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洪宇，历史学博士，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陶行知国际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陶行知研究院院长。在《教育研究》《历史研究》《中国教育学刊》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三百余篇，著有《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陶行知大传——一位文化巨人的四个世界》《陶行知年谱长编》等三十余部中英文专著，主编《陶行知全集》(新编本十四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陶行知学文库》(第一辑十册)等，荣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多个奖项。2017年入选“当代教育名家”。
三十年磨一剑：三代人学术接力结硕果
赵婧：周教授好!我们都知道您是蜚声海内外的陶行知研究领域的大家，并且是国内第一位以陶行知研究为主题撰写教育学硕士、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学者，几十年来培养了一批以陶行知研究为方向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出版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研究著作。2021 年是陶行知先生诞辰 130 周年，您与您的博士刘大伟合作撰著了《陶行知年谱长编》以致敬伟人。那么，能否为我们谈一谈您四十年陶研的经历以及编写这部《陶行知年谱长编》的缘起呢?
周洪宇：谢谢你的提问。
当初走上陶行知研究的道路，是一个机缘。1982 年 1 月，我从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本科毕业后留校工作， 但没留在历史系，而是被分到了新成立的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我很荣幸，个人的学术生涯就是从研究陶行知——这位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与教师楷模开始起步的。前辈教育史学家董宝良先生带领我进入时，陶行知研究领域还基本上是一片生荒之地。湖南教育出版社听闻我们华中师院编了一部陶行知纪念文集，就委派曹先捷编辑来商谈编纂出版《陶行知全集》。学校科研处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教科所。在所长杨葆焜、副所长董宝良两位教授率领下，我和夏德清、喻本伐、熊贤君、李红梅等同志奋战数年，编辑出版了国内第一套多卷本《陶行知全集》(后来荣获 1994 年首届国家图书奖)。
1988 年，我在董宝良教授指导下完成国内第一篇关于陶行知研究的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1988 年至 1991 年又跟随章开沅先生继续进行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的研究，完成了国内第一篇关于陶行知研究的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由此，陶行知研究成为我的学术根据地，并在此基础上由单个教育家研究向教育家群体研究进而向中外教育史整体研究拓展。2001 年，我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做高级访问学者回国后，兼做教育行政事务，继而延伸到教育政策、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研究。按照前辈们的教诲，我努力打通历史、现实与未来，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使工作研究化、研究理论化、理论实践化，并以自己的研究成果积极参与国是，努力服务社会，推动教育改革。在陶行知研究领域，除了由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4 年至 1992 年出版的八卷本《陶行知全集》，我们还有覆盖了陶行知生平、事业、思想、人格、年谱传记以及国内外研究各方面与层面的《陶行知教育学说》、《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人民之子陶行知》、《陶行知研究在海外》、《全球视野下的陶行知》(八卷)、《陶行知年谱长编》(四卷)、 Changing the World through Education: The Life of Tao Xingzhi、 Life Education—Selected Readings of Tao Xingzhi’s English Works 等近 30 种中英文研究成果，华中师大的陶行知研究已经从桂子山走向了世界，促使其成为教育家研究的显学，陶行知国际研究中心也成为国内外该领域的中心。
关于这部《陶行知年谱长编》的编撰，缘于最初我在1988—1991年攻读历史学博士、撰写陶行知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之时导师章开沅先生的点拨与倡导。章先生是当代史学大师，深知人物年谱长编编写的价值。在他看来，“年谱长编是历史编纂的重要体裁之一，也是编写人物传记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梯，而年谱长编的上乘之作本身往往就是一座独立的学术丰碑”。他曾引胡适之言谓：“最好的年谱可算是中国最高等的传记。”为此他鼓励我从事陶行知年谱长编的编写。在读博期间，为了斟酌选择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其实也想到了做年谱长编这个选题。我们学历史的都知道年谱长编的重要价值，但是很少有人撰写年谱长编作为博士学位论文去答辩。因为年谱不是论文，博士学位论文必须是带有重大问题的原创性的论文。所以博士学位论文做专题研究可以，但是做年谱长编就遇到一个两难的问题，怕到时候论文答辩通过不了。后来，我在上世纪80年代末，确定以《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这个题目没有人写，当时在教育界没有人做，在文化界、史学界也没人做，所以这样就把毕业论文确定并最终完成了。1991年底，我在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通过后，就立即着手构思酝酿陶行知年谱一事。从1991年到2000年前后，因忙于诸多繁重的教学科研以及行政工作而时断时续，但还是完成了一部10余万字的陶行知年谱初稿;2000年我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学，2001年回国之后，面临着大量的具体的行政工作，学术上主要还是写论文写书，而不是做这个必须有充裕的时间才可以做的年谱长编。因此在 2000年前后，只能说完成了年谱长编的初稿，有一二十万字。但是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所以每当看到有关的材料就不断地往里面补，想找时间再把它完成。
这样，又搁置了十年，直到 2010 年博士生刘大伟入学后，我又重新酝酿继续编写年谱这件事。当我了解到刘大伟的学习经历，他之前是学历史学专业的，是杭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的硕士，就和他交流，征求他的意见。我说：“章先生给我这么一个任务，这个任务现在弄了一个半成品摆在这个地方，都还没有完全成型，出版社希望我把任务完成。看你有没有兴趣，你要是有兴趣的话，我们一起来把它完成。”刘大伟说他知道年谱长编很重要，但是没编过，不知道怎么编。我鼓励他说：“你去看一下《梁启超年谱长编》是怎么编的，另外人民教育出版社最近在约我写这本书，人家约我时，我说我要把它完成，在约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人教社已经出版了《蔡元培年谱长编》，其他的专家正在撰写《张伯苓年谱长编》，《叶圣陶年谱长编》也接近尾声。”他很感兴趣，我建议他编写年谱长编，并且与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结合起来研究。还记得我和大伟确定了一起编写年谱长编之后，我专门去他宿舍跟他讨论《陶行知年谱长编》的写作事宜。大伟有些慌乱，担心自己宿舍脏乱差，招待不周。我说我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宿舍甚好，未有不妥。我们深谈了三个小时，并给他带去了我十几年来编撰完成的《陶行知年谱简编》及在海外搜集的诸多材料，指导他搭建《陶行知年谱长编》的写作框架。就这样，我们师徒共同努力，连续整理数年，不断补充近三十年国内外学术界新发现的有关史料，反复打磨，终于完成这四卷本 180 余万字的全稿，在 2021 年底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可谓“三十年磨一剑”。
赵婧：原来《陶行知年谱长编》的背后有这么多感人的故事，这是三代学人持续不断努力的结果啊!这种学术精神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当下学术界很浮躁，大家都追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多出成果，您却能够沉下心来，带着使命感去工作，三十年如一日，着实让我们感佩。
体大而虑周：年谱编撰的新突破
赵婧：从我自己阅读的感受来看，这部四卷本年谱长编已经有了很多突破，比如说体例上的突破、资料搜集上的突破。您能为我们谈一谈这部年谱长编的特色吗?
周洪宇：关于《陶行知年谱长编》的特色，章先生在序中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年谱长编按年月顺序，以时为经，以事为纬，以原始资料为依据，以语必有根为上乘，简要平实，弃绝议论，最有利于客观公正而且更为全面地再现传主丰富多彩的曲折人生。”
这部年谱长编，是以编年体的形式全面重现了“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五十五年短暂而光辉的一生，记录了其社会实践活动及学术轨迹，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他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理论，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活动，以及发人深省、催人奋进的伟大人格魅力，和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我们广泛搜集资料，不仅全面掌握已出版的文献资料，而且在海内外努力挖掘过去未被发现的史料，并纠正了不少既往所习见的史实错误。后来我到哥伦比亚大学搜集陶行知的研究资料，意外将克伯屈的日记找到了，这太宝贵了。由于时间太紧，我就把涉及陶行知的，涉及张伯苓、蔡元培、郭秉文、胡适的，涉及那些中国学者的内容全部标出，摘录并翻译出来。2013年，大伟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顺利毕业。虽然毕业了，但年谱长编的工作还在继续扫尾。我读过初稿后，觉得还可以继续完善，所以亲自到湖北省图书馆找了大量的补充材料，并嘱咐大伟到南京晓庄学院工作后，也不要放松，继续去南京图书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机构查阅补充相关材料。大伟十分努力刻苦，又赴多处档案馆查阅补充材料，并及时跟进最新的学术成果完善年谱，甚至发现新闻中介绍陶行知的手稿拍卖，而有些文章之前从未见过，他竟然通过种种努力，最终联系到买家，拍了一份手稿，并补充进去。将这些资料写进年谱长编，对繁荣当今中国教育科学、促进教育家办学，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它能为人们进一步学习、研究、宣传、实践陶行知教育思想发挥重要作用。
就陶行知年谱而言，朱泽甫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曾分别编写了《陶行知年谱》和《陶行知年谱稿》，但这两部编于特殊历史时期的年谱，受当时革命史观及篇幅的限制，很难客观完整地还原陶行知先生的真实面貌，这与先生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完全不相符的。所以，编撰全面客观的《陶行知年谱长编》就非常有必要了。在2021年陶行知先生130周年诞辰前夕，得益于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支持，我才能将二十多年的努力变为现实。在2019年3月3日举行的长江教育论坛上，在朱永新教授、张力教授、杨银付教授、黄强社长的见证下，我们与人民教育出版社郭戈总编辑签订了出版协议。为了高质量地出版这套书，人教社刘立德老师、冯卫斌老师从严把关，尤其是冯老师与我们往来多次校对，促使我们反复考证原文出处，经日出入图书馆、档案馆查阅原件。真水无香，泽积而长。从当初编撰《陶行知全集》到今日的《陶行知年谱长编》，三十多年过去了，但陶行知先生的师表与楷模形象常存于我心间，时刻激励着我将教育事业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将教育研究作为自己永久的根据地，并为促进我国的教育公平而建言献策，努力推动我国义务教育免费政策的出台，努力推动高考制度的改革，努力推动教师队伍的建设，等等。这些均是在研究陶行知过程中所受到的启发与教益，也是陶行知先生伟大人格精神对我激励与鞭策的结果。我也希望这套书能成为经典，成为周门学术的标杆，成为我和大伟永恒的学术记忆。
在综合海内外多部年谱长编特点之后，我们拟将《陶行知年谱长编》的特色体现于著作、诗歌和书信三个部分，以求通过这三部分的“择要摘录，分年编入”，让读者对谱主一生学术思想的发展有清晰深刻的了解。这既有利于读者对陶行知一生的学术思想有较为全面细致的认识，也有助于读者在翻阅年谱的过程中触摸到一位鲜活的、真实的教育大师。首先，我们说著作知其思想。陶行知所著文章涉猎极广，包含了教育、医学、文化、宗教、科学、民主政治、人口控制、民族团结等多个方面，编辑出版了《中国教育改造》《普及教育》《普及教育续编》《普及教育三编》《古庙敲钟录》等。由于研究者多是教育学者，所以对于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关注颇多，忽略了陶行知思想的其他方面。因此，为了能让读者接触到全面真实的陶行知，我们除将陶行知的代表性教育类文章全文收入，如《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第一流的教育家》等等，还大量收录了他有关政治、社会思想的文章，如时政短评、民族团结、民主思想等等。其次，书信观其为人。陶行知的交往范围极其广泛，上至国家元首，下至平民走卒。如此广泛的社交网络，书信成为陶行知与各界人士沟通交流的重要桥梁。年谱长编中收录了陶行知的大量书信，旨在通过书信，感受真实的陶行知。每一封信都在呈现陶行知栩栩如生的真实场景，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他为人子的孝道、为人夫的浪漫、为人父的柔情及为人师的循循善诱。最后，诗歌见其情怀。陶行知在跌宕起伏的战斗生涯中创作了众多集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诗歌，借助通俗易懂的大众化的语言，感慨工农大众的悲惨命运，歌颂中华民族投身革命斗争的英勇无畏。我们之所以坚持将陶行知的诗歌全部收录(限于篇幅，有些仅列目)，一方面为了重现陶行知这位大众诗人的文人本色，另一方面也是用心良苦，力求做到尽善尽美。
赵婧：越聊得深入，越能感受到周教授对学术的坚守与传承创新。这部《陶行知年谱长编》真可谓“三十年磨一剑”。这还是三代人的学术接力：章先生出题，周教授初答，最后周刘师徒共同终答。学术接力在您这部年谱长编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周洪宇：谢谢!可以这样理解。
见解与体悟：陶研的经验与路径
赵婧：我们知道，做年谱其实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也是一件甘为人梯、甘作奉献的事情。三代学者的精神特别值得我们后辈学习。在这里，能否请您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给年轻的陶行知研究者一些学习的建议?另外，应该如何利用好这部《陶行知年谱长编》更好地师陶学陶?
周洪宇：从我自己的成长经历看，正所谓“才微易向风尘老，身贱难酬知己恩”。首先，我特别感谢华中师范大学的恩师们，这里一代代优秀的学者默默耕耘、潜心钻研、成就斐然，为后学前驱导路。我是历史系本科 77 级学生，作为在此治学从教四十余年的桂子山人，深受桂子山文脉滋养，华中师大始终是我的精神家园。读本科时国学大师张舜徽教授就明训治学要立志远大，深耕厚植，由博返约，既读有字之书，也读无字之书。史学泰斗章开沅先生也提示为学要养成独立人格、科学态度、理论思维、开拓意识、创造精神，敢为人先。“历史是已经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特别感谢我的授业恩师张舜徽、章开沅和董宝良三位先生，他们对我影响最深。
其次，陶行知研究成为我的学术根据地，并在此基础上由单个教育家研究向教育家群体研究进而向中外教育史整体研究拓展。四十余年，我一直在研陶、学陶、师陶，研究覆盖了年谱、传记、学术史、海内外研究等多个范围，并涉及了文化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多种研究视角，整体看来具有较大的广度、深度和持久度。另外强调学术研究的传承性，培养了十余名以陶行知研究为方向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从中外文化交流史、比较史学、心理史学、学术史的角度为陶行知研究的传承留下了薪火。目前，通过这四十余年的坚持，已经基本建构起上至顶层制度设计，下至教育实践操作的一整套陶行知研究与实践的体系与框架，为“陶行知学”的成型与建设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讲到了好教师的四条标准——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并在讲话中多次引用陶行知的名言，从理想信念、理论学说、道德人格、精神品质、思想作风等方面对陶行知予以充分肯定。我作为一名教师，就是一直以这样一种“四有”精神要求自己、感染同事并影响学生的。
再次，我认为“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学术研究永无止境。从第一届到第八届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在同事和学生的支持下以及学校社科处的鼓励和督促下，我申报了七次并都获得了奖项，其中第一届和第八届都是一等奖，还有几个二等奖和三等奖。这是对我们研究团队莫大的鼓励。《中国教育活动通史》(八卷)是以华中师大教育史研究团队为主体，另有来自厦门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湖北大学、河南大学、宁波大学、江南大学、曲阜师大、福建师大等国内十余所高校中青年学者参与，从 2008 年开始启动至 2017 年正式出版，前后整整用了十年时间。这是整个华中师大研究团队为了事业，不计名利，凝心聚神，集智聚力，以“十年磨一剑”的辛勤付出，才共同完成这一通史著作。从我的成长经历来看，只有立志高远，站在前沿，提前布局，下好先手，才会有明天的辉煌。正所谓，成绩属于过去，未来有待开创。
最后，“唯有多情是春草，年年新绿满芳洲”。华中师大是我学习、成长和育人的地方，我一直都在，从未曾离开。我会实实在在做好学问，关心关爱学生成长，不忘教书育人初心，牢记立德树人使命，这是广大教师的使命和担当。教育事业伟大而神圣，我会继续为教育事业和学校发展奉献自己的一份薄力。同时希望年轻的学者们要珍惜时间，刻苦勤奋;要戒骄戒躁，潜心治学;要学无止境，追求卓越;要努力为学校、社会、国家作出更多贡献。
关于如何利用《陶行知年谱长编》进行师陶学陶，我在考虑，今后我们的学生要以这部《陶行知年谱长编》为史料基础和研究线索，来研究陶行知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因为这部长编带有资料汇编的性质，你翻看陶行知什么时候看了什么书、写了什么文章，其实就可以看出他在那个时候形成并提出了什么样的思想和观点。一路研究下来，直到 1946 年 7 月 25 日陶行知逝世时，就可以看到他接触了哪些人，思想到底是怎么变化的，脉络都特别清楚。
研究陶行知，可以先从阅读选本开始，我在 2021 年，也是为了纪念陶行知诞辰 130 周年，一共出版或选编了好几部陶研著作。一是《陶行知全集》新编本，二是《陶行知年谱长编》，三是《陶行知教育名篇教师简读》与《陶行知教育思想教师简读》。作为初学者，首先，可以先从阅读《陶行知教育名篇教师简读》与《陶行知教育思想教师简读》开始。虽然这是为一线教师所编写的简读本，但是重点突出，脉络清晰，可以使初学者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陶行知的生平，理解他的思想与伟大。其次，可以阅读陶行知的传记，可以关注《陶行知大传——一位文化巨人的四个世界》。回首陶行知的一生，我将这位文化巨人一生的活动和事迹划分为“生活世界”“精神世界”“创造世界”“接受世界”四大部分。我认为，从这四个方面去考察陶行知在近现代中国的实践与贡献，探讨这位伟人的日常生活、精神追求、实践创造和作用影响，追慕其人、其言、其行，不但可以进一步拓宽陶行知研究的视阈，而且有助于人们深入学习和借鉴先贤，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这本传记采用历史分析法、心理分析法、接受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力图全面、系统地论述和阐发陶行知的生平、事业与思想：从大时代、小环境、求学经历、关联群体、家庭环境等构成的生活世界，来考察陶行知成长过程中所受的影响;从政治理念、哲学观点、文化思想、教育学说、人格精神构成的精神世界，来展示陶行知的思想体系;从办学实践、文艺创作、科学教育、新闻出版、图书馆建设等构成的创造世界，来体现陶行知的创造成就;从不同历史时期国内外对陶行知的研究现状及成果、陶行知的著述及论文和著作目录构成的接受世界，来把握陶行知所产生的影响，从而充分体现陶行知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教育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该传记最近又获得了第六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可以说，这既是一部有深度的学术专著，也是一部有新意的人物评传。另外还可以阅读《陶行知教育学说》《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人民之子陶行知》《陶行知研究在海外》《全球视野下的陶行知》等著作，加深对陶行知的理解与研究。再次，就要全面阅读，要读《陶行知全集》与《陶行知年谱长编》。“知人论世”是孟子提出的读书方法，意为要正确理解作品，应该了解作者的生平和时代，这样才能避免主观臆断。研究陶行知也是如此，一定要读全集，要知人论世。要通读陶行知的所有作品，也要研究其所处的时代背景，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他的思想。《陶行知年谱长编》以编年体的形式重现了“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五十五年短暂而光辉的一生，记录了其所产生的时代影响及学术轨迹，甚至在陶行知去世之后，仍然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载了与其有关的学术活动。图书编撰按照“先时事，后谱文”的体例，不仅交代了谱主出生时的时代背景，而且在每一年谱文前勾勒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图景，以便让读者能在时代的风云变幻过程中，领悟谱主人生思想的发展变化。此外，编撰中还通过年谱反映当时的社会及民众生活习俗，让读者能够站在一个大历史的舞台上，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多角度来观察陶行知，了解陶行知。等这三步完成后，就可以研读今人学者对陶行知研究的相关著作了，也就可以初入陶行知研究的领域，逐步探索“陶行知学”了。大伟从初入周门跟随我师陶研陶，到今天取得了一些学术成就，也是按照这种由简入难、由零散到系统的学习方法进行学习与研究的。做学问无捷径，就是要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努力，不走捷径才是最佳的捷径。
传承与创新：“生活· 实践”教育
赵婧：通过访谈，我们了解了老中青三代学人在陶行知研究方面所作出的贡献。那么，您如何看待成立“陶行知学”?接下来，关于今后的陶行知研究，您有什么计划?
周洪宇：应该说，陶行知研究在过去是一个“现象”，至今天俨然成为一门学问，我近年来提倡建立“陶行知学”正是觉得其基础和条件已经基本成熟。陶行知研究如果将 1920 年北京大学缪金源所写关于陶行知学生自治思想研究的文章算为正式起点的话，到现在已有百年历史，陶行知研究的发展为“陶行知学”提供了很好的学术基础和队伍准备。陶行知研究是一门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学问，它是对中国近现代教育家陶行知的专门研究之学。既然是本土之学，中国人自己首先要研究好，这样才能更好地与国外学术界对话与交流，增强我国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目前陶行知研究已经发展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在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都有不少学者在进行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建立系统、科学的“陶行知学”，加强与西方学术界的对话与交流，进一步扩大我国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已经刻不容缓。
陶行知留给 20 世纪的伟大遗产体现在思想、事业、人格和精神四个方面。其中，在教育思想上，陶行知提出了生活教育的三大原理，即“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是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的基本内容。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达到了他那个时代中国教育理论所能达到的最高点。但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时代不同、社会不同、教育不同，其理论在当代需要不断发展创新才能更好地为今天的中国教育和社会服务。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指示精神，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提出的“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和“建设教育强国”新任务的需要，我们要认清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新格局、新形势、新目标，要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具体说来，学习和继承不是简单地把陶行知的思想、论断拿来做实验以验证这句话的正确性，而是在学习和继承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才是对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最好的学习与继承。真正的学习与继承不是表面的、形式的，而是全面的、实质的、深刻的、创造性和创新性的。我和华中师大的陶行知研究团队，经过十八年的探索改革，我们将生活教育发展为“生活· 实践”教育。“生活· 实践”教育是在新时代的背景下，适应现代社会育人方式的转变，与未来智能化教育相适应，更适合当前国情和实际的教育。“生活· 实践”教育理论是我们华中师大陶行知研究团队，对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当代转化与创新。它继承了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的三大原理，并创新性发展为六大原理，将陶行知先生的“三力”理论发展为“六力”。2020年9月，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成立了“生活· 实践”教育专业委员会，我是“生活· 实践”教育发起人、理事长。“生活· 实践”教育专业委员会吸纳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单位、朋友，包括刘大伟之前的单位南京晓庄学院，也在一起进行“生活· 实践”教育研究。2021年，南京晓庄学院附属小学教学成果《“生活· 实践”教育的25年探索》荣获江苏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2022年，武汉市开展“生活· 实践”教育的多所幼儿园和中小学获得武汉市基础教育教学改革成果特等奖和一等奖。我们“生活· 实践”教育专业委员会主要开展“生活· 实践”教育理论研究、“生活· 实践”教育实验探索、“生活· 实践”教育办学指导、“生活· 实践”教育评价等活动，为了推进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其实也是为了推动陶行知研究的实践与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育改革，强调立德树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有针对性地提出“实践育人”“劳动育人”，尤其是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为愈演愈烈的“三大脱节”按下暂停键，诸多针对问题推出的政策文件相继实施，为解决“三大脱节”问题以及其他相关具体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和良好环境。“双减”政策的实施为人的全面发展，为着重于学生生活力、实践力、学习力、自主力、合作力、创造力培养的“生活· 实践”教育提供了最佳契机。“生活· 实践”教育是以生活为中心、以实践为方式的教育，是以生活为内容、以实践为路径的教育，是源于生活与实践、通过生活与实践、为了生活与实践的教育，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是其理论渊源。在教育思想上，陶行知提出了生活教育的三大原理，即“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是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的基本内容。“生活· 实践”教育继承了生活教育学说的三大原理，并创新性发展为六大原理，还将陶行知的“三力”理论发展为“六力”，即生活力、实践力、学习力、自主力、合作力、创造力。由于时代不同、社会不同、教育不同，生活教育理论在当代需要不断发展创新。我们应该认清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的新格局、新形势、新目标，在学习和继承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生活· 实践”教育的实施方式是“融合式”，即通过学科课程与生活课程，学校与社会、家庭、大自然等，进行多种方式的融合，完成对人的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同时，“生活· 实践”教育的实施途径和方式也是开放式、发展式的，大致可以概括为“一个宗旨”“两个重点”“三种途径”“四个结合”“五育并举”“六个原理”“六种能力”“七项目标”“八大特质”。“一个宗旨”是注重培养具有世界观、中国心、现代化的时代新人，让教育通过生活与实践创造美好人生;“两个重点”是注重让学生学会成人与做事，学会成人即学会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学会做事即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三大途径”是努力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大途径，实现协同推进的综合效果;“四个结合”是注重通识与专业结合、人文与科学结合、师资与设备结合、国内与国际结合;“五育并举”是注重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注重意商、智商、情商并重，注重知行合一、知情意合一、智仁勇合一;“六个原理”是倡导“生活即学习”“生命即成长”“生存即共进”“世界即课堂”“实践即教学”“创新即未来”;“六种能力”是注重培养学生的生活力、实践力、学习力、自主力、合作力、创造力;“七项目标”是注重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科学的思维、健康的身心、艺术的爱好、手脑并用的能力、合作的意识、负责的精神;“八大特质”是生活性、实践性、人本性、发展性、开放性、创造性、民族性、世界性。从理论的演进过程不难看出，“生活· 实践”教育是适应现代社会育人方式转变、符合当前国情和实际的一种教育。
“生活·实践”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将会深入推进陶行知研究，将原先停留在理论方面的研究，深入到实践中去。相信在团队的共同努力下，未来三年“生活· 实践”教育一定会按照专业委员会规划的“三年三大步”，从“扩面”到“提质”到“居前”，成为国内有理念、有作为、有特色、有影响的基础教育改革理论和实践，同时为陶行知研究的深入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师陶学陶，加入我们，一起携手共创美好未来，让教育通过生活与实践创造美好人生!
赵婧：非常感谢周教授接受访谈，相信您的付出与努力，一定可以带动更多人加入到陶研的行列中来，必将推动整个社会的陶行知研究取得更大的成就。
来源：教育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