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丰富实践与成功经验，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特别是中国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基础与生动案例，充分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特点及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与国际比较中也充分反映了中国教育治理模式与实践的优势与特色。我自己非常有幸地历经了这个伟大的历史时期，并目睹与见证了其中若干重要的教育改革，特别是以下几个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模式改革的案例，深感其中的重要意义与价值，尤其是蕴含在中国教育治理中的文化秉性。
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制度的改革与实施过程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所谓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制度，指的是为完善非义务教育培养成本分担机制，根据培养成本等标准，实行受教育者缴纳一定学费，合理分担培养成本等筹措经费的机制。简单地说，即从免费上学到缴费上学的体制改革。这个改革对于长期习惯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中的许多家庭与大学生来说，甚至对于许多大学管理者与研究者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改革。要在现实与思想观念中完成一致转变，对利益相关者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回顾这段历史，自 1989 年国家教委、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印发的《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收取学杂费和住宿费的规定》，到 1996 年国家教委、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出台的《高等学校收费暂行管理办法》，再到 199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以及随后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直至 2010 年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高等教育免费制度逐步转变为由政府、学生、社会和高等学校共同分担的基本格局与制度，成本分担机制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已经为社会所接受。
这一改革并非一帆风顺。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与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增加，由国家财政负担绝大部分大学生培养成本的政策已难以为继。为确保在不压缩招生规模、不影响基础教育投入的情况下，实现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在高等学校实行了“双轨制”招生模式，即对于达到录取分数线的计划内招收的学生仍实行免费上学，而对于没有达到录取分数线的计划外招收的学生，则可以通过缴费上学，或通过所谓的“委托培养”的方式缴费入学。尽管这种双轨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高等教育经费的困难，但它显然是不公平的，也受到了社会的批评。
对此，高等教育的改革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退回到计划经济体制中由国家财政承担全部办学经费的老路;二是实行所有大学生缴费上学的制度。前者显然是不可取的，主要原因在于，财政对高等教育经费包得过多，就势必影响国家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特别是对义务教育的投入。事实上，把小学、中学到大学全办成免费教育，我们办不起。但后者则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包括产生教育不公平现象以及社会的不稳定等。这毕竟是一个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际问题，由此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在经过充分调查研究与认真讨论以后，政府及教育管理部门没有回避矛盾与风险，以一种敢于担当的精神，决定彻底取消计划外招生指标，也不再分公费学生与自费学生，所有大学生都必须缴费上学，即“并轨”。
为了防止这种成本分担机制的实施对家庭经济条件不好或者由于各种原因无法承担学费的家庭与学生造成新的不公平，政府制定了各种相关的支持政策。例如，由政府和学校设立奖学金、特困生生活补助金、困难补助金;通过组织经济困难学生参加助教、助研、助管、校园后勤服务及社会公益性劳动等活动，使学生通过自己的劳动得到资助;各级政府和高等学校给予经济困难学生的临时性、一次性的无偿资助;对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尤其是其中的孤残学生、少数民族学生及烈士子女和其他优抚家庭子女等，实行减收或免收学费的政策。特别是推行了助学贷款与社会捐助等举措，“千方百计地不让一个考上大学的学生因经济困难而上不了学”。
这一改革的成功与软着陆让很多人感到惊喜和欣慰，也极大地推动了后续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特别是扩招的平稳实施。它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我自己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曾经在欧洲某发达国家的一所著名大学从事合作研究，正赶上该国政府对以往高等教育的经费制度实行改革。其内容包括减少大学生的某些优惠政策，如学习时间超过若干年以后，则需要缴纳一定的学费;取消或改革大学生在生活与社会福利等方面的一些待遇，等等。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些力度不大的改革，由于涉及大学生及其利益相关者的直接利益，在社会和校园里便出现了比较尖锐的反对声音，包括各式各样的“小字报”、张贴画以及反对的游行，抵制改革的推进。相比之下，由于政策妥当与实施方式合理，我国的改革则显得比较顺畅。
与成本分担制度改革密切相关的学生助学贷款政策的实施，也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助学贷款在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中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在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与普及化的过程中，多渠道筹措经费的压力更是需要助学贷款在个人分担高等教育成本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而中国高等教育助学贷款的模式创新则充分体现了我国教育治理的文化秉性及其优势。我国的学生贷款政策于 1999 年 6 月 17 日经国务院批准开始实施。按此办法，由学生提出申请，银行提供贷款，每人每学年 6 000 元，毕业参加工作后分期偿还，利息由国家财政贴息资助。然而，一个全新的事物，开始时往往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助学贷款在推行中也曾遇到不少困难和问题，包括金融机构的担忧与老百姓的观念。特别是学生贷款的风险问题，如何保证贷款的偿还，成为一个人们担心的问题。
诚然，这种风险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客观现象，也是一个所有国家助学贷款中都普遍存在的问题。例如，学生贷款的还款问题一直是美国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给政府财政带来了沉重负担，是历任美国总统和历届国会选举中的热议议题。美国现政府试图提出学生贷款减免计划，却受到美国最高法院裁决 的 否 定 ，至 今 仍 然 没 有 头 绪 。米 切 尔(Mitchell，J.)在《债务陷阱：学生贷款如何成了 国 家 灾 难(The Debt Trap：How Student Loans Became a National Catastrophe)》一书中，非常系统地描述了美国学生贷款存在的问题，以及由此给政府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的各种麻烦。
然而，我国的学生贷款却是支持与推动高等教育发展与满足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需求的有效途径。根据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研究所研究人员的研究，目前，助学贷款不仅没有出现部分西方国家面临的还款危机，而且在我国高等教育学生资助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的重要经验就是在国家支持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地方与社会的积极性，包括实施生源地助学贷款的模式，由位于生源地的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贷款的发放和回收工作，由学生和其家长作为共同借款人，共同承担偿还责任，同时还注重发挥传统熟人社会的优势，等等。由此，比较好地解决了还款的问题。相关研究人员在 2019 年对若干省份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的实地调查表明，早期各年度发放贷款应偿还贷款本金的累计回收比例多超过 95%，未回收比例不足 5%，远远低于 15%的风险补偿金比例 ，有 的 年 份 的 累 计 回 收 比 例 更 是 超 过99%。
我国的教育治理在这些方面及相关领域的改革中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反映了教育规划与政策措施的必要性以及渐进性改革策略的合理性。更有意义的是，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教育学与教育治理模式内在的文化秉性。国务院原副总理刘鹤先生在总结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原因时曾经指出：经济增长表面的决定因素是资本、劳动、技术和地理优势，但是最终起作用的是文化和习惯的遗传。他特别提到了循序渐进的传统和中庸文化，以及“和为贵”的思想和包容多样的风格。同样，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与发展成就，包括这两个案例以及其他教育治理方面的实践，也比较清晰地反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上述精神以及在我国教育的传统文化中，教育既是一种公共事务，也是个人与社会的责任，并且是两者结合的思想观念。在改革取向上则表现为不是单纯的非此即彼，也不是简单地进行一种零和关系的判断与选择，而是能够适当地将不同取向的观念、力量与资源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相互渗透与相得益彰的效果。这种教育治理中的文化秉性突出表现在两个结合上。
一是教育治理中价值取向的理想主义与工具取向的现实主义的结合。③很显然，我国的教育改革发展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建设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想追求。但在实际工作与针对具体问题时，则表现出一种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态度与思路。坚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充分考虑老百姓的实际利益，实行了一种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战略与思路。例如，在实施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成本分担机制的改革过程中，一方面，坚持按教育规律办事，推进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与普及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另一方面，则精心设计相关政策，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为学生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与帮助，不让任何一个大学生因为经费问题而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种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
二是国家政府力量与社会民间力量的相互结合。体现在将国家的公共资源与基层社会、市场及个体的资源结合起来的战略与思路。一方面是政府强有力的政策引导、支持以及公共服务的保障;另一方面则是社会民间力量与资源的积极参与与投入，由此形成一种非常广泛的动员机制，推动教育的平稳发展。例如，在推行学生贷款政策的过程中，一方面，鼓励政府部门与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支持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推动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与普及化;另一方面，根据中国的国情，充分发挥地方与家族的亲缘关系与社会网络，使学生能够比较顺利地还贷，而不至于承受巨大的还款负担。这种国家与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的相互结合，极大地降低了治理成本，充分体现了教育治理中共治、共建与共享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治理的丰富实践与成功经验，以及蕴含于其中的文化秉性，已经初步成为教育治理的中国模式与中国教育学思想的重要特色。它们是我国教育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丰富与发展了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与教育强国的重要理论与方法论基础，也是中国教育文明的时代价值的体现，并且为世界其他国家实现教育现代化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与方法论的选项。由此，也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一定的支撑。
来源：教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