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晖：广州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我就对自己思考的一些问题做一个分享，有什么不对的请各位批评指正。
第一个，前面都谈到的一个观点就是教育现代化的一个目标或一个核心是人的现代化。所以，我就想到了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那么，1985年，我还在东北师范大学读研究生，读了一本书，英戈尔斯的《人的现代化》，我相信在座的稍微年长一点的都记忆犹新。因为，当时我们这个年龄，我就觉得周总理提出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科技”，怎么会有一个人的现代化?觉得特别的很有吸引力，所以就认真读了这本书，所以印象很深。那么，30多年过去了，快40年了，我想我们今天又来谈教育现代化，谈人的现代化，非常有意义。但是，我想还是要谈一些问题。人的现代化经过这三四十年，中国的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年前我们很难想象，我们有自己的车有自己的房，很多人不仅仅两房三房。但是人的精神层面的、人的内涵的现代化到底怎么样?我想举两个例子：一个就是前一段，大家也关注到的，北京大学有一个心理咨询教授的报道，他的一个结论很让人吃惊，就是北大的本科生，有40%的感到人生没有意义，失去了价值。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数字，北大的都是中国的精英了，最优秀的最聪明的人在那里，但是对失去价值感、失去人生的意义和方向。那么清华事实情况也类似。我们也看到一些材料，各方面的也很多人感到很担忧的情况。第二个例子就是，我去年到贵州，贵州一个朋友，他就是在教育部门工作，找到他的一个朋友，是搞缉毒的，一个搞缉毒的专家。后来，他对我们讲出了一些问题，从前贵州有一个村成村的搞贩毒，整个一个村的人以贩毒为专业。那么，当时还有的村以人口的买卖为专业。这个可能在中国三四千年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所以，我想人的现代化的程度到今天，我们回想这三四十年年，我觉得真的不感乐观，那包括最近网上看到的在日本的成田机场出现所谓的成田事件，180多位中国游客唱着国歌在进行的行为，后来评价是不正当利益的诉求。原来是个廉价航班延误是签了协议的，闹成这么一个国际事件。我们新闻发言人也对此作出回应。诸如此类，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的现代化出了问题，我想教育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我不敢说把什么板子都打在教育上。小平就说主要是教育出了问题，我想我们不能把板子都打在教育上，但教育一定是有我们的问题，就说教育现代化在学生培养人才培养这个层面上出了问题。所以，十九大特别强调立德树人，我是非常的赞成，非常的感同身受。这是一个背景，我想谈一些这个问题和感受。
关于教育现代化的第二个，就是中国在这个40年的这样一个积累中，像我们作为舆论界，可能要关注或者是总结关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一些理论的提升。2004年，美国人雷诺提出了一个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立的提出了一个中国模式，这个引起了世界上的广泛的关注。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著作和论文再谈中国模式问题。我个人认为，这四年的确我们应该好好的反思总结这个中国的方案、中国的新经验、中国的方向、中国的理论、中国的特色、中国的路径、中国的模式。我觉得在教育现代化这个问题上，应该有很多的总结。那么，一个基本的判断，我认为中国模式有没有?我认为是有的。比方说，我们政府强势的推动，各级政府对教育现代化的一个问责一个机制，这个就是很鲜明的一个中国特色，而这个是30年贯穿始终的。拿高等教育来说，1985年，中国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两级管理、三级贯彻，所以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高等教育的局面。就由我们整个的这个教育体制改革的一个方案。那么，今天我们说教育现代化的体制的改革，我觉得仍然应该沿着这个思路来做。但是呢，我们又碰到了一些新的问题，比方说放管服的问题。放管服以后，我们的教育学校接不接得住。一方面，我们在说我们权力不够，或者学校自主权不够;另一方面，我们是不是为放权做好了准备，这个可能在我们下来的改革中，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么，政府强力的推进教育现代化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广州大学城大概19个月就建成了。当时，张德江做广东的省委书记，那么海外的朋友来到广州大学城，他们都很吃惊，二十多平方公里、10所大学、三百多个亿的这样一个基础，再加上各个学校的建设，这么短时期能够出现这样一个高效率的高水平的大学城，这个来源于政府的推动和重视。可是下来这种方式能不能继续持续，或者换句话说，在我们在呼唤或者在实现教育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这样一个过程中怎么来进行转型，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我们要面临的问题，我还是用了一个转型社会来说。我的基本判断就是说中国社会仍然在转型之中。那么，十九大说我们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是一个比较形象的一个崭新的表述。可是这个新时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内涵呢，我觉得我们这里面还要进行分析。
第三，我想谈的是从教育学、从社会学、从我们整个的这个学理角度来讲，可能我们要对转型社会、转型期的看法，比如到达2035年全面实现社会现代化，我觉得仍然是一个不断在往这方面转型的过程。那么，这个转型期我们碰到的问题应该怎么样的解决?有什么有解释力的方向。比方说，有很多问题，我们值得研究。关于传统文化的问题，传统文化其实我们现在是一个很纠结的状况。因为，从五四以后，包括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以后，其实我们一直反孔反儒家思想。建国以后，包括毛主席在内的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述。我记得几年前，在北京的同志可能印象更深，在天安门广场树了一个像，9.5米的高的一个孔子像。大家都感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但是没过多久，这个像就被拆走了。其实，我就感觉到这就是一个信号，我们对传统文化、对整个儒家文化、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怎么样，在扬弃的基础上来继承，比如说以孔子为代表的当然有很多优秀的文化，但是他跟现代化跟现代性相违背的地方。比方说孔子强调君君臣臣父父，他强调社会的本质化，强调上行下效，而这个恰恰抑制了明天的还有学生的创新能力。对这个现代化还有现代性的问题内涵其实是有内在矛盾的，所以传统文化跟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来的，现代西方的其他的一些后现代等等，怎么把它综合杂糅在一起进行提炼，形成真正有特色的，富有解释力的，中国自己的理论，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需要我们在今后至少在2035年之前，我们是回避不了的，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有一些理论是可以值得我们借鉴的。比方说，社会学的关于社会发展理论大概有三个传统：一个是现代化理论，现在更多的解释教育现代化;第二个传统是发展理论，是解释第三世界的，拉美和南亚;还有一个就是转型理论，就是对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转型的研究，中国的转型和中国的发展跟其他的所谓前社会主义国家一些是不同的。因此，怎样进行理论创新，我觉得也是我们在研究教育现代化理论的时候，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
第四，我在谈到教育现代化的时候，我想到有一次就是去年在厦门大学有一个论坛，当时美国的一个学者哈克巴特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他是一个依附理论创设者，他觉得整个的世界发展，第三世界国家，或者说发展中国家是边缘向中心在进行过度。那么，在问到说中国的双一流，比如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时，他的有一些观点是值得探讨的，大家是可以参考可以借鉴的。他认为，第一，中国高等教育强国，当然我们的QS排名不断的向上在提升，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其实说一流和二流，或者说我们的排行榜一方面，我没想到的差距很大;第二，中国的学术文化的建设，我们的学术文化并没有真正意义上能够鼓励理论创新，这方面值得关注;第三，这是个比较大的方面，中国我们曾经犯过的错误，我们今后还会犯吗?这个问题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这是关于这个高等教育现代化这样的一个讨论。
第五，关于教育质量的问题。教育质量，我们刚才听到了江苏教育评估院的一些经验。我觉得江苏做得非常好，整个教育现代化的推进，教育现代化的理论研究，教育现代化的指标体系，教育现代化的监测和评估，走在了全国的前面。但是，在全国来看，这个情况并不乐观。所以，十九大特别强调高质量，不管是经济社会发展还是用教育质量的公平特别强调质量。但关于这个质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质量观，有不同质量的定义。那这个问题呢，可能在我们教育现代化的这样一个推进中，特别要强调他的系统性和内在的这个可自洽性。什么意思呢?在广东，我的体会，我也参加过一些有关的评估。比如说，从教育强省、教育强区、教育强市、教育强什么的，一些评估我都参加过，包括教育现代化心理评估，包括对县级主要领导人教育责任问责的这样一个评估。但是，我感到了整个的这样一个评估出于质量问题不够统一，还有一个有各级歧视。比方说，教育厅拿广东为例，教育厅的这个评估，思政、体育、卫生、艺术，中小学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不像江苏是统筹起来的。这一个问题带来了什么呢?比方说，我带的一些教育硕士、一些学校校长，他们不同时间看到不胜其烦不胜其扰的评估太多了，一天到晚就应付这些评估。来自各条线的这个评估，而这些评估，对于我们校长的问责，对我们的各校考核，对我们下来的这些资源获得都有影响。所以必须重视。什么意思呢，评估从多头多元到整合的这个统筹，我觉得想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在教育现代化的体制机制改革上，在教育现代化的推进中，我们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一个比较完善的、科学的、客观的教育监督体制体系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觉得最后说到底还有一个问题观念问题。记得我们从80年代开始就强调观念改革为先。观念的转变是非常漫长的，但是呢，还是要通过教育，从幼儿教育、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来改变整个的观念，我们感受很深的，像王部长谈到我们中间也谈到。课业问题学业过重问题，等等。其实不堪重负，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观念到现代观念的转变。而观念不转变的话，我们以靠行政命令比方说，我们是不是把所有的课外辅导机构，都把它管制起来，甚至把它给撤销行不行?第一，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第二，也不是一个法治社会的做法;第三，你即使撤销了课外辅导机构，我相信一定会有新型的各种方式的辅导机构产生。这个社会，只要有需求就供给，所以我想这个里面可能我们还要有更深的关于教育的学问。教师，作为一个学校的管理者可能过于整个教育观念的改变，我想还是负有很大的一个责任。
这个只是谈一些自己的思考，不成系统，感谢大家！
（此文根据刘晖在2018年南京长江教育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来源：2018南京长江教育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