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史学通论》是由周洪宇任主编，申国昌、郭娅任副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历经十年倾力打造的教育史学研究力作。该书是一本系统的教育史学史研究成果，不仅系统研究了教育史学的学科性质与体系、教育史学的功能与价值、教育史学的研究方法等问题，还全面回顾了中西教育史学史的发展历程，并在此基础上对教育史学研究未来走向进行了展望。编者基于教育史学科建设的需要和教育史学研究的现实需要编撰了该书，强调“理论的严肃性与表述的生动性相结合”。因此，该书兼具理论高度、现实针对性和有较强的可读性，适合不同水平的教育史研究者来阅读。对于尚未入门的教育史学习者来说，该书既是一本学习教材，也是开启教育史研究的启蒙读物和方法指导书;对于一般的教育史研究者来说，该书既是一本研究工具书，又是一本研究的行动指南;对于资深的教育史研究者来说，该书也能提供不少参考、带来诸多启发。
一
《教育史学通论》在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在于构建了“结构合理、内容丰富的教育史学学科体系”。在传统的教育制度史与教育思想史之外，作者突出强调教育活动史与前述二者的并列，将教育史学的研究对象三分，构筑了更加完整完善和科学合理的教育史学学科体系。编者指出教育活动史重在关照历史上的人的具体而微观的教育活动，不仅将研究视野下移到人的实际教育活动与日常生活，而且可以和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研究形成有机互动，推进教育史研究的深化。这一突破性的认识对教育史学的发展和教育史研究的深化具有重要价值，这也是笔者阅读该书受启发最多之处。
教育活动史和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均为教育史学的天然构成，人的教育活动教育史的核心，也应是教育史研究关注的焦点。这一观点的提出有着深厚的历史理论渊源和现实依据。不论是历史上还是当代，许多学者都重视研究教育活动或教育实践。我国著名教育史学家王凤喈明确指出：“教育史为记载教育活动之历史”。李泽厚则认为“历史的主要部分本就应是这些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的记录和记述。”而就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教育场域中的日常生活与教育活动也应为教育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教育活动与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有着天然的紧密关系。教育场域中平凡琐碎的日常教育活动，正是真实的教育实施状况，是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在教育实践领域的具体展现，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最具生命色彩的内容，是教育史研究不可忽视的现实存在。可以说，教育活动是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耦合的连接点，也是教育史研究横向融通与纵向贯通不可忽视的关捩点。可见，《教育史学通论》创造性地提出教育史学的“三分法”，着重强调教育活动史，既承继了以往研究者的成果，又关照了历史上教育发展的事实，还进行了理论性的突破，这也是该书做出的独特贡献。
二
教育史学的价值与功能自学科诞生之日起就争论不断。因为对这一问题的解答直接关涉教育史要研究什么和如何开展教育史研究，即会影响教育史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历史可以服务于现实发展，中国人自古以来重视历史的现实价值。自唐代流传至今“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就明确指出历史可以服务于现实发展。宋代司马光编的《资治通鉴》就是要帮助统治者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从其书名上即可知该书的编撰目的即为“资治”。到了近代，费孝通认为，历史对于人来说不是点缀的饰物，而是实用的、不能或缺的生活基础。当代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也强调“史学的参与”与“参与的史学”，突出了史学研究的现实功用。西方的史学研究者也有类似的观点。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布洛赫曾说：“史学的主题就是人类本身及其行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显然在于增进人类的利益。”费弗尔则指出，人们从“过去”的行为、事件、趋势中寻找着或赋予着价值，这些行为、事件、趋势预示着现实，使人理解现实并帮助人们生活在现实之中。
《教育史学通论》在对古今中外学者相关论述进行分析、总结与评述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应，明确提出教育史学的功能不仅有“存史、释史、寻真、传承、积累”的学术功能，而且有“资政、助教、育人、指导”等社会功能，并提出将“坚持务实求真原则，力求研究科学化”“着眼社会现实，实现历史与现实统一”“加强队伍建设，提升研究成果质量”“注重表达方式，强化成果的可读性”，作为教育史学功能实现的有效途径。教育史学具有学术与社会双重功能与价值目前已经被学界所广泛接受，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教育史学的功能得以有效发挥，这就需要研究者处理好历史传统与现实发展之间的关系，做好古为今用的工作。
三
21世纪以来，教育史学的学科危机为研究者所重视，当前，站在新的历史节点，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的研究内容与研究范式已经不能满足研究者强烈的研究欲望，也不能顺应当前历史学与国际教育史学的发展趋势。因此，研究者应以教育活动史的提出为契机，推进教育史学的深入发展。
第一，以教育活动为基点，展开延伸研究。教育史研究的深化与拓展应以教育活动为出发点。其一，在教育活动史内部，推进教育生活史、教育身体史、教育旅行史、教育器物史等的研究，不断将教育活动史研究推向深入，深入挖掘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主题的具体教育活动，贡献给学界更多的生动鲜活的教育史研究成果，充分挖掘人的教育活动在教育史上的作用与贡献，以深刻展现人作为历史主体的力量与光辉。其二，注重教育活动史与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相结合进行的研究。研究者应主动把教育活动史研究的成果应用于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研究中，在开展中国教育思想史研究时，把探究与分析教育思想的活动根源作为基础，进而塑造有血有肉的教育家，呈现生动而鲜活的教育思想;在开展教育制度史研究时，着重探讨教育制度的生成过程与具体落实情况，分析教育制度对当时乃至后世教育实践的影响，呈现教育制度活生生的面貌，而非停留在政策文本与法令条文的规定上。这样不再孤立研究教育思想、制度与活动，而是以活动为连接，将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研究联合为一个整体，可以还原历史上教育发展的整体风貌。其三，研究者应借鉴教育活动史的研究范式与方法，关注基层的、微观的教育活动，加深对教育思想的理解，强化对教育制度实效的分析，突破传统“制度—思想”的教育史学传统研究范式，实现教育思想、教育制度与教育活动的贯通，推动教育史学的整体进步。
第二，注重发掘工作，将教育史研究推向整体、民间与边缘。著名史学家葛兆光指出：思想史研究既要做“加法”，把历史上不断涌现的新东西累加上去，不断地续写思想史，也要发掘工作，把历史上被遗忘和被忽略的、不断消失的思想通过研究发掘并呈现出来。就教育史研究来看，做“加法”的工作一直都被研究者所重视，发掘工作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鉴于此，教育史研究者应更加持续推动教育史研究视野的下移，关注普通民众、教育群体等边缘化的教育思想、教育活动，关照基层的、区域的、边疆的教育制度、教育发展情况等，将这些以往研究者有意或无意忽略的、不受重视的教育活动、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发掘出来，还原更加真实和全面的教育历史发展场景，展现教育史发展的整体面貌。
第三，做好知古鉴今与古为今用。教育史上“生动而精辟的论述以及他们自身那些足以令我们无数次感动的教育故事”都是当今教育发展与教育者成长的资粮。教育史研究要在客观研究教育历史与传统的基础上思考教育发展的现实状况，通过对历史梳理诊断当今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同时在与过去思想的对话中获得理解教育现实与解决实际问题的历史智慧，为当今的教育发展决策提供思想依据与历史支撑，做到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同时，教育史研究者也要明白历史价值的有限性，真正的古为今用是要吸收历史的智慧和教训，而不是简单地复制，要避免陷入历史循环论。更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抱着为现实问题寻求现成答案的目的去研究历史，就很可能变成影射史学。这也是教育史学研究者应极力避免的。
作为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教育史学通论》无疑是成功的，该书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结合、理论创新与回归传统的结合，兼具理论高度与历史深度;作为一本教育史学研究成果，其提出教育活动史、教育制度史与教育思想史的结合，突破了传统的研究范式，具有极强的开创性和创新性。虽然，作者也指出一些论断不够成熟、试图创立的学科体系不够完善，但是瑕不掩瑜，《教育史学通论》委实是教育史学研究领域继往开来的“开风气之作”。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民国时期大学校长教育交往研究”(项目编号：BOA200050)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夏豪杰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