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按照党的十九大“两步走”的战略要求，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再过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处在这个年龄段的当代青年恰好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目标的参与者、见证者和建设者，民间有称“强国一代”。
“强国一代”的成长关系到中国梦的实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无论是孩子的家长抑或是教育工作者，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将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强国一代”的成长，所以，我们之中没有旁观者。正因此，家庭教育、家校共育成为2019年两会教育焦点。
现状———家庭教育靠经验凭感觉
公众教育知识贫乏。“孩子有娱乐和玩耍的权利你知道吗?”面对全国政协委员倪闽景的追问，相信很多人都将一时语塞。我国早在1990年就签署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但就其实质内容，公众知晓率并不高。
“我国家庭教育当前还处在自发状态，家长普遍缺乏家庭教育的知识和能力，缺乏系统的指导。”“确实如大家议论的，现在什么事都可以选择，但谁做父母没法选择;做什么工作都要进行岗前培训，但是父母不需要培训就可以上岗;做任何工作不合格都可能下岗，但父母从来不担心下岗。虽然每个人都有结婚生子的权利，但是在他们享受权利之前，也有学习为人父母知识的义务。今天各行各业都进入了信息时代，但我们的家教行业还停留在比较落后的手工作坊时代。”作为教育专家，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自嘲。
无法问责也缺少支撑。近两年，滴滴打车出现的多起事故似乎能提示公众一个问题，今天看来的邻家孩子也许明天就可能和我们的命运发生不可预知的交汇。两个完全没有任何瓜葛的家庭之间可能在未来遭遇从而改变对方的命运。而面对孩子即使剥夺了他人命运这样的重大问题，我们也无法追究问责家长的责任。子不教父之过只停留在自我谴责和舆论压力的阶段。
倪闽景委员指出，“今天，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促使城市化发展加快，人口流动频繁，农村留守儿童逾6000万人，城市留守儿童也逐年增加。我们能够强烈感受到家庭教育缺失所可能导致的社会问题，但我们无法追究，因为我们无法可依。”当然，另外一个现实是，我国家庭教育支持支撑体系尚待构建。
转机———我国家庭教育迎来春天
一个令人鼓舞的事实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家教家风。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教育、妇联等部门要统筹协调社会资源支持服务家庭教育。”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和《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也明确提出了重视家庭教育的要求。“今天，党和国家对家庭教育的认识已经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一方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家教作用的重新认识，另一方面体现了对孩子全面成长当中家庭教育重大作用的科学判断。”倪闽景委员对这一局面表示欣慰。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代表、委员们认为，我国家庭教育已然迎来春天。
委员、代表建言——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提高教师的家庭教育指导力
“家庭教育不仅仅是家庭内部的事，更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做出整套的政策设计。其中我要强调的核心点之一是，要想办法全面提高广大教师的家庭教育指导能力，培养足够多的家庭教育指导师，充分满足在校生家庭教育指导的需求。”倪闽景委员指出，家庭教育是一门学问，是一个专业，但在现行的大学专业包括师范大学的专业设置中没有家庭教育专业，也没有家庭教育学科。现有教师资格考试和培养中，有教育学、心理学，就是没有提及家庭教育指导力。建议将教师的家教指导力作为教师的专项能力列入教师的入职基本能力的培训培养和评价考核体系中，在有条件的大学中开设家庭教育专业或学科，进一步提高家庭教育的学科研究和建设。当然，全社会也要积极为家庭教育提供支持和文化厚度，通过电影、电视，提供亲子活动等方法，多途径提升家庭教育的有效性。比如第91届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给了中国风动画片《包宝宝》，就是一部关注家庭教育很好的片子。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洪宇：加快家庭教育立法进程
周洪宇代表介绍，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把促进家庭教育健康发展当做政府的责任和义务。美国、德国等国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或成立“家庭问题委员会”等形式建立了完备的家庭教育体系，如果父母被指控对孩子“严重忽视”，则等同于虐待罪将受严惩。我国台湾地区于2003年2月6日颁行了家庭教育法，并于2004年2月13日公布实施了《家庭教育法施行细则》。就我国而言，由于人口众多，各地发展不均衡，制定“家庭教育法”对确立家庭教育的法律地位、提升家长素质、加强对家庭教育的指导、优化未成年人成长的家庭环境、保障未成年人全面健康发展，尤为重要。“当然，对家庭教育进行国家干预，不是要控制家庭。”周洪宇代表特别强调，“要立足于为家庭提供系统专业科学的指导和全面充分多元的保障，为家庭特别是留守儿童家庭等特殊家庭提供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必要支持，用法律手段规范家长和教育服务机构的行为，进一步提高家长素质。比如明确家庭教育的政府责任、经费来源、社会组织等家庭教育指导机构的培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