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生命教育起源于对陶行知研究的生命追问与教育反思。陶行知先生学宗杜威教授，1917年学成归国，在国内首倡“Life Education”，直到1946年辞世，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其中。陶行知先生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生命教育研究和实践的首倡者，深味其生活教育理论，其中所包含的生存教育、健康教育、养生教育、社会责任教育、完满人格教育、终生教育等思想，无不折射着生命教育的理论光辉。王定功教授是河南大学生命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是国内生命教育领域重要学者之一。《生活教育》编辑部特约王定功教授就其在生命教育研究方面做深度访谈，为理解生命教育以及生命教育与生活教育之间的关系提供专家解读。
《生活教育》编辑部
本文系《生活教育》编辑部对河南大学生命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王定功教授的专访，全文由齐彦磊，刘来兵整理。
生命教育：陶行知研究的生命追问与教育反思
一、回归陶行知研究原点，追溯生命教育起源
《生活教育》：学界关于生命教育的起源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为河南大学生命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请问您对此问题如何考虑?
王定功：广义的生命教育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孔子和苏格拉底的时代，千载绵延，代代损益，薪尽火传，生生不息。孔门弦歌施教，“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描绘的不正是生命教育的唯美情景吗?苏格拉底一袭敝袍赤脚站在雅典街头用“助产术”指导雅典青年，柏拉图降尊纡贵追随寒门老师，亚里士多德与逍遥学派师生漫步苹果园纵论天下大事，不也正是生命在场的教育故事吗?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中西方教育史不过是生命教育与非生命教育在不同时空的对垒、演变与抗衡。在我们看来，不断健全完善的生命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
现代意义上的生命教育始于何时，学界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正常情况。根据我团队的研究，20世纪初，现代意义的生命教育发轫于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教授。杜威着眼上世纪初期美国逐步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引发的教育问题，借鉴夸美纽斯“把一切知识教给一切人的艺术”的“大教学论”，卢梭“发现儿童”的思想，斯宾塞教育“为未来完满生活做准备”的主张，基于自己实用主义哲学，提出了系统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其中“从做中学”的系列观点中就包含有杜威的“生命整体存在论”“经验方法”及“探求逻辑”等诸多关乎教育当事人生命发展的观点。
陶行知先生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生命教育研究和实践的首倡者。陶行知先生学宗杜威教授，1917年学成归国，在国内首倡“Life Education”。但出于种种考虑，陶行知先生当时并未将其翻译成“生命教育”，而是翻译成“生活教育”，他的思想也被后来的研究者们概括为“生活教育理论”。其实，无论“生命”还是“生活”，在英文语境里大致都表述为“Life”，在汉语中“生活”也无异于“生命”的展开过程，从来也没有外在于“生活”的“生命”。
深味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其中所包含的生存教育、健康教育、养生教育、社会责任教育、完满人格教育、终生教育等思想，无不折射着生命教育的理论光辉。杜威教授提出“学校即社会”，试图吸收社会的所有方面并将其熔入一所小小的学校;陶行知先生提出“社会即学校”，寻求的是将学校的所有方面延伸到大千世界。杜威教授提出“教育即生活”，主张“做中学”;陶行知先生提出“生活即教育”，主张“教、学、做合一”。陶行知先生提倡教师“千教万教教人学真”，提倡学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直接触摸到师生生命发展的脉搏。在《从烧煤炉谈到教育》一文中，陶行知先生满怀深情地写道：“教育的使命是什么?不是放茅草火!不是灭茅草火!是要依着烧煤的过程点着生命之火焰，放出生命之光明。中国教育的使命，是要依着烧煤的过程点着中华民族之火焰，放出中华民族生命之光明。”
《生活教育》：从某种角度讲，生命教育是生活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请您简要介绍一下目前国内生命教育领域中主要的学术团队和学术主张?
王定功：20世纪末21世纪初，生命教育在国内渐渐热了起来。各个团队从不同角度切入对生命教育的研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朱小蔓教授看重并倡导的生命教育突出了情感教育这一方面，从1990年起就不断强调情绪情感是生命的基本表征，是生命的重要机制以及一个人生命素质的“内质性”保障;以此为学术基础和教育理念，分别在供职南京师范大学、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以及担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期间，以很大的热情推动生命教育的研究、实验与普及(包括宽泛和专指意义的)。她指导的第一位博士刘次林于1997年提出“幸福教育论”，另一名博士刘慧于2000年撰写“生命德育论”，后来她指导更多博士生围绕“情感—生命”选题并完成博士论文。
与此同时，叶澜教授提出“让课堂充满生命的活力”，创立了“生命·实践”教育学派，与她团队的李政涛、李家成、卜玉华等学者把生命教育研究与中小学教学实践做了很好的对接。朱永新教授提出“新教育”，主张“聆听窗外的声音”，推动构建书香校园。周洪宇教授发起“阳光教育”实验，生活·实践教育学派与生活·实践教育学学科呼之欲出。刘济良教授试图构建“生命教育论”的理论体系，刘志军、王北生、李桂荣等学者的研究指向生命教育的视域扩展和校园关涉。冯建军、石中英、张文质、黄克剑等学者提出“生命化教育”。王鉴、夏晋祥等学者提出构建生命课堂的思想。刘铁芳、肖川、郑晓江、欧阳康、何仁富、汪丽华、赵丹妮、袁卫星等学者以及港台的孙效智、纪洁芳、钮则诚、林绮云、吴庶深、张淑美、郑汉文、汤锦波、何荣汉、简成熙等学者也从不同维度对生命教育进行了深刻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思想。
中华大地，藏龙卧虎;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各地学者和一线教师对生命教育的研究和实验风起云涌，怒涛排壑;千帆竞发，百舸争流。这一切必将载入中国生命教育的发展史册。顾明远先生提出“教育的本质是生命教育”。教育的变革和发展永无止境，对生命教育的探索和践履也永不停歇。
二、缘逢授业传道恩师，幸入生命教育研路
《生活教育》：我有些好奇，您本来可以做一名好的中学校长，或者一位优秀的行政官员，但您却走上了“道阻且长”的学术道路，而今成了我国生命教育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您孜孜不倦研究生命教育，其中有什么机缘呢?
王定功：对生命教育的研究兴趣似乎源自夙愿。我自幼习读诗文，觉察其深刻之处正在于对生命的深层触摸和温暖抚慰。一些人习焉不察的生命问题却常使我激动和震撼，寒暑晨昏漫步林间，赏景觅诗之余，每每思索生命的意义。
生命如此令人惊诧!清晨第一缕阳光照耀这个我们生于斯、长于斯亦终将逝于斯的星球，松涛低吟，柳丝婆娑，虫鸣蛙鼓，兔走隼落;带露牡丹娇艳欲滴，含愁丁香惹人垂怜。所有的生命各依其序而又驰突奔竞，万千生灵应节而舞，界、门、纲、目、科、属、种在大化运行中如此和谐。整个世界明晰美丽，流畅丰富，生机勃勃。所有的生命都在呐喊，所有的生命都在歌唱!生命，让人不由不去关注和研究，并从中获得和谐的心境和充盈的生命力。
在所有的生命中，人的生命是那抹最动人的色彩，是那缕最耀眼的光芒。人是万物之灵长。正是因为有了人生命的观照，才使这个世界更加缤纷多彩，才使同一轮明月照耀下的古人今人对时光流逝、人生短暂发出同样动人心旌的声声喟叹。
人的生命价值是这个世界上至高无上的价值。人的生命价值是价值问题的核心，是对人生命的深度追问和终极关怀。在一些文化语境里，只有人具有“神”性、“佛”性;而“上帝死了”之后，人更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个世界的真正主人。
我有时试着想像自己摆脱自身，负手立于太空的某一角落，俯瞰这个蓝色星球的芸芸众生，欣赏那冷色的、意味深长的运动着的美，观察那生和死川流不息的合而分、分而合，遥看生命的嬗变升腾、变迁不居，指点那关乎生命的激动人心的价值求索激荡起的绚丽浪花。
人的生命价值应然如何?也许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的答案，我们都正走在“朝圣”的路上。这正是人生中最动人的地方。我深信：一切科学、哲学、信仰的东西，都由同一个共同的源泉哺育——那就是对于未知事物的憧憬和心泉聆听的返回。我并不相信迷信意义上的灵魂不朽和具象化的万能上帝，也无法准确说出人的生命价值到底是什么，但我相信人生命价值的不朽和精神生命的永恒。于是，对于横倒斜歪在通向生命价值求索之途上的障碍物，我试图通过科学真理和生活经验的总括来清理;而对于远在前方的生命价值之鹄的，我试图通过哲学的沉思、审美的愉悦、灵性的震颤、信仰的笃定来触摸，试图以此走向一个明晰而和谐的思想世界。
在我们之前，一代代哲人接蹱而来，送给我们思想的种子;我也努力摸索着去打开一扇又一扇通向生命价值的追寻之门，踏上幽暗魅惑、曲折连环的林间小径。我高擎生命中全部真善美圣凝聚而成的“阿拉丁神灯”，勇敢地做世人寻找生命幸福的向导。
《生活教育》：您的学术路径比较清晰——围绕生命教育这一议题，从生存哲学到教育哲学，再到教学论，“生命教育”这个关键词始终未变。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王定功：孜孜向学、越挫越勇的学术品格拜父兄之赐，但真正促使我把生命教育研究作为一生学术志业的是我的导师们。我曾在中小学教书16个年头，教学中常常对“真正的教育”“好的教育”苦苦追寻，求之不得，辗转反侧。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那一年，我终以38岁的“高龄”开始读博。2009年一个秋叶飘飞的日子，我拜读导师路日亮教授的学术论文《试论人的生命价值》，感到十分兴奋和激动——“夫子之言，于我心有戚戚焉”。此文对我的研究起到了仙人指路的作用。我遂把研究人的生命价值问题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向，并且“野心勃勃”地勾勒了从哲学角度研究生命教育的三级目标——“活着，也让别人活着;好好活着，也让别人好好活着;幸福地活着，也让别人幸福地活着”。后来完成了《生命价值论》《审美生存论》两部著作，由此开启了我研究生命教育的哲学起点。
博士即将毕业那一年，2011年7月，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有机会聆听到时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的顾明远先生所作的学术报告，心下肃然起敬。顾先生离场时，我在丁香小径追随先生，提出师从先生从事博士后研究的请求。先生边徐行边细询我的学术情况，竟然当场表态支持我的进站申请。这是第一次与顾先生见面，动人场景在我脑海里一再重现，成为激励我从事学术研究的强劲动力。进站后，先生嘱我从哲学到教育哲学再到教育学一路追踪下来，对当下生命教育“弄弄清楚”，为中央及教育部指导全国生命教育的开展提供助力。我进站时顾先生八十二岁，他开玩笑说自己是“80后”。今年已过九十大寿，成了“90后”，仍屐痕处处讲学传道，著书立说教书育人，永葆学术青春，令人感佩。在顾先生指导下，我完成了《青少年生命教育国际观察》《青少年道德教育国际观察》两书，并提交了博士后研究报告《大学生生命教育研究》，也实现了个人生命教育研究从哲学到教育学的学术转向。
而促使我在大教育学框架内建构生命教育学的最大支持力量，来自我的第二站博士后导师及高级访学导师周洪宇教授。周老师学术视野十分开阔，学术胸襟十分博大。2019年3月24日，我驾车赴武汉求教周老师。当时我还处于打球受伤、跟腱修复阶段，走路还需架着双拐，静坐也需常常将伤脚抬高，否则就会肿胀，肿胀时间一长，可能需要截肢。所以我只好“逢三进一”，就是每过两个服务区后，我被迫驶进第三个服务区休息片刻，把座椅调至最后，把伤脚抬至工作台上回血。2019年3月25日晚，武汉水果湖畔月色正好，樱影作画，花香一城，周老师再次为我上“小课”。我在2012年全国教育史年会(长沙)上有幸拜识周老师，老师“周公吐哺”，提携后学，对我青眼有加，拟招我做第二站博士后研究;可惜我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后研究于2016年才结束。其时，早已超龄，无法再次办理进站手续。蒙周老师同意，从那天起，我就成为周老师指导的“永远在研的博士后”;并及时走程序赴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师从周老师做高级访问学者。周老师学术高深，对我的授课全是“干货”。那晚，我俩把盏而谈，披襟相见;那晚，我俩臧否古今，纵论天下;那晚，我俩以指作笔，蘸茶为墨，以桌为纸，勾勒生命教育学的学科构建和学派建设。大学者当如是也!
三、叩问生命生活真谛，践履生命教育主张
《生活教育》：您的生命教育研究，有一种诗意化的风格。“生命诗语”与生命教育是什么关联呢?您撰写“生命诗语”的学术意图是什么呢?
王定功：作为一位起步较晚的生命教育学者(学者在此指的是“学习者”)，我近年来先后从生存哲学、教育哲学、课堂教学、诗学等不同维度切入生命教育研究，追问生命意义，溯源教育真蕴，寻求课堂路径，并在日常生活中践履生命教育。
我平日的工作和爱好没有严格的界线，常常是工作即爱好，爱好即工作。我理解广义的“Life education”应该包括诗意栖居——我平时受邀讲学最常被点将的题目正是“诗意栖居于教育生活”。个人浅见，诗意栖居应成为生命教育的寻常生活贯彻，生命诗语应成为生命教育的重要表达方式，登临送目、诗书吟啸、酱醋琴棋、饮啄笑傲，无一事不关联生命教育，无一处不寄寓生命情怀。
“古之学者为己”。归根到底，生命教育从根本上讲不是一门“说”的学问，而是一种“走”的道路。遵循生命教育理念，践履生命教育原则是做生命教育学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平时自觉将生命教育贯彻到学术研究、课堂教学、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慢慢地形成了生命教育研究的诗意化风格。近年来，在生命教育研究过程中，我感觉有些内容适合遵循严谨的学术规范来表达，于是我撰写近30部学术著作。有些内容适合写成规范严整的学理短章，于是我在《教育研究》《课程·教材·教法》等期刊上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还有一些内容似乎更像是生命教育研究过程中的吉光片羽，是“林间路”上散落的零珠碎玉，是掩卷远望时的灵感造访。我习惯于把这些想法也尽可能写下来，有时写在一片纸上，有时写在胳膊、腿上，有时狠狠地在脑海“过几遍电影”，之后尽可能及时敲进电脑。这样的文字，我称之曰“生命诗语”。这两年出版了5套共15部“诗语”，分别是“生命教育诗语”(《有所思》《白衣醉》《马蹄错》)、“生命教育丝语”(《聆听》《对话》《同行》)、“生命教育思语”(《门卫三问宜深思》《大象无形课堂里》《书生报国一支笔》)、“生命教育释语”(《山居》《田园》《江南》)、“生命教育私语”(《吉光片羽圆旧梦》《林间自是少人行》《多少楼台烟雨中》)。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朱小蔓教授奖掖后学，视“生命诗语”为生命教育研究的重要成果，饱含深情地为系列诗语撰写了序言。朱教授是我的虽无导师之名但有导师之实的老师。我深为感动，深受鼓舞。更加自觉地撰写“生命诗语”，以至于这段时间几乎每日“打卡”，不写个十首八首“生命诗语”好像少了点啥似的。朱老师给“生命诗语”所撰总序中写到：“生命诗语”是“天地人‘神’的深情探访，生命教育的诗意言说”。这大概就是对生命诗语之于生命教育之学术关涉的最高褒奖吧。
初识朱老师是在首都师范大学“儿童道德与生命教育研究中心”挂牌仪式及研讨会上。枬红荻白，云肥风瘦。那天朱老师的演讲既有理性深思，又兼感性渲泻，令人低回而爱重，三叹而钦服。“若有诗书藏在心，岁月从不败美人”。愿朱老师健康!
《生活教育》：请问您对生命教育研究有何展望呢?
王定功：生命教育何来、何谓、何为、何往，这是一个可以一直追问和探索的理论问题和实践课题。尤其是生命教育“何往”的问题，更是一个值得每一位生命教育学人高度重视的重大问题。鉴于自世纪之交至今的生命教育研究成果已经比较丰富，现在看来，生命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已是呼之欲出。这不但是生命教育理论研究的逻辑应然，更是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实践呼唤。
当然，当一门学科初建之时，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不容回避。比如，生命教育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依据是什么?生命教育学在整个学科群组的学科坐标在哪儿?生命教育学的学科目标是什么?生命教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哪些大的方面?生命教育学理论研究最主要的原则有哪些?事实上，生命教育关乎每一个生命个体，生命教育学的学科构建也应成为每一名学者关注的事情。
生命教育学应研究生命教育的应然状态以及贯彻生命教育理念和原则的途径。它遵从教育学和大教育学各部类的学科规范，并广泛借鉴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思想和范畴，在大教育学的框架内构建起的一门中观学科。
教育行为中生命意义的消解呼唤生命教育的应然回归，而何为真正的生命教育应由生命教育学来诠释。我们遗憾地发现在当下教育实践中生命意义隐而不彰，现代教育技术有时又造成教育真义的新的遮蔽，教育行为常常在“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等口号下失去了应有的生命意蕴，变成了阻碍生命发展的外在强制因素，“救救孩子”的呐喊需要再次响起，异化的教育正需要溯本清源，重返关注生命、敬畏生命、尊重生命、珍爱生命、欣赏生命、成全生命的光明大道。
关乎生命教育学的学科建构，将有越来越多的议题不断地被纳入问题域。顾明远教授讲：“教育的本质是生命教育”。文史哲、政经法、数理化、天地生，没有一门学科不是关乎人、关乎人的生命、关乎人的生命成长的。生命教育学应开放胸怀，以悲悯的目光看待人、看待教育、看待这个世界。如此构建起的生命教育学，才能真正指导生命教育实践，才会真正契合人的生命，才能真正与每一个人的生命成长彼此投缘，相摩相荡，氤氲化醇。
(王定功，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大学生命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齐彦磊，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刘来兵，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生活教育》特约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