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复兴 | 论我国教育政策的转型




刘复兴: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

  各位老师、各位领导,大家下午好!我发言的题目是“教育变革的新趋势与教育政策转型”。因为中国是一个政策大国,实际上我们的社会治理和管理,很多都是靠政策的。因此教育的现代化也要涉及到教育政策本身的首先是它的变革,教育的治理首先要从教育政策本身开始去考虑。

  首先为什么要讨论政策转型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着很多的变化,面临很多的变革。这个变化和变革涉及到很多方面,从上午的时候大家就开始谈到若干个方面,像信息化、智能化,包括创新的问题、全球化的问题、新全球化的问题,包括我们现在遇到的物质和精神的矛盾,物质发达起来以后,精神跟不上。

  这些变化会导致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每一次变革实际上都会产生教育范式的转变,所以大家现在都在用新教育这样一个概念,或者未来教育这个概念讨论这个变化的趋势。所以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的标准就是是否发生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发展方式的变革。实际上我们现在正在发生这样一个演变,包括发展方式也在改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同时我们现在又提出来教育治理的问题,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我的一个观点就是教育政策是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如果这个问题不是现代化的,就是你的教育政策的活动,你的决策,你的执行,你的评估,你的制定政策的这些人,如果你不是现代化的你就很难实现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而且这里头我自己还有一个观点是什么,就是现代化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就是治理的现代化出发点是什么,是西方的治理概念还是我们变革的教育实践?我认为就是现代化的出发点应该是变革的实践,未来的现代化,中国教育2020、2035现代化你指向的是什么,指向的是面向这个变革的教育时间来实现教育现代化,这个过程就需要政策的一个转型。

  另外现在提出来创新发展的问题,创新发展对教育来说涉及到创新人才培养,创新人才培养对我们来说实在是一个挑战。过去那个体制,那个系统很难完成这个任务,因此现代化的教育必然要解决这个问题,它是一个新的体系。

  最重要的另外一点是什么呢?现在国家开始提出关于教育功能的新的要求,陆陆续续从2010年的教育规划纲要开始我们提出许多新的要求,这样一些新的要求包括现在提出来高等教育的四维的要求,实际上导致教育的结构性的变革,教育功能的改变要求教育结构的变化,在这个过程当中教育的意识形态的功能、教化的功能、创新的功能、交流传播的功能开始凸显出来,所以这样一个变化就要求我们教育本身要有一个结构性的变革。

  这样一个变革我认为它的本质是三个方面:一是以机械化、电气化、标准化为标志的工业时代教育向信息化、智能化时代教育的转型;二是社会发展方式由要素驱动、效率驱动专项创新发展,对人才培养与教育活动提出新要求;三是对于教育功能的新要求,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问题,这是教育现代化的其中应有之义。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们的教育政策必须要回应重大变革的要求,如果不能够回应重大变革的要求就不是现代化的教育,就不是现代化的教育政策。

  第二个方面政策转型,一个是要建立适应变革的新教育政策体系;第二个是教育政策活动本身实践活动的变革;第三个是研究的转型。

  政策体系我个人认为我们要在教育信息化的政策体系、智能化的政策体系、教育创新的政策体系、适应新全球化的教育政策体系。同时对于中国来讲你的教育政策本身实际上是一个叠加的复杂的系统,因为我们实在是太复杂,我们可能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化与智能化时代都要解决,我们不是一下子进入到智能化,所以它是一个叠加的体系。

  比如说教育创新政策体系,我们也做了一些研究,我们认为在目前的国家创新体系当中,应该嵌入进去作为基础工程的教育创新的作用,来解决知识创新、文化创新和人才培养创新的问题。

  关于教育政策活动的变革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去讨论,比如说政策执行的重要性,很多方面更加重视执行,更加重视监测、评估、参与、强调经验,证据为基础的政策等等。

  教育政策研究的转型涉及到更多的方面,我这里列举出来一些,由于时间关系不再一一解释。

  实际上这三个转型就代表着我们在面向现代化的过程当中,面向教育治理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们的教育政策需要调整。我把这个过程,体系的问题、政策活动的问题、政策研究的问题,这个转型统称为教育政策在面向现代化、面向治理的转型问题。

  最后教育政策转型的背景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新教育学”,也就是需要新的理论支撑,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讨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现代教育的时候,我们会有机会建构一个本土化的中国特色的教育学的理论体系。所以我把这个过程叫做“新教育学”。

  我们需要新队伍,无论决策者来讲、执行者来讲、评估者来讲都需要一个新的队伍,在政策科学发展的历史上,联合国在50年代的时候面向欧美这些国家做了大量的高级的政策培训,实际上我们整个的队伍确实是需要大规模的面向转型的高级培训。

  另外我们还需要新的文化,适应信息化、智能化创新发展的新的价值体系,新的标准,人才标准、制度标准,以及新的文化,创新的课堂文化、学校文化与社会文化。这样三个方面使我们解决转型的一个前提,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变化,没有一个新的教育理论的创新,没有一个新的队伍,没有一个新的文化,这个转型就不能够实现。这个我的发言,请大家批评,谢谢!

  (此文根据刘复兴在首届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50人圆桌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来源: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50人圆桌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