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报:“曾经受益也竭力推动”——全国人大常委周洪宇自述:我亲历的教育公平推进历程



  作为一个当代知识分子,一个民主党派成员,一个受惠于国家教育公平政策的人,一个亲身经历了四十年改革开放进程的人,推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将是自己继续努力的方向与目标!

  他是中国恢复高考的首批受益者之一,作为学者,十多年前,便在本报发出推进教育公平的历史强音;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常委,也为推动农村免费义务教育等裨益教育公平的政策竭尽全力。

  教育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也决定着人类的未来。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与进步,皆需以教育为媒介传播延续文明,培育人才,形成推动历史进步的巨大力量。中国历来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从孔孟讲学发端,至隋唐科举制确立并延续至清末,教育的重要性得到统治阶级极大推崇。然而,旧时代的教育只是精英教育,处于社会下层的劳苦大众根本无法得到受教育的权利。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教育事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完成了扫盲、普九、高校扩招等系列重大教育目标,在世界教育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国家教育公平政策的受益者和推进国家教育公平进程的参与者,亲历了四十年来国家教育事业波澜壮阔的发展变化,又因教育公平政策受益,与教育公平研究结缘,为教育公平进程鼓与呼,更加感慨于身处这一伟大历史时代教育工作者应有的使命和担当,那就是不断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恢复高考:因教育公平政策受益

  1976年夏我高中毕业后,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从武汉市下放到湖北省荆门县姚河公社新华大队插队劳动。受家父周华狄勤奋自学以及《奇特的一生》等书的影响,我为自己的下放生活制订了一个详尽的学习计划,告诫自己要加强时间管理,不能虚度光阴。当时的学习条件很艰苦,最大的困难就是白天做农活很累,没有时间学习,晚上有时间学习,却没有电灯。当时农村用柴油灯,而柴油销量是有限制的。我晚上经常要看书到12点,甚至到凌晨1、2点钟,结果柴油往往超支。得到高考恢复的信息是1977年10月下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田里干活,心情十分激动,觉得机会来了,便抓紧一切时间复习。因“文革”文化学习不系统,尽学些“三机一泵”(柴油机、电动机、拖拉机和水泵)实用性知识,专业基础不扎实,心中无底,考前几乎整晚睡不着觉,特别焦虑。直到12月6号、7号开考,凭着下放后的自觉学习,加上突击复习,我的高考成绩超过了重点大学分数线,被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录取,有幸成为国家高考恢复的首批受益者。

  恢复高考对于我本人和同时代的人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经历10年“文革”浩劫,国家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尊师重教的传统遭到破坏,整个社会各阶层对未来都感到迷茫。正是邓小平以恢复高考为突破点,强调教育科技对于国家建设的重大意义,从而扭转了混沌局面,也让广大知识青年迎来了改变命运的良机。可以说,高考制度的恢复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为亿万家庭改变命运提供了公平竞争的重要途径。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这一代人的今天。

  研习陶学:与教育公平研究结缘

  大学时期,我就读于华中师院历史系,取得历史学学士学位,后来又先后脱产取得教育学硕士、历史学博士学位。1982年1月留校工作后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编辑中国近现代教育家陶行知的全集,开始接触并学习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与实践,并以陶行知研究为专题,撰写了国内第一篇教育学硕士论文和历史学博士论文。本科毕业后即参与《陶行知全集》编辑工作,由此与陶行知与教育研究结下不解之缘。

  陶行知是享誉世界的著名教育家,原名文濬,因推崇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先改名知行,后再改行知。后留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17年回国后,致力于大众教育事业,开展教育普及运动,推进教育公平,展现了爱满天下、献身教育的教育家精神。从1920年开始创办暑期学校,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陶行知从此投身大众教育而终其一生。他强调要以“文化为公”“教育为公”来达到天下为公、实现教育普及的目标。这种以教育公平为社会公平起点的教育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深化教育改革依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和毕生投身大众教育实践的感人事迹与伟大人格都令我感到无限钦佩,仿佛为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更激起了我追随陶行知的脚步为国家教育事业发展有所作为的满腔热情。研究陶行知的过程就是我向先辈教育家学习的过程。通过系统研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普及教育的伟大实践,我形成了自己的教育公平观,并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先后出版了专著《开拓与创建———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人民之子陶行知》《陶行知大传:一位文化巨人的四个世界》等,编写《陶行知研究在海外》《陶行知年谱长编》,主编《全球视野下的陶行知研究丛书》(八册)等。在陶行知学研究领域,我主张将国外陶行知研究引进国内,将中国陶行知研究推向世界,使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成为全人类的思想财富。我近年撰写编译英文版《世界教育大师:陶行知》《陶行知教育学说》《生活教育———陶行知英文著作选》以及《生活教育——陶行知英文著作精选(英汉双语)》等,分别由美国时代出版公司和湖北教育出版社等出版,旨在促进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中外交流。我还担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陶行知国际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陶行知研究院院长等职,一个愿望就是将陶行知的思想和精神推广到全世界,让世界也由此而变得更加公平正义。

  以学资政:为教育公平进程鼓与呼

  1996年5月,我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1997年起先后成为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协委员、常委,特别是2003年至今,又先后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常委,担任省市民进副主委、主委和民进中央常委,在组织和同志们的信任与支持下,得以有机会直接参与中国当代民主建设进程,为推进国家教育公平聊尽个人绵薄之力。

  2001年我在人民政协报教育专版上撰文发表《教育公平是时代最强音》,对国家全力推进教育公平时代的到来作出预测。2003年3月4日在《中国教育报》发表《完全免费制应自农村始》一文。3月6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温家宝来到全国人大湖北省代表团与大家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并征求意见。审议结束后,在代表们排队等候合影的时候,我抓住时机,“挤”到温家宝面前,递上这份实行农村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制的建议。他接过材料,认真地看了题目并说:“农村义务教育免费问题确实很重要,你提得很好、很及时。这个材料是给我的吗?”我回答是的,他微笑道:“好,我会带回去研究处理的。”中央领导的肯定给了我莫大的勇气和继续为教育事业发展发声的热情。当年5月28日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应免费》的文章,以后又在不同场合呼吁义务教育免费、增加广大社会弱势群体接受教育的机会。促进教育公平和教育均衡化发展一直是我参政议政的重点,陆续在全国人大提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教科书免费”“中等职业教育免费”的建议。这些建议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从2005年起已逐一变成现实;2008年,全国城乡中小学全部免除学杂费;2007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教科书免费;中职教育免学费范围2012年已扩大到所有农村(含县镇)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2016年全国两会上,在前述“三免”完成后,我又向中央领导提出“新三免”建议,即《关于实施“0-6岁启明星”免费阅读行动,促进教育出版精准扶贫的建议》《关于实行义务教育学生“免费午餐计划”,全面提高学生身体素质的建议》和《关于逐步实行高中阶段教育免费,适时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的建议》。

  教育公平需要政府的高度重视、教育工作者与社会各界的呼吁和推动,同时也需要通过人大立法来提供坚实保障。因此,这十六年来在法律专家们的协助下,我还提出了一批有关教育公平的立法议案,如制定学校法、学前教育法、家庭教育法、特殊教育法、终身教育法、反就业歧视法、教育考试法、校园安全法和修改义务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学位条例、民办教育促进法,建立国家教育公务员制度、建立国家教师荣誉制度等。其中有些已经实现,有些还在实现的路上。

  这些建议的提出,是我追随陶行知等先辈教育家教育理念的思考,也是作为教育工作者的使命担当,更是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应尽的政治责任。2008年第一次任期结束,我根据全国人大领导的建议,对自己履行代表职责作了梳理,撰写出版《怎样做人大代表》《怎样写人大议案》,为新任代表提供借鉴参考。作为知识分子参与国是,我认为要做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坚持批判与建设相结合。激情、勇气、执着、理性、智慧,这就是我认为做人大代表应坚持的“十字经”。

  建立智库:集智聚力推进教育公平

  孤舟独桨行难远,众帆群棹济沧海。推进教育公平需要社会各界有志之士齐声呼吁,需要教育界人士为政府决策提供专业咨询建议。2006年,根据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关于整合省内教育资源,大力发展湖北教育与文化产业的指示,我发起建立了长江教育研究院并亲任院长。我和大家形成共识,就是要把长江教育研究院打造成教育政策研究、教育咨询评估和教育理念引领的平台,成为“全球视野、中国特色、专业能力、实践导向”的教育智库,集智聚力,为推进教育公平和教育均衡化发展提供专业咨询建议。2009至今,长江教育研究院在每年3月初全国两会召开前都与人民教育出版社联合举办“北京·长江教育论坛”,发布《中国教育黄皮书》和《教育政策建议书》,组织国内教育界专家学者围绕国家重大教育战略和教育政策提出建议,多项教育政策建议得到高层领导的重要批示,推动了教育公平政策的落实。2009年长江教育研究院发布的《教育政策建议书》,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了十条建议。其中建立国家教师统一资格考试制度、统一城乡教师编制制度、实行教师合理流动制度、实施教师定期考核及退出制度等具体条款,后来都被《纲要》所采纳。

  思以致远:教育公平依然在路上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是维系社会公平正义的坚实基石。从总体上来看,现阶段不全面、不均衡的教育资源供给与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多元化需求,特别是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教育“足量优质”需求之间的矛盾,成为当前我国教育的主要矛盾。推进教育公平、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依然任重而道远,有赖于政府的高位强力推进,有赖于教育工作者适应时代潮流积极推动,有赖于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和共同努力。在参与推动国家教育公平进程的实践中,为了使自己的努力更有理性、更有深度、更加自觉,提出更加专业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言,我对教育公平理论与政策进行了系统研究,原创性地提出“四个同等一个倾斜”(同等的教育权利与机会、同等的教育资源、同等的教育过程与待遇、同等的就业机会与前景,以及向不利处境群体的适度倾斜)的“新教育公平观”,并据此系统提出了涉及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师教育、终身教育一系列教育公平政策。

  在我看来,推进教育公平不仅要从宏观政策方向进行布局研究,也需要从执行层面步步推进。为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教育公平权利,我先后提出建立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入学电子支票制度、建立家庭贫困学生资助制度、改革完善高等教育学生助学贷款制度、建立大学生医疗保障制度等系列建议,为每一个家庭每一位社会成员享受更公平的教育而呼吁。

  沧海横流、风云激荡。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辉煌历程,见证了我国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前进步伐,也凝聚了广大教育工作者倾注的巨大心力。四十年的亲身经历,我对国家大力推进教育公平,有了更深的理解与体会,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谐社会的基石。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各阶层正常流动的重要机制,社会底层可以通过教育改变自己的命运。教育公平是人类的理想和目标,实现教育公平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