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我院付卫东研究员教育智库研究成果



  我院学术委员会研究员付卫东、付义朝的文章《我国教育智库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展望》被《新华文摘》数字版(2017年第12期)和《教育学文摘》(2017年第1期)全文转载,文章内容如下↓↓↓

我国教育智库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展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智库建设的意见》(下称《意见》),提出“到2020年,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知名的高端智库”。教育智库建设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促进教育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支撑,是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客观要求。本文结合多次调研 ,研究当前我国教育智库建设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我国教育智库发展的前瞻性建议,以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建设。

  一、我国教育智库建设的现状

  智库严格来讲是在西方的制度文明与决策机制下诞生的一类组织,在传统的华夏文明中很难找到准确的制度对应。但这并不表明我国没有任何教育智库,事实上,我国教育智库建设起步早,类型众多,分布较广,只不过有些教育政策研究机构还没有被认定为教育智库而已。

  1. 我国教育智库建设起步早,但特色鲜明、综合实力强的教育智库较少

  我国很早以前就成立了教育政策研究机构。1941年中国共产党就在延安建立了中央研究院中国教育研究室,1957年发展成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2011年更名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它是以“打造具有国际水准、世界影响、专业优势的中国特色一流国家教育智库”为目标,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和理论贡献。近年来,教育部与五所高校联合设立了清华大学规划教育战略与国民经济战略研究中心(2010年)、南开大学教育与产业区域政策研究中心(2011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育与经济研究中心(2011年)、中国人民大学教育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2011年)、北京大学人力资本与宏观政策研究中心(2011年)五个中心,这五个中心既是教育部党组的智库,也是教育部党组为国家宏观经济部门提供服务的智库。

  就地方而言,一些教育科学研究院(所)早已明确提出了建设成为一流地方教育智库的发展目标。如广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提出了“为省委、省政府及省教育厅相关决策和管理提供智力支持,打造南方先进教育思想理论形成与实践高地”的发展定位;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提出了“立足上海,面向世界,把教科院建设成为全国领先、国际一流的教育科研机构和智库”的长远规划。

  我国民间教育智库建设也如火如荼。成立于2002 年的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建设的使命是“以独立的力量研究教育问题,以社会力量推动教育变革”,目的是“成就最具公信力的民间教育智库”。2016年该院首次升至2015年中国智库社会影响力第 10名。成立于 2006年的长江教育研究院,其目的是把教育政策研究与教育现实问题有机结合起来,以推动中国的教育改革、发展与创新。其本质就是一个典型的民间教育智库。

  尽管我国教育智库建设起步较早,但特色鲜明、综合实力强的教育智库较少。据统计,排在世界前50名的智库中,中国智库只有6家入榜,且其中没有一家是教育类智库。这表明我国教育智库发展还不够成熟,教育智库建设任重道远。

  2.我国教育智库分布较广,但发展严重不平衡

  目前我国教育智库分布很广。横向上,全国31个省 (市、自治区)都分布有教育科学研究院(所)系列的教育智库和高校教育智库;纵向上,从中央到地方,不同层次的教育智库形成长长的链条,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教育智库大多分布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无论是从教育智库的数量还是教育智库的影响力上看,北京、上海都呈现出大幅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的发展态势,而中西部省份的教育智库发展则严重滞后。这一方面彰显出教育智库和教育智库产业集聚发展的特点及一般规律,即教育智库起作用的范围往往会超越地域限制,教育智库通常会集聚在政治中心和经济文化中心,或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这种情况也基本上符合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智库分布的基本特征,美国智库主要集中在华盛顿和纽约,特别是华府的麻省大道上,“马路两边是一家挨着一家的智库大楼,仿佛穿梭于一家家‘思想商店’之间,正是这样的‘思想商店’,浓缩着政治和社会精英的政策主张,影响着华府的政策走向和世界政治的风云变幻。” 同时,这也反映出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政府对教育智库重视程度低,科学决策意识不强,教育智库的市场需求不足。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教育智库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如果教育智库过度集中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显然不利于我国整体教育改革与发展,也会造成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

  3.我国教育智库类型众多,但民间教育智库数量偏少

  我国教育智库类型众多,既有官办教育智库,包括隶属党政机关的教育智库、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评估院)系列的教育智库,也有高校教育智库,还有民间教育智库。据相关资料统计,中国的智库机构目前约为 2500多个,其中民间智库约占5% ,也就是120多个,能够发出声音,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民间智库大概也就20-30个。 我们的调查统计证明了这一点,我国民间教育智库占全国教育智库总数的5% 左右,其中比较有名的是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和长江教育研究院。但这两家教育政策研究机构并不能代表我国民间教育智库的生存现状,绝大多数民间教育智库从规模和影响力来看都很小,完全不能同官办教育智库和高校教育智库相媲美。

  目前我国大部分教育智库都属于官办教育政策研究机构和高校附属型教育政策研究机构,这两类教育智库的研究经费直接或间接地来自政府,而且教育智库人员的工资和职称都是由政府决定的。经济和人事的依附关系决定了这两类教育智库的研究难以摆脱政府的影子,主要表现为自觉或不自觉地宣传和阐释政府决策,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大多在为政府决策做合理性证明。我国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染,“官本位”思想浓厚,想要扭转这种传统,使政府变成为为公众服务的“公仆”,就需要建立一个上通下达、民众普遍参与的机制,保证教育决策的全面性和公平性。民间教育智库以其独立性、专业性和自由的思想,往往能够产生更加智慧的教育主张和建议,但目前我国民间教育智库数量偏少,会直接影响教育决策的全面性和公平性。

  4.我国各类教育智库优劣势分明

  我国官办教育智库一般可分为两种,一是隶属党政机关的教育智库,二是教育科学研究院(所)系列的教育智库。由于党政机关处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谋划与决策的中心,其所辖的教育智库与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接触机会多,成果上呈通道通畅,参与和影响政府决策的机会多。它们大多已形成比较完善的工作体系,具有稳定的教育决策研究机制;它们积累了丰富的决策服务咨询经验,对教育政策把握得更准确,研究成果较客观,对策建议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但其劣势也很明显:与政府关系过于紧密,独立性严重不足;研究队伍学科交叉性严重欠缺,缺乏熟悉国家政策、了解国情、擅长对策性研究的高素质复合型研究人员;习惯于“命题作业”,研究质量有待提高。

  就教育科学研究院(所)系列的教育智库而言,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是直属教育部的国家级综合性教育科学研究机构。它以服务国家决策为宗旨,以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在服务国家重大教育决策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其不足之处在于高高在上,不“接地气”。而地方教育科学研究院(所)系列的智库长期立足于本地的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实际,积极围绕本地区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理论、政策与实践问题,做好教育战略规划,在丰富的基层教育实践中开展应用对策研究和具有地方特色、区域优势的基础理论研究,从而为当地教育科学研究服务,为教育政策方面的科学决策提供理论支持。

  而且,地方教育科学研究院(所)系列的智库与地方政府联系密切,注意加强应用对策研究,业务范围基本涵盖了各级各类的教育。然而,其不足之处也很明显:研究成果主要为地方政府决策提供建议和参考,与社会需求存在一定的差距,不具有广泛的社会公共性,服务面较窄 ;受制于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对现行政策的阐释性、附和性、宣传性方面的东西居多,而建立在独立思考、独立研究的基础上的自主性、建设性成果较少 ;研究人员多为文科背景,缺少既具有学科交叉性又熟悉省情、市情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教育研究方法和手段不先进,对一些重大的决策研究不够深入,难以满足决策者的决策需求。

  高校教育智库是我国教育智库的主力军,其优势相当明显:人力资源集中,高校聚集了80%以上的社会科学研究力量、近半数的两院院士、60%的“千人计划”入选者,以及规模庞大的研究生、本科生队伍,可以为智库建设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学科门类齐全,能够迅速整合,从而解决横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多个学科领域的问题;基础研究扎实,功底深厚,积累了多年的研究基础;有更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机会,能建立广泛的国际学术网络,较为宽泛的国际视野有助于为开展战略研究和决策研究提供支持。然而,高校教育智库的不足之处在于:智库人员大多以个人兴趣为出发点从事研究,很少从重大教育问题出发、并深入社会实践,导致其研究和结论缺乏现实生命力;与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沟通不畅,难以获得相关部门的权威数据,缺少足够的信息支撑;与其他智库联系较少,习惯于自我封闭、单兵作战,缺乏协同攻关、联合作战;没有树立成果推销观念,很少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及时向公众推广,无法形成一定的社会舆论导向,惠及民众。

  民间教育智库的优势在于:大多由民间出资组建,能较好地反映出社会公众的呼声或政策需求;在隶属关系上不属于任何官办机构,运营经费一般来自于基金会或企业赞助;具有一定的学术独立性和自由性,可打破官办教育智库的“部门本位”和高校教育智库的“学科本位”,能相对客观地探讨一些教育问题。然而,由于受制于政府决策体制和自身局限,民间教育智库很难在教育决策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主要表现在:民间教育智库本身发展相对缓慢、前瞻性研究及特色性建设不足、人才缺乏、社会担当不够等问题导致他们难以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由于身处体制之外,民间教育智库难以深入决策内部,难以获知最新的信息和决策动态,因此难以及时有效地提出对策建议;由于缺乏发布信息的公共平台,民间教育智库的声音难以进入官方媒体宣传范围,因而很难对公众产生影响;民间教育智库很难将其研究成果和对策建议送达党政决策核心部门和相应的领导,难以发挥其提供对策建议的根本作用。

  二、我国教育智库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虽然我国教育智库建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我国教育智库建设过程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1.教育智库和教育智库人员独立性不足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理事会主席约翰·桑顿认为,“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是一个顶级智库必须坚持的三个核心价值观。智库的影响力来自于其研究成果的公正和客观,而要保证这两点的实现,则需要智库具有独立性。智库要具有独立性,至少需要做到以下三点:首先,研究人员要具备专业的知识和职业操守,保证能避免外界的干扰,独立自主地完成相关研究;其次,智库需要多种经费来源渠道,保证经费来源的稳定性,避免对单一资助者的过度依赖,实现经济上的独立,避免研究被经费所累,成为资助者的“利益代言人”;第三,发挥智库影响决策的作用,并影响政府在智库方面的政策决策,为智库营造一种能够维护自身独立性的制度和文化环境。

  目前我国智库中95%都具有官办和半官办的背景,由中国财政供养的智库就决定了其更多的功能在于对政府新出台的政策的解释和论证上,证明其合理性,让大众更容易接受和理解。而很少有智库可以参与到政策出台前的咨询,甚至参与到政策制定中。 根据我们的调查,在我国教育智库中,属于全额拨款单位的占被调查总数的91.1% ,属于部分拨款单位的占 8.9% ,经费完全自筹的一家也没有。就教育智库人员而言,工资和福利待遇全部由本单位负责的占被调查总数的 90% ,工资和福利待遇大部分由本单位负责的占7.8% ,本单位不负责智库人员任何工资和福利待遇仅占2.2% 。可以看出,教育智库和教育智库人员基本由政府财政供养。由于这些教育智库和教育智库人员的官方背景,他们的工作由政府部门安排并受其管理,所以他们独立性不强,提供的教育决策咨询更多的是迎合上级的要求,容易出现“揣摩上级意图”的倾向。

  还有些教育智库本身即为党政机关的一部分,利益的牵扯使之无法摆脱“局内人”的研究导向,所提交的研究成果容易模式化,有可能无法真正找准问题的关键,并提出公平解决问题的方案。因而,从某种程度来讲,这些教育智库和教育智库人员已经部分失去了公共性的本质,很难提出独立客观的观点。我们的调查证明了这一点。当教育政策研究人员的意见和政府部门的不一致时,回答“坚持自己观点”的教育政策研究人员仅占被调查总数的19.4% ,回答以“政府部门意见为准”的占35.9% ,而回答“采取折中、相互妥协方式”的教育政策研究人员占43.7% 。

  对于民间教育智库和民间教育智库人员而言,其生存主要靠从民间筹集资金,一些生存条件不好的民间教育智库及其智库人员不得不接受一些利益集团的资助,部分民间教育智库和智库人员为了这些利益集团的利益,不自觉地成为他们的“代言人”,有的甚至不惜歪曲事实或控制数据以满足利益团体的需要;它们利用自己的话语权优势向公众和政府兜售具有利益倾向性的教育决策思想,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公共利益。

  2.教育智库和教育智库人员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落后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各种教育决策将逐步摆脱经验和直觉,而是基于数据和分析做出。未来的教育市场是一个基于信息技术的“云”市场,需要跨学科、国际化合作。正如伯顿·克拉克曾指出:“在科学研究中,没有一种研究方法能揭示一切,宽阔的论述必须是多学科的,高等教育研究要在各学科专家所发展的研究方法和思想的力量中找到刀刃。”然而,根据我们对教育智库人员的调查,认为进行实地调查和实证研究“非常多”或“比较多”的教育智库人员分别仅占被调查总数的8.5%和40.5% ,认为进行实地调查和实证研究“比较少”或“非常少”的教育智库人员则占33.7%和10.6% 。同时,根据我们的调查,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教育智库仅占被调查总数的 51.8% ,没有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教育智库占48.2% 。

  由于我国大多数教育智库人员尤其是高校教育智库人员过着书斋式的生活,使他们大多习惯于从书本到书本的研究,而不是深入实际,在社会现实中发展和分析问题,他们很少进行社会调查和亲身实践,不能从实践中汲取营养、总结经验、升华理论,这直接影响了他们对教育实际问题及其产生原因的充分了解和认识。可见,在研究方法上,目前我国教育智库人员最常使用、最擅长的是传统的定性研究,而对于应用对策研究所必需的精确的实证研究、定量研究,则较少使用。应用对策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注重实际问题的分析,用事实和数据说话,这就要求教育智库人员精通社会统计学和定量分析等现代研究方法,要会计算、会建模型,而这正是当前大多数教育智库人员的短板。

  此外,当今世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如何利用好大数据和互联网也是教育智库人员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和重点提高的能力。根据我们的调查,在我国现有教育智库中,已经建立数据库的仅占被调查总数的12.5% ,没有建立数据库的却高达87.5% 。不仅如此,我国教育智库之间信息交流不畅,各自为政,成为信息孤岛,缺少共享性。教育智库之间还缺少规范性、经常性的开放、协同、合作,尚未形成真正的联合作战、合作共赢的局面。由于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的落后和不足,目前许多教育智库的教育决策研究往往停留在对教育政策的解释性说明上,重理论、轻现实,重当前、轻长远,对一些重大的教育决策问题研究不够深入,具有实效性的咨询成果还不多,难以满足决策者的决策需求。

  3.教育智库和教育智库人员创新力不强

  智库的创新力是智库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其创新力主要体现为产生新思想、提出新概念、提供新方法和新方案的能力。 创新力是智库研究人员必备素质之一。西方发达国家教育智库对智库人员的创新力极为重视,在补充新成员时通常会重点考察其创新力。他们认为,创新力是智库保持竞争力、捍卫声誉的根本,也是智库人员的基本素质,创新已经渗透到他们的理念和文化之中。

  目前我国教育智库人才储备严重不足,普遍缺乏具有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统计学等方面学术背景的教育决策研究人才,最突出的是缺乏高素质的熟悉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政策,了解国情、省情、市情且能够成为各级政府“座上宾”的智囊人才。我们的调查发现,目前我国教育智库人员具有政府部门背景的仅占被调查总数的11.8% ,具有企业背景的不到1% ,而来自高校和教育科学研究院(所)的却占87.3% 。这表明目前我国教育智库人员绝大部分来自于高校,企业出身的教育智库人员非常少。并且,超过九成的教育智库人员是文科出身,来自理工科的很少。相比之下,在西方发达国家综合型智库中,来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成员同等重要,并形成合理的比例。例如,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是由来自于50多个国家、从事各种学科研究的成员组成:政治学与国际关系(13% )、经济学( 13% )、行为科学( 11% )、工程学(10% )、商业与法律( 10% )、数学、统计学( 9% )、社会科学(8% )、生命科学( 7% )、政策分析( 7% )、艺术与文学(5% )、物理学( 4% )、计算机科学( 2% )等,整个研究团队在工作经验、学术训练、思想观念、政治观念、民族、性别和种族等方面都相当多元化,使智库研究工作具有很好的覆盖性和很强的综合分析能力。相比之下,我国教育智库人员学科交叉性不足,其创新力较弱。

  长期以来,受传统教育研究模式的影响,多数研究人员所从事的研究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对事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教育现实问题关注不够,习惯于单打独斗,不倾向团队合作,也不太关注经济社会发展与教育发展的关联,不关心自己的研究成果如何能够转化为教育政策并最终促进教育的改革。这种零散的、个人化、纯理论式的传统研究模式,既容易导致重复性研究,浪费人力物力财力,又难以达到为政府规划重大教育战略建言献策的目的。我们的调查发现,我国教育智库人员中以个人研究为核心的占被调查总数的32.4% ,以小组(团队)研究为核心的占29.4% ,以项目(或上级任务)研究为核心的占38.2% ,这表明目前我国教育智库人员团队合作、协同作战的研究模式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

  为了提高智库和智库人员的创新力,在西方国家,智库和政府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人才交换通道———“旋转门”。国外很多的智库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为政府输送管理人才,而从政府退下的官员也会在智库中重新担任研究人员的角色,这样的益处就是使更多的政策建议可以输送到政府官员手中,提出的建议也更具有可操作性。思想者与行动者、学者与官员通过“旋转门”,实现身份的转换,这在一定程度上沟通了学界与政界、思想和权力,实现了两者的相互渗透,增强了智库对国家政策的影响。正如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认为的那样:“一个有过政府机构工作经历的人,往往较之高学历研究人员对政策问题有着更为深刻的洞察力。”可见,实行“旋转门”制度有利于培养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有创造力的教育智库人员。然而,根据我们的调查,在被调查的教育智库人员中,认为去政府机构或企业“非常多”或“比较多”的分别仅占被调查总数的3.6%和9.9% ,认为去政府机构或企业“比较少”或“非常少”的却分别占37.5%和45.1% ,这表明我国教育智库人员去政府机构或企业工作的明显偏少。

  同样,在被调查的教育智库中,认为政府官员或企业人员来教育智库工作“非常多”或“比较多”的教育智库分别仅占被调查总数的1.8%和10.7% ,认为政府官员或企业人员来教育智库工作“比较少”或“非常少”的却分别占30.4%和44.6% 。即,政府官员或企业人员来教育智库工作或从事研究的明显偏少。可见,我国教育智库人员构成特点和研究模式使得教育智库和智库人员创新力不强。

  4.教育智库和教育智库人员社会影响力较弱

  一般而言,智库有一套完整的发挥其成果作用、形成影响力的渠道,主要包括:出版发行期刊、研究报告、书籍、内参、快报等;定期举办研讨会、报告会、培训班、讲座、论坛等活动;在电视、电影、报纸等大众媒体中亮相;通过网络免费向社会提供大量研究成果,等。通过研究成果的广泛传播,将其作为智库与学术界、新闻界、实业界、广大民众以及官方联系的纽带,使社会了解智库的目标追求和存在价值,通过引导舆论和社会思潮达到最终影响政府政策的目的。

  报告是西方智库最常采用的一种研究成果呈现形式。相对于著作,生产报告所需的时间相对较短,其篇幅不用很长,可以就当前某一专门问题进行论证,及时推出,赢得话语权,并尽可能广泛地为众人所知晓,有时候则会借助媒体以起到广而告之的作用。 然而,我们的调查发现,在被调查教育智库人员中,为政府机构或教育主管部门提交0份教育 政 策 报 告 的 教 育 智 库 人 员 占 被 调 查 总 数 的25.9% ,提交1-3份的占54.6% ,提交4-6份的占12.6% ,提交7-10份的占4.9% ,提交10份以上的教育智库人员仅占3.0% 。可见,我国大多数教育智库人员很少为政府机构或教育主管部门提交教育政策研究报告,资政献言的能力明显偏弱。

  为扩大智库的社会影响力,当今各家智库越来越重视经由大众传播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因而,在电视上露面发表看法、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被认为是智库人员影响力的重要体现。然而,根据我们的调查,在被调查教育智库人员中,每年在报纸、电视、网站等媒体上发表教育政策热点问题评论或接受采访0篇(次)的教育智库人员就占了被调查总数的 61.7% , 1-3篇(次)的占28.7% , 4-6篇(次)的占3.7% , 7-9篇(次)的占2.2% , 10篇(次)以上的一个也没有。可见,我国绝大多数教育智库人员很少在报纸、电视、网站等媒体上发表评论或接受采访,媒体曝光率偏低。这表明我国教育智库人员在运用新媒体扩大影响力的能力较弱,同西方国家教育智库相比差距较大。而且,目前我国大部分教育智库网站几乎没有什么国际影响力,更谈不上对各种新媒体的熟练运用。正如某些学者评价的那样:中国智库最大的问题是它们的孤立性,很多中国智库的运营像黑洞(没有网站、联系方式,也没有学者的个人档案)。

  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是国家软实力的延伸,体现了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然而,根据我们的调查,在国际合作方面,教育智库人员中回答其与国外高校(科研院所)、政策研究中心合作“非常频繁”的一个也没有,回答“比较频繁”的仅占被调查总数的4.4% ,回答“不太频繁”或“非常不频繁”的却分别占26.5%和43.5% 。可见,我国大多数教育智库和教育智库人员同国外高校(科研院所)、政策研究中心合作不频繁,也就难以在国际场合发出“中国声音”,国际影响力偏弱。

  三、我国教育智库建设展望

  教育智库建设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尽管我国教育智库建设起步早、基础也较好,但在建设过程中还是面临很多问题。因此,今后一定要扬长避短,有所为有所不为。

  1.合理定位,促进我国教育智库差异化发展

  《意见》指出,按照公益服务导向和非营利机构属性的要求,积极推进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智库分类改革,科学界定各类智库的功能定位。因此,我们在教育智库建设中,应根据不同类型教育智库的性质、所处领域、业务内容和使命,坚持差异化发展,充分发挥不同类型教育智库的优势和特长,使其在擅长的领域内发挥效力。

  一是提升隶属党政机关的教育智库决策服务能力。隶属党政机关的教育智库要充分利用能便捷地把握当前社会热点、重点问题和上级的政策需求的优势,对当前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前瞻性思考,提出符合实际、便于操作的真正有价值的政策建议。积极围绕政府的政策需求,定期向社会发布教育决策需求信息,引导各类教育智库开展相关研究。大力加强同其他教育智库的沟通联系,充分利用各类智库相关成果,拓宽成果转化渠道,提高转化效率。

  二是促进教育科学研究院(所)系列的教育智库创新发展。教育科学研究院(所)与地方政府联系密切,智力成果上呈通道通畅,且已经形成了省、市、县(区)、校四级教育科研网络,具有比较稳定的业务联系机制。由于教育科学研究院(所)面临的大都是本地教育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这就要求其定位在为地方政府教育决策提供咨询服务。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各级教育科学研究院(所)高水平研究团队建设,加大对数学、统计学等专业人才引进力度,合理确定行政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比例,完善专兼职人员的管理机制,遴选一批既有理论沉淀、又懂实践的教育专家,形成以教育科学研究院(所)为龙头,以专职研究团队为骨干,以高水平决策咨询团队为支撑,分工有序、布局合理、协同创新的工作体系。

  三是推动高校教育智库完善发展。现代大学拥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高校教育智库是现代大学为社会服务的一种具体表现,也是现代大学发展的历史产物。我们要发挥高校基础研究扎实的优势,为政府教育决策提供具有深厚学术底蕴的决策支撑;发挥高校学科门类齐全的优势,突出高校教育政策研究专长,改变书斋式闭门造车的研究模式,紧扣国家、社会重大现实需求,充分发挥其教育战略研究和为教育政策建言的功能;发挥高校对外交流合作的优势,灵活地面向国外学者设立访问学者和研究员制度,吸引国外一流教育专家和学者到访交流,同时也积极选派高校专家学者到国外教育智库学习交流,争取在国际舞台上发出更多的“中国声音”。

  四是规范和引导民间教育智库健康发展。一个国家的繁荣需要繁荣的思想,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度需要不同声音参与到政治上来,参与到政治决策上来。在官方声音、官办智库的声音越来越受到质疑的信息化时代,民间声音、草根思想更容易接近本质和事实,往往能反映出最广大的最根本的公共利益。 民间教育智库所承受的行政压力小,拥有更加超脱的地位和更加自由的思想,也往往能够产生更加智慧的教育主张和政策建议。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目前我国民间教育智库在发挥功能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资政献言的能力较弱。为了使民间教育智库政策研究和咨询功能得到真正的发挥,就需要采取多种方法对其予以扶持。例如,在教育政策课题分配上,引入公平竞争机制,实行公开招标制;对于一些特色鲜明或处于中西部地区的民间教育智库给予适当的补贴,扶持其健康发展;简化民间教育智库登记手续,制定相关优惠政策,为其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进一步规范政策咨询服务市场,完善民间教育智库思想产品供给机制,为民间教育智库成果发布与转化创造条件。

  2.集中精力,重点培育一批特色鲜明、综合实力强的教育智库

  一是建立教育智库公平竞争机制。从规模上看,欧美国家数以千计的智库中,小规模的智库所占比例非常大,大多数欧盟智库聘用的全职人员人数不超过10人,这表明规模并非决定智库的影响力。就性质而言,不同性质的教育智库各有所长、各具特色,为此,我们要实现教育智库系统从单一主体向多主体的转变,积极发展多类型、多层次的教育智库,包括隶属党政机关的教育智库、教育科学研究院(所)系列的教育智库、高校教育智库和民间教育智库,战略性教育智库、专业性教育智库,全国性教育智库、区域性教育智库等;建立公平竞争机制,鼓励和推动各类教育智库之间的良性竞争,最终形成多元主体良性竞争、互相补充、共同发展的局面,从而提升我国教育智库整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二是建立民间教育智库孵化培育机制。目前我国民间教育智库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除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和长江教育研究院以外,大多数民间教育智库规模小、影响力弱,但其在发展的内在动力和课题研究的运作管理体制上,具有一定的学术独立性和自由性,比官办、半官办的体制内的教育智库有明显的优势。因此,我们可以成立“教育智库发展基金”,对民间教育智库在启动经费和课题研究资助上给予更多的倾斜和支持,重点培育一批发展前景好的民间教育智库,以便在决定教育民生的重大问题上发出更多的“民间声音”。

  三是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教育智库和教育智库产业群。我们要以教育智库中有较强实力的教育智库为依托,重点支持其做大做强,培育一批在当地重大教育决策中必不可少、在国内乃至国际上有良好声誉、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力的前沿教育智库,尽快形成区域性和行业性教育智库发展的“领头羊”。同时,教育智库核心竞争力离不开教育智库共同体的发展,离开了其他同行机构的竞争和合作,单个的教育智库很难壮大,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教育智库产业群,有利于教育智库间的合作共赢,形成集聚效应。因此,我们要推动地方教育智库产业集群化、园区化发展,促进社会资本和智库产业的高度融合,在关注教育智库产业园区硬件建设的同时,更要关注教育智库产业软实力的提升,积极创造条件,形成“洼地效应”,努力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教育智库和教育智库产业群,在研究和制定教育政策方面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3.建立多元投入的经费筹措机制,确保我国教育智库运行的相对独立性

  稳定、持续地获得资金是一家智库生存、发展的前提和根本。从这一意义上说,资金的获取是智库的生命线。我国教育智库正处于发展阶段,建设高水平教育智库离不开资金的支持,我们应该建立多元化经费筹措机制,保证我国教育智库运行的相对独立性。

  一是国家要继续加大对人文科研经费的投入。在中国,政府对智库的资金投入主要来源于国家社科规划项目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基金以及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基金。这些年国家社科规划办所投入经费不断增长,由1992年的1400万元提高到2008年的23400万元。 2012年各省(市、自治区)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发展经费为998136万元,而201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财政拨付的金额是1616241万元。虽然我国在人文社科基金方面的投入比之前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比起美国联邦政府动辄每年数百亿美元的咨询资金投入来说,还是杯水车薪。而在国内,人文社科基金的投入比自然科学基金的投入也少得多。所以,国家要进一步加大对人文科研经费的投入,保证教育智库拥有充足的研究经费。

  二是鼓励教育智库进行社会化筹资。经费不足是制约当前我国教育智库发展的“瓶颈”之一,尤其是一些中西部教育智库和民间教育智库,他们获取财政支持的能力比其他教育智库弱得多。在国外,经费筹集是智库发展的核心工作之一,政府资助、研究委托、基金会支持、企业捐赠、出版物发行收入等是国外智库资金的主要来源渠道。我国教育智库要尽快提高资金来源的多样性,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例如,可以通过参与政府或公司委托、接受个人捐赠、研究者研究成果的发行等方式获取资金。另外,单靠政府财政的支持,难以满足教育智库快速发展的需要。我国教育智库可以借鉴国外智库的典型经验,通过专门的筹资机构获得更广泛的资金来源。同时,政府要完善税收支持政策,制定智库税收优惠标准,对符合条件的捐赠机构和教育智库实施一定的税收减免政策。

  三是以更加灵活的方式支持教育智库发展。西方国家对智库资助的方式多种多样而且力度非常大。比较成熟的方式有:(1 )政府直接将款项拨付到各智库。美国联邦政府专门设置一个国家科学基金会,每年掌握十几亿美元以上的资金,大多数用于资助智库;日本每年拨给智库的经费占日本科研经费的1% ;英国智库每年有1/ 3的业务来自英国政府,并设有“海外工程基金”以鼓励智库向西方工程报价,政府可垫付报价费的50% ,若不中标,垫付款可以不归还。中国政府现在还没有出台直接拨款进行智库建设的制度。(2 )国外一些政府通过补贴的方式支持咨询业的市场发展。例如,德国对接受咨询的企业提供资金补贴,每年德国政府会向中小企业提供咨询资金补贴可以达到3亿马克左右。中国现在还没有形成这样的资金补贴机制,资金扶持力度还很不够。根据西方智库建设的典型经验,一方面,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教育智库建设专项基金,对一些特色鲜明、发展前景好的教育智库直接拨款,通过基金会等社会组织支持教育智库开展适度的超前研究;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对我国中西部地区地方教育智库和民间教育智库给予资金补贴,鼓励这些教育智库持续发展。

  四是建立教育智库成果采购制度。从现实情况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府采购集中于货物类、工程类采购,如目前执行《招标采购法》、《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均侧重于物品和建筑类工程,强调通过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节约财政支出,对服务类的政府采购关注度相对较小。然而,作为现代政府采购,在努力满足必需物的需求之外,还应充分发挥其作为政府宏观调控工具的职能,尽快在决策咨询服务领域使用这一工具。我们应该认识到,现代社会由于政府公共决策的难度加大,政府决策咨询的需求在不断增加,若不注意发挥政府采购的政策导向功能,很可能会错过通过政府购买教育决策咨询服务来满足自身决策需求、壮大新型教育智库组织以及提升教育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的良好时机。因此,我们要建立教育智库成果采购制度,明确采购标准和程序,将教育智库提供的咨询报告、政策方案、规划设计和调研数据等纳入政府采购范围和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按“质”付酬,为教育智库参与教育决策应用研究提供保障。同时,将教育智库人员咨询服务纳入公共决策法定程序,建立重大决策、重大项目、重大事项社会风险评估机制。

  4.创新教育智库人才管理机制,打造一流的教育智库人才队伍

  一流智库必须要有一流的人才,没有人才,智库建设目标便是镜中花、水中月。因此,教育智库人才队伍建设尤为重要。

  一是建立教育智库人员开放竞争的选拔机制。国外教育智库人才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竞争性,“以才取人”,教育智库人员具有广泛的学术背景,不仅包括教育领域的专家,还包括其他各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及知名人士。国外教育智库人才来源渠道有:名牌大学刚毕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高校知名学者和专家;政府卸任或离任的官员、人才。大多数国外教育智库都建立了兼职机制。一方面,聘用国内外著名学者担任专家顾问;另一方面,鼓励教育智库内部专家到科研院校教育政策研究机构担任兼职教师。借鉴国外的经验,我国教育智库在选拔研究人员时要挑选博中有专、专博相济的“ T型人才”,并注重研究人员构成在学科背景、学历、年龄结构、实践背景等方面的多样性,吸纳多学科、多机构、多部门、跨区域的研究人员,为教育政策研究的客观性、中立性和创造性提供保证。不仅如此,我国教育智库还要积极探索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专兼职相结合、长短期聘用相结合、单聘和双聘相结合的人事组织与管理的新机制。例如,在人事制度上建立固定人员和流动人员合理配置的用人制度,对高级研究人员实行长期聘用制,对作为助手的中初级研究人员实行短期聘用制;同时建立访问学者制度,吸纳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参与重大教育课题研究,拓展课题研究的社会基础。

  二是完善教育智库人员的交流机制。国外高水平教育智库的成功经验表明,建立运转顺畅的人才“旋转门”制度是教育智库发挥重要作用的关键。教育智库不仅是教育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的场所,也是汇集人才和培养人才的地方,不仅为政策知识精英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而且也为有思想、有活力的年轻政策学者提供锻炼与深造的机会,还可以为政府官员退休后从事学术研究提供广阔的舞台。因此,我们建议:(1 )建立外部“旋转门”制度,即在政府、企业和教育智库之间搭建来去自由的人员交流机制。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汇聚各类研究精英。聘请有经验的政府工作人员、企业人员积极参与教育政策研究,利用政府官员和企业人员广泛的人脉关系开展工作,或定期、不定期就重大教育方针、政策贯彻情况与教育智库人员开展交流;建立灵活、畅通的聘任、派遣、挂职、培训机制,让教育智库人员有更多的机会到党政机关或基层教育部门,特别是规划或制定教育发展政策的要害部门交流工作,这不仅有利于教育智库同政府、企业密切联系,而且还有利于教育智库人员研究成果的推广,进而提高教育智库人员的社会影响力。(2 )建立内部“旋转门”制度,即鼓励官办教育智库人员、高校智库人员和民间教育智库人员之间互动交流,通过交流任职、互派访问学者和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等方式,培养高水平的教育智库人员。

  三是创新教育智库人员整合机制。我们应该打破专业的限制,将各领域的专家有效整合起来进行高质量的教育政策研究。人才整合的形式多种多样:(1 )通过课题的形式,将不同领域、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聚集在一起,组成一个综合多元的教育政策研究队伍,对当前教育热点话题和重大教育战略问题展开对策性或前瞻性研究。(2 )通过组建协同创新中心的方式,开展多个研究机构的协同攻关,凝聚多方智慧,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教育智库的专家选拔不应只局限于某个部门或某所高校,要突破以部门或高校为单位的“单位制”观念,注重吸收不同学科、不同部门、不同行业的专家,实现高校与科研院(所)、社会机构和企业协同创新。(3 )建立“小实体、大网络”的管理运行模式。所谓“小实体”,指教育智库及其研究人员不追求大而全,而是强调少而精。所谓“大网络”,指与政府部门、企业、高校、各类科研单位和智库机构开展广泛的联系交流,构建专业门类齐全、研究优势互补、结构合理而紧密的专家网络。

  四是构建以贡献和质量为导向的业绩考核制度。教育智库人员业绩考核指标应包括:教育政策研究思想、调查报告、研究报告和咨询报告等;被国家高层领导人和政府部门采纳的、被各类媒体引用的数量;向政府部门递交的对策建议被政府部门采纳的比例;教育智库人员在政府部门担任顾问、挂职和交流的情况等。同时,要加大对高层次领导批示的政策建议、进入政府决策链的研究报告、咨询报告和教育舆情研判等应用研究成果的奖励力度,积极鼓励教育智库人员多出成果、快出成果。此外,要进一步采取激励措施,鼓励教育智库人员积极接受电视、网站、报纸、刊物、广播等媒体采访,鼓励他们积极参加教育公益性讲座、教育政策理论宣讲、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研讨会,并担任评委。

  五是建立教育智库人员咨询报酬制度。智库的研究经费来源对于其思想倾向和决策咨询服务能力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许多国家非常重视为智库提供财政支持。在中国,很多政府部门虽然有很强的政策研究需求,但对教育政策研究的投入却非常少,很多时候,智库专家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带有一种荣誉的性质,政府缺乏对智力劳动和思想价值的充分认识和市场尊重。有时,所得的微薄的象征性研究资金使得为政府承担政策研究的智库及学者很难完全覆盖其研究成本。因此,应建立教育智库人员咨询的劳务报酬制度,尊重专家学者的思想价值,通过合理的劳务报酬来提升教育智库人员的地位,激发他们的创新活力,提高教育智库人员工作的积极性。

  5.充分利用大数据等先进技术,促进教育政策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创新

  随着各种信息储存工具的发展和各部门的数据存储意识的觉醒,关于教育发展的数据正在海量增长,利用大数据来服务教育决策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此,教育智库在运用传统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的基础上,也要采用定量研究、比较研究等现代研究方法。同时,要积极运用计算机技术和数学模型等现代信息手段,建立若干个大型的综合教育数据库,实现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有机结合,为教育决策提供科学准确地理论支撑和数据支持。教育智库还应和政府部门建立合作机制,以便教育智库人员可以顺畅便捷地获得需要的信息和数据;教育智库人员还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实地调研,多听听来自基层一线教师、学生和基层教育部门的想法,以便提出的应用对策研究更“接地气”。

  此外,对重大事件进行科学预测也是一个智库非常重要的职责,我们要不断发展和完善预测技术,充分利用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和手段,对一些涉及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事件做出正确的预测,这不但可以提高教育智库的社会影响力,更重要的是通过预测可以帮助政府做出正确的选择,避免出现重大的决策失误。

  6.建立多层次的研究成果转化载体,增强我国教育智库和教育智库人员的社会影响力

  一是拓宽合作与交流平台,加大教育政策成果宣传力度。要进一步拓宽教育智库成果上报渠道,建立健全定期向领导和上级机关呈报教育智库成果制度,让具有决策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能迅速进入政府的决策咨询视野;加强与政府、高校和企业的合作,建立中国式“旋转门”制度,促进教育智库人员和其他部门的合作交流,扩大教育智库和教育智库人员的社会影响;建立健全教育智库重大研究成果发布制度,通过举办新闻发布会、出版座谈会,组织论坛,开办讲座,在新闻媒体及网站上刊登消息,接受媒体采访等多种形式,使社会公众及时了解教育智库的研究成果。

  二是重视新媒体的传播作用。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诸如博客、微博、微信、电子报刊等近年来新兴的网络传播技术,在传播信息、塑造和影响舆论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而这些恰恰是以往智库忽略或者并不重视的环节。教育智库如果不充分利用这些现代传播技术,就无法达到影响舆论和决策的目的。因此,教育智库要加大网站和微信公众平台等的建设力度,拓宽教育智库研究成果和思想观点的宣传渠道;适应短信、博客、微博、微信等新的、快速的信息传播渠道,抢得发布研究成果和思想观点的先机;把握不同媒体、不同受众的特点,在文体、文风等方面进行改进,增强研究成果的可读性、通俗性、可操作性,利用更简洁明了的方式使研究成果更易为政府决策者和社会公众理解和接受。

  作者简介

  付卫东:长江教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

  付义朝:长江教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教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