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飞(1974-)，男，陕西渭南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科研处处长、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比较教育，等。
疫情之下关注教育“十四五”时期发展的
“变”与“不变”
王小飞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88)
长期以来教育科研在助力教育决策的科学化发展过程中，总结性的基础研究做了很多，前瞻性、战略性的智库型研究相对比较匮乏。在举国上下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对“十四五”教育发展规划做一个前景式研讨和展望，为我们加强智库型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考契机。
结合疫情对“十四五”时期教育带来的深刻影响，目前大家谈论更多的是教育的“变化”。涉及到规划方面的“变”，主要有两方面考虑：首先是疫情带来的改变。疫情在短期内对教育改革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瞬息万变的。其次是存量方面面临的改变。
我们需要根据“十三五”期间教育发展指标的完成情况，针对疫情带来的挑战，迅速在即将全面铺开的“十四五”规划工作中做出适当调整。但如果历史地或辩证地看待疫情带来的影响：这里边则既有怎样看待“变”的问题，又有如何把握教育改革发展趋势的“不变”问题。例如，我们怎么保持定力，不受疫情影响，继续保持“十三五”或中长期既定的教育改革发展节奏和态势。从中长期发展来看，教育改革发展有些规律性或趋势性的态势不会有大的变化。教育规划一般分为近期、中期、长期、中长期，如我们已接近执行完成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有正在执行中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等。
一、疫情之“变”：短期内对教育发展带来巨大影响
这次疫情突如其来，猝不及防。疫情不仅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是对教育事业正常发展的极大挑战。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截至2020年5月13日，全球共计161个国家关闭了学校，受疫情影响的学生人数超过12.1亿，占全球在读学生总人数的69.4%。而在4月底时受影响的在校生比例达到87.9%，全球16亿学生、中国2亿左右学生面临停课或半停课威胁。疫情带来的影响也是分了不同层级，一般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方面去看待疫情对教育内部、外部产生的影响。
短期或年度教育教学目标的完成度、学校教育的正常教学秩序、师生的心理健康，弱势群体学生受教育权的保障，数字鸿沟及其蕴含的教育公平，学生的实习实验与社会实践以及学校应急体系，甚至毕业生的正常就业等均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相较而言，公立教育机构以及大型的民办教育机构受影响较小，但数以万计的民办教育机构或中小教育培训机构面临困境。面对疫情引起的经济发展收缩及逆全球化的政治浪潮，我国传统的学习借鉴及“走出去”教育对外开放战略遭遇挑战，明显感受到来自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压力。
二、存量之“变”：主要指标接近或提前超越目标
“十三五”规划未雨绸缪，存量发展能够有效应对疫情之“变”。近五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各学校认真贯彻落实，按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总体实现，取得了不错的成就，我国教育事业进入新阶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从主要教育指标来看，与“十三五”规划所设定的2020年教育事业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主要目标相比，2019年义务教育、高中教育与实现目标的差距在0.5%以内;学前教育的差距也不到2%，高等教育领域目标提前一年实现。同时，全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7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7年，均比上年提高0.1年。“十三五”期间，连续实现了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达4%的目标。我国多年来尤其是“十三五”时期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和建设成果为应对这次“大考”提供了支撑。
多年来推动的教育信息化、网络教育、课程资源建设和教育综合改革模式成果，为世界教育应对疫情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国业已建立起了功能较为齐全、结构也较为适宜的完整的教育体系，教育总体水平以及人力资源开发水平保持在世界中上行列。中国教育在抗击疫情期间的表现可圈可点，必将会对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以及教育对外开放产生潜在的影响，为我国教育国际形象树立、影响扩大带来机遇。
三、关于“不变”的思考：“十四五”发展的契机
“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这是教育部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抗击疫情讲话精神的一个重大应对举措，也是以不变应万变的理性之举。这个“不变”既是破解教育疫情综合症的一剂良药，也是“十四五”教育规划研制的价值取向。关于“十四五”不变的思考有以下六点：
(一)价值的凸显：教育属性的确认
表面上看，疫情倒逼了我国教育系统要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工作能力和水平，特别是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水平，教育系统要更加紧密地融入国家和地方重大突发事件应急体系之中，这将对我国学校应急体系建设产生重大影响。但实际上从深层次来看，疫情带来的首先是对功利主义教育观念的反思，我们需要借着这样一个机会重新思考或者重塑我们教育的价值。如何妥善处理好近期与中期、长期教育改革的关系，如何科学地调适量化指标与质性目标的关系等，这些都是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新冠疫情期间从湖北“最美逆行者”的医护工作者，到社区志愿者、小区保安、快递员、警察、军人，再到千千万万把“呆在家里”当成使命的市民，让人们真切感受到了身边的英雄榜样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肆虐顽固的疫情，也更让我们确认了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是不能动摇、也不能改变的，育人是所有教育改革的终极价值取向。如果是以人为本的教育改革思路，教育领域就不存在所谓“不那么重要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职业教育或劳动教育等，我国教育的社会主义属性以及培养健康、理性和负责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才不致落空。“十四五”期间，我们应该多从价值方面明确相关教育领域的地位，明确我们未来培养人才的目标是朝向健康、理性、负责任的社会公民这一正确的方向。
(二)权重的突变：教育体系的多重反思
疫情期间在线教学的“突飞猛进”，虽然本身问题很多，但却带来了对教育体系的多重反思。疫情爆发以来，各种教育网络平台、APP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不仅传统的教育教学结构和平衡被打破，也大大加速了解决技术和教育融合这一难题的进程。短期内，各省、各地方、各大学网络云课堂的开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精英教育对资源的垄断。“在线主播”的形象更加颠覆了我们对教师角色的刻板印象。五花八门的在线教学平台，也让我们被动地见证了一次教学方式、学习方式、组织方式、管理方式、治理方式等方面的复杂变化。这些变化在发生的同时，也引起了我们对传统的各级各类教育之间关系的重新认识。关于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的关系，过去我们认识到的正规教育在疫情期间其实已经被我们所认为的网络和在线的非正规教育所取代。精英教育和大众化教育的关系，学校、社会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德智体美劳五育之间的关系，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等关系，也需要我们去重新思考。另外，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以及主权国家的教育和全球化教育之间更为宏大的关系，这次也被西方国家推到了研讨的前台。
(三)育人的实验：教育综合改革的快进
疫情期间一地一策、一校一策、一家一策、一人一策的教育景象，偶然性地实验了教育综合改革，被动地进行了一场恢弘的育人实验。“停课不停学”背景下采取的线上教育在最大程度上调动了政府、学校、教师、家长、学生、社区以及企业和机构的协同行动能力。通过教育共同体的聚合，多元多维的“育人立交桥”逐渐搭建起来，呈现出为教育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为教育信息化按下“快进键”。在实践中检验了近几十年来有关在线教学突破传统学校模式的许多理论，最大程度检验在线教育模式的可行性。
(四)形式的耦合：教与学混合的常态
未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教育教学方式很可能成为一种常态。基于网络协作的学习，包括私人定制的个性化学习模式将会得到加速发展，这也会成为未来教育科研领域新的研究重点。传统的班级授课制以及教学的生态，也会受到线上群组模式的冲击。混合学习、混合教学将成为未来教育、未来教学研究的关键词。当然，有些非传统领域，比如德育、美育、体育或健康教育，包括新近加强和倡导的劳动教育的线上教学，还有很多难点亟待突破。在线教育教学的规划，必将成为“十四五”教育发展规划的重点。在线教育、在线教学的质量标准、评价督导等课题也有待更多学者去关注和攻关。
(五)制度的供给：加大政策供给
教育政策与制度的供给，既包括线上线下的学习，也包括校外学习、在线教育、考试评价、应急安全防控、疫情防控、师生心理健康的跟踪等。疫情期间，在线教学并非“一路凯歌”，暴露出教学模式单位、网络软硬件条件达不到教学要求、贫困家庭网络学习流量费用困难、在家学习的孩子无人看管等诸多新问题，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家庭这一问题尤为突出。在新形势下，解决在线教育、家庭教育等这些问题，急需法律法规的政策保障与供给。“十四五”期间，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教育法律或政策研究者，都需要针对这些问题持续发力。
(六)决策的科学：教育智库参与的紧迫
此次疫情期间，教育智库在参与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凸显。长期以来，我国很重视科研的投入，重视决策的科学化、专业化。疫情期间科研领域工作者以实际行动和扎实的成果积累，释放出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在病毒防治、试剂检测、疫苗的快速研发等方面的能力，令大家印象深刻，无可争辩地给广大教育科研人员上了一堂专业的研究方法课，认识到基于循证和“证据”研究范式的重要性。
当前，我国一批国家高端智库，逐步在国际上形成了一定影响，但与欧美发达国家疫情期间教育政策的调整反应速度相比，还有一定差距，特别是教育智库发展相对滞后，教育智库的科研体系及快速反应体系尚未形成，参与决策过程、建言资证及实验实践的专门化机制尚未形成，旋转门为核心的专业化人才交流通道也不十分畅通。政府、高校、社会及民间教育智库之间的协同合力也不够，转化课题、设置话题、主导议题、引领舆情的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同样地，教育智库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以及中国特色特征仍有待建设。
总体来看，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带来的教育国际化、教学民主化、学习终身化的总体趋势不变。追求更高水平的教育质量和教育公平的目标不变;建立更为科学的教育治理体系，满足多样化的教育需求，更大程度供给优质教育资源的重心不变。学生中心向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为核心转变的方向不变。“十三五”时期确立的劳动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高校思政、减轻教师负担、加快教育信息化等重点任务更加不变。
展望“十四五”，教育改革发展的任务仍很艰巨，但“人才为本”的理念将更为清晰明确：教育的精细化发展将更多替代教育粗放式发展模式;教育的个性化发展也将逐渐取代教育规模化发展成为主流;技术推动下的教育教学的定制化发展或将崛起为取代教育教学“流水线”生产模式的新形态。五育并举的教育理念逐步为大家所接受，人才成长与科技研发的环境进一步优化，知识生产与科技转化体系将进一步科学化，区域与学校将在深化教育改革进程中发挥主体作用。
(注：本文标题系编者根据作者发言添加)
文章原载于《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