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3年，中国教育治理研究成果丰富、重点和特点突出，回应了中国教育的时代问题，体现了教育治理研究的学术特色和优势。通过系统梳理和分析教育治理研究文献，文章发现：2023年的教育治理研究密切关注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主要内容是基础教育治理、高等教育治理、教师教育治理、全球教育治理;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教育治理、以教育数字化开启教育现代化、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治理、“双减”政策落地两周年省思、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乡村教育治理等学术热点;聚焦教育治理概念厘定、教育治理学科建设、教育法体系化与法典化等研究前沿，深化了教育治理热点研究。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今后将进一步推进教育治理理论研究与学科体系建设，注重教育治理政策与立法研究，加强教育治理比较研究，深化教育治理实践研究，以深入推进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教育治理;教育治理学;教育数字化;教育现代化;研究热点
2023年，是教育界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全面推进教育现代化的一年。教育治理由此迎来了紧迫、复杂而丰富的研究课题，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经验总结、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也取得了全面进展，推动了教育事业全局发展。基于2023年度教育治理研究相关文献的分析，本研究对中国教育治理研究热点进行系统梳理并就未来发展趋势给出前瞻预测，以期为实现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智慧。
一、研究领域：教育治理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研究以“教育治理”为主题，检索时间设为2023年1月1日～12月31日，在中国知网检索到CSSCI(含扩展版)论文235篇，剔除无关或关联不大的论文，得到样本文献191篇。其中，基础教育类论文有35篇，高等教育类有33篇，全球教育治理类有31篇，乡村教育治理类有11篇，教师教育治理类有9篇，区域教育治理类、职业教育治理类各7篇，社区教育治理类有3篇，民族教育治理类、民办教育治理类、特殊教育治理类各1篇，剩余52篇为综合类论文。虽然分类标准难以统一，简要的数字判断也无法衡量研究的价值，但可据此推断出基础教育治理、高等教育治理、教师教育治理、全球教育治理是2023年教育治理研究的主要内容。
1. 落实基础教育基点作用，深化基础教育治理
基础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基点，在教育事业发展全局中面向群体最多、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具有不同于其他类型教育的独特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搞得越扎实，教育强国步伐就越稳、后劲就越足。”从某种意义上说，基础教育治理是破除基础教育“改革阻滞”、纾解“有改革而无改进”现象、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路径。基于教育公平理想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治理，以“双减”促进基础教育深刻变革，是基础教育治理研究的主线。
基础教育治理服务于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建设，支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目的是唤醒和保持学校发展活力，实现学校提升、教师发展、学生成长。基础教育治理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①基于教育公平理想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治理。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化建设事关义务教育质量提升，事关国家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目标的实现。这就要求“管理退后、教育向前”，推进多元共治与学生自治相结合，发挥班级育人功能。另外，县中振兴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为此，必须健全完善各类保障机制，推进教育均衡发展，补齐县中教育发展短板，这既是教育公平追求的目标，也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条件。②加强教育负担治理。教育负担治理涉及学生负担治理、教师负担治理，要着重解决基础教育中存在的形式主义问题。③推进教育集团化办学治理。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有助于推动教育资源均衡分布、促进教育公平，但非常考验教育集团的治理能力，其表现出的中小学校“大规模化”是基础教育改革深化过程中的发展性问题，而协同学理论对于强化集团化办学的内外部治理具有重要意义。④全球基础教育治理研究。中国基础教育发展已处于历史高位，以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为代表的学生评价项目作为治理工具的功利化价值取向和政策取向是否合理，成为了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例如，刘骥等指出PISA逻辑下各国趋同与标准化的教育政策脱离了本土实际与需求，不利于学生自由、全面的发展，也会影响各国教育治理主权的独立;但王超提出，有必要借助教育国际排名扩大我国在全球基础教育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2.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强化高等教育治理
普及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时代背景，数字化是高等教育发挥龙头作用的重要路径。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制度建设、文化内涵、国际比较等底层治理逻辑都发生了重要变化：①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亟需构建。2023年恰逢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40周年，学界对普及化时代的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进行了诸多讨论。普及化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由追赶型国家向引领型国家转变，对高等教育的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如要着力探索新型高等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健全高等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等。②中国高等教育的制度优势有待发挥。中国式高等教育制度建设既要坚持党的领导，深化人民至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价值理念，也要有融通古今中外，创新现代性与传统性有机统一、本土化与全球化深度共融的“善治”制度。刘淑华等从研究生教育、“双一流”学科建设的角度探讨了高等教育的制度优势。秦惠民等提出要以制度优化与创新引领民办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支撑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③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文化基础亟待挖掘。王绽蕊等从建立大学治理准则出发，提出大学治理准则是介于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和大学内部规章制度之间的“软法”。周光礼进一步提出中国特色大学治理准则是源于中国文化和现实需求的高等教育文化基础，要基于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国情寻找建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评价体系的底层逻辑。④高等教育治理的国际比较研究需要加强。学界普遍认为，推进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在国际比较研究视野下进一步规划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思考如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高等教育强国。
3.弘扬教育家精神，注重教师教育治理
2023年，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弘扬教育家精神、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国家有关部门相继实施“国家优秀中小学教师培养计划”“国家银龄教师行动计划”，并发布《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打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组合拳”。当前，教师教育治理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使科学教育成为教育治理研究的重点。高质量的科学教师教育体系建设，对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至关重要。重构科学教师教育体系，首要任务是加强科学教师教育治理体系建设，形成完备的科学教师教育管理体系和标准体系，使之与科学教师教育学术体系和科学教师职前、职后培养体系相协调。②“推进教育数字化”战略部署对教师教育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教育部在《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中提出要从数字资源建设、有组织教师研修、教师管理、教师服务四方面开展教师数字化治理实践，为教师数字化素养提升奠定了制度基础。同时，数字技术的入驻为教师负担治理提供了新的手段，也导致教师负担技术治理的异化，需要关注教师感知、引导技术服务、维护数据正义、回归治理初衷。③加强退休教师治理，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挖掘与发挥广大退休教师的政治优势、专业优势、经验优势，并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营造终身学习的文化氛围，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4.建设世界重要教育中心，参与全球教育治理
全球教育治理是在全球化、民主化语境下形成的一种创新管理模式，是对普遍教育问题和教育公共事务的“共治”过程。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如何在世界教育发展格局中发挥更大作用、建成世界重要的教育中心，成为中国教育界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重要议题。
首先，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努力建设世界重要的教育中心。建成世界重要的教育中心，既是我国教育发展的宏伟目标与重要归宿，又是以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因而要在借鉴世界教育中心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本土教育实践，不断提升中国教育的支撑力、贡献力、国际影响力和全球引领力。
其次，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推进全球教育治理走向深入。深度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既是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的应然诉求，也是中国提升全球领导力的方式。袁利平等强调要基于平等互惠、合作共赢、多样延展、协商对话、普惠共生等原则，形塑全球教育治理秩序，建设全球教育治理机制，增强应对全球性教育问题的能力。此外，还要深入开展国际教育援助治理、国际中文教育治理、一带一路教育治理、来华留学教育治理等研究。
再次，开展对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研究。研究者基于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不同主体，开展了美国流动儿童教育治理、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治理、法国师范教育治理模式、北欧四国高等教育治理、俄罗斯学校数字化评估等国别教育治理研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PISA治理工具和就业治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教育治理等国际组织治理研究，以及欧洲高等教育治理模式、非盟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欧盟对东盟高等教育援助项目、欧洲高等教育区等区域性国际联盟治理研究。
二、研究热点：教育治理研究重点的凸显
研究热点是学术研究重点的凸显，反映了学术研究领域关注度较高的焦点问题，把握研究热点有助于解决学术研究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梳理2023年教育治理研究相关文献，可知该领域出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教育治理、以教育数字化开启教育现代化、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治理、“双减”政策落地两周年省思、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乡村教育治理等学术热点。
1.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教育治理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理念、教育制度、教育体系和教育治理等方面现代性不断彰显的过程，而现代化教育治理体系包含资源治理、制度治理、组织治理、内容治理、评价治理，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制度逻辑和机制保障。教育治理作为国家、社会、学校、个体通过一定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安排共同管理教育公共事务的过程，对教育现代化影响颇深。全民共建共享是教育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改革创新是教育现代化的动力源泉。教育政策是教育现代化的落地保障机制，薛二勇等认为建设教育强国必然要求建设高质量的教育政策体系，服务于引导、规范、保障教育强国建设的正确方向、资源配置和推进路径等。张继明从新型举国体制视角出发，认为新型举国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和实践机制，为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本土化创造提供了依循。此外，高等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排头兵”，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需要建立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共同特征”、具有“胸怀天下”担当的现代化治理体系。
2.以教育数字化开启教育现代化新征程
数字化教育治理是2023年教育治理研究的主要热点，也是技术赋能教育治理的新趋势。数字化教育治理的深入发展，推动了教育治理的整体转型。数字技术嵌入教育治理，是应对时代之变、社会之变、教育之变的战略选择。数字化时代的教育治理包含基于数字化的治理、教育数字化的治理两方面内容，在推动教育治理整体转型的过程中要明确数字化转型转什么、怎么转。戴岭等认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指通过数字技术手段促进教育全要素、全业务、全领域、全流程的系统重构和文化革新，这为教育数字化转型规划了整体图景。同时，应通过均衡教育资源、推进简政放权、坚持依法治教、深化校企合作等治理路径使教育数字化转型向纵深发展，力求在坚持教育数字化公益属性的同时释放转型活力、提供法制保障、加快创新应用。徐瑾劼等指出，技术重构了教育监测内容、重组了监测流程、拓展了监测结果的应用领域，有助于推进教育评价数字化治理。而技术赋能教育治理的前提是完善技术基础设施，这就需要加强教育新基建。当前，教育新基建存在资金筹集难、资源碎片化、数字教育资源共享程度低等问题，需进行整体性治理，建立整体性治理内嵌的整合机制、协调机制和信任机制。此外，推动宏观的国家教育智慧平台建设、数字教育资源整合、数字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学校治理数字化转型，提升师生的数字素养和数字化教育能力，也都是数字化转型亟需研究的问题。
需注意的是，数字化教育治理要警惕“黑箱”效应。“黑箱”通常指人类认识世界时面临的“认知无能”，人类有时无法直接了解技术赋能教育治理过程中的内在机制，数字化推动教育治理转型同样应加强对技术价值的反思。对此，研究者从国家安全视角出发，关注教育数据安全治理体系建设，构建“可信教育人工智能”的基本框架，提出警惕教育数字化治理进程中的技术失控和数字化转型的“科林格里奇困境”，主张开展数字化转型风险防范的教育社会实验等。也有研究从马克思“人与机器”思想出发，为人们化解和治理教育场域中的技术应用所带来的生存性焦虑、操作性焦虑、道德性焦虑提供了思路。
3.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2022年11月，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ChatGPT发布。ChatGPT一经问世，便因其良好的对话理解和内容生成能力，受到了全球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昭示着技术赋能教育迎来了突破性变革和革命性重塑，也为智能时代教育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提供了方向，成为教育治理研究的热点。首先，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治理的价值审思。数字化教育技术的价值治理能够实现教育目标的意向性与能动性，加深对技术与人类、技术与教育关系问题的思考。周洪宇等提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育治理具备价值、技术和现实三重逻辑，是教育治理体系臻于至善与教育治理能力有效提升的重大契机。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技术赋能下的教育治理其实暗藏危机。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使教育面临数字教育治理风险，可能会加深数字教育鸿沟，引发跨国教育治理难题，为提升教育治理效能、促进教育公平带来了挑战。其次，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治理的生态变革。生成式人工智能催动教育主体的角色转型，指向人机共生的教育追求，使人类教育生态更加复杂。围绕“教师如何应对、学生如何培养、生成式人工智能自身如何创新”等问题，学界开展了宏观和微观层面的研究。再次，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治理的未来转型。教育治理除了要考虑教育教学规律、人的发展规律，还要充分考虑人工智能的发展规律，促进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机制等的转型。其中，高等教育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核心阵地，故加强生成式人工智能嵌入高等教育的风险治理是推动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的战略选择，有助于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
4.“双减”政策落地两周年省思
实施“双减”是我国基础教育治理的关键之一，必将推动基础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和治理体系的重构。落实“双减”政策，以其为撬动点推进基础教育治理，是推动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长期任务。时值“双减”政策落地两周年，着眼教育强国建设全局，回顾改革成效，展望教育未来，成为教育治理研究的重点。
①“双减”政策执行透视基础教育治理成效。就“双减”政策本身而言，自“双减”政策实施以来，不仅开局良好，而且进展平稳、成效明显，为落实教育个性化、实现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提供了契机。就教育治理而言，江宏等指出，“双减”政策落地两周年，实现了基础教育治理从“模糊”走向“清晰”、从“单一”走向“多元”、从“传统”走向“智能”、从“千篇一律”走向“凸显特色”。随着“双减”走向深入，教师负担治理、教育集团内部治理、义务教育学校治理等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
②“双减”治理路径展望教育治理未来图景。一方面，“双减”治理的经验为未来基础教育发展提供了行动依据。针对“双减”政策执行的碎片化困境，应以协同共治完善新的社会契约，实现单向度的“抑恶”到超越性的“扬善”的转向。另一方面，跨学科、跨文化的“双减”治理研究为基础教育发展提供了多样化建议，拓展了未来基础教育的研究视野。例如，李建龙等基于房地产经济学和教育社会学，揭示了住房财富与影子教育支出的关系，提出“双减”政策“需求侧”和“供给侧”相结合的改革主张;李宇阳等从系统论视角深入探讨“双减”落地后家校社育人生态，提出实现家校社教育耦合的关键在于增强各子系统之间的联系，进而形成新的主体联合系统。
5.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乡村教育治理研究
乡村教育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地位，是关系教育现代化、乡村振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问题。从乡村振兴视域出发研究乡村教育治理，正是基于此愿景。
①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乡村振兴的战略需求决定了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各项内容，也指明了乡村教育治理研究的向度。一是乡村教育治理理念的更新。欧阳修俊等提出要跳出城乡“二元”论争，从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出发，明确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价值导向。二是乡村教育治理理论的多元。田晓苗等基于社会批判理论的空间转向，对乡村教育现代化治理进程进行自我反思，以此达到乡村教育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孙杰远等借助阶序理论，阐述了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阶序与因应。三是乡村教育治理方式的变革。数字技术是推动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大数据可以嵌入乡村教育治理全过程，但人工智能存在观念、技术、智能和制度之限。四是乡村教育治理内容的丰富。学界对乡村教育治理各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研究，涉及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治理、乡村教师治理、农村学校治理等。
②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赋能乡村振兴。乡村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基本逻辑是赋能人力资本，应当推动人力资本差序化转化为社会资本，建构更加包容、更好适应、更为自主的乡村教育新体系，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共同富裕。乡村学校治理也得到了学界高度重视，有研究认为乡村学校的问题出在乡村，但治理的向度不只是乡村，应从多个层面构建新时代乡村学校治理体系。此外，乡村地区辍学治理、农村学校联盟治理同样是乡村教育治理的重要内容。
三、研究前沿：教育治理研究热点的深化
研究前沿反映了学术研究的最新趋势，是学术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对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引领性价值。2023年，学界聚焦教育治理概念厘定、教育治理学科建设、教育法体系化与法典化等研究前沿，对教育治理研究的基本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了系统探索，深化了教育治理热点研究，回应了中国教育的时代问题。
1.教育治理概念厘定
作为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话语，“教育治理”一词自本世纪初就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教育治理现代化是一个“以共治求善治”的过程，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教育现代化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从教育治理到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实质在于整个教育治理系统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耦合，因此教育治理现代化作为政治话语促成了教育治理研究的学术自觉。
分析2023年纷繁复杂的教育治理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发现：教育治理研究取得了全方位进展，但是学界对教育治理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尚未达成共识。孙绵涛等通过对2022年之前教育治理研究的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学界主要从要素、形态、性质三个角度来阐释“教育治理”的含义。归结起来，大多数观点认为教育治理与以往教育管理强调的严格管控完全不同，教育治理指的是平等协调、多元共治等;少部分观点认为教育治理是教育管理的高级形态，强调教育管理的“善治”状态。在此基础上，许航等将“教育治理”定义为：教育治理的主体在法治的基础上，运用控制、统治等管理的方法和平等协调、多元共治等疏导的方法，理顺参与治理各方的关系，调动参与治理各方的积极性，共同完成教育组织目标或任务的一种现象。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的研究团队在国内较早关注教育治理研究，已组织编写、出版了《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研究丛书》《全球教育治理研究丛书》《新时代教育治理与教育智库研究丛书》等，团队负责人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对教育治理的概念做了明确界定，认为“教育治理是指政府通过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安排，协同社会组织、市场、学校和公民个人等行为主体，运用参与、对话、协商、谈判等形式，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共同管理教育公共事务，以应对共同面临的时代挑战，达到好的治理效果”。
2.教育治理学科建设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策命题后，教育治理开始以“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策话语在教育研究领域演进，并逐渐在教育管理学的研究中占据话语中心位置，甚至大有取而代之之势。近年来，教育治理研究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全面推进，使建设教育治理学科成为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应然诉求。孙绵涛等指出，教育治理学是由教育治理活动、教育治理体制、教育治理机制和教育治理观念四个范畴所组成的学科体系。李政涛认为，教育治理研究作为跨学科主题，在一定程度上整合和推进了政策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或领域的跨界与融通。谢维和分析了中国教育治理的文化秉性，为建构中国特色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深层次的思考。苏君阳等认为中国教育治理在理论上以中国式科层制理论为主导框架，强调整体利益、协同合作;在政策上偏向共同体主义;在实践上强调法治、公平、协调与认同，制度、文化和情境是导致中西语境中教育治理理论、政策与实践差异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本研究认为，教育治理学是由教育治理实践、教育治理理论和教育治理制度所构成的学科体系，是由教育学和治理研究交叉而成的一门学科，是教育学的一门新兴学科。教育治理学的学理基础不是管理学，而是治理研究、政治学等，不能简单地将教育治理学与教育管理学划等号。治理研究是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提出而产生的，教育治理学是教育治理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范畴、研究属性、研究定位与研究任务。当前要注重教育治理研究，推动教育治理学学科建设，以服务于国家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治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学界必须共同努力的方向。
3.教育法体系化与法典化
推动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提升依法治教水平，推动法治观念普及，完善教育改革体制机制。随着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深入，教育法体系化、法典化成为教育治理研究的前沿。
首先，推动教育法治观念成为教育治理的基本理念。教育法治是教育治理的基本原则，是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顶层设计。刘永林等指出，学校治理的基本理念和基本方式是指统领学校治理全局的主导性理念及贯穿学校治理全过程的根本性方式，法治成为学校治理的基本理念和基本方式是实现善治的必然要求与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既有法治本身的理念价值、规则价值、程序价值和文化价值，又有在学校治理中彰显法治理念、依循法律规则、凸显程序正义、弘扬法治文化的实践价值。
其次，开展教育立法学研究，服务教育法体系化、法典化。在推进教育现代化和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历史进程中，教育法体系化、法典化具备了历史条件，成为教育法治建设新的历史使命。教育法体系化建设不仅要针对具体的教育法律问题开展立法研究，还要针对教育立法本身开展教育立法学研究，即对教育立法原理、立法制度、立法过程和立法技术进行系统化研究。只有构建系统的教育立法理论，才能为法典化提供顶层设计和底层逻辑。高杭等从教育法法典化的价值导向与治理效能出发，主张借鉴中外法典编纂经验、凝聚教育法学理论体系共识、建设中国特色教育法制体系，提出教育法作为行业法的定位影响着教育法法典化的模式选择，决定了教育法典编纂应当走适度法典化道路。此外，宪法对于我国教育法法典化的推进起着根本性、基础性的指导作用。龚向和等主张通过法释义学来建构教育法法典化的宪法基础，为教育法典编纂工作的具体实施提供了源自根本法层面的规范指引。
再次，探索教育法治现代化面临的具体教育法律问题。此类研究成果较多，如从完善终身教育法律体系、推进终身教育法治现代化的角度进行研究;从比较视角出发，探索教育惩戒权的法律规制;提出尽快制定国家教育考试应急法，以落实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和依法治教;对《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进行解读，并探讨法律颁布后的实践路径问题等。
近年来，笔者多次撰文呼吁启动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典》。2023年11月24日，笔者在教育部召开的教育法典编纂研讨会上主张教育法典应具备体系性、逻辑严缜性、内容完备性;教育法典编纂则要遵循“五性”，即坚持政治性、注重导向性、把握特殊性、加强研究性、注重实效性;要坚持以民法典编纂为示范，推动成立教育法典编纂工作领导小组和教育法典起草工作专班，落实教育法典编纂工作;同时，要做好三项工作，包括组织开展循序渐进的理论研究、认真开展扎实有效的调查研究、蹄疾步稳地开展教育法典草案起草工作。
四、研究前瞻：教育治理研究的未来展望
2023年的教育治理研究成果丰富、重点和特点突出，体现了教育治理研究的学术特色和优势。2024年，教育治理研究将围绕党的二十大对教育工作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结合“十四五”发展规划的重点内容，进一步聚焦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推进教育现代化等重点任务，推进教育治理理论研究与学科体系建设、注重教育治理政策与立法研究、加强教育治理比较研究、深化教育治理实践研究。
1.推进教育治理理论研究与学科体系建设
最初，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只是以政策话语的形式存在于官方制度文件，后来才作为研究问题与内容出现，进而作为教育学术概念出现在教育研究中。新时代我国教育治理现代化要突破基于实际教育问题的经验探索、提高治理效能，就必须重视教育治理的理论研究，这涉及教育治理思想、教育治理理念、教育治理思维、教育治理原则等观念层面的研究。
综观2023年的教育治理研究，学界围绕教育治理的具体问题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关于教育治理、教育治理学的理论研究仍不够深入，未来将成为各方关注的问题。可以说，理论研究和学科体系建设是未来教育治理研究的大趋势。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将逐渐增多，教育治理各主要领域的具体研究也将在学术热点的催动下不断完善。日趋深入的教育治理实践研究将促使教育治理研究融合互通，成为具有独特内涵和内在逻辑的严密整体。尤其是教育治理学的学科体系建设，需要学界的共同努力。撰写教育治理学研究专著、编写教育治理学教材、编辑出版教育治理研究的文献汇编，是教育治理学学科体系建设的重点基础工作;设立教育治理学二级学科、招收教育治理学研究生、开设教育治理学课程，是教育治理学学科体系建设的标志性工作。理论建设的推进，有助于加速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注重教育治理政策与立法研究
教育政策是国家和社会根据教育活动的需要与法律法规的要求所制定的政策方案，是政府对教育的制度性安排，涉及教育活动中的多元主体、教育过程中的多样要素，与教育治理的联系紧密。教育政策是中国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政治依循，在国家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教育政策的研究是教育治理的重要内容，旨在有效发挥政策治理效能，实现政策从文本到研究再到实践的落地。随着教育现代化的推进，教育政策发布的密集程度、全面程度日益提升，教育政策体系日渐完备，进一步深入开展教育政策研究是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教育政策与教育法律都是对教育中各种关系的调节和规范，但又各有不同。教育政策中某些好的经验、理念需经过国家权力机关的认定才能上升为法律规范，而教育法律的颁布也需要相应的配套教育政策。近年来，随着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和法治中国的建设，教育法治成为教育治理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也是教育事业发展到更高阶段的指导原则。随着依法治教成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原则和教育法体系化、法典化命题的推进，学界要通过教育研究为教育立法提供智慧和建议，如此方能实现良法善治、实现教育治理政策化与法治化的共促共进。
3.加强教育治理比较研究
目前，教育治理研究已在外国教育治理比较研究和全球教育治理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对外开放的深化，教育治理的比较研究仍需加强：如何加强教育治理的比较研究，使其相关成果不再局限于经验总结，而是更为深入地为中国教育治理走向全球教育治理提供哲学、逻辑和方法论的指导;如何通过教育治理的比较研究窥探各国历史文化、政治模式和生活方式，形成更加系统的教育治理理论研究成果，使中国教育更好地走出去、走进去、走下去，都是值得继续探究的问题。此外，已有研究往往局限于探讨“外国对中国的启示”，这并不契合国家“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的对外开放国策，有必要予以调整、改进。未来，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中国特色”进行理论分析和概括、探讨“中国对外国的启示”、基于“中国视角”考察外国教育治理等，可能会逐渐成为后续研究的焦点。
4.深化教育治理实践研究
近年来，快速、复杂、持续性的教育改革举措在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同时产生了大量实践性问题。2023年，学界从教育治理视角对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研究，取得了明显进展。但从已有研究来看，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深层次治理问题的研究成果十分鲜见，这些深层次治理问题包括“双减”落地后教育生态的整体治理、教育监测与评价的数字化治理、乡村教育失落的扭转、东中西部教育差异的弥合、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的教育治理、教育数字化治理的伦理风险、学校内部治理模式和校内组织治理等。另外，教育治理过程中政府和多元主体之间如何互动、如何发挥社会组织和群众的积极性、治理效能效率与教育价值如何协调等棘手的实践性问题，也尚缺少深刻的研究成果。上述问题能否妥善解决，既考验教育工作者的思考能力，也反映教育政策的科学性、合理性水平。总之，深化教育治理实践研究，深入教育治理过程的隐秘处，仔细考察教育治理这一复杂多变过程中各种因素的互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善治”，是未来学界开展教育治理研究的重点所在。
文章来源：现代教育技术杂志
作者：周洪宇 余江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