演讲后续又出版了单行本。1921年10月，《杜威教育哲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1921年11月，泰东图书局出版了刘伯明口译，沈振声笔述的《试验论理学》。除单行本以外，由刘伯明口述，沈振东笔记的《杜威三大演讲》合集于1920年11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至1923年已印4版之多。[58]
1920年5月29日下午7时，江苏省教育会联合新教育共进社、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一品香旅馆开聚餐会欢迎杜威博士及其夫人与二女公子。席间南京高师校长郭秉文发言，总结了杜威一年来的访华历程，高度评价杜威在中国外交及其教育上的极大影响。“自外交言之，博士考察山东等问题，甚为精确。当发抒言论，揭载美国各大杂志。以造成美国人对于中国正确之舆论。自教育言之，五四风潮发生，群众注意政治，一聆博士之演讲，遂知从事于文化运动，引起改良教育志兴味。夙昔之枯燥者，乃若有甘霖之润泽亦。”[59]
3. 参观附小，推动实验
杜威在中国期间，除了体验到的国人的欢迎，还目睹了中国教育界对其实验主义理论与方法的支持与推崇。“自从民国八年美国杜威氏来华讲学以后，实验教育乃从设计教学法试行开始。自后麦柯尔氏、柏克赫斯特女士相继来华，实验教育自设计法的试行，更推至道尔顿制的试行，实验方法自模仿的试验，推进至用科学方法的比较实验，造成实验教育的雏形。”[60]
杜威两次访问南京高师，都参观了附属小学和幼稚园，发表了演说，直接推动了南京高师的教育实验。“杜威对这些学校很感兴趣。有一些学校，例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那一所，被命名为杜威学校。”[61]正如梁启超饯行杜威所言：“现在虽然时间尚短，不能遽见效验，但前途却很远大。”[62]
李清悚在《我对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的回忆》一文中提及：“附属小学在大面桥，曾建筑了两栋新校舍，一名杜威院，纪念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来校讲学的。一名维城院，纪念前附小主事周维城的。附小仅办小学和幼稚院。”[63]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提及，杜威先生最注重的是教育的革新，将来各地的“试验学校”渐渐地发生，杜威的教育学说有了试验的机会，那才是杜威哲学开花结子的时候呢![64]
1919年5月，杜威初到南京的时候，曾到附属小学和幼稚园参观。《俞子夷记南高师附属幼稚园》中记载，“幼稚园是民国八年七月创办的。创办的时候很简单。园舍是三间旧式隘陋的平房;设备也只有桌椅等少不得的器具。请曹徐瑾葆女士主任其事。”[65]杜威参观时，学校计划建造一座新式的楼房，预备幼稚园用，因此就叫做“杜威院”。至于为什么叫“杜威院”，俞子夷做了解释。“建筑的时候，杜威博士刚才到南京讲学，又因我们深愿试验研究他，研究他教育上各种主张，所以就叫做杜威院。”[66]1919年11月，正式建造杜威院，1920年5月举行杜威院落成礼，又请杜威参观和演说。当年秋天，幼稚园就迁到了杜威院。
对于1919年5月在南京高师幼稚园参观养蚕一事，杜威日后在北京讲演教育哲学时发表了感想，进行了夸赞。“他们从选择蚕子和保存蚕子做起，渐渐用桑叶饲养蚕，让它作茧;待我到时，已在抽丝的时候了。”[67]杜威认为，“小孩子从蚕子看起，进而幼虫，再进而作茧，变为飞蛾，几个礼拜以内看出生物的全套变迁，一定能看到许多生物学上的知识。”[68]而且这种层次性的、渐进性的训练，在知识上有极大的价值。上述实践极大契合了杜威一直倡导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理念。
建成后的“杜威院”有四个学级在那里上课：中文级是幼稚园，公明级是一二年，同级是二年，敬级是二三年。幼稚园有主任一人，保姆二人;其他各级部有级任一人，音乐游戏、算术游戏等专科教员各一人。[69]“杜威院”把幼儿园一二三年聚在一气，造成特别的环境，过相似的生活，养成一个特别的风气。[70]设计教学法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学生的学习要做有目的的活动。”“杜威院”里的学生就在做这样的尝试。简单来说：学生所学的功课，是他们自己定的;文算等记号功课，不用级别，用能力分组;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功课，自由支配上课时间;常用测验法做诊断。[71]
俞子夷认为，利用人类设计的本能，发展各个人有目的活动的设计教学法，是一种有价值的教学法。在初等教学界试验，很有效果。幼稚园有采用的价值和可能。[72]不仅是附属幼稚园，南京高师附属小学也同样积极寻求变革。
1918年夏，俞子夷调任南京高师附小主任，次年8月即在该校试行设计教学法，至1926年夏他离开学校前的整整8年时间里，他主持下的南京高师附小成为20年代小学教学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试行设计教学法的重镇。每年参观南高附小的络绎不绝;小学教育界的出版物上，也有南高附小的教学概况，以及参观笔记。[73]
俞子夷在《一个小学十年努力记》中写道，“南高附小的方计，便注重在试验。这是十年前所定的方针，至今没有变更过。”[74]该文还记述了试验新教学法的经过，以下简单摘录。
7年秋起，试验联络教材的教学法。
8年秋起，试验联络教材教学法的，由一级增至三级。
9年秋起，由联络教材教学法的试验，推移而试验设计教学法的，增至两级。
10年秋起，试验涉及设计教学法的学级，增至四。
11年秋起，试验设计法的学级，增至七。
12年秋起，全校行设计教学法，试验学级，增至十三。[75]
“现在小学教育的新生命，公认应该寄托在科学研究的精神里了，那末，前途遥远，事业众多，我们怎样努力前进，才可毋忝厥职呢?”在教育科学化的浪潮背景下，南高附小从1921年12月至1929年12月累计开展了57项科学试验研究。以下为早期开展的项目：
1.中小学沟通问题的研究—算术(1921年12月)
2.小学教师用问答法的研究(1921年12月)
3.色盲学生的调查(1922年9月)
4.中小学沟通问题的又一研究—缀法(1922年9月)
5.儿童用书字形行间的研究(1922年12月)[76]
日后由俞子夷编著的《一个小学十年努力记》[77]，系统汇编了南京高师附属小学、东南大学附属小学1916—1926 年十年间以当时流行的欧美教育理论和教学法从事实验研究的情况，其中详细介绍了各科教学实验、成绩考查法、测验的编造和研究、训育和儿童自治等，为中国20世纪10—20年代小学教育实验研究状况提供实例。总之，附属小学或幼稚园的上述教育实验在直接或间接方面都受到了杜威访华之行的影响。
三、杜威访华对南京高师的长远影响
杜威来华是中美教育交流史上的一桩美谈，更是里程碑式的事件。起初邀请目的较为简单，如陶行知所言，“帮助东方的人建设新教育”，并将杜威的学说“传得广些。”[78]结果却远超预期，杜威对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胡适夸赞到，“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79]时人汪懋祖评价：“杜威博士来华，予吾人以新教育之概念与其途辙;孟禄博士又指示实际的方针;益坚其教育救国淑世之信心，遂有全国教育改进之运动。”[80]作为负责邀请的三大教育机构之一，南京高师与杜威结缘至深。杜威的多次造访，也给南京高师以及后来的国立东南大学带来了长远影响。
1.从宣传实用主义，到创造本土理论
杜威访华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哲学与教育两端，但相较而言，影响最大的当属教育，亦如他在美国一样。胡适有言：“他(杜威)在中国的演讲也要算教育的演讲为最多。”[81]杜威来华目的之一就是宣传他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以期对中国教育产生重大影响，实现中国教育的“美国化”。
杜威来华期间，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广为传播，有关译介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的书籍和文章多至不可胜数，其影响日渐超过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德国教育思想在近代中国教育界的主导地位。从杜威初次访华到克伯屈二次访华的十年间，以杜威(1919年)开其端，孟禄(1921年)为中坚，推士(1922年)、麦柯尔(1922年)、柏克赫斯特(1925年)、克伯屈(1927年、1929年)殿其后，一批在世界现代教育史上声名显赫、极有影响的专家先后到来，连续不断的推动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传播，犹如涟漪效应，其影响更加扩大。
就南京高师而言，杜威来华前后，从哥大师范学院归国就职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郭秉文、陶行知、郑晓沧、陈鹤琴，以及赴美留学来校任教的刘伯明、陆志韦等人，都深受杜威教育哲学影响，是杜威学说忠实的追随者。他们翻译杜威教育著作，宣传杜威教育思想，结合实际予以评说，被时人誉为传播杜威教育思想的广播站。他们还贯彻杜威思想，应用教育实践，大胆进行教育教学改革。比如，郭秉文执掌南高-东大期间，支持改“教授法”为“教学法”，推行课程改革，实行选课制，开办暑期学校，首创男女同校，鼓励学生自治等。又如，陈鹤琴将杜威教育思想推广到幼儿教育，建立东南大学教育科附属幼儿园(即鼓楼幼儿园)，开展幼儿教育实验。
与此同时，以中国教育重心的转移为背景，以哥大著名教育家来华讲学为推动，以哥大归国学生为主导，以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在中国教育界掀起了一场现代教育改革运动。“从教育观念到教育制度，从学校行政管理到课程、教材与教学方法，从初等、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对教育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改革，且改革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均前所未有。”[82]1922年9月20日教育部通过《学制系统改革案》，即1922年“新学制”或称“壬戌学制”。其中作为指导教育发展总纲的“七项标准”，是直接学习和借鉴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物化结果。南京高师的郭秉文、陶行知等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了这场教育改革的参与者与引领者。
由于杜威以及后续学者传播的实用主义教育是纯正美国模式，因此在教育理论的建构和实践的操作层面有走形和失真之处，时而又脱离中国的国情，但都被当时掀起的学习热潮所掩盖或忽略。经过时间的检验，其问题逐渐显现。正如陶行知所言：“我拿杜威先生的道理体验了十几年”，但是觉得杜威叙述的过程缺少了思想的母亲——行动环节，像单级电路通不出电流。[83]在上述背景下，中国教育界投入到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本土化探索与学术再创造。南京高师的陶行知、陈鹤琴作为建立系统教育理论的杰出代表贡献着自己的智慧。
陶行知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经过改造和创新，形成了其“生活教育”理论，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由这些熟悉的口号，人们便不能不联想到杜威的有关主张，尽管两者有明显的不同。[84]陈鹤琴将从杜威及其他美国老师那里学来的理论，主要在幼儿阶段加以实施，形成了“活教育”理论。主张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受教育者“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主张以大自然、大社会为教育的起点，在方法上提出“做中学、做中求进步”，并在幼儿园推行单元设计教学。从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中，人们不仅看到了他自己的创造性的思考，也看到了实用主义教育的影子。[85]
2.从杜威访华开端，到东南交流重镇
1921年9月，在杜威返美不久，以南京高师为基础的国立东南大学正式创建，郭秉文为首任校长，陶行知为教务主任。日后张其昀将郭秉文任职南高-东大的办学方针归为“四个平衡”，其中第四是“国内与国际的平衡”。“郭师主张广求智识于世界，务使同学们放宽眼界，开拓心胸，则爱国之心，油然而生。”[86]郭秉文除了聘用许多留学生任教外，也邀请聘用了许多国内国际知名学者前来讲学，形成了东南大学办学史上引人关注的“自由讲学”时期。
1920年10月，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南京高师作关于哲学的演讲。1921年4月11日，《南京高等师范日刊》通过校长通告发布美国学者讲座信息。
本校于本星期一至本星期五日敦请美国俄百林大学地质学教授赫伯德博士在大会堂演讲并演放影片，兹将其讲题及时间列后。
时间 讲题
星期一午后八时 山之起原生长及崩坏
星期二午后八时 地震
星期三午后八时半 火山
星期四午后八时 地球之起原
星期五午后八时 生命之发达
师范部教职员诸君暨全体学生均鉴
郭秉文[87]
1921年9月至1922年1月，美国著名教育家、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部部长孟禄博士来华考察。孟禄到东南大学分别做《平民教育》，《教育与实业的关系》的讲演，并多次来东南大学参观考察并发表演说。郭秉文在1923年的万国教育会议发言时，还提到了孟禄建议国际教育会派专家来东南大学讲演和授课一事，“孟禄博士并愿特派二专门家来华，即哥伦比亚大学麦柯博士，与渥海柯州立大学推士教授是也。前者对于中国心理教育测量之制造，极有裨助，后者对于中国之科学教育之改良，亦多贡献。”[88]对于东南大学的良好发展势头，孟禄赞其为“中国政府设立的第一所有希望的现代高等学府”。
杜威和孟禄是对中国教育影响最大的两位美国教育家，他们来华期间频频到访南京高师-东南大学，这促使后续访华学者格外关注东南大学，蔚为近代中外教育交流的学术重镇。
1922 年10月，德国著名哲学家杜里舒博士到东南大学发表演说。随后，杜里舒博士在东南大学任教一学期，教授《生机哲学》、《哲学史》、《欧美新近哲学思潮》等课程。1923年6月，鉴于杜里舒在学术及其交流上的贡献，东大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郭秉文亲自致辞。1922年10月份，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加纳博士在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作《关于世界政治发展趋势》的演讲。1921年还有康乃尔大学农学院院长贝利到访东南大学，他对中国农业大学忽视实践提出批评，“农业(科学)本为一种应用科学，理论与实习，应双方并重。”[89]
1922年9月，美国教育测验专家麦柯尔抵华后不久，便在东南大学讨论教育心理测验的编造办法及其进行计划。随后，东南大学测验专家协助麦柯尔在中国多地开展调查，中外学者合作编制各种测验18种。参与此事的陈鹤琴曾说：“那时候，东南大学的贡献也很大”，“由于国内外专家的努力，测验运动总算在中国奠下了基础”。[90]麦柯尔博士的到来开启了“中国测验运动的澎湃时期”，也促成东南大学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科学化运动的发源地。1922 年至1925 年，仅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数十种由东南大学教育科编写的有关测验的各种论著和说明书。
1922年10月，美国著名科学教育专家、俄亥俄州立大学推士教授来华进行科学教育调查，介绍美国科学教育方法。1923年，推士在东南大学主持为期二周的暑期研究会，讲授科学教授原理，开启了训练中学科学教员的先例，从学者200余人。
1924年4月，印度大文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到访南京，在东南大学体育馆作《中印文明》讲演。泰戈尔说，“亚洲民族，自具可贵之固有的文明，宜发扬而广大之，运用人类之灵魂，发展其想象力，于一切文化事业，为光明正大之组织，是则中印两国之大幸，抑亦全世界之福也。”[91]其他来南高-东大的著名学者还有：洛氏基金会派史密斯教授来校讲授物理。巴黎大学吕留教授、华盛顿大学乔温博士来校参观座谈。菲律宾工科大学主任刘诺治来校讲授工程学一学期。美国植物学家柯脱博士来校讲演。[92]
3.从出洋教育考察，到国际舞台交流
在“请进来”的同时，中国新教育倡导者又极力主张走出国门，迈向世界。他们较前更强烈地渴望了解世界教育的情况，同各国教育家交流经验，参与国际教育运动。[93]
1918年，郭秉文在考察战后欧美教育后提出：“在英法美意诸国，咸注意以教育辅助外交，如交换教员、派员考察教育等，此为国民外交上之一要点。”[94]郭秉文即使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他任职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期间，曾6次出洋考察。(1)1915年春，郭秉文与陈容赴欧美各国考察高等教育;(2)1915年6月，郭秉文与陈容赴日本考察高等教育;(3)1917年3月，教育部派郭秉文、黄炎培等赴日本、菲律宾考察高等教育，郭任团长：(4)1917年任欧洲及美国教育考察团主任;(5) 1919年3月，郭率团考察美英法德意日瑞士等国高等教育;(6)1924年10月，东大组团考察日本高等教育。[95]考察归来的郭秉文通过演讲和发文的形式向教育界报告西方各国教育情形，将国际教育经验带回中国。
出洋考察还帮助郭秉文打通了国际国内的联络渠道。一战结束不久，美国教育界决定召开万国教育会议(或译为世界教育会议)，郭秉文及时将会议消息在国内发布。1923年3月13日，陶行知发表《为万国教育会议事敬告全国教育界同人》，指出：将在旧金山举行的万国教育会议，是世界上教育界第一次的大结合。[96]
当时中华教育改进社推选蔡元培、范源廉、黄炎培、郭秉文、张伯苓、胡适、汪兆铭、陶行知八人出席会议。[97]在赴美参会之前，郭秉文发表谈话，认为参与会议是“国民外交应有之举动”，参会目的是“报告现在中国教育状况，实无时不在进步发展之中”。[98]陶行知事后评价中国参会，认为“我国派代表出席，即思运用教育方法，以培养国际之谅解，增进国际之同情，并提倡国际之公道”。[99]
1923年6月28日至7月6日，万国教育会议在旧金山如期举行。出席会议的有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代表，郭秉文作为首席代表，率领中国代表团十余人与会，并提交《中国代表团报告书》。6月28日开幕式上，郭秉文发表《中国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应以教育促进世界和平》的主题演说。
“这次会议的基本任务在商讨如何以教育促进世界和平。各国代表不啻为敦睦邦交促进和平的使节，因此其惟一的使命在研拟通过教育实现世界和平的方案，不仅须使国家之关系为敌者化为友人，原为友者更增强其友好关系，更须使各国充分认识一国之伟大不在其领土广袤、军备之扩充或财力之充沛，而在其能以正义无私对待他国。”[100]
7月2日，郭秉文在太平洋组的会议上，又进一步倡导和平教育理念，“欲利用教育机关以增进国际了解与友谊，则大学校当然居总要之位置。其事之已有成绩可观及正在从事者固已甚多，而此外上课望其才成就者亦复不少”，并提出“交换教授，派遣留学，交互派员参观研究异国教育状况”等九条办法。[101]
作为改进社主任干事的陶行知，为了筹备此次会议，不仅亲自撰文，还敦促郭秉文等人积极准备材料。在改进社赴万国教育会议的25件印刷品中，东南大学教员提交的(含分设上海商科大学)共占12件，分别是：《中国近年教育之进步》(郭秉文)、《中国近年教育思潮之变迁》(刘伯明)、《中国学制改革史略》(陆志韦)、《中国教育之行政》(陶行知)、《中国之高等教育》(郭秉文)、《中国之中学教育》(廖茂如)、《中国之初等教育》(郑晓沧)、《中国之农业教育》(邹秉文)、《中国之商业教育》(沈籁清、李道南)、《中国之师范教育》(朱炳奎)、《中国之体育》(麦克乐)、《中国教科书与国际问题》(徐则陵参与其中一章)。[102]这其中尚未包括，以改进社调查科名义提交，由陶行知和薛鸿志合撰的报告《中国之教育统计》。
在这届会议上，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当选为世界教育会副会长兼亚洲分会会长。陶行知称：“到会者实有五十余国之多，而我国代表，竞得此荣誉，实为空未有之举。”随后郭秉文又连续两届被选为副会长，成为中国在国际教育舞台的代言人，这可以说是东南大学积极融入国际教育舞台的极好注脚。
此次会议后，陶行知写到：“教育的良否，在国际地位上狠(很)是重要”[103]。陶行知被改进社推选为第1-3届世界教育会议的代表，第1届时因准备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届年会，未能赴美参加，后两届皆因事忙未能成行。但他为第二届会议所撰写的《民国十三年中国教育状况》，被哥大师范学院出版的权威性刊物《世界教育年鉴》收录，成为展示中国教育发展状况的代表作。[104]
郭秉文、陶行知等东南学人积极参与万国教育会议，首次有组织的向西方展示中国教育发展情形。这既是欧美教育革新运动在中国唤起信心的外露，同时也凸显了民国教育界学人成熟的交流心态，更进一步打通了与国际教育界的交流渠道，推进民国教育成为开放性、现代性、国际性的“场域”。
结语：杜威访华乃中外教育交流的典范
1921年7月11日胡适日记写道，“杜威先生今天走了。车站上送别的人甚多。”[105]但这只是杜威一家离开北京而已。此后，杜威一家在北京高师王卓然陪同下，再次莅临山东，18日起在济南做了六场讲演，25日抵达青岛，游览一周后于8月2日离开青岛，经日本返美国。至此杜威访华之行圆满结束。史华慈认为：“杜威与现代中国的相遇，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上最迷人的一个篇章。杜威的中国弟子们努力将他的思想，应用在二十世纪初期中国错综复杂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情况中。”[106]
杜威最初游历中国的计划因为中国知识界的盛情，因为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而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五四爱国运动，既让杜威在中国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也使他与中国的情分进一步加深。杜威访华时期所引导的思想、政治和教育理念的启蒙，在五四时期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从另一方面而言，杜威所倡导的实用主义思想从整体上说属于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不能解决近代中国追求国家独立和民族富强的根本问题。杜威对中国混乱时局所给予的解答，不免带有理想化的色彩，但是最终却陷入悲剧的死胡同。正如，杜威在1922年《新共和》第30期的《美国与中国人的教育》一文所指出的那样：
“在对中国教育进行实际的拓展和革新方面所遇到的各种困难，是完全无法克服的。讨论常常以进人一个死胡同告终：没有教育，中国就不可能有政治改革;但是，只要军人和腐败的官员们出于自身利益的动机而挪用资金和反对学校，学校就不可能有任何发展。这里有着一部头等悲剧的一切素材。”[107]
虽然杜威以教育、以改良的方式不能改造旧中国，但就今天和平年代的中国而言，一百年前杜威的讲演仍不乏真知灼见，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杜威访华之前的一百年，是近代以来尤其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发展期。在此期间，中西文化交流中“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两种模式既有融合又有博弈;为改变时局，近代知识分子赴东洋、去西洋，探寻救国真理。
杜威访华以来的一百年，有关此行此人的探讨、研究虽时涨时落，却从未停止。杜威访华于中国而言，塑造了中外教育交流的典范，淋漓尽致地`阐发了实用主义学说，成为五四新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给当时和其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界留下了深刻而长久的印迹。
展望杜威访华的下一个百年，在盘点历史本身以及遗产的基础上，应致力于平衡“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从“中西融合”到“文化互通”，注重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在中国化进程中，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再造。正如杜威所言：“我向来主张东西文化的汇合，中国就是东西文化的交点，我相信将来一定有使两方文化汇合的机会”[108];“中国这个古国不应纯去模仿，应当自己创造”，“应当努力创造所有贡献于世界的文明”。[109]这个目标杜威供中国参见了百年，但需实现还需要下一个百年。
[1]徐国琦：《中国人和美国人》，钟沛君译，台北：猫头鹰出版社，2018年，第280页。
[2]滕大春：《美国教育史》(第2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57页。
[3]备注：郭秉文通用的英文名字为：Kuo Pingwen 。
[4]简·杜威等著：《杜威传》(修订版)，单中惠编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94页。
[5]简·杜威等著：《杜威传》(修订版)，第295页。
[6]《陶行知全集》(第5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2页。
[7]《杜威博士致胡适教授函》(译稿)，《北京大学日刊》(附张)1919年3月28日，第5版。
[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4页。
[9][美]约翰·杜威、[美]爱丽丝·杜威：《杜威家书：1919年所见中国与日本》，刘幸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4-75页。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6-37页。
[11]杜威女儿露茜(Lucy)起初并未同行，直到1919年7月她才来到北京加入此行。
[12]《美国杜威博士到沪》，《时报》1919年5月1日，第9版。
[13][美]约翰·杜威、[美]爱丽丝·杜威：《杜威家书：1919年所见中国与日本》，第146页。
[14]高平叔，王世儒编注：《蔡元培书信集》(上)，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25-426页。
[15]简·杜威等著：《杜威传》(修订版)，第294页。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7页。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8页。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50页。
[19]高平叔，王世儒编注：《蔡元培书信集》(上)，第426页。
[20]胡适口述：《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09页。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58页。
[22]简·杜威等著：《杜威传》(修订版)，第352页。
[23]简·杜威等著：《杜威传》(修订版)，第353页。
[24]陶行知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期间，实际博士论文导师为G.D.Strayer(译为施吹耳或斯垂耶)。从广义角度而言，杜威、孟禄可视为陶行知的业师。
[25]章开沅、唐文权：《平凡的神圣：陶行知》，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3页。
[26]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室主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第60页。
[27]朱进1919年归国进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担任社会学教授。
[28]《郭秉文博士回国》，《时报》1919年9月21日，第9版。
[29]郭秉文1911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从事教育学研究，1912年获硕士学位，1914 年获哲学(教育学)博士学位，是中国首位留美教育学博士。
[30]周洪宇、李艳莉：《郭秉文与现代中国实用主义教育学术范式的建立——基于<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及相关论著的研究》，《教育学报》2014年第5期。
[31]胡适：《胡适文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第120页。
[32]胡适口述：《胡适口述自传》，第103页。
[33]《杜威博士来华讲演纪闻》。
[34][美]约翰·杜威、[美]爱丽丝·杜威：《杜威家书：1919年所见中国与日本》，第180-181页。
[35][美]约翰·杜威、[美]爱丽丝·杜威：《杜威家书：1919年所见中国与日本》，第187页。
[36]1934年7月，陶行知在《生活教育》第1卷第11期发表《行知行》一文，宣布放弃使用了23年的名字陶知行，正式改为陶行知。
[37]《公请杜威博士南来讲演办法》，《申报》1920年4月22日，第14版。
[38]刘伯明1911年赴美西北大学留学，主攻哲学与教育。1913年获硕士学位，1915年获得博士学位。1919年，专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监主任及文史地部主任。
[39]董宝良，周洪宇主编：《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潮与流派》，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52页。
[40]J. Martin，The Education of John Dewey：A Biograph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2，p.317.
[41]Guopeng Fu,“Dewey’s Trip to China: A Rejuvenation of his Democratic Spirit”，Transnational Curriculum Inquiry，vol.2, 2015, pp.13-25.
[42]《杜威博士将赴南京》，《新闻报》1919年5月15日，第9版。
[43]单中惠、王凤玉编：《杜威在华教育讲演》，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41页。
[44]上海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新学社编辑部：《杜威在华演讲集》，上海：国光书局，1919年，第43-50页。
[45]《南高师欢迎杜威博士记》，《时报》1920年4月9日，第6版。
[46]《南高师欢迎杜威博士记》，《时报》1920年4月9日，第6版;《南高师欢迎杜威博士记》(续)，《时报》1920年4月10日，第3版。
[47]《南京分会会员与杜威教授之谈话》，《少年世界》(上海)1920年第6期，第62-69页。
[48]《少年社会》杂志创刊于1919年12月1日，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们主办的。起初为周刊，后改为半月刊，王炽昌主编。宗旨为：以研究、批评、奋斗、创造为信条，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主张以教育为改造社会的手段。
[49]吴定良：《本社社员与杜威博士的谈话》，《少年社会》1920年第6期。
[50]吴定良：《本社社员与杜威博士的谈话》。
[51]吴定良：《本社社员与杜威博士的谈话》。
[52]《杜威博士应南京学术讲演会之约定》，《时报》1920年4月9日，第3版。
[53]《杜威博士到甯》，《新闻报》1920年4月8日，第7版。
[54]《因杜威来校讲学校办致中小学部函》，《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上)，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6页。
[55]简·杜威等著：《杜威传》(修订版)，第356页。
[56][美]杜威讲演：《杜威教育哲学》，金海观等笔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第1页。
[57][美]杜威讲演：《杜威教育哲学》，凡例。
[58]邹振环：《刘伯明及其译记的<杜威三大演讲>》,《民国春秋》1994年第2期。
[59]《欢迎杜威博士聚餐会纪略》，《江苏省教育会月报》1920年第5期。
[60]杨骏如：《中国的实验小学》，《教育杂志》1936年第4期。
[61]简·杜威等著：《杜威传》(修订版)，第384页。
[62]《五团体公饯杜威席上之言论》，《晨报》1921年7月1日，第3版。
[6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8页。
[64]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晨报》1921年7月11日，第2版。
[65]李桂林，戚名琇，钱曼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40页。
[66]李桂林，戚名琇，钱曼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第441页。
[67]单中惠、王凤玉编：《杜威在华教育讲演》，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6页。
[68]单中惠、王凤玉编：《杜威在华教育讲演》，第16-17页。
[69]沈百英：《参观南高附小杜威院维城院记略》，《教育杂志》1923年第11期。
[70]沈百英：《参观南高附小杜威院维城院记略》。
[71]沈百英：《参观南高附小杜威院维城院记略》。
[72]李桂林，戚名琇，钱曼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第444-445页。
[73]沈百英：《参观南高附小杜威院维城院记略》。
[74]李桂林，戚名琇，钱曼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第572页。
[75]李桂林，戚名琇，钱曼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第575-577页。
[76]李桂林，戚名琇，钱曼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第581-582页。
[77]俞子夷编著：《一个小学十年努力记》，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
[7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9页。
[79]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
[80]蔡元培、黄炎培、郭秉文、汪懋祖：《第一次年会日刊发刊词》，《新教育》1922年第3期。
[81]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
[82]周洪宇：《创新与建设：教育史学科的重建》，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12页。
[83]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404页。
[84]周洪宇、向宗平：《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年第2期。
[85]周洪宇、向宗平：《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
[86]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编：《郭秉文与东南大学》，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9页。
[87]《校长通告》，《南京高等师范日刊》1921年4月11日，第1版。
[88]郭秉文原著：《太平洋各国大学如何最能增进国际了解与友谊(七月二日在万国教育会议太平洋组讲)》，沈振声摘译，《教育与人生》1923年第5期。
[89]中国农学会，华恕主编：《邹秉文纪念集》，北京：农业出版社，1993年，第212页。
[90]陈鹤琴：《写给青年》，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78页。
[91][印]泰戈尔：《泰戈尔眼中的中国》，徐志摩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163页。
[92]朱斐主编：《东南大学史：1902-1949》(第1卷第2版)，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5页。
[93]章开沅、唐文权：《平凡的神圣：陶行知》，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7页。
[94]郭秉文：《战后英美教育近况》，《新教育》1919年第4期。
[95]朱斐主编：《东南大学史：1902-1949》(第1卷第2版)，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5页。
[96]《陶行知全集》(第1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28页。
[97]《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445页。
[98]《郭秉文赴万国教育会前之谈话》，《新闻报》1923年5月30日，第15版。
[99]《陶行知全集》(第2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27页。
[100]朱耀祖：《郭秉文先生与国际文教合作》，郭夏瑜等著：《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年，第71页。
[101]郭秉文原著：《太平洋各国大学如何最能增进国际了解与友谊(七月二日在万国教育会议太平洋组讲)》。
[102]《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446-447页。
[103]《陶行知全集》(第8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28页。.
[104]章开沅、唐文权：《平凡的神圣：陶行知》，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7页。
[105]胡适：《胡适文集》，第121页。
[106]徐国琦：《中国人和美国人》，钟沛君译，台北：猫头鹰出版社，2018年，第298页。
[107][美]约翰·杜威，《杜威全集：1921-1922年间的期刊文章、论文及杂记》，赵协真译，莫伟民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1页。
[108]《五团体公饯杜威席上之言论》，《晨报》1921年7月1日，第3版。
[109]单中惠、王凤玉编：《杜威在华教育讲演》，第3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