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联系中部省份的人大代表，准备提交一份有关“中部崛起”的议案。代表们认为，在珠三角、长三角以及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等掀起一波又一波发展浪潮之后，现在该轮到长期以来“不东不西”的中部地区发力了。 温家宝总理在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在200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这8个字又首次被列为2005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之一。
在正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中部崛起”成了热点话题。
一位全国人大代表的建议
“中部地区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工农业基础较好，曾经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但是在当前逐渐落后了。在东部要率先实现现代化、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的全国大发展态势下，中部有着沦为‘洼地’的忧虑。”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接受记者专访时说。
一直以来，“中部塌陷”显得默默无闻而又孤独难耐。有关统计数据显示：从1996年到2002年，我国东部地区在全国的GDP中所占的比重上升了1.1％、环渤海地区上升了0.83个百分点、珠三角地区上升了0.3％，惟独中部地区下降了1.01个百分点。
这种鲜明的对比，让中部地区找到了惊呼“中部正在塌陷”、呼吁“中部崛起”的理由。
“尽快由国家实施中部发展战略，促进中部大崛起是当前统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刚刚提交了《关于促进“中部崛起”的若干建议》的周洪宇代表说，“去年我就提交了一个关于‘中部崛起’的建议。”
让周洪宇颇为自豪的是，自己“中部崛起”的提法与温总理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不谋而合。“在2003年底时，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只发到省一级征求意见、建议，可以说是保密的,我根本不可能看到。在几个月之后的人大二次会议上，我才知道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有类似提法。”
但是，周洪宇并没有就此自称为“提‘中部崛起’第一人”。他说:“前些年，湖北就已经提出了“中部崛起”的口号。”武汉大学长江发展研究院伍新木院长再一次证实了周洪宇的这个说法：“如果进行文献检索的话，最开始提出‘中部地区崛起’口号的是湖北。”
据介绍，在1988年左右，当时的省委书记关广富在省委的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在中部崛起”，并写入了省委的红头文件，作为动员湖北的一个口号。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失去了一次极好的发展机会，“崛起”一说成了空谈。
“首先,湖北省以前就有‘中部崛起’这个概念。另外，对比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中部塌陷’问题越来越突出，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来说，没有中部的发展，是不可能实现和谐发展的。”这就是当初触动周洪宇代表针对中部地区提出建议的原因。
周洪宇认为:“我们现在讲和谐社会，也应该包括区域的协调发展，不管是东部、中部还是西部，这些区域都发展好了，肯定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中部地区”如何划界
“当时，湖北省认为自己就是‘中部’。”周洪宇代表说，“在去年和今年的议案中，我重新阐释了‘中部’的内涵和外延。”
记者注意到，周代表今年提交的《关于促进中部崛起的若干建议》中有这样的描述文字：“中部地区，通常包括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安徽五省。”此外，周代表去年的《关于国家实施中部“大三角”战略，促进中部大崛起的建议》，“中部”也指的是这五省。
去年全国“两会”之后，“五省”开始纷纷筹划自己的“崛起”构想。去年6月11日，温家宝总理在湖北召开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五省负责同志的座谈会，研究、分析了中部地区发展问题。“这让我们五省大受鼓舞。”河南省一位全国人大代表说。
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大家还没有就“中部地区”到底该包括哪些省份达成一致意见。周洪宇代表说:“现在有两种比较流行的版本：一是说有5个省,即湖北、河南、安徽、湖南、江西；二是说有6个省，就是这5个省再加上山西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苏杨对记者解释，事实上，“中部”通常还包括黑龙江、吉林，只是在“东北振兴”后才局限在了中部六省。其中,山西的自然条件和产业结构与另外五省有很大差距（五省是粮食主产区，而山西是矿产问题突出的省，自然条件近似于西北），所以在研究问题时又常常分开讨论。
“当初,国家没有把山西纳入到西部大开发的省份中，而山西又不属于东部。总之，也属于‘不东不西，不是东西。’”周洪宇代表分析说，这次国家提出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山西似乎从中嗅出了发展的机遇。所以，山西也把自己纳入到“中部地区”的范畴。
去年底、今年初以来，山西省频频参加了“五省”的一些会议、学术研究等活动。今年1月8日到9日，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联合研讨活动商讨会在郑州召开，来自河南、山西、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六省的政协副主席参加了会议。
此外，在今年的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来自湖北、河南、山西、安徽、湖南、江西中部六省的全国政协委员，共同提交了《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提案》。据悉，今年“两会”之后，这6个省的政协委员还将就该提案开展调研。
5个省还是6个省？究竟谁来界定“中部地区”的范畴？周洪宇代表认为，应该由国家来界定，也应该由国家来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中部地区不是靠中部几个省自己联合就能崛起的。”
武汉市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袁云光分析说:“国家促进‘中部崛起’的战略决策，是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缩小中部与东部的发展差距、与西部和东北的政策差距，实现均衡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
不过苏杨认为：“由于‘中部崛起’只是在发展速度受限情况下的一种自觉、自发的战略目标，所以从国家层面不应有总体的统一部署。”
“中部崛起”需不需要“龙头”
自去年提出“中部崛起”建议至今，周洪宇注意到了一个现象：一些省会城市在竞相争夺“中部崛起”的“龙头”。首先是湖北率先发出要做中部领头羊的口号，此后河南、湖南等省份也先后宣扬自己的地区优势，希望能谋得“龙头”地位。
“现在河南、湖北都想当龙头，特别是湖北。”作为来自武汉的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有着自己的考虑。在去年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武汉市市长李宪生提交了一份主题为《遏止“中部塌陷”武汉应该有所作为》的报告，提出“政策边缘化地区论”。之后，武汉对于“中部崛起”的企图越来越强烈。由于围绕它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经济城市圈，其天生的影响力也让它一直拥有东山再起的野心。所以，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部崛起”之后，很多人把目光投向了武汉，看好这个“年老”却又拥有无限潜力的城市。
但中部毕竟不属于湖北一家独有，除了武汉，还有许多后起之秀、实力超群的城市，这些城市都希望能领先中部而成为“龙头老大”。
其中，最具竞争力的当属河南省。就在200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不久，河南媒体就迫不及待地向外界表达了河南“鼎立中部”的想法，并认为郑州城市群是引领中部的最佳选择。
虽然湖北、河南雄心勃勃地面对中部的“老大”位置，但其他几个省份也不会轻易地拱手相让。毕竟，谁能当上“龙头”，谁就有机会在区域内获得更多的话语权、谋求率先进行中部突破的主动先机。
“中部崛起”到底需不需要“龙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苏杨分析指出，正像西部大开发通常提西北龙头是陕西、西南龙头是重庆一样，中部肯定也必须要有多个龙头。鉴于中部的人口密度和产业状况，事实上中部各省都在强调省会带动战略，湖北的大武汉战略、湖南的长株潭一体化战略、郑州和开封的一体化战略都是各省为了使自己再上台阶而提出的发展思路。
“无论中部的中心城市或者城市集群中心最终会圈定为谁，中部要突破都必须尽快建立起一个类似于东部的地区中心。”苏杨说。
“需不需要龙头，是要在实践中来证明的。”周洪宇认为，就目前而言，中部地区应该考虑如何进行协调，做到“一个声音说话。”“要充分发挥省级政府的协调功能，尽快解决因行政区划而造成的利益分割。在区域市场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共同编制区域发展规划,是促进中部地区加强合作、协调发展的有效手段。”
但现在的情况是，中部各省不仅没有出现协调、整合的迹象，反而是各奔东西:河南致力于“中原崛起”；安徽、江西、湖南争相融入“长三角”、“泛珠三角”；湖北独撑华中大旗，但却又势孤力单；山西在自家的地盘上拥煤自重。
“中部崛起”是“各自为政”还是应该“统一战略”？“应该是统一战略。”周洪宇认为。其他接受记者采访的相关人士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周洪宇建议，应该尽早进行政府层面的规划与合作、加强高层领导的协商与协调、制定一套制度化的议事和决策机制、定期召开高层论坛会议、为协调、促进各个地区与城市的经济发展并达成共识提供必要和经常性的机制。
中部城市能得到多少优惠政策
在提交“中部崛起”的建议之前，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接触了不少地方政府官员:“关于‘中部崛起’，他们希望中央采取切切实实的措施，希望有关部门积极配合落实。”
“现在，政策是大家最关心的。”周洪宇说。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央重点发展珠江三角洲、80年代末倾力打造长江三角洲、90年代中期重点建设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90年代末实施西部大开发、2003年又提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总处于非战略重点的不利地位，总是与政策机遇擦肩而过，成为国家政策的‘边缘地’、资金投入的‘旱地’、资源流出和人才流失的‘奉献地’。”
按照往常的惯例，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都是第一年提出、第二年就要给予实际的政策。但是，寄希望于“中部崛起”的省份，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拿到具体的政策。周洪宇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在实施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的过程中，国家都成立了专门的办公室，如挂靠在国家发改委的西部办、东北办等。顺着这样的逻辑思考下去，针对“中部崛起”，国家是否也应该成立办公室？
“应该成立国务院中部发展办公室。”周洪宇介绍说，这个办公室“负责指导制定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拟订中部地区经济社会一体化联动发展政策，协调中部地区与其他区域发展、中部地区内部发展的重大事项，协调将‘中部崛起’战略纳入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等。”
但是，也有专家指出，如果都设立办公室就等于没有了。此外，国家再像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那样大面积地搞一个中部区域政策的难度是很大的，“如果都给优惠政策，就等于没有政策了。”有专家把这种矛盾称为“政策悖论”。
“毕竟现在是市场经济社会，不能谁落后谁就要优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苏杨分析指出，与必须要缩小地区差距的西部和主要是体制问题的东北不一样，中部必须依靠自身力量来发展，而且从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方面来看，中部至少在发展速度上应该强于有国家政策倾斜支持的西部。
“中部现在应该对自身的历史定位非常明确。在战略上，只有与国家的发展相统一，中部自身的发展才有方向。”不过，苏杨也指出，相对于作为粮食主产区的中部加速工业化的需要，中部应该在土地、财税政策上向中央申请特殊政策。国家在完善宏观调控政策中，对中部地区的土地政策应尽量满足中部地区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合理需要；重点引导中部地区农业改造、工业升级、现代服务业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加对能源、交通、通讯、水利、城乡公用设施、环境内外保护等方面的投资。
中部某省有关人士对记者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地区的特殊政策只能是要来的，而不是等来的。”
“建议中央政府将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等五省中心城市列入到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实施范围，予以政策扶持；对五大城市的财政税收政策适当给予支持；中央要适当对五大城市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周洪宇等25位全国人大代表在去年全国“两会”上也有过这样的“建议”。
而国家发改委是这样答复周洪宇的：“不宜对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等五大城市实施新的税收优惠政策。”
但是，记者注意到，今年中央政府投资的5个重点投向，是包括“支持‘中部崛起’重点项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