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老代表”周洪宇:校外培训治理应通过发布权威报告驱逐“劣币”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是位多产学者。

  本期人物

  周洪宇 男,汉族,1958年出生,湖南衡阳人。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

  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几乎每天都很忙。记事本里密密麻麻记录着他每一天的具体事项:去一线调研,参加省里的各种会议,给学生改论文,为学术期刊撰写文章,那怕是小事,也事必躬亲。

  就在赴京参加全国两会前夕,他还参加了一场会议,向湖北团人大代表们讲授“如何写好议案建议”的经验,又在指缝间挤出时间交了期刊的约稿“作业”。赴京的高铁上,还在认真地给博士生改论文。3月2日傍晚6点17分,大巴到达国谊宾馆。才办理好入住,扒了几口自助餐,周洪宇就又开始马不停蹄地工作。

  每天,周洪宇需要将24小时分为好几大块。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进湖北省委会主委、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等,十多种身份让他不得不日日熬夜至两三点,“没办法,停不下来呐”。即便这样,他还是能把件件事安排得井井有条。几乎所有熟悉周洪宇的人,都如此评价他:“勤勉、和蔼、有学问、干实事,但就是看他每天都太累了”。

  周洪宇今年61岁,是一位具有16年资历的全国人大代表。一般每年全国两会结束后,他就开始为下一年的议案建议做准备。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田野调查。“你绝对不能看最好的,那样容易产生假象,认为这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就会影响判断,就会失真和‘失声’,所以一定要多去一线,获得一手真实的信息。”

  在一次对特殊学校的调研中,周洪宇看到自闭症班孩子上课的情景。由于行为不像正常孩童一样可控,大多情况下家长得陪同上课。“座位安排基本上是一个学生配一个家长。养个正常孩子都很艰辛了,何况这样的家庭。我当时真的很心疼。” 这一幕引起了周洪宇对特殊教育的思考,同时被写进了今年《关于全面实施残疾学生15年免费教育的建议》里。

  周洪宇是位多产学者,也是位多产的人大代表。在担任人大代表的16年里,他提交了数百份议案建议。今年,他共提交20份议案建议,其中有关教育的13件,涉及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家庭教育等多个方面。

  在接受南都专访时,周洪宇谈了自己对学前教育、校外培训治理的看法、并分享了人大代表履职经验。

 

谈学前教育立法

0-3岁是否纳入学前教育已不是争议点

  南都:学前教育立法呼吁多年,这项工作目前进行如何?

  周洪宇:学前教育是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短板,立法迫在眉睫。学前教育立法呼吁了很长时间,全国人大是非常重视的。早在十二五期间,就被纳入了立法规划。十三五期间,又被纳入三类立法的第一类,摆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南都:学前教育立法推进过程中有何争议?焦点问题是“ 0-3岁幼儿是否纳入学前教育”吗?

  周洪宇:最早的争议应该是学前教育的性质问题。幼儿园的性质是公益性、半公益性?还是非公益性?此前争议较大。看似简单的问题,背后有很多考量,比如,如果定位是公益性,政府就要承担大部分责任;定位半公益性或者是非公益性,家长就要承担大部分责任。

  经过多年讨论,大家已形成共识,基本确定它是公益性,因此政府要承担主要责任。这个性质确定以后,我们现在再来看学前教育立法探讨,跟前些年已经不一样了。

  关于0-3岁是否要纳入学前教育,也有过争议,但已不是主要争议点了。目前的关注点是,如何对学前教育立法,如何在其中界定清楚家庭、幼儿园、政府、社会各方面的关系。这一点不界定清楚,可能会有很多问题。大家一定也关注到,2018年学前教育领域出台了很多新政,这些工作实际上是为学前教育立法奠定了现实基础。比如,你首先确定了它的公益性,其次确定的是普惠性,最后确定的是普惠性里公办园和民办园之间的比例。这几个问题一环连一环,紧紧相扣。

  南都:去年发布的《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出台的第一个面向学前教育的重要文件,你认为为何要在此时间节点对学前教育进行大调整?

  周洪宇:因为我们的学前教育现在到了一个关键期。2009年我国的学前教育毛入园率很低,才50%左右。这个问题很快被意识到了,所以教育部门出台了多项举措来补这个短板。我们花了十年的功夫,终于把幼儿园毛入园率提高到今天的85.9%。但这不意味着任务完成,学前教育仍然是我们的短板,还有新目标摆在眼前,所以依然要进行学前教育的结构调整。

  这个举措是从整体战略角度来进行部署的。你可以观察到,目前针对学前教育出台的相关政策,呼吁要加快学前教育立法,均基于这个考虑。

 

谈学前教育资金投入

社会资本应大量投入幼儿园

  南都:如何看待目前正在进行的小区配套园专项整治工作?

  周洪宇:从现实情况来看,小区配套园整治的目标设定还是比较合理的,但要圆满完成任务,需要一个过程。

  要将小区配套园变成普惠园,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当然是挑战,政府责任越来越大,财政压力也越来越大。从责任方面看,如果小区配套园移交做得不好,意味着政府失职。这就要求地方住建部门、教育部门等都要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此外,接管后,地方政府要对财政进行再分配,如何确定新背景下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占比,这些方面很考验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南都:你如何看待社会资本在促进学前教育发展中的作用?

  周洪宇:目前,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和社会资本支出的总和支出,做得较好的是韩国。韩国在教育方面,国家财政投入占比是4.5%,社会资本投入占比3%左右,加起来是7.5%左右。

  我们国家主要是靠国家财政投入,占比4%左右,但 4%只到达一个及格线,与教育强国的目标还挺远。所以留给社会资本的空间还是很大,在学前教育方面要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

  上个世纪90年代末,社会资本大量向高等教育领域投资,民办高校发展很快,但高等教育的高速增长期已经过了。如今中国财力增强了,社会资本应该再往哪里投?我认为学前教育和高中的需求最大。

  南都:对于限制营利性幼儿园过分逐利的政策,你如何看?

  周洪宇:我也注意到这个文件出来之后,幼儿园行业反应比较大。这不是政策本身的问题,而是政策没有说清楚的问题,是实际操作过程中各地对政策理解不一造成的。

  民办幼儿园与营利性性幼儿园是不能划等号的。民办园分为营利性幼儿园与非营利性幼儿园;在营利性幼儿园里又有微利与暴利之别,这些都不能划等号,不能错误地理解政府的政策是来排挤民办幼儿园。

在接受南都专访时,周洪宇谈了自己对学前教育、校外培训治理的看法。

  政策初衷并不是要限制营利园发展,而是对违规办学行为加强监管。相反,目前我们是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学前教育的。民办和公办教育之间,如果公办占比太高,民办占比太低,是不符合教育改革目标的。公办和民办要形成一个合理比例,两翼齐飞的格局。因此在执行中,对待民营资本要呵护、引导。

 

谈教育新业态风险防控

既不能一刀切,也不能放任自流

  南都:去年接受南都专访时,你曾建议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建立红黑榜。一年过去了,这项工作达到预期目标吗?

  周洪宇:迄今为止,我还没看到有政府或相关部门发布的红黑榜。红黑榜的做法在国外很普遍。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中,应通过发布权威报告来驱逐“劣币”,而不能让“劣币”驱逐“良币”。我认为,在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中,政府的角色是督导,评价工作最好交给第三方。

  南都:随着教育新业态的蓬勃发展,网络色情等有害信息裹挟着教育信息“植入”教育学习类APP、网站等。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对于教育新业态的健康发展,进如何进行有效监管?

  周洪宇:我们对于新技术的应用能力、推进能力以及新技术的普及速度在世界数一数二。很多新技术别人还在观察中,我们已经是大众普及了。

  在教育领域,新业态是把双刃剑,既可以促进教育公平,也可能有副作用。比如裹挟着色情、暴力等信息,危害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所以对待新业态,要全面去看,既不能一刀切,也不能放任自流。政府在这方面该做的是纠偏,比如限制“特定的场合”和“特定的时间”,哪些场合不能用,能用的场合限多长时间。

 

谈人大代表履职

多到一线调研,不要把自己摆在专家位置上

  南都:你认为作为人大代表应该如何履职?

  周洪宇:在我看来,当选一个人大代表,是人民对你的信任,所以要珍惜这种信任,应该尽心尽责。不是说要到开两会的时候再来准备议案建议就行了。可能要从每次两会一开完,就着手为明年两会做准备,就要开始考虑。比如,明年我如何去提建议?今年的建议里有哪些可以保留?哪些可以删除?哪些可以深化?

  去年我的建议是关于教育制度创新的,今年我的建议则是关于教育治理现代化,这是去年主题的延伸。因此,我认为人大代表对自己的工作首先要有战略性思考。比如,目前有哪些是属于全局性的问题?哪些又是老百姓特别关心的?

  其实,作为人大代表,应该考虑两个需要:一个是政府工作的改进,一个就是老百姓的利益诉求,要在这两方面找到结合点、着力点和突破点。

  南都:上述两方面的结合点、着力点和突破点具体如何去把握?

  周洪宇:我的经验是多思考多调研。比如,我会结合自身工作,调研对口的教科文卫体相关政府部门时,通过和各个厅局的工作接触,去了解全省教科文卫体的发展总体状况。但这些不够,还要结合工作到基层调研、基层执法检查,到具体的点上去发现问题。

  此外,我还要以个人的身份去调研,不到一线去调研,你不可能做到专业。你自认是个专业工作者,说的话都是专业的,那未必。往基层跑得越多,就越发现很多东西似懂非懂,千万不要把自己摆在所谓大专家的位置上,认为自己讲的话都是权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