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周洪宇 编写有中国气派的中国教育活动史



  宋代教育史与哲学史上规模最大而且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学术争鸣鹅湖之会,是因何而起?朱熹、陆九渊又何以不欢而散?有无影响到朱陆之间的感情和交往?孔子杏坛讲学的日常活动如何管理?稷下学宫各学派争鸣盛况如何?这些在周洪宇主编的八卷本《中国教育活动通史》中,均可以找到答案。

  循着历史的踪迹,《中国教育活动通史》意在探寻教育变迁的源头活水。它全景式展示了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形成的过程,将过去被置之幕后或藏匿着的“过程”与“细节”搬到台前。

  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参与“活动通史”创作的学者们能否真正拭去史料之尘埃,让那些历史鲜活地呈现于读者面前,使我们通过历史符号解读当年的教育传奇?在教育史专家黄书光看来,《中国教育活动通史》的出版更新了教育史研究的视角,促进了教育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以及教育史学科体系的完善。书中展现的教育教学的历史面貌和活动场景,有助于增进和深化人们对中国教育传统的认识和理解,总结各个历史时期的办学经验和教训,为我国新时期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

  的确,任何历史研究,只有与当下结合,才能发挥应有的价值和学术魅力。社会科学研究者在许多领域都将研究的触角伸向了充满活力的民众之中。《中国教育活动通史》就是一部着眼于基层、日常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活动的全新研究领域。它在学科建设和运用中具有怎样的价值,又将发挥怎样的作用?近日,中华读书报专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活动通史》总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周洪宇教授。

  中华读书报:《中国教育活动史》研究的具体内容有哪些?

  周洪宇:教育活动史、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构成一种“倒三角形”关系,教育活动史是起源、前提和基础,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是派生物和结果。具体内容包括,一是研究学校教育活动。主要分析教育史上教师、学生、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等在教育过程中的内外部活动及其表现形式和特征,探索这些活动发生、发展的轨迹及影响。二是研究家庭教育活动。主要挖掘不同历史时期家庭教育活动的活动内容、形式的演变历史,从中总结出家庭教育活动规律,从而为当今独生子女家庭提高教育效率提供历史借鉴与启示。三是研究社会教育活动。主要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教育活动的演变历程,总结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与特征,探究社会教育活动的影响及规律。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三方面都不缺少,而不是过去常见的只是学校教育活动的一个方面,这样的教育活动史才是全方位的。以这种全方位的教育活动史为基础和前提,涵盖了教育活动史、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的教育史才有可能成为教育的全景式总体史。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概括《中国教育活动通史》的研究取向?

  周洪宇:继承优良的学术传统是中国教育史学乃至整个教育学科摆脱盲目照搬西方模式,实现教育学科本土化的根本途径。一是应批判地继承中国学术传统价值取向的合理因素。我们今天的教育史学研究人员就是要弘扬与继承这种学术传统价值取向的合理因素,在教育史学研究过程中,学会从国情出发,联系现实,结合实际,力求古今贯通,学以致用。二是应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史学的思维方式。采用整体、宏观思维方式来研究历史,是中国古代史学家的一贯方法。这种思维方式,有利有弊,利弊相间,关键是取利去弊。三是应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学术理论范畴。教育史学在未来的学科建构中,应当重视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包括传统教育的理论范畴,努力发掘中国传统教育中具有生命力的理论范畴,如:“揠苗助长”“长善救失”“博精兼顾”“知行合一”等。这些均是流传千古的教育理论范畴,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四是应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史学研究方法。五是应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史学编撰体裁形式。教育史学研究者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采取合适的编写体裁,达到最好的表述效果。

  中华读书报:在具体研究撰写《中国教育活动通史》中,有哪些挑战?

  周洪宇:今天研究教育活动很方便,不仅有文献、日记、回忆录、书信记载,同时还有各种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如照相机、影像等可以记录教育活动;研究古代找到文献依据就可避免出现无米之炊。一个直接的挑战,就是史料的缺乏。讲到上古,人类的教育活动怎么起源,就应用到考古学成果,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为学者们充分利用考古学成果打开了一扇窗户。从第一卷研究古代人类教育活动开始,我们充分利用了考古学成果和神话传说资料,这是一个突破。

  中华读书报:对于将神话传说资料运用到学术研究,学界有不同看法吗?

  周洪宇:有不同看法。但学术界从民国以来到现在已经逐步形成共识,认为神话是古人对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的原始幻想,通过超自然的形象和幻想的形式来表现的故事和传统,表达了先民征服自然、变革社会的愿望。中国教育活动史要解决问题,就要形成新的史料观,视野开阔了,运用资料时就不再受到传统的约束。所以在做教育活动史的研究时我们引进了历史学界的专家学者。导师章开沅先生给我的任务是把好教育史关。他一直指导我们研究陶行知,希望培养一批学生做专做精,成为这一领域中的顶级专家。研究历史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研究教育活动史,还要通过研究参与历史和创造历史。中国教育活动史研究最重要的价值是使教育史研究者通过研究历史上的教育改革为今天的教育改革服务。

  中国教育活动史主要着眼于整个教育活动过程研究,其研究对象固然包括教育活动的各个方面,但重点是研究教育历史上基层的、具体的、微观的、日常的、民间的教育活动,通过生动、形象的表达方式来展示丰富多彩、生动鲜活的教育活动史,以期实现研究重心“下移”的目标,将研究视野逐步向下移动和对外扩散,使教育史学研究从精英向民众、从高层向基层、从经典向世俗、从中心向边缘转移,从而实现对教育活动的原生态研究,以此来弥补原有研究的不足,形成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教育活动史三位一体的完整体系。

  中华读书报:在八卷本“活动通史”的编撰中,制定了哪些具体的研究原则?

  周洪宇:注重微观、日常、实证研究。除仍然坚持客观性、系统性、创新性以及继承性等原则外,希望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结合、局部与整体的结合、宏观与微观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本土与域外的结合、抽象与具体的结合,追求“通”“特”“活”。“通”“透”基本实现了,“活”还大有文章可做,还可以写得更具体,更细致。

  中华读书报:“活动通史”各卷均由不同的专家主编,如何统一其学术风格,您是如何把握的?

  周洪宇:治学要向一流的学者学习,即使达不到他们的高度,至少我们可以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在研究中,我们继承了章开沅先生的研究特点,理论与实证并重,思辨与文采齐飞,不仅注重研究,更重视文采,可读性很强。

  中华读书报:通观《中国教育活动通史》,最为可贵的是具有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这样的研究,使教育活动史研究呈现出怎样的特质?

  周洪宇:必须关注历史上重大的教育问题。比如办学,研究陶行知办南京晓庄师范,我们就要思考今天如何办学,以这样的切入点回溯历史,可以为今天的教育找到历史的借鉴和参考;另一个是教育的学术交流。南宋时期朱熹和陆九渊的鹅湖之会是教育活动史的重要事件。然而鹅湖之会在过去思想史和教育史里很少提到,在《中国教育活动史》中通过细节还原了教育活动的场景。鹅湖之会上,朱陆两大派系针锋相对,相互辩驳,但个人之间相互尊重。这完全是学者之间的公开争论,他们相互尊重对方的学术论点,尊重对方的立场,推崇他人的学问,保留自己的观点,充分地体现了“君子和而不同”的学术立场。这次讨论开创了书院新的自由论辩的学风,为后人所景仰。

  现在学术交流很难开展,很多时候,批评学术观点会上升到人身攻击。这种场景还原对今天更好地开展学术交流和争鸣提供了启示和借鉴。这种展示可以使我们感受到先生之风、学者之风。

  中华读书报:“活动通史”基于大史料观,同时更注意以小见大、动静结合,以日常切近教育活动的研究,这一点其实很难做到。

  周洪宇:“问题取向”的教育活动史研究首先应当树立问题意识。当然,问题的微观化并不等于结论的微小化,而恰好应该做到结论的重大化。要能够通过教育反映一个时代、一定时期的整个社会;甚至可以透过一定时期的教材,如教材的内容、价格、出版、体系等反映出一定时期的教育,进而反映出一定时代、一定时期社会的整体情况。因此,即使在历史发展的某些时段找不到完整史料,也可以专就发现的这部分史料进行重点研究,通过这些史料的深入研究也就能达到“看时代”的目的。所以,一方面要追求整个历史的系统性、完整性、全面性,另一方面在一些具体时段、具体专题的处理上要灵活变通,有时候可能是“以大见大”,有时候可能就是“小中见大”了。

  中华读书报:编撰《中国教育活动通史》经历了十年。这十年间研究背景和时代变化,对具体编撰有影响吗?

  周洪宇:从社会背景看,现在的学术环境越来越开放。十年前,我在全国教育史年会上提出要重视教育活动史的研究,也有学者不太赞同,认为我的观点和研究与传统研究不一致,甚至有点出格。现在学界已广泛理解、欣赏和支持这一研究。

  我们有个规划,就是眼光向下,教育活动史的研究视野要下移民间,因此我们必须注重采用非官方的民间史料,如谱录、笔记、类书、小说、日记、信件等。一方面安排研究生研究教育生活史,专门有人写北京大学生社团生活,写教师家庭生活,活动史研究视野向内,还指要关注自身的研究,比如研究教育身体史,让我们意识到教育的目的让学生身心得到健康发展。我们还组织研究生研究教育工作者的情感史,研究精英人物如陶行知,胡适等人的情感史,并研究清末民初的基层私塾教师的情感,如山西乡绅刘大鹏,在社会转型时期发生的情感变化如何影响他们的教育选择。总之,围绕教育活动史向下向外向内拓展,进而形成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群。

  现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已将教育活动史研究正式列入课题研究指南,从学科定位上明确教育活动史研究是与教育思想史研究、教育制度史研究并列的研究领域。原有的“思想、制度”二维史观改为“活动、思想、制度”三维史观,这就要重编教材。我们希望能够编写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教育活动史,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研究历史,不仅要为今天中国改革发展服务,而且也要为中国未来改革发展服务。

  中华读书报:“活动通史”出版后,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著名教育史专家丁钢认为,这套通史运用微观史学研究方法构筑了当代教育史研究的新范式,值得教育史学界借鉴推广。您认为这部大书对今天的教育改革有什么意义?

  周洪宇:我们当下的教育改革活动和实践如火如荼,会发现这些改革在历史上都有类似的现象。长期以来,由于资料收集的困难,关注不多甚至成为空白,没有系统研究也没有作为专门领域独立研究,现在发现,这些东西正好和我们的教育改革关系最为密切。如果对历史上的教育改革实验活动做系统研究,就可为今天的教育活动、改革、实践提供有益的宝贵经验。

  中华读书报:“活动通史”的出版,对您的学术研究有怎样的意义?

  周洪宇:我的学术思想,是以教育活动实践为核心的研究体系,以陶行知研究为起点,学习他的探索实践开拓精神,拓展到教育史的研究,终结点是现实教育研究,以此形成完整的教育研究体系。在教育史研究里提出活动教育史观,立体地表现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全方位的教育互动过程,真正展现了更加具体化、生活化的教育史实,是对教育活动的原生态研究。从个人学术发展来看,《中国教育活动通史》是教育史研究的重要阶段性成果。以“全球视野、中国立场、问题意识、实践导向”为基本立足点,在全球背景下研究我国教育活动史并突出中国特色。下一步还要以此为起点进行教材化、专业化建设,要在大众化方面进一步开展工作,比如人类教育活动图像史就是大众化的内容之一。教育活动史研究要着手教材建设,也要服务大众。总之,教育活动史的研究不仅要专业化、国际化,还要大众化、实践化。

  (原标题为《编写具有中国气派的中国教育活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