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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我提出了“关于尽快制定反歧视法的建议”，呼吁有关部门尽快将制定反歧视法提上议事日程，努力消除当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歧视现象。建议提出后，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国家教育部、人事部、卫生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也迅速回函，表示将尽快修改、完善相关法规条例，保障公民的有关权利。近来，人事部、卫生部向社会公开征求对《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的意见，强调了几种不具有传染性的乙肝携带者也有被录用的资格，对此我深感欣慰，希望新标准能真正得到贯彻落实。 与此同时，我感到，从根本上保障公民的有关权利，真正消除社会歧视，必须制定专门的法规。因此，我再次呼吁，应尽快制定一部专门的《反歧视法》或《反入学、就业歧视法》。
国际劳工组织在《关于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和建议书》中，将“歧视”定义为：任何根据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观点、民族、血统或社会出身所作的区别、排斥或优惠，其结果是取消或有损于在就业或职业上的机会均等或待遇平等，从而构成歧视。从法理层面看，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对平等和正义有更高的价值追求和更有力的保护措施。如保护妇女儿童权益方面，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从不认同人权概念到进行国际人权对话和研讨，现在又将保障人权条款正式纳入宪法，这一切势必会大大促进我国的人权保障。 然而，现实的歧视现象依然不容回避。无论从经济管理、金融投资到生活消费，还是从受教育到就业录用，歧视现象都普遍存在。从近年媒体不断披露的维权抗争可窥一斑：如公务员录用中性别、容貌、身高、地域歧视引发的“宪法诉讼”，高校录取中的残疾歧视，河南普通中学是否接纳“艾滋病孤儿”事件（注：孤儿本身无艾滋病），特别是不久前炒得沸沸扬扬的“乙肝歧视”案件，已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不仅如此，2003年我国还发生了1600多公民签名，反映全国１亿３千万乙肝病毒携带者要求“对全国公务员录用限制乙肝病毒携带者规定进行违宪审查”的事件。与此同时，深圳、安徽等地还提出了就业歧视诉讼，等等。但是，即使是在今年7月30日公务员录用体检新标准向社会征求意见之后，仍有不少事业单位和企业我行我素，对外地人报考公务员予以限制。甚至有的地方保险公司在投保条件中还增加了肥胖指数，凡指数超标者，在购买医疗、寿险等险种时，都得比普通人多交25％左右的保费。如果胖得太多，还可能被拒保。简直是荒唐！ 当前，我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歧视，主要是因为不少人观念上认为就业歧视是“合理的必要”。如就业人口过剩，健康人都找不到工作，对有缺陷的人作出一定的限制有必要。 另一观念是，就业歧视较GDP增长问题要小得多，只要有利于GDP发展，就认为是可以允许的。然而，这些观念与人权理念大相径庭。
人不仅在法律上是平等的，更重要的，在社会生活实际中也应是真正平等的。如果强调对有缺陷的人应该有何特殊的话，我认为，社会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是关怀和保护，而不是歧视。 尽快组织制定《反歧视法》或《反入学、就业歧视法》已是当务之急，我认为目前首先应该是做好以下工作。首先，应该认识到制定《反歧视法》是落实宪法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是我国人权平等事业进步的重要标志。此法应以就业和受教育为主要内容，同时涵盖其他领域。其次，应尽快由人大法律专门委员会或相关部委（如教育部、人事部、卫生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具体负责起草反歧视法。
在社会层面上，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对于《反歧视法》的意见，对歧视行为进行科学规范。如身高对于部队招兵是必要要求，而对一般公务员则不必要求，乙肝病毒携带者对于从事饮食等行业是必要的条件限制，却不必对普通行业加以限制。在法律层面上，《反歧视法》的制定依据是宪法，其地位应属于基本法律，违反此法应给予司法救济。相应地，应放宽司法诉讼的准入条件。
21世纪是人才竞争的世纪，将大批有一定缺陷的群体排斥在现代化建设之外，是十分愚蠢和严重侵犯人权的，所以，此法宜快不宜迟。另外，尽快颁布此法，对于我国在世界人权对话中占据主动，更好地营造宽松、和平的国际环境，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建设亦是十分有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