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论坛聚焦丨后疫情时代的高等教育治理



  11月7日,由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长江教育研究院、中关村互联网教育创新中心共同举办的“2020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 50 人圆桌论坛”在京召开。其中在“后疫情时代的在高等育治理”分论坛上,厦门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邬大光,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卢晓东,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主任周光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韩蔚,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研究生教育质量委员会副主任、二级教授李祖超,与现场参会的专家学者、校长教师、行业人士一起,凝聚共识、分享智慧,共同助力在高等教育治理改革发展。本场论坛由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陈鹏主持。

 

嘉宾分享高等教育治理观点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 卢晓东)

  卢晓东以《改革开放背景下院士留学经历与后疫情时代的留学战略》为主题,通过对1949年后本科毕业的院士的“学员异质性”数据分析,讲述了与强基计划紧密相连的本硕博贯通培养模式,似乎提高了人才培养效率,但却限制了校际流动,使其学生在学术生涯早期接受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在同一院校、甚至在同一学科。这对拔尖创新人才成长而言是巨大的危险,是学生和高校尚未知觉的危险,是在人才培养方面一种线性的、天真的思路。通过“时间分析与院士研究断代” 分析,卢晓东指出,研究数据表明,去知识领先国才有可能找到师傅,同时,留学对于院士成长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已成为了知识领先国,而中国从过去到现在仍然是典型的知识追随国,当未来的诺奖得主能够在中国,而非其他国家较为容易找到师傅时,中国才是知识领先国。所以,积极扩大教育领域的对外开放,将中国高等教育投入国际化进程,考虑到美国对华战略的突变以及中国学生和学者赴美学习交流的风险,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有必要进一步挖掘其他方向的潜力,与更多国家开展教育交流与合作,做大留学目的国的盘子,使留学目的国分散化。

(厦门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邬大光)

  邬大光以《大学治理与大学文化》为题,从大学治理的历史经验、大学治理的制度、大学治理的文化,三个方面介绍了大学治理的演变。并揭示了我国现阶段大学治理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新东西多、历史的积淀少;改革的东西多、坚持的东西少;跟别人学的多、自己原创的少;理想的成分多,落地的实践少;新概念讲的多、内涵的价值少;人才的称谓多,大师数量少;宏大的叙事多、精致的东西少。邬大光认为,一流大学的根本是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而不仅仅是刚性的、骨感的指标。而大学精神的培养和文化的养成体现在了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上。自治作为自由的制度性安排,是培养反思性人格、培养批判性精神非常重要的载体。邬大光总结道,一所好的大学应该有外在的形象(即漂亮的校园);有悠久的历史(即没有历史的断裂);有厚重的底蕴(能够体现大学斯文和风骨的各种故事);有理性的制度(即保护真理和激发学生批判性思维的生态);还有引领的思想(即开改革之先河、可以影响其它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主任 周光礼)

  周光礼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高等教育全球治理》阐释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高等教育治理可以分为“全球高等教育治理、国家高等教育治理、大学治理”三个层面。在缺乏有效的监管和权威信息下,跨国高等教育面临着质量困境,中美贸易战之后就出现了高等教育严重的质量危机。所以,全球治理问题是教育评价缺位的问题,是质量保障体系难以建立的问题。周光礼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高等教育治理提供了基本信任和有效合作,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下,国家、市场、学术三种力量能够在跨国高等教育中实现协同治理。同时,他强调,在高等教育全球治理中有三点最为重要。第一是要依托民族国家。第二是要发挥市场作用,市场是高等教育治理中重要力量。第三是要发挥各个学校的作用,学校从产生那一天起就是一个国际化的组织、学术机构。第四是利用好网络式治理手段,网络式治理强调国家、市场、学术在全球高等教育治理过程中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形态,它既不同于传统的科层式治理,也不同于市场式治理,它强调所有行动者拥有平等的权利,都能在体制创新中发挥各自作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 韩蔚)

  韩蔚以《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合作的创新发展》为题,介绍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创新中心(中国深圳)(以下简称“创新中心”)与亚太、非洲11所高等院校、国内4所高校和8家企业共同发起的“国际网络教育学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Online Education,IIOE),积极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的号召,助力保障发展中国家各类学校教育在疫情中不受影响的经验。韩蔚认为,新冠疫情时代加速全球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而后疫情时代线上教育会成为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像过去是一个补充。在后疫情时代,线上教育过程中给教师赋能是最重要的,教师的数字化能力转型则是最重要的突破口。在共建共享的过程中,有针对性的根据合作伙伴的状况定制,一起共建最重要的方面。此外,韩蔚倡议,在后疫情时代,呼吁各类教育国际组织和公益机构能够更多的共享资源。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研究生教育治理委员会副主任 李祖超)

  李祖超以《后疫情时代湖北省民办高校所面临的挑战》为题,介绍了疫情期间武汉民办高校师生积极参与抗疫、开展线上教学,为打赢武汉保卫战做出的贡献。同时,李祖超也介绍了后疫情时代,武汉民办高校面临的经费紧张、招生困难、优秀教师流失等问题,并呼吁给与湖北民办高校公共财政支持、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机会、以及高质量发展的机会和师资队伍建设的支持。武汉民办高校的处境从一定意义代表了中国民办高等教育所面临的艰难,也值得把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反思。

 

圆桌问答 智慧碰撞

  圆桌问答环节,嘉宾针对后疫情时代大学治理面临的挑战,以及作为知识追随国家如何增强文化自信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周光礼认为,疫情对于高等教育治理影响很大,第一个影响就是直接影响了学校的收入,引发了学校财政困难,使大学治理结构发生很大改变,大学被迫采用企业的治理结构,比如说内部经费配置,由计划配置向市场配置转变,大学内部由粗放型管理向精细化管理转变。同时,后疫情时代还会对高等教育国际化,以及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韩蔚认为,后疫情时代,针对教师的数字化能力赋能将是挑战,而大学将会超越围墙,对大学的内部管理会带来挑战。

  李祖超认为,后疫情时代,顶尖人才的培养、顶尖技术的研发更多要靠国内自力更生。大学国际化要更加重视高质量。毕业生对于职业的选择也会出现很大的变化。

  卢晓东认为,坚持改革开放政策本身就彰显了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本身包含有多元的学习,多元的容纳。后疫情时代,中国本土文明会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