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市教育局副局长周洪宇正式向湖北省代表团提交了《关于实现教育公平，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建议》的建议。
周洪宇对前不久国家教育科学“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发布的“重点高校农村生源减少” 报告表示关注，他认为优秀高校农村子女比例减少现象应引起全社会重视。 周洪宇分析了优秀高校农村子女比例减少的原因。他说，高校扩招后，相比一流高校，高职和高专扩招的比例更大，所以目前看起来，高职高专的农村子女绝对人数大量增加，这是中国整体教育水平发展的结果。但由于农村的教学师资、设备条件与城市相比有很大差距，造成两者的教育水平也有很大差距，并最终反映在分数上。他说，如果教育不公平，公民个人就失去了公平发展的机会。
周洪宇指出，教育不公平表现为：一、重点(或示范)学校与非重点学校不公平。重点学校一直是各级政府投资的重点，而非重点学校投入资金少、师资队伍较差、教育质量较低。二、普高与职高不公平。普高学生可以考较好的大学，而职高学生则很少有人能考较好的大学。 周洪宇说，这些不公平不仅有教育机会“量”上的不公平，而且也有“质”上的不公平。有钱有势者的子女可以成为教育的“宠儿”，而无钱无势者的子女则成为教育的“弃儿”。有钱有势者可以为自己的孩子选择好学校、好班级、好老师、好资源等，充分享受教育的权利，而无钱无势者则连孩子的基本教育权利都难以保证。 周洪宇认为，政府是教育公平的第一责任人。政府必须合理分配有限的教育资源，并且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教育立法，使社会所有人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
对话
本报对话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专家 “地方大学农村生源增多”
对话动机
“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今年2月发布研究结果称，占有较多文化、经济和社会资本的社会阶层的子女，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农村学生和弱势阶层的子女逐渐减少。该研究结果引起了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的关注。
对话人物
杨东平 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负责人，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树起一根杆倒掉一大片
《新京报》：从你们调查看，城乡高中、重点高中和非重点高中的教学条件差别到底有多大？
杨东平(以下简称杨)：我们调查了10个省市的中学。城市重点高中可以说是过于奢华。现在推行示范类学校基本上就是“扶强抑弱”，用倾斜政策来扶持重点学校，重点学校越来越豪华。事实上，现在很多重点高中的教学设施已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普通公立高中，有的甚至超过了国内的重点高校。
《新京报》：那农村重点高中呢？
杨：农村地区也是把县里的大部分高中教育经费投入一两所高中，主要是县一中。本来教育经费等教育资源就不足，又把其中的70%至80%用来打造县一中，结果是“树起一根杆，倒掉一大片”。 突出重点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造成了学校系统内的两极分化，也造成了学生的分层———家庭背景好的学生就有多的机会进入重点高中学习，他们进入重点高校的机会也就多一些。所以说，高等教育的不公平，其实是高中阶段教育机会不均等的一种累积和延续的结论。
高考录取制度对农村学生不利
《新京报》：高考录取制度对农村学生进重点大学有影响吗？
杨：我们这次没有对此进行专门的研究，但高考录取制度是高等教育不公平的一个制度性障碍。 现在高校招生计划投放名额，并不是按照考生数量人口均衡地分配。优秀高等教育资源严重分布不均，并且主要分布在东部大城市，教育资源比较丰富的大城市的招生录取的比例特别高，这也相应地减少了农村学生进入高等学校机会。
《新京报》：这种状况怎么改变？
杨：改变只是其一。我认为当务之急，还是堵塞那些显而易见的腐败招生。高考之外还开了很多口子，什么特长生、保送生和定向生……我看了限制定向生招生的消息后觉得很好。现在能占用这些名额的，通常是社会资源比较丰富的城市学生，这些是在赤裸裸地侵害教育公平，侵害农村生源进入高校的机会。
教育差距在缩小还是增大
《新京报》：研究报告说，高等教育城乡差距在缩小。这结论是怎么得出的？
杨：这只是统计意义上的缩小，主要是以城乡高考每万人的报名人数比例分析而来，这个比例根据统计是在缩小。
《新京报》：但同时研究报告也说，国家重点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呈下降趋势，而非重点高校农村学生的比例却在上升。 一减一增能说明差距在缩小吗？
杨：这说明高等教育的城乡差距，正从总量入学机会不平等转移为教育过程的不平等；从表面的、总量的、宏观的不均衡，转移为隐性的、更深层面的城乡差距。这是高等教育不公平的新表现形式，主要体现为城乡学生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分布。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这种新的不平等现象？
杨：过程平等跟机会平等相比，应该还是处于第二位的。在中国现有条件下，我们首先应该关注的是能不能上学，也就是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问题，但过程不平等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了。新增加高等教育机会以后，农村子弟的增量部分主要还是进入了地方性大学和专科大学。
解决之道
政协委员陈勉建议，农村孩子考重点大学应有政策。
政协委员、中国石油大学教授陈勉建议，可通过助学金的发放来资助农村学生，也可以给农村学生提供一些勤工俭学的机会。同时，相关部门可制订农村学生考上重点大学可获优惠学费等政策，以此吸引农村学生报考，减少生源流失。 陈勉建议，社会参与的方法是采取“定单式教育”，即：由某些单位与一些重点大学的农村学生签订协议，单位承担其部分学习费用，学生毕业后去这个单位工作，以此避免农村学生考上重点大学因经济原因半途辍学的情况。
记者调查
案例1
1 20多位同学一起上清华
人物：小凡，北京人
就读院校：清华大学
学业状况：硕士第2年
出生在北京的小凡求学很顺利。她从西城区某小学毕业后，直升重点初中，重点高中，1999年考入清华大学，现在读硕士第2年。 小凡说，在北京，这样的求学经历太普通了，大家都是一级级读上去的，都没有特别之处。最后能否进入重点大学，完全取决于成绩。小凡说“谁考得高，谁上。考不高的话，全家人都会想办法。”在她的同学圈子中，从来没有听说过谁辍学。 在小凡的高中，同年级有20多位同学考上了清华。她经常在大学里碰到高中同学。本科的时候，小凡的上铺来自湖北农村，除了上课，就是在宿舍里看电视。小凡描绘她很神：“随便翻翻书，微积分就能考90！” 对比自己，小凡无法学得那么轻松，“上了大学才发现，要从外地考入清华真困难，所以他们其中真有厉害之辈。”
案例2
“便宜”专业农村学生多
人物：小李，甘肃人
就读院校：北京林业大学
学业状况：大三，放弃考研
“我说我老家农村的贫穷现状，城里的同学都不相信。”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水保专业的大三学生小李来自甘肃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 小李家一年总收入三四千元。他一年学费2500元，是林业大学水保、林学、森林保护等三个收费最低的专业之一，小李估计班上农村来的孩子要占到一半以上。“当初考大学，最先考虑的就是收费低的专业，像机算机这类热门专业，想都没去想。” 小李说，中学同学一个班考上大学的不到10人，多数就读农林师范类高校。而他所在村庄200多户人中一共才出了3个大学生、“多数人初中，高中就上不起了。” 小李刚来北京时，一个月的生活费只有100元，现在自己打工，一个月也就200元。“助学贷款是要还的。所以我肯定是不打算考研了，家里还有个妹妹，希望我能早点出来工作。”已到大三的小李也开始为工作忙碌起来了。
案例3
初中毕业时一半上中专
人物：小韩，广西人
就读院校：清华大学
学业状况：博士第5年
小韩1997年从广西河池市的郊县考入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现读博士第5年。从小学开始，他的朋友就开始陆陆续续地离开了求学之路。他回忆道：小学期间，只有一半的孩子读完5年级。 小韩认为农村孩子是否能考上重点大学，并不取决于能力和素质，更取决于求学的环境。“到了清华，我没有觉得这里的同学有什么超人之处，我的初中的同学里，只要有机会，完全有人可以上清华北大。” 小韩说，初中毕业时，班上一半的孩子选择上中专而不是继续求学。“这完全是生存的压力，没有兴趣的成分。因为上中专可以马上赚钱。相比考大学而言，眼前的生计更紧迫。” 家乡农村的基础教育不是很好，现在谈起自己的小学老师，小韩说：“小学老师一半是师范毕业的，还有一半是社会的，他们有空来教，没课的时候就回家种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