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教育出版社即将迎来建社70周年的大喜日子。我早就想写一篇回忆纪念文章。只是由于身处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抗疫中心区和主战场一线，每日组织抗疫事务极为繁忙，所以难免有些耽误。盘点过往，我浮想联翩，与人教社近40年交往合作的点点滴滴开始涌上心头。
1982年1月，我从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大)历史系77级毕业分配到学校新成立的教育科学研究所，在董宝良老师直接指导下参与建所之后的第一项大工程——编辑多卷本《陶行知全集》(该书后由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随着资料掌握的不断深入，我尝试着写了一篇《陶行知论解放儿童创造力》的小文章，并投给了人教社刚正式创刊不久的《课程•教材•教法》杂志。从历史学科转到教育学科，并给教育学期刊投稿，说实话我的内心还是有点忐忑的。想不到，吕达老师对我的这篇小文章很肯定，很欣赏，特地回函鼓励，认为探讨了一个很有时代意义的问题，对于今天我们如何培养学生创造力有重要启示。该文很快刊发在1984年第3期《课程•教材•教法》上，编辑还特加按语向读者重点推荐。紧接着，1985年人教社编辑出版的《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文集》又收录了我撰写的论文《陶行知解放儿童创造力教育思想的研究》。这是我在陶行知研究方面发表的比较早的两篇文章，让我印象深刻、记忆犹新，与我当时在《历史研究》等杂志发表的《陶行知生年考》等几篇文章一起，开启了我的陶行知研究之门，我也因此与人教社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5年我随董宝良教授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开始系统研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实践，重点研究陶行知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关系。1988年我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后，又在华中师大近代史研究所，随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研究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开沅师视野宏阔，建议我一方面着手编撰《陶行知年谱长编》(初稿)，以便打下坚实史实基础，另一方面，指示我尽量了解国外陶行知研究概况，打开自己的学术视野，以便知己知彼，借鉴超越。我遂广为搜罗，收集整理了一批珍贵的国外陶行知研究资料。在整理国外资料过程中，我感到这些资料极为难得，何不干脆将之整理出版，让学术界同仁分享，以共同推进国内陶行知研究呢!于是1990年下半年，我将编选整理的40余万字的《陶行知研究在海外》寄给人教社吕达老师。他考虑到分工的原因，当即将之转给了时任人教社教育室主任的邱瑾老师。邱瑾老师是上世纪60年代初北师大中国教育史研究班的学员，与教育史名家王炳照、苗春德、陈德安、何晓夏、杨焕英、宋元强、吴玉琦等是同学，功底深厚，工作严谨。经过邱瑾老师的精心编辑，书稿质量有了很大提高。记得1990年底至1991年初元旦期间，为赶在春节前校对完书稿，我没有回武汉与家人团聚，而是住在人教社沙滩后街原址附近的《红旗》杂志社地下室里核校书稿，地下室里没有暖气，每天我一个人冷火秋烟，埋头苦干，夜以继日，终于抢着赶完核校，使该书于1991年春节之后顺利出版，这是我为撰写博士学位论文而完成出版的一个“副产品”，也是我个人出版的第一本学术图书。此后我又在章开沅、董宝良等先生指导下，陆续单独或与人合作在人教社出版了《陶行知教育论著选》、《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陶行知教育名篇选》、《陶行知大传》(上下卷)、《陶行知研究在海外》(新编本)等，还在人教社出版了《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潮与流派》、《教育史学通论》(上下卷)、《教育公平论》、《牧口常三郎教育论著选》、《教育史研究与评论》(第三辑)等，前后合计700余万字，其中多部论著在人教社责任编辑老师的精心编辑下，出版后都得到教育界和出版界的充分肯定。如《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潮说与流派》《教育公平论》两本书分别获得第二届和第六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陶行知教育论著选》入选中宣部首批“中国文库”，也是教育类图书首批入选的唯一一本;《陶行知研究在海外》获得首届中国陶行知教育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奖等。
借助人教社这一平台，我也从此一步步走上学术道路，并开始为陶行知的弟子们如教育部老领导及中国陶行知研究会老领导刘季平、方明、张健等许多前辈和教育史学界、教育学界同行们所了解、所熟悉，在前辈的奖掖栽培与同行的鼓励支持下逐步成长。可以说，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这40年的时间，是国家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40年，是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繁荣的40年，也是我个人学术生涯发展最快的40年。我从一名初出校门的大学生，与教育研究和教育出版相伴随，逐渐成长为教育学界、教育史学界和陶行知研究领域的一名专家学者。这些都离不开前后几任人教社领导，离不开人教社一批资深编审，如吕达、邱瑾、郭戈、王莉、邹海燕、刘立德以及中青年骨干编辑冯卫斌、韩华球等人的鼓励和支持。
除此之外，人教社还帮助我搭建了交流平台。从2007年开始，我们长江教育研究院(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每年3月3日都要与人教社合作在京举办“北京•长江教育论坛”，借助每年全国“两会”的时机，邀请一大批国内教育专家讨论两会提案议案建议以便修改完善，更好的发挥咨政建言作用。顾明远、陶西平、朱永新、徐辉、庞丽娟、谈松华、张力、谢维和、孙霄兵、杨银付、文东茅、史静寰、程方平、石中英、孙杰远、李森、陈鹏、刘晖等不少国内教育学界的著名专家学者以及教育部司局领导都曾参与过“北京•长江教育论坛”的活动，并对我们的两会提案议案建议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在人教社黄强社长、郭戈总编辑等的领导下，立德同志带领他的团队，每年都认真负责地筹办“北京•长江教育论坛”会务。我与立德交往已久，我的多部著作皆是经他之手出版的，同时立德还是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副理事长，无论是从工作还是学术，我们都合作得很好。每年论坛方面的合作更是如此。不曾想十多年过去了，“北京•长江教育论坛”已然成为国内教育界的一个品牌论坛项目，并衍生出“南京•长江教育论坛”“西安•长江教育论坛”“天津•长江教育论坛”“宁波•长江教育论坛”“镇江•长江教育论坛”“广州•长江教育论坛”“海南•长江教育论坛”等全国各地多个论坛，涌现出了一批中青年知名教育学者，并演变成了一个个提携后进、鼓励年轻人成长的平台。这也算是我们与人教社为学界做出的一点贡献吧。有些遗憾的是，今年的“北京•长江教育论坛”由于疫情的原因停办了一年，我希望后面有机会再弥补，培育好我们共同的“孩子”。
缘分总是如此巧合。近40年前我因“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而与人民教育出版社结缘，今年人教社成立70周年之际，我与学生刘大伟又将在人教社出版《陶行知年谱长编》(四卷本)。这些巧合都让我感受到与人教社的同仁们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追求，那就是为了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我与人教社合作成长的近40年，正是中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40年，而人教社作为中国教育出版行业的领头雁，将我们这些分散在天南海北的教育学者粘合在一起，共同参与了这场发展盛宴，所以我要衷心地说一句“谢谢”!。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人教社70年走来，风雨兼程，与时俱进，形成了今天在教育出版界的地位与大发展格局。我相信，在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进程中，人教社还必然会有更大的作为和担当，也必将成为中国教育出版界的“合抱之木”“九层之台”，继续引领中国教育出版的方向!
(本文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