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23 年度教育学重大招标课题“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研究”(VAA230006)的研究成果。
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文化心理意义上彰显为中华民族各民族成员在情感态度、价值观念、文化精神等层面的一致性。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也进一步指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民族文化心理场作为中华民族成员文化心理的依存场所，对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重要影响。目前，学界关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多从理论视角出发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体内涵、价值意蕴和实践路径，这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参考。但是，从文化心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相互关系来看，当前研究更多倾向于文化心理机制、心理层次等视角，对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心理基础的学理性阐释尚不多见。一是关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心理的历史根源。例如，有研究认为，文化心理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发的基础与源泉。有研究提出，在社会成员之间建构共同历史文化记忆以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二是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与文化心理关系的原理性辨析。例如，有研究系统阐述了民族文化心理场的运行机理，并提出以民族文化心理场形塑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观点。民族文化心理场是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心理结构的重要维度。民族文化心理场的实践样态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指明了方向，影响着中华民族各民族成员文化心理的互渗与互构，也为各民族成员生成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奠定了心理基础。因而，从民族文化心理场的内在运行机理切入，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内在逻辑，将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新的宏观理论解释基础。
一、民族文化心理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现实理据
民族文化心理场是以文化基因为内核而生成的族群共同心理活动空间，它是以民族文化认同为动力，以实现各民族文化共生为基本目标。在此共同心理生活空间框定下，各民族生存实践“既共场于中华民族的空间地域和承载实体，又同轴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延展与演进脉络”，并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以共同体文化精神为深层心理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可见，民族文化心理场内隐的文化心理选择，是各民族在情感方式、思维范式、价值尺度等文化心理精神维度实现统一与共生的本质力量。因而，将民族文化心理场作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实理据，不仅是社会历史实践的结果，更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共同反映。
(一)民族文化心理场指向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生活空间
从“场”的空间本质属性来看，心理场即“心理的生活空间”，是个体或群体行为的心理世界反映，“有多少个体的不同时间的情境，便有多少心理空间”。民族文化心理场即“民族文化心理生活空间”，它映射了民族成员在历史实践中凝结沉淀的内在文化心理特征，表达了“民族文化”作为一种习性或惯习、向量或核心资本成为形塑民族成员心理的核心动力。在此意义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文化共同体，在共通历史经验与文化惯习的动力机制下，形成以中华文化精神为核心的民族文化心理场。既然文化是民族文化心理场的核心，那么文化与个人或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则成为规定民族文化心理场性质的关键变量。对此，费孝通先生曾在讨论个体、群体与文化的关系时有过清晰的描述：“从‘个人和群体’的角度理解文化，‘文化’就是在‘社会’这种群体形式下把历史上众多个体的、有限的生命的经验积累起来，变成一种社会共有的精神、思想、知识财富，又以各种方式保存在今天一个个活着的个体的生活、思想、态度、行为中，成为一种超越个体的东西。”可见，在历史语境下，文化与个体、群体心理是互构、互动的，并最终在“民族—国家”的关系构型中，实现全体国民文化心理的类统合。
以此来看，在我国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下，民族文化心理场即是以“各民族”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共生、共在展现自身特性，这就在心理场的核心动力表述上指明了民族文化心理场所喻示的双重内涵，即民族文化心理场包含“各民族”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场。虽然各民族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场的内在结构层次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但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统摄下，却显现出统一、重叠的本质特征。因而，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民族文化心理场根本上是基于中华民族文化基因而生成的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生活空间，在此特殊的心理场内，各民族在历史实践运动中自觉实现基于文化共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
(二)民族文化心理场隐含中华民族共认价值尺度
价值尺度是指人在实践活动中依据自身需要“衡量和确定价值的有无、性质及大小的标尺、基准和根据”。在这个概念中，人的主体发展需要成为衡定客体价值大小的基本依据。有研究认为，价值或价值尺度是基于客体对主体某种需要的满足而产生的意义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基于人懂得如何按照自身的内在尺度作用于客观对象，这就在价值尺度的主体性意义上确证了价值产生于需求，人的需求是判断、评价客体价值的基本尺度。因而，价值尺度的确认必然要观照主体的需要以及需要的性质。在此意义上，理解中华民族共认价值尺度，即是在人的生存与发展意义上观照中华民族各民族成员在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共善价值观念与理性价值判断。虽然中华民族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实体，各民族成员在与不同的物理与文化空间实践互动中，形成了具有民族边界的多元价值观认同，但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精神纽带的联结下，各民族更为重视彼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并在保有各民族自身特殊性的基础上认同统一的国家价值观。
民族文化心理场是在“民族—国家”网络关系构型影响下生成的特殊心理场域，其隐含了以文化认同为基础而自觉形成的中华民族共认价值尺度。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史中，民族与国家的概念始终处于相互交融与促进的过程之中。有研究指出，“中华民族国家的建构，不管是‘五族共和’，还是‘合众为一’，徜徉的都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民族观’，即所谓的‘夷夏之辨’从来不是一种族性的区分，而是一种文化的分野。”在这种“民族—国家”的关系构型影响下形成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民族观念，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找到了历史根基。因而，在我国，民族文化心理场具有超越西方民族概念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属性，而这种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是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核心条件。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民族文化心理场框定的各民族成员文化心理趋向于中华民族群体心理建构，并且这种群体心理呈现出总体观念上的一致性，进而促动群体共认价值观念体系的自觉生成。
(三)民族文化心理场渗透中华民族共有文化精神
文化精神“亦称国民精神，指各种文化特有的品格”。文化精神并非是指类主体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所创造的文学艺术、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具象文化因素，而是关涉人类社会运行的深层次文化机理存在。它不像政治干涉在人们社会生活中所显现的强制性，但在更为深层的心理层面可以超越政治经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使不同个体在情感上建立一种更为稳固的内在联系。在此意义上，中华民族共有文化精神即是中华民族在类实践活动中所积淀的，以及被各民族成员所认可的文化品格。譬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成，代表着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精神，其中“和而不同”“执两用中”等精神思想，都是中华民族各民族成员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共有文化精神。
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历史情境下，民族文化心理场的深层结构可遵循中华民族各民族成员的文化心理本质逻辑框定，即指向中华民族成员世代积淀的共有文化精神。文化心理具有不同的层次，每一层次都指向不同的心理观念层级，并呈现出由浅至深、由表及里的结构递进特征。有研究认为，文化心理可分为表层结构、中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三个层级，其中的深层结构是指经由理性指引而生成的文化心理精神，且这种精神源于并渗透于表层和中层结构之中，这种文化心理精神从根本上规定了不同民族的文化特性。这种文化心理精神体现在具有“群性”与“族性”内涵考量下的民族文化心理场中，则是指由共同体内聚的共有文化精神。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场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形塑个体或群体的行为与思想，使其符合中华民族大集体的心理结构、行为模式的内在要求。其中，以中华民族认同为核心的共同体文化精神，是民族文化心理场的深层次结构，反映了个体或群体民族与国家认同的互渗与同构。
二、民族文化心理场的化育功能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逻辑
化育即化归与培育，是指个体接受外部环境和教养并滋生出的一种品质的过程。民族文化心理场的化育功能，体现在以场的实在性力量形塑民族成员的文化心理世界，使不同文化群体内聚共同的情感归属、价值观念与文化精神，自觉形成对自身所属群体的族群、文化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实质在于，促使各民族成员自觉生成内化于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键在于共同体认同，而这一认同并非是由人们内心自然而生的观念，需要依循人的心理活动机制，在一定的实践情境中循序渐进地生成。民族文化心理场观照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逻辑，即是依循文化心理场的内在层级结构，并通过文化心理生成的“情感方式—价值观念—文化精神”的链接序列，进而阐释民族文化心理场对于个体或群体“民族—国家”认同的内在化育机理。
(一)情感方式化育：在场量作用下培育中华民族归属感
所谓情感化育，即是对关涉个体或群体文化心理表层所属情绪、情感状态、情感品质等情感方式进行正向引导与培育的教育实践活动。民族文化心理场的情感方式化育功能实现，必然要借助于作为民族文化心理场核心动能的文化基因的特殊涵濡功能，推动不同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以促动各民族成员之间内在情感的交往与互动。
民族文化心理场具有情感化育的功能，它指向个体在心理场“场量”作用下实现自我与群体情感的深度联结，促使个体形成对自身族群身份的归属认同。民族文化基因是民族文化心理场的核心动能，即支持场域运行的核心能量。它是民族成员共同文化心理的凝结物，是民族群体形成情感认同、实现民族“共情”的重要心理基础。民族文化基因渗透于人的生活样法的各个方面，具有一定的潜在性，“要靠特定场域中的人、社会以及各种文化现象，比如文化场域中的器物、建筑、活动、节日、习俗等传递来传承”。民族文化基因的核心是文化认同与归属，它的传递与传承过程即是民族成员凝聚共同体情感、培育共同体意识的过程，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个体与共同体发展的现实同构。但是，中华民族归属感属于共同体成员的整体性情感表现，表达的是各民族主体对自身中华民族族群身份的情感认同。这种共同体情感方式的引导必须依赖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场的化育功能，而共生文化基因正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场促动中华民族归属感生成的核心“场量”。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各民族在文化与民族交往中形成的历史结果。在中华多元一体格局下，共生文化基因反映了各民族文化互促互荣、和而不同的文化结构，体现了各民族成员情感相依、心灵相通的文化图景。由此，只有不断强化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场中共生文化基因的情感化育功能，使各民族成员在跨文化交流中理解、适应与共享其他民族的文化习俗，才能在情感共通基础上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心理基础。
(二)价值观化育：在共享文化模式中促成“民族—国家”认同
价值观化育，是指根据社会的发展需要，引导全体社会成员形成对社会共认价值观念的理性认知和对社会共有文化的价值判断。价值观化育反映了个体价值理性与尺度的生成过程，对个体实践与行为具有重要指导作用。这种价值观的化育过程，“既是为了理解各种价值观而进行的‘理性的’教育，又是以灌输和传播某些特定的价值观为目标的‘教导性的’教育”。
在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实语境下，民族文化心理场的价值观化育，指向在共享文化模式导引与规范下，不断形塑民族成员的思想与行为，使各民族成员形成对中华民族共认价值理念的认知，并自觉趋向于对社会共善价值观念的追求，从而在内倾性心理层面实现“民族—国家”认同同构。“惯习”“资本”“场域”是布迪厄场域理论最核心的三个概念。布迪厄认为，场域是围绕特定资本组合所形成的结构化空间，这些特定场域的疆界是变动不居的，这就使得行动者内化形成的“惯习”具有一定的共通性。民族文化心理场的核心动力是“民族文化”，是民族成员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历史“惯习”，体现了一个民族在对象化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特有文化模式。这里所讲的文化模式，即是指“一种文化就如同一个人，是一种或多或少一贯的思想和行为的模式”。简言之，文化模式即是体现民族心理精神的文化体系。文化模式由特定民族文化特质整合而成，对于形塑民族成员的民族心理、价值体系与行为方式具有重要影响。诚然，每一个民族的文化模式都集中反映了民族成员的文化与心理运行机制，但从大的范围来看，每一种特有文化模式也都生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共有文化模式。故而，民族文化心理场包含中华民族共享文化模式，其核心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表达了中华民族在实践活动中共同遵循的共善价值体系，是“民族—国家”认同架构的底层基础与存在方式。
(三)文化精神化育：在主体间交往中共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
文化精神化育即国民精神化育，是指对社会群体共同文化品格的教化与培育。文化精神表达了支配民族群体行为的内在文化心理，强调民族文化内在精神与价值取向的统一与整合。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精神属于内隐的共同体精神范畴，具有超越个体观念的内在稳定结构，是区别不同民族文化品质与心理精神的重要标识。
文化精神化育是民族文化心理场的重要功能，主要是指主体在主体性建构中，实现民族主体文化精神的内化与塑造，并在不同民族文化主体互动过程中不断丰富与扩展自身的内涵与外延。布迪厄认为，场域理论的分析必然要涉及三个必不可少并内在相互关联的环节：与权力场域相对的场域位置、行动者、行动者的惯习。这里的行动者即民族文化心理场中的不同民族主体，是民族文化心理场发生作用的对象与动力。主体是与活动对象即客体相对的关系性概念范畴，是指类实践活动中的人，其最本质的特征是自觉的能动性、社会性与实践性。主体在实践活动中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主体的主体性建构。在民族文化心理场中，主体的主体性建构表征为不同民族主体与特定民族所属自然、社会环境的交往互动，进而塑造民族主体的文化心理，丰富民族主体的生命体验，构建民族主体的整全人生。由此，不同民族主体也得以获得自我文化身份与族群身份认同，这种认同本质是民族文化精神在不同民族主体心理与行为表现上的内化与显现。同时，民族文化精神在民族历史实践中不断丰富与完善，在不同民族主体的文化互动过程中扩展自身的内涵与外延。
在民族文化心理场框定下，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即是各民族主体在文化交往互动中生成的中华民族深层次文化心理。虽然各民族文化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与稳定性，但会不断流动改变。“只要环境或邻近文化发生改变，文化就会有所改变及因应。”文化的流动改变是主体实践的结果，各民族主体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丰富自身的文化内涵，进而在求同存异的生存心理驱动下形成具有共同体精神的中华民族文化。因而，在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实践中，民族文化心理场的文化精神化育，指向不同民族文化主体的主体性建构，并在主体性建构中实现多民族文化的融合，进而内化为中华民族成员的共同体文化精神，为共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内在支撑。
三、民族文化心理场形塑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根本路向
民族文化心理场形塑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本目标与重要路径。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情境下，民族文化心理场是指以中华民族共生文化基因为核心内涵的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生活空间，它以实现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为根本目标。民族文化心理场形塑，即是通过多种手段与方式实现中华民族场域内人与环境、人与文化、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生，进而形成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与文化精神。因而，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在于，处理好民族文化心理场中所关涉的环境、主体与文化等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充分体现这三种要素之于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作用与价值。
(一)融通自然与人文生态，构建和谐共生环境系统
自然与人文生态的相互融通为形塑各民族成员和谐共存的民族文化心理场提供了外在环境基础，是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心理的逻辑起点，反映了环境支持系统对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影响。民族文化心理场是心理场的特殊形态，其以民族文化传统为表征依存于物理场与社会场。因而，民族文化心理场形塑首先要遵循民族成员文化心理发生与物理场之间的关系，而在场域理论指向下的物理场主要是指外在客观存在的自然与人文生态环境。正如有研究指出，文化心理“受区域物理环境、人文社会环境和人际交往互动等因素影响”。由此可见，民族文化心理场形塑是人、自然与文化互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即自然环境塑造民族主体，民族主体在历史实践中创造文化与改造自然，并在此过程中渐而生成普遍性的民族性格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这里所涉及的人、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展现的是一种自然与人文和谐相处的共生现象。所谓自然与人文共生，是指在理解自然、尊重自然基础上而形成的人、自然与文化和谐发展、共促共荣的运行系统。自然与人文共生首先指向外在客观环境系统的共建共享，强调不同族群生存环境的相互关联与互动。在此外在环境系统影响下，各民族成员形成具有联动性与融通性的文化心理，并以此具有共生特性的文化心理为基础框定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场的深层结构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核心动力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场形塑强调各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度融合，并以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
客观自然环境是承载各民族成员生存实践的物理场域，和谐共生的环境系统能够促动中华民族共有文化心理形成，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外在环境与存在基础。在具体实践中，首先，要挖掘依寓于各民族日常生活世界中的自然与文化共生现象，培育各民族人民共同遵循的生态价值观。“个体意识的发生首先是基于个体置身世界之中存在的事实，个体本身就是先行被其周遭世界建构着。”这意味着，各民族成员在与日常生活世界的互动中实现个体生命的成长，并由此标定自身的民族身份、民族性格及民族价值观。因而需要通过系统挖掘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民俗节日、传统艺术与建筑风俗等隐含自然与文化共生哲学的现象，利用公益讲座、教材、艺术活动等形式影响各民族成员的文化心理，让各民族成员自觉形成自然与文化共生的生态价值观，并以此为导向处理好本民族与其他民族、本民族与中华民族之间的关系，进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其次，要发掘宣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使各民族成员以大历史观看待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地缘环境等方面的共在与一体特性，进而形成共生、共融的各民族相处环境。比如，通过宣传“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历史事实，促使各民族成员形对“四个与共”的普遍认识，不断强化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同，生成正确的中华民族大历史观。
(二)建设中华文化“符号域”，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
民族文化心理场运行与存在的核心基础是共享的民族文化，反映了个体或群体相通的心理行为反应倾向。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语境下，民族文化心理场形塑应注重中华民族文化对各民族成员心理的深层影响。中华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各民族成员在历史实践中凝结的思想观念，“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譬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为公”的天下观等思想智慧，皆是各民族成员共认的文化传统，并在现实实践中规定了各民族成员的价值判断与行为方式。在此意义上，中华民族文化符号作为一种外在的文化表征体系，象征着中华民族成员共创的集体精神业绩与历史记忆，是各民族成员在实现自身发展过程中创造的意义世界，也是各民族相互交往的重要精神纽带，使各民族成员在共通文化价值体系规范下统一于共同体意识。诚然，民族文化心理场的疆界规定了各民族文化符号的独特性与差异性，但是，从大的范围来看，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多民族集成的“心理场”疆界，又形成了共同的中华文化符号系统，即中华文化“符号域”。
“符号域”概念是俄罗斯学者洛特曼文化符号学中关涉的一个重要问题。所谓“符号域”即是指“符号存在和活动的空间”。由此，符号域可视作支持各种符号运动与发展的空间与环境，且符号本身一旦脱离此环境系统的限制，其所显示的表征意义也就不复存在。“符号域”作为一种文化符号集合体，在整体文化语境下规定了符号的表征意义，使各种类型的符号统一于内在联系的整体结构之中。中华文化“符号域”即是指承载各维度中华民族文化符号的运作空间与系统，它在空间表述意义上，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串联为一个文化集合体，增强中华民族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促动各民族成员对共同体文化的认同与归属。在此意义上，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应注重中华文化“符号域”建设，在整体意义上建立中华文化符号机制，形成更深层次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
首先，创生中华共生文化符号体系，增强各民族文化互动。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下，中华民族共生文化符号呈现了各民族与中华民族文化的总体关系，即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统合。因而，中华民族共生文化符号的萃取应强调各民族文化的共在、共享与共通，增强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互构，进而形成具有象征中华民族精神的独特文化符号体系。譬如，以“服饰符号、饮食符号、器物符号、仪式符号、神话符号、歌舞符号、节庆符号和人物符号等”突出民族文化符号为基础，建构、创生以中华民族为底色的文化符号谱系，增进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共通性，进而强化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其次，促进国家文化符号“再生产”，深化各民族成员的国家认同。国家文化符号是指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为全体国民公认、共享的文化符号体系，如国歌、国旗、国家纪念日等。国家文化符号的塑造，能够增强现代国家公民凝聚力，提升公民对国家这一概念的感知与认同，使各民族成员的民族认同统合为国家认同。需要指出的是，国家文化符号并非仅仅是指现象学意义上的纯粹文化符号，而是包涵现代国家、共同体构建的价值性文化符号体系。因而，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实背景下，不仅意味着国家文化符号体系的塑造、创生与传播，还意味着在实现国家民族发展与治理的目标导向下，形成国家文化符号的“再生产”，以有形、有感、有效的国家文化符号为载体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
(三)促动多民族主体互动，框定共同文化心理结构
民族文化心理场形塑的关键是，处理好主体与环境、文化等要素之间的内在互动关系，而各民族主体是民族文化心理场存在与发生的根本前提与基础。由此，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实背景下，民族文化心理场形塑的逻辑进路延展为以多民族文化主体互动来统合彼此间的文化差异，进而形成具有中华民族类主体特质的文化性质及文化心理结构。文化心理结构是指“特定的国家、民族和主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由各种文化环境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并内化于主体头脑中的认知心理结构、价值体系结构和思维方式的总和”。从此概念出发，可以看出文化心理结构具有明显的心理主体层级分类，即依据文化的覆盖范围可分为国家、民族和个体等由大至小的文化心理群体。这种文化群体的覆盖程度也指向民族文化心理场的建构范围，即不同主体与文化、环境的相互作用形成了民族文化心理场，其层级结构逐渐由个体心理场扩展为民族、国家心理场，并在个体的建构下实现统合与同构。也就是说，主体能动性是建构民族文化心理场的核心驱动力。在此意义上，“主体是文化心理场的依存场所和情境建构的对象，联系着社会环境，在文化互动中不同文化体系中主体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价值观念互相影响”。而多元文化体系的互渗、互构，能够促动各民族文化以自由、平等的形式展开对话，进而形成一种基于公共交流的共同体文化。在这种共同体文化的渗透与影响下，不同民族的主体会产生相通的文化心理结构及民族文化心理场。因而，民族文化心理场观照下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需充分发挥多民族主体的主体性，促动不同民族主体与文化之间的交往，进而形成基于共同体文化的中华民族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场可框定为多民族主体共同文化心理结构，是自觉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影响要素。构建多民族主体共同文化心理结构能够促进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为各民族文化自由对话搭建心理通道，进而促使多民族主体在共同文化心理驱动下形成稳定的行为规范与价值判断，最终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心理基础。从具体实践维度来看，首先是建立与推广国家通用语言体系。统一的语言文字是各民族主体实现相互理解的基础，能够使各民族在无差异的语言沟通中产生基于平等、亲切的共同体情感，进而形成“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共通心理结构。此外，统一的语言交流体系是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表征，“当前国家把推广普通话列为语言文字工作的首要任务，语言作为国家统一的文化载体形式出现，能够唤醒民众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家意识的关键铭记点”。其次要培育各民族主体的跨文化理解力。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多种形式传播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与道德体系等文化因素，使各民族学生以具身性的体验融入教学情境，感受各民族不同文化的魅力与内涵，进而深化对中华民族文化图景的认知，理解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在尊重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内化与沉淀，框定中华民族共通文化心理结构。
作者：孙杰远，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姚文伟，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盐城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讲师
来源：《中国德育》202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