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是一个分界线，它把人类社会与人类教育分成了前疫情时代与后疫情时代，它是一个具有重大标志性的分界线。后疫情时代，基础教育将进入“五育融合”的新时代。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 李政涛)
为什么是“五育融合”?
“五育融合”来自于三大需要，第一是国家需要。《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提出了大力发展素质教育，促进“五育融合”。第二是育人的需要。真正要育理想的人，必须要用“五育融合”的理念。第三是治理的需求。后疫情时代新的治理体系离不开“五育融合”。
如何理解“五育融合”?
第一是从历史中来。1912年教育家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首次表达了五育。
第二是从政策中来。在义务教育相关的政策文件中，明确提出了和五育相关的要求。
第三是从现实中来。现代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表现为偏智、弱体、抑美、缺劳，导致学生片面发展，所以需要五育融合解决矛盾。
第四是国际中来。OECD确立当代学生核心素养中，本身就蕴含了五育的特性。例如三种交互。交互这个词非常重要，交互就是融合，不是割裂，也不是对立。又如“在异体群体中有效互动的能力”，这些都融合了德育、智育、美育的内涵。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兴趣”里面也有非常丰富的五育内涵。例如，很多老师说要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什么叫兴趣?它至少有三个维度：
第一个是情趣。在情感上打动他、激发他。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点，第一个例子，最近我在北京听一节语文课，讲的是鲁迅的散文《阿长与山海经》。我说孩子们要读鲁迅的文章难在哪儿，特别是读这篇文章难在哪儿?老师回答很普遍化，鲁迅散文创作的年代与现今不同，语言晦涩，远离现在孩子日常生活，所以难教。而我心目中这篇文章教的点在于，让孩子们充分理解鲁迅对保姆阿长细腻的温情，鲁迅从当年对阿长的恐惧、转为内愧、感恩、怀念。第二个例子，董卿主持的《朗读者》节目，在朗读当中把人的情感充分的展现出来，因为有了朗读，因为有了语文，孩子的情感世界越来越细腻，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生动，这是人的情感、情趣。
第二个是理趣。理智、理性和思考相关，通过教学激发孩子们体验到思维的欢乐，思维的乐趣，不仅是玩游戏很快乐，思考问题也会很欢乐，让课堂有思维的含量。
第三个是美趣。我认为，语文教师在中国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通过语文课，把我们的汉字之美、汉语之美、母语之美教给孩子们，用汉语的美打动他们，让他们从此爱上母语，用美来打动他，让他有美趣。数学、物理、化学、政治等，每个学科都有它的美趣。
“五育融合”到底是什么?
第一，“五育融合”是一种育人假设。假设人的成长发展，不仅是全面发展，更是融合发展。所有教育活动，包括老师上一堂课，教育片段、教学片段，甚至给学生说的一句话很难分清楚，教育的效果一定是德育，一定是智育，一定是体育的?某种意义上，每一堂课都有教育的五种可能，五种育的可能，这就是教育的实质。为什么会有同课异构，背后就是所有的教育教学课堂有无限的可能性，这里就是五育的可能性。
第二，“五育融合”是一种育人阶段。“五育融合”要经历的三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五育并举”，强调的德智体美劳缺一不可。过去缺劳动教育，所以这两年特别重视劳动教育。第二个阶段是“五育贯通”，让五育之间相互贯通，相互融合。第三个阶段是“五育共生共长”。目前为止可能大部分的教育教学只是在五育并举的阶段，因为还不全，还不完整。传统育人方式弊端在于五育没有并举，五育不够贯通，因而五育没有共生。
第三，“五育融合”是一种育人实践。什么叫实践呢?我们做一个词性分析，这些年很多研究者很关注“多元文化”与“跨文化”研究。“多元文化”和“跨文化”有什么不同?什么时候用多元文化，什么时候用跨文化?是词性的不同，多是副词形容词，跨是动词，跨越文化之间的屏障，动词就是做、实践。同样“五育融合”之“融”与“五育并举”之“并”也在词性上的差别，融是动词，意味着教育行动，更意味着教育实践。
第四，“五育融合”是一种育人理念。直接针对的是以往在育人质量提升上主要的瓶颈难题。什么瓶颈什么难题?各育之间是割裂、对立，甚至相互矛盾，它带来的是相互分离、割裂的德育论。如果我将来要重写教育原理，这几个“论”一定不能割裂分开来写，未来的德育论、美育论一定要在五育融通的基础上建构。
第五，“五育融合”是一种育人思维。关联式、融通式、综合渗透式的思维。而我们长期以来习惯了点状思维、割裂思维、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式的思维。例如，今年很流行的一个观点，我们要以教定学走向以学定教，有道理吗?有道理。我当年开始做中学老师的时候，那时候哪会考虑学情呢?所以特别需要以学定教。但是提出以学定教，就要全面否定以教定学吗?那是不一样的。孩子自己看书、思考问题是学习，教学是把教放在学之前的，强调的是通过老师的教，来引领、来介入、来改变学生的学，这才是教学。所以，日常的教学既要以学定教，也要以教定学，不能把二者割裂，不能非此即彼。因此，“五育融合”之融合，背后就是思维方式。
第六，“五育融合”是一种责任能力。它对于不同的主体各有不同的能力要求，对学生来说意味着一种全新的学习能力。例如，孩子看手机，用Ipad、看电脑都是人机交互式的学习过程。除此之外，还要学会“五育融合”的学习方式。对教师而言，新能力更昭示着教学新基本功。例如，老师要有开放重心下移的新基本功，要有资源捕捉利用的新基本功等等。有了新基本功，新的理念才能变成老师生命当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听一听、看一看、写一写、说一说的东西。
有了“五育融合”之后，学校的管理机制怎么办，体制怎么办，制度怎么办?现有的体制机制制度适合“五育融合”吗?什么地方不适合，怎么改才让它适合?这都是新挑战。
如何通过“五育融合”推动基础教育治理体系的重建?
通过“五育融合”来撬动、推动未来治理体系的重建。我认为要有六个方面的突出：
第一，突出“整体”。围绕“五育融合”进行整体设计，整体实施和整体评价。整体意味着要打破传统的加法思维，避免叠加，做加法。在整体的框架内，在五育关联意义上全面思考顶层设计各育的具体实施。
第二，突出“融合”。这个融合不是“五育融合”里面的融合，而是为了推动基于“五育融合”基础教育治理新体系构建所需要的融合。包括发展目标上的融合，公平与质量怎么融合，社会不同教育主体上的家校融合。
第三，突出“过程”。达成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目标，融合过程的高质量是重中之重。
第四，突出“机制”。最终要凭借“机制”来落地生根，机制要注意三个操作性的问题：
首先，怎么建立基于“五育融合”的工作系统，对什么与什么融合，谁与谁融合，在哪里融合这些具体问题做出清晰的回答。
其次，促成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关联和相互作用，它解决的是谁与谁如何融合的问题。表现为三个不同层次，和其关联性。宏观创造条件，中观怎么贯通宏观与微观。外部、内部的相互作用。五育之间怎么相互作用，怎么牵一育带动四育。
再次，育人评价新机制。过去我们比较多的讨论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怎么结合，关系怎么处理。今天这个新时代更多考虑的是育分与育人怎么融合，怎么结合，如何在育人中育分，在育分中育人。这个层面也是区域层面、学校层面、课程层面、学生与教师层面的。
第五，突出“主体”。教育行政部门领导、校长、教师是三类起到主要作用的关键人物。教育局长有没有“五育融合”的大格局、大思路?校长有没有“五育融合”的意识和的能力?教师有没有“五育融合”的意识，融合的勇气、融合的能力，融合的习惯?这意味着对三类人的挑战，可能预示着重大的转型和转向。未来的局长领导的培训，校长的培训，教师的培训，将全面转向“五育融合”。
第六，突出“实验”。“五育融合”为根基的后疫情时代，基础教育质量体系很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很难通过单纯的思辨和推理来解决，只有通过持续的、大量的、艰苦的实验来摸索。因此，现在我们亟需以“五育融合”为对象，展开实验研究。努力改变传统的局限于思辨研究的痼疾，发挥实验应具有的描述解释、预测、干预和运用等多种功能，探索自然科学实验、文科实验与教育实验的实验路径。
通过持续实验，我们要修复不利于“五育融合”的基础教育治理的不良生态，为国家和地方出台决策提供来自实验的实证研究基础，为学校日常的教学改革提供出自实验的具体方案与路径。
“五育融合”是新时代的一场重大探索和伟大实验，需要不同教育主体的融合努力、融合实践!
文章内容根据李政涛教授在“2020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50人圆桌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作者 | 李政涛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
编辑 | 姜浡
美编 | 嘉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