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和格局性变化，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4月对建设中国特色智库作出重要批示，将其上升到国家软实力高度后，国内智库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而其中又以高校智库建设效果最为显著。那么高校智库何以能取得卓越的建设成效?怎样的运行机制支撑其高质量发展?换而言之，我们对高校智库发展的成效仅仅靠表象的、有形的物质资本视角来考察已不足以解释，这就需要从更为宏观的视角去考察，社会资本理论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视角。
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系统提出，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现实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1]。布迪厄还将资本划分为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类，对其类型与转换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詹姆斯·科尔曼对社会资本概念作了全面而具体的界定和分析，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中提出，“社会资本的存在形式有很多种，义务、期望以及信任等都可以称之为社会资本的重要形式”[2]。也正是因为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理解差异，所以边燕杰认为，社会科学研究中有两类不同的社会资本，“一类以政治学家普特南、福山为代表，认为公共参与、社会规范、人际信任等要素是一种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另一类以社会学家布迪厄、波茨、林南为代表，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嵌入个体社会网络中的、行动者可以涉取和动员的社会资源”[3]。胡钦晓则在两类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认为“所谓社会资本，指个人或组织在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和制约下，通过长期交往、合作互惠，进而在形成一系列互动的关系网络基础上积累起来的资源总和”[4]。本文借助内外部关系网络和非正式制度分析框架，从客观层面的关系网络和主观层面的非正式制度入手，分析高校智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
一、高校智库的外部关系网络
(一)高校智库与政府的互动
与政府的密切互动，是发挥智库咨政建言功能的重要渠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转智成治”。高校智库尤为重视与政府的互动，特别是在制度建设层面，一是合作建设制度规范，二是旋转门制度的实施。在合作建设制度上，我国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发挥了很好的引领作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等7家高校智库入选，通过高端智库建设机制为这些高校智库提供了咨政建言渠道，成功地将高校研究成果直报中央各有关部门。在旋转门制度实施上，高校智库打破与政府之间的人才交流障碍，让研究成果更接地气。上海市推出的《加强上海高校新型智库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探索建立上海特色‘旋转门’制度”，鼓励人员在政府、企业、高校智库之间有序流动，在文件颁布后的2015年，上海就有20多位高校学者到政府各级部门挂职工作，产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国外高校智库在旋转门制度实施上则具有更悠久的历史，且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美国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就曾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与政府之间多次“旋转”，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原主任阿什顿·卡特曾担任过美国国防部长，莱斯大学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名誉主席詹姆斯·贝克三世担任过国务卿、财政部部长、白宫幕僚长等多个职位，创始所长爱德华·杰雷吉安担任过助理国务卿及美国驻以色列、叙利亚等国大使[5]。简而言之，“服务政府决策不仅是高校智库建设的起点，也是高校智库建设的终点”[6]，与政府保持良好的互动，确保了高校智库的研究成果能够有效转化，“转智成治”最终成为可能。
(二)高校智库与学术团体的互动
理论创新是智库的另一重要功能，也是高校智库的优势所在，因此高校智库建设的初始根基是着眼于学术研究的创新，这也是高校智库区别于政府智库和社会智库的重要特征。高校智库在这些年的发展过程中，特别重视与学术团体间的互动，因为学术团体既能为高校智库理论创新提供更多的路径，同时也成为高校智库间合作交流的“立交桥”，进而扩大智库的影响力。如国内著名学术团体“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保持长期紧密合作，打造出“长安讲坛”这一知名经济政策讲坛，为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及学院下属智库——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提供了充足的理论思想源泉且提升了智库的影响力。当然，高校智库自身也积极谋划参与学术团体的活动，如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承担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重大委托课题“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在理论思想创新层面推动了高校智库与学术团体的双向交融。又如东南大学、北京理工大学、重庆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共同发起成立的“卓越大学智库联盟”这一团体，旨在“深入探索理工科特色高校智库合作机制，共同提升智库在决策咨询、公共外交、舆论引导等方面的能力”[7]，开拓了一条新的高校智库与学术团体的合作路径。
(三)高校智库与国际社会的互动
与国际社会的互动，既可以发挥高校智库公共外交的功能，也可以进一步扩大影响，提升智库自身的舆论影响力，所以各高校智库非常重视参与国际互动。为实现这一目标，高校智库多采取两类模式，一是与国际各类高校或组织合作举办国际会议，二是直接与国际机构共建智库。国家高端智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在常态化举办国际会议扩大影响方面作了表率，其牵头组织的与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等联合举办的“中美经济对话”“中美卫生对话”已经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外交行动[8]。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则是通过合作共建融入国际社会，2007年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批准，依托学院成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通过将PISA、TALIS、SABER三大国际教育测评引进中国，及将中国数学教育引介到英国和美国，实现了“凝练中国教育智慧、提振中国教育工作者信心、提升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与亲和力”[9]的目标。国际知名高校智库有的则与其他国家著名高校合作开展课程建设，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事务与外交战略研究中心分别与北京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开展双学位课程，授予学生国际事务硕士学位，并积极将这些学生接收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10];有的参与了相关国际规则的制订，如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国际气候协议项目“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具有重要影响，为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取得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11]，当然这也得益于中心董事会成员、环境学家罗伯特·斯达文斯在环境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12]，才让贝尔弗中心有了影响及参与国际规则制订的机会。
二、高校智库的内部关系网络
(一)突出的学科优势
高校的学科优势是高校智库有别于其他类别智库的重要特征，学科建设与智库建设是“一体之两面”[13]的关系，“智库借助学科的支撑优势，学科因智库功能的拓展焕发新的生机”[14]，所以高校智库在建设发展的过程中尤为重视并利用好学科优势。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之所以能够在国际高校智库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其重点研究领域——国际政治、环境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这三个方向的母体学科，即政治学与国际研究、环境科学、社会政策与行政管理在2023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均为全球第一。国内高校智库的建设同样如此，其智库研究领域始终围绕母体高校的优势学科展开，因为“智库研究有赖于专家资源、专门知识基础、学术声望和国际交流网络，而一流学科通常同时具备这些条件”[15]。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要研究领域在政府与市场关系、土地问题、新农村建设、股市治理等方面，其依托相关学科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分别为A和A+档次;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主要聚焦经济治理与经济发展、政治治理与法治建设、社会治理与社会创新、公共外交与国际关系四大研究领域[16]，其相对应的学科理论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均为A+档次。可以说，突出的学科优势让高校智库产出更多高质量的基础研究成果，成为智库发挥舆论和决策影响的独特保障条件。
(二)优秀的研究队伍
相较于政府智库或社会智库，高校智库在研究队伍的组织方面更具优势，其所依托的大学不仅能够在人才队伍的覆盖面上予以基本保障，且在队伍组建机制上还可以提供灵活的制度保障。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以经济学研究为基础，其智库队伍包括了林毅夫、易纲、海闻、张维迎、周其仁、闵维方等国内经济学研究的多位重量级学者，且其硕博士项目在全国处于领先[17]，培育出一支新生研究队伍。相较于国内高校智库聚焦于社会科学研究，国外高校智库涉猎的范围更广，其研究队伍更多元且往往涵盖了研究领域的顶尖专家，形成了“行业来源多元化”“学科和研究领域多元化”“岗位类型和人员身份多元化”[18]的特征。如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现有各类专家300多人，包括诸如核方面专家马修·波恩和约瑟夫·奈、环境专家罗伯特·斯达文斯、能源专家亨利·李，其研究队伍涵盖了物理学、信息学、政治学、生物学、环境科学等多个学科。莱斯大学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的200多人则涵盖了公共政策、能源、土木建筑、生物环境、宗教等多个领域，在其重点研究领域卫生与健康方面，“大批专家拥有生物医学、儿童健康政策、国内卫生政策、毒品政策、全球健康等学科和研究背景”[19]。
(三)稳定的治理架构
相较于其他类型智库，高校智库在治理架构方面更趋稳定，这主要得益于多年来高校在治理方面的研究与探索，并逐步迁移到高校智库的治理层面，其目的是“基于高校智库的组织特性，通过局部的体制机制创新实现对大学内外部关系的适应与超越”[20]。具体来说，稳定的治理架构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高校智库构建了规范的管理体系，二是高校智库具备了高效的创新体系。在管理体系的规范上，高校智库相较于社会智库而言，它传承了高校在组织架构建设方面的优势，一般多采用董事会或理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这种管理体系能够“充分释放知识、人才、资源等各要素的活力，最终为跨学科的协同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21]。高校智库在管理体系上的另一优势是宣传方式相较于政府智库更加灵活且自由，在这一方面国外高校智库不仅借助传统媒体，而且善于借助新媒体如Facebook、Twitter、YouTube快速传播其理念思想，这种关注宣传的理念与方法也正在逐步被国内高校智库所借鉴。在高效创新体系层面，高校智库比政府智库则更加灵活机动，他们在机制创新、经费创新、人员聘用创新等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如胡佛研究所在“灵活多样的访问研究员设置”和“专业化的辅助人员聘任”[22]等方面的探索打破了智库人员的边界，吸收了更多人员参与到智库运营中;南京大学让其下属两家省级重点智库——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和紫金传媒智库注册为“民非”法人实体智库，因为“独立的法人实体智库可以直接执行中央/省市部委智库管理部门的有关智库治理的政策文件”[23]，这一举动在机制创新和经费使用上都为高校智库建设打开了思路。
三、粘合高校智库内外部网络的非正式制度
(一)以反思为旨归的价值立场
独立性作为智库的建设基础，一直以来就是各类智库追求的目标，如布鲁金斯学会将独立性、高质量和影响力三者并立，兰德公司强调自己的研究不受任何方面的干扰等。但实际上一直以来对于智库独立性的拷问并未停止，特别是对政府智库和社会智库的拷问。如美国大量存在的社会智库，其“独立性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政治动机”[24];而政府智库往往代表着政府意愿，“缺乏研究的主动性、视角的客观性和立场的独立性”[25]。高校智库则很好地回答了独立性这一问题，因为高校智库传承了大学一以贯之的学术自由精神，以反思性价值立场让其研究更为客观，体现出这一类型智库的“核心优势就在于中立客观、尊重研究规律”[26]。如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在21世纪初通过对美国K-12教育十多年的研究，持续发布了20多份研究成果，强调要进一步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将消费者的选择权不断扩大，允许家长进行择校，进而实现美国教育的改革，这与当时美国联邦政府不断强化K-12教育控制权的思路截然相反[27];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经过研究后在各种场合倡议，要建立独立的教育公务员制度，明确教师的法律地位，这一提议尽管受到了多方质疑[28]，但最终被《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采纳，确立了中小学教师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特殊的法律地位。对于智库的反思性价值立场的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周洪宇教授认为，研究不应该站在某些利益集团的立场上，也不是站在政府某个部门的立场上，而是要站在民众整体利益的立场上[29]。也正如有学者认为的，“大学智库的这种反思性价值立场能够确保智库学者坚守社会良知，代表民意，履行社会责任，以增进社会大众的利益为己任，而不囿于集团利益之私利”[30]。
(二)以创新为追求的实践理路
高校智库依托大学创设，在研究能力、研究水平、研究队伍、研究氛围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尤其是学科优势以及跨学科协同形成的研究土壤，让高校智库相较于其他类型智库更容易产生成果创新和制度创新。如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约瑟夫·奈最早提出了“软实力”这一概念，从而启动了对软实力的研究与应用潮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林毅夫创设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被学术界认为是在“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第三代发展经济学理论。近年来，跨学科协同研究的趋势让高校智库在成果创新上找到了更多的切入口，也让高校智库的价值更为凸显，如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以跨学科为突破口实施创新引领示范工程，以数字化转型为契机推动教育决策模型实验室建设，构建了全链条“调研需求—多模态数据采集—教育数据处理—教育数据分析—教育数据可视化—教育决策模型群—教育决策仿真计算—效果预测与风险评估”的大数据教育决策治理新模式，能够为教育决策提供更加科学可靠的数据依据与预测路径[31];莱斯大学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集合了经济学者彼得·哈特利、能源经济学者肯尼斯·梅德洛克三世以及能源研究专家黄世玉对得克萨斯州电力可靠性进行的研究，对德州电力可靠性委员会的工作提出了科学的预测及创新性的建议[32]。这些跨学科研究的代表性案例充分体现了高校智库在研究队伍整合及成果创新方面具有先天性的优势，也正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事务与外交战略研究中心在其价值观中所表达的：“我们与来自各个学术和专业学科的人合作，我们总是尝试以新的方式创造和分享知识。”[33]此外，由于大学的开放与包容性，高校智库在制度创新上也有更多的空间，如在旋转门人才交流机制上，在智库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上都进行了有效的制度创新探索，让高校智库更具竞争力。
(三)以责任为驱动的学术使命
高校智库汇聚了一批学者，这批学者以育人为目标，以研究为根基，以咨政为路径，展现出了教育人的情怀、学术人的专业和政治人的使命。高校智库在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基础之上，进一步拓展社会服务的范围，将“学为政本”这一理念贯彻到建设过程中，将学术研究与社会责任、社会使命相融合，也表达出他们对贤人政治精神的追求。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曾指出，“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他掌握知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社会”[34]。高校智库作为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中心，更是强调对社会发展的学术责任，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事务与外交战略研究中心强调：“我们的存在就是为了将学术知识与使用它的人联系起来。”[35]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表示，“与中国发展同行，与中国开放相伴，与中国变革俱进，与中国兴盛共存，将是我和国情研究院同仁的毕生追求。我们将继续在知识报国、知识为民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不断前行，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36]。高校智库的这种社会责任与使命感，让其有别于其他类型智库，也成为凝聚高校智库专家的重要黏合剂。
四、结语
借助社会资本理论剖析国内外高校智库高质量建设发展的原因，我们发现高校智库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构建出了较为稳定的关系网络，成为拥有共同习俗文化的学术团体，形成了一定的非正式制度，也体现出了与其他类型智库建设发展的显著差异。而对中国的高校智库而言，在进入第二个十年建设阶段，我们一方面要融合智库与大学的双重优势，另一方面也要避免陷入传统学科建设的约束，所以更要注重对内外关系网络和非正式制度的建设，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中国高校智库的智力优势与社会价值，为建设教育强国以及实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目标献计献策，贡献力量。
来源：《江苏高教》2024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