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群体来源结构转变和新兴精英群体登上历史舞台往往被视为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相较于社会革命，以精英群体构成转变为基础的社会转型往往不易察觉，但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同样深远。因为它们往往能长期、深入地改变社会整体的运行机制与文化，促成根本性的社会变化。因此，理解新精英群体及其形成机制对全面认识长期历史演变和社会发展可能更为重要。随着教育尤其是高等／精英教育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以及后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发展，教育精英已与权力精英、财富精英并列成为三大精英群体。与西方教育精英群体新近勃兴不同，中国教育精英群体历久弥新，其长期历史发展的经验或对探讨政治、财富和教育三种精英系统的关系及影响具有特殊价值。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梁晨等学者运用李中清-康文林研究团队的数据，具体论证1865年至今中国教育精英群体构成的阶段性演变，考察了中国精英群体尤其是教育精英来源在这段大历史中所经历的社会转型。
精英教育者家庭身份的变迁
1865年以来，中国教育精英的社会来源(家长职业)发生过多次显著变化，形成了特点分明的四个阶段：
1865-1905年为第一个阶段，官员与科举成功者子弟成为了教育精英的垄断者，帝制中国教育与科考成为个人、家族实现向上社会流动或保持社会高阶层地位的关键
1906-1952年是第二个阶段，商人和专业技术人士等新职业群体代替传统官员群体，在教育精英的家长职业中占据明显优势。教育精英家长职业的结构性转变是国家与社会对知识、学术和才能的定义与价值取向转变的后果
1953 – 1993年是第三个阶段，工农或无产者子弟成为新的教育精英优势群体。这种转变的发生显然与国家政策转变，即对原先社会中上层的打压和下层的扶植措施有密切关系
1994 – 2014年是第四个阶段，有产者和工农无产者子弟混杂，但有产者子弟的优势逐渐显现，因为“自主招生”的新制度对具有文化资本优势或有产者家庭子弟更为有利。
教育精英来源地的变迁
精英教育的选拔标准、考试内容等一旦发生变化，不仅对教育精英的家庭来源有深刻影响，还会改变教育精英的地理来源。在“解额制”（均衡进士名额在各省的分布）的作用下，清代官员的地理来源结构相对广泛和稳定，结构性变动甚少。自洋务运动到晚清新政，随着科举制废除及“西学”代替“中学”成必然之势，教育精英的地理来源逐渐呈现出向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与以北京为中心的直隶三区域集中的趋势。
民国以后国家对精英教育系统的掌控程度有所降低。统一的考试标准、内容和招考组织的缺乏，使得教育精英的地理来源呈现出与晚清大不相同的局面。学生的地理来源普遍地呈现出压倒性的区域化特征，高度集中于学校的驻地省区及周边邻近地区。
1952年以后，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系统重建，新的大学统招统考制度得以建立。这一时期，大学因隶属机关的级别、性质等不同，招生范围也不同，或全国招生，或侧重某些大行政区、省份，或被限定于省内招生。与晚清和民国时期相比，这一时期国家模式的生源省级名额配比要均衡和稳定很多；地方模式学校驻地尽管有优势，但范围覆盖更全面，薄弱地区学生比例有了很大提高。
最近20年来，随着大规模院系扩招政策的出台以及近10年来以自主招生为标志的各种高招方式、方法的改革，中国教育精英的地理来源再次出现了转变，1952年以来的较均衡的全国性模式出现了松动，一些地区正逐渐从北大原有的国家模式中弱化，甚至消失。不过，2014 年后自主招生政策受到质疑，出现了较为严格的限制，今后是否会出现新的模式，还有待观察。
多角度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教育精英
中国与西方社会背景大不相同，政治体制和文化历史大异其趣，但财富等不平等加剧是中西方社会面临的共同困境。尽管面临相同的社会困境或难题，但至少这一个半世纪以来双方教育精英来源的实际状况全然不同。在中国教育精英经历上述四个阶段、不断改变社会来源主体并维持多样性的同时，西方精英教育长期为财富所有者所垄断。这种背景与效果的异同实际上蕴含着深刻和关键的制度因素和社会影响。在西方，客观考试下的贤能统治的机制较新且影响有限，长期以来社会精英身份遗传性强、阶层相对固化，社会精英来源的结构性转型更加困难，若非通过大规模吸纳人才移民等其他机制，社会活力必然有限。而中国在近代以来虽然主流知识体系和教育内容基本按照西方标准进行了改造，但客观考试和强调“贤能统治”的体制却得以保留下来，使教育精英的社会转型得以实现重复变革。
介绍文献
梁晨, 董浩, 任韵竹, & 李中青. (2017). 江山代有才人出——中国教育精英的来源与转变 (1865-2014). 社会学研究(3), 48-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