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振国，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任，终身教授
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发现真理、揭示规律，它有三个基本功能：一是描述功能——告诉人们是什么，揭示事物的真实面貌;二是解释功能——告诉人们为什么，揭示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三是预测功能——告诉人们会怎样，揭示事物变化的未来趋势。要实现这三个功能，必须加强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要求的第一是客观，坚持以确凿的事实和证据为基础，实事求是，不被个人的信念、期望、假设所左右;第二是量化，努力获得对事物特征和变化的“度”的把握，而非笼统的、模糊的经验性判断或思辨的主观看法;第三是可检验，通过专业化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共同概念、共同规则，使用共同方法、共同工具，在相同的条件下，不同的人用同样的方法可以获得相同的结果。纵观包括教育学在内的学术发展史，可以发现实证是提高社会科学研究科学化水平最重要的保证。
第一，实证研究是学科从思辨到科学的转折点。如心理学，虽然人类对心理现象的研究有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但直到100多年前德国的艾宾浩斯发明了“无意义音节”研究记忆的方法，揭示了记忆变化的量化的规律，才奠定了科学心理学的基础;再如经济学，英国的威廉·配第用“数字、重量和尺度”研究的方法开创了量化研究的先河，马克思评价他是“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统计学的创始人”;又如社会学，法国的孔德明确且系统地提出了实证主义的主张，强调运用观察、分类以及分类性的资料，探求事物彼此的关系，迪尔凯姆则实践了孔德的主张，运用社会统计的方法，建立了社会事实的因果关系，使科学意义上的社会学建立起来。教育学的发展也是由一系列有影响的实证研究成果推动的。
第二，实证研究是学术深化的里程碑。说到教育学受社会关注，对国家决策发生重要影响，一定绕不开美国的科尔曼关于教育公平的实证研究。长期以来，美国黑人的学习成绩低于白人的成绩，被社会默认的原因是黑人智商低，不善于学习。果真如此吗?1964年美国的詹姆斯·科尔曼教授带领一个研究小组收集了美国各地4000所学校60万学生的数据，进行了美国教育领域最大规模的调研，并对大量的调研材料进行了两年的分析后发现，影响学业成绩最主要的因素是同伴间的影响，改进黑人学习成绩的最好方法是促进黑人和白人的交往，并推动政府实施了“巴士计划”，将黑人孩子送到白人聚集的学校学习，对消除种族隔阂、促进文化交流产生了历史性影响。
第三，实证研究是理论创新的支柱。长期以来，教育活动被看成是消费性活动，政府的教育支出被看成是福利性支出。而美国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彻底改变了这一观念。他运用自己创造的“经济增长余数分析法”，测算了美国1929—1957年国民经济增长额中，约有33%是由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作出的贡献，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超过物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同时发现，教育也是使个人收入的社会分配趋于平等的因素。使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教育投入是长远投资成为很多国家的决策理念。
第四，实证研究是平息争论取得共识的唯一手段。中国基础教育的水平是高还是低，是成功还是失败?这个问题长期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有人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很成功，也有人认为很失败，无法取得共识。自从中国部分城市参加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开展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后，这个争论就烟消云散了，因为中国在世界上经济水平较高的70个国家(地区)学生参加的中学数学、科学、阅读测试中，各项成绩均名列前茅，引起了国际上的强烈反响，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都专门来中国学习取经，甚至参照中国的教学模式对其学校教育进行改革。
第五，实证研究是建立现代智库的可靠支撑。现代社会的教育系统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复杂，政策在教育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一个重大的决策，不仅涉及很多的经费问题，而且可能涉及很多人的命运。一个政策的好坏，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颁布了许多教育政策，这些教育政策如果有比较可靠的研究和证据支撑往往就能产生积极的效果，反之则事与愿违，甚至造成很大失误。
实证研究是当今国际教育研究的主流话语和主要方法，与之相比，我国的教育实证研究明显落后，教育学术期刊发表的实证性研究论文，还不到论文总数的十分之一。加强和改进教育实证研究，是中国教育研究的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