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卫东 郭三伟 | “双减”格局下的中小学课后服务:主要形势与重点任务



  作者简介

  付卫东(1973- ),男,湖北浠水人,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学部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政策与规划、教师队伍建设研究;

  郭三伟(1996- ),男,安徽界首人,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经济学、教育政策研究。

 

  摘要:开展中小学课后服务,是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帮助家长解决按时接送学生困难的重要举措。近几年来,我国中小学课后服务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也存在不少短板与不足。“双减”格局下,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课后服务,提高课后服务质量成为了新的目标导向。课后服务与其他环节相联动,教育信息化2.0也给我国课后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特提出制定和完善课后服务实施细则、建立健全课后服务体制机制、加强课后服务师资队伍建设、因地制宜丰富课后服务内容和形式、推动课后服务均衡发展、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等建议。

  关键词:“双减”政策;课后服务;主要形势;重点任务

  开展中小学课后服务,既有助于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帮助家长解决按时接送学生困难,也有助于进一步增强教育服务能力、使人民群众具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1]。自2017年3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以来,中小学课后服务在我国全面推开。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要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和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2]。新形势下,分析中小学课后服务面临的主要形势,明确中小学课后服务面临的重点任务,对于提高课后服务质量,有效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以下简称“双减”),提高学校育人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一、“双减”政策颁布前中小学课后服务取得的成绩与不足

  (一)中小学课后服务取得的主要成绩

  “双减”是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3],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本文以“双减”政策的出台为时间节点,将中小学课后服务划分为“双减”政策出台前的“普及与巩固”阶段和“双减”政策出台后的“提质与增效”阶段。“双减”政策出台前,在教育部《指导意见》的部署下,各地对课后服务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其一,困扰广大家长的“三点半难题”得到基本解决。“三点半难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到特定阶段必然产生的困扰家庭、学校与政府的社会问题。针对这一难题,各地积极探索实施课后服务,并出台相应规定,将课后服务结束时间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相衔接,有效地缓解了家长接送焦虑。其二,学生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得到明显加强。通过积极开展课后服务,学生可在教师指导下更好地完成课后作业,并且参与一些体育、艺术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这有效减轻了学生学业负担,使学生身体得到锻炼、心灵世界得到丰富,德智体美劳得到全面发展。其三,学校育人水平和服务能力得到明显提升。中小学校是开展课后服务的主渠道。广大中小学校在探索和实施课后服务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在管理、人员、场地、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做好做强课后服务,推进课内教育与课后服务协调发展,并积极承担社会职责,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学生和家长课后需求。其四,课后服务体系初步建立。各地在教育行政部门的统筹安排下,对课后服务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在课后服务经费保障、成本分担、人员配置、内容和形式安排、利用社会资源等方面既形成了某些统一明确的共识,也因地制宜探索出了符合本地实际的特色模式,推动课后服务体系在我国初步建立起来。

  (二)中小学课后服务存在的短板与不足

  由于历史、传统、体制、地理等原因,我国中小学课后服务还存在着一些短板与不足。其一,课后服务实施缺乏具体明确的细则。自教育部2017年印发《指导意见》以来,课后服务在我国实施已有四年之久,各地在探索和实施课后服务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也遇到了一些较为棘手的难题,亟待国家层面制定出台更为完善且具体明确的课后服务实施细则或方案,尤其是要完善相关的配套政策。诸如教师课后服务劳动量的计算、校外师资聘任管理等课后服务配套内容的缺失限制了学校课后服务的开展[4]。“双减”政策实施后,各地各校更需制定或完善符合本地本校实际和凸显本地本校特色的课后服务细则。其二,课后服务体制机制不健全。这主要表现在:课后服务经费保障问题突出[5];尚未建立有效的课后服务管理制度和评价体系;缺乏完善的学生安全保障体系。其三,课后服务师资问题突出。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负担加重[6];部分教师参与课后服务却难以获得应有的权益;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专业性不强。其四,课后服务内容不够丰富。部分学校课后服务主要沿袭作业辅导,兴趣类活动较为缺乏,内容较为单一[7];课后服务内容缺乏整体性与关联性,显得杂乱无章;对线上课程和资源的挖掘与利用不够。其五,课后服务城乡发展差距较大。与城市学校相比,农村和偏远地区学校在课后服务所需硬件设施、软件资源、师资配置、经费保障等方面都有着较大的差距。旺盛的课后服务需求与长期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使得我国农村地区课后服务问题愈发严重[8]。其六,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尚未有效建立。部分地区和学校课后服务实施主体较为单一,较少考虑激发和调动家长的积极性,较少引进社会力量参与课后服务。

  二、“双减”格局下中小学课后服务面临的主要形势

  (一)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课后服务

  为有效缓解社会关切的“三点半难题”,增进教育民生,解决部分地区中小学课后服务没有开展、服务机制不健全、服务行为不规范等问题,2017年3月,教育部印发了《指导意见》。《指导意见》从中小学校主渠道作用、服务原则、服务内容形式、学生安全、经费保障等方面对中小学课后服务作出了详细部署。这是历史上首次由国家层面作出的课后服务具体安排,体现了党和政府对课后服务的高度重视,标志着课后服务进入到一个规范发展的关键时期[9]。2017年9月《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中再次从建立健全课后服务制度、探索实行弹性离校时间、提供丰富多样的课后服务等方面对课后服务进行了有关阐述[10]。2018年12月,教育部等九部门颁布《关于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明确把开展课后服务作为减轻中小学生负担的一条重要措施,并就如何做好支持保障工作提出了要求,也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课后服务的重视。为了更好地减轻学生负担,构建教育良好生态,有效缓解家长焦虑情绪,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双减”《意见》。《意见》中对课后服务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把课后服务摆在落实“双减”的重要位置上,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做优做强课后服务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为进一步开展课后服务指明了前进方向,标志着课后服务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期。

  (二)提高课后服务质量成为新的目标导向

  “双减”政策颁布后,课后服务被寄予了较高期望,逐步从普及巩固阶段转向提质增效阶段。据统计,截至2021年9月22日,全国10.8万所义务教育学校中,96.3%的学校开展了课后服务,85%的学生参加了课后服务[11]。这些数据表明,在中央“双减”政策的要求下,我国课后服务普及率已达较高水平,但仍有待进一步提升。当前,在关注课后服务普及与巩固的同时,社会各界尤其是广大家长更为关注课后服务的质量。广大家长最为关心的三个方面是学生的人身安全、课后服务内容安排和课后服务效率[12]。可见,除了安全问题外,家长们更为看重课后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提高课后服务质量,既是为了遵循《意见》的要求,也是为了更好满足广大家长、学生和学校的需求。首先,《意见》明确提出,提高课后服务质量。其次,从家长及学生的角度来看,家长和学生是课后服务的最直接受益群体,自然会对课后服务质量给予更多的关注和要求。第三,“双减”政策实施后,学科类校外培训受到大幅压减,广大家长和学生的校外培训需求得不到满足,必然会考虑转向参加由学校提供的、更为便捷的课后服务。这为政府和学校做好课后服务和有效降低学生校外培训需求提供了良好契机。第四,从学校角度来看,提高课后服务质量,有助于推进学校课内教育和课后教育一体化,进而整体提升学校育人水平和教育服务能力。

  (三)课后服务与“双减”其他环节相联动

  “双减”是一项涉及广大家长和学生切身利益的系统性工程,课后服务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双减”,减的是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增的是课后服务水平和课内教学水平。“双减”格局下,必须树立系统观念,推动课后服务与其他重要环节相联动,共同提升治理水平。具体包括:

  其一,推动课后服务与减轻学生作业负担联动。作业辅导是课后服务的首要职能。通过在课后服务期间指导学生在校内基本完成或完成大部分书面作业,为部分学有困难的学生提供个别辅导与答疑,能有效提高学生作业完成质量,进而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

  其二,推动课后服务与校外培训治理联动。课后服务与校外培训治理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一方面,扩面提质,做大做强课后服务,增强课后服务对家长和学生的吸引力,有效满足因校外培训缺失而带来的家长和学生多样化需求。另一方面,坚持公益导向和公平导向,深入开展校外培训乱象整治工作,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为广泛开展课后服务营造良好氛围。

  其三,推动课后服务与“五项管理”联动。2021年1-4月,教育部分别就中小学学生手机、睡眠、读物、作业、体质管理(简称“五项管理”)印发专门通知并作出具体规定[13]。“五项管理”可以说是落实“双减”工作的一项具体抓手。开展课后服务可有效助力“五项管理”落地实施。课后服务中的校内午休托管服务可助力学生睡眠管理;课后服务中的作业辅导可助力学生作业管理;课后服务中的体育活动可助力学生体质管理;课后服务中的自主阅读可助力学生读物管理;课后服务中的艺术、科普、社会实践活动等可以有效降低学生对手机的依赖,助力学生手机管理。

  其四,推动课后服务与课内教学、家庭教育联动。落实“双减”,最根本的还是要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开展课后服务可有效弥补课内教学在德、体、美、劳等方面的不足,推动学生全面发展,且课后服务期间,教师可发现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查缺补漏,补弱培优,进而改进教育教学,提升课内教学质量。开展课后服务有助于指导家长做好家庭教育工作。学校和教师应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和交流,及时向家长反馈课后服务期间学生的表现状况,做好课后服务与学生离校后的家庭教育衔接工作,指导家长科学合理安排学生从事一些家务劳动、亲子互动等内容,帮助家长提升家庭教育指导能力。

  (四)教育信息化2.0对课后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

  《意见》指出,做强做优免费线上学习服务。这为新形势下推进信息技术与课后服务的融合提供了方向指导。2018年4月,教育部印发《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标志着我国教育信息化从1.0迈入2.0时代[14]。该文件指出:“持续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促进两个方面水平提高。促进教育信息化从融合应用向创新发展的高阶演进,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教育全过程,推动改进教学、优化管理、提升绩效。”[15]这表明,作为教育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的课后服务也要主动适应教育信息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适应智能时代的新要求,2021年7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对推动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作出新部署,为新形势下推进课后服务与信息技术的融合提供了有利机遇。智能时代背景下,教育信息化对课后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主要包括:其一,要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实现课后服务优质资源共享,要系统设计和开发丰富优质的线上课后服务课程资源,并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免费共享,推动课后服务优质资源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其二,要提升参与课后服务师生的信息素养,要利用课后服务时间,开展一些有针对性的信息技术体验和训练活动,培养师生的信息素养;其三,要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优势,辅助实施各项课后服务内容,学校和教师在开展课后服务的过程中,要善于发现和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不同信息技术手段的优势,使其更好服务于课后服务质量提升。

  三、“双减”格局下中小学课后服务面临的重点任务

  (一)制定和完善课后服务实施细则

  开展中小学课后服务,实施细则要先行。首先,从国家层面来看,当前应鼓励和支持各地深入探索实施课后服务,待试点地区取得经验成效后,应对全国各地开展课后服务取得的典型经验和问题加以梳理总结,直面新形势、新问题和新挑战,及时更新和完善课后服务有关指导政策。课后服务政策的设计应立足于我国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这一实际,对农村课后服务给予更多关注和倾斜,可分类分专题对农村地区课后服务作出更为精准的安排和部署。应逐步完善课后服务配套政策,进一步明确课后服务性质定位、主体权责、成本分担等内容,使各地课后服务的开展能够更加有规可循、有规可依。其次,从地方政府层面来看,目前北京、上海、浙江、河北、宁夏、内蒙古、成都、南通、温州等省份或城市已陆续出台“双减”实施方案。其他各省或地区也应加快工作进度,按照《意见》要求,结合实际,尽快出台“双减”或课后服务实施方案。方案中应明确课后服务收费标准、教师报酬发放标准、教师课后服务工作量核算和绩效考核标准等内容。最后,从学校层面来看,学校是课后服务的实施主体,应结合校情制定和细化课后服务实施细则。具体来说,学校要通过问卷调查、与家长座谈或开家长会等形式,深入了解广大家长和学生的课后服务需求,同时摸排本校所具有的课后服务实施资源和条件,做到“知己知彼”。

  (二)建立健全课后服务体制机制

  建立完善的课后服务体制机制,是提高课后服务质量的关键举措。当前,我国中小学课后服务还存在着体制机制不健全的问题。为此,应做到:

  一是建立健全课后服务经费保障机制。根据公共产品理论,中小学课后服务应属于准公共产品的范畴,因此可以由政府和家长来共同分担课后服务成本。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应逐步加大公共财政对课后服务的投入力度,建立健全课后服务经费长效增长机制。《意见》也强调,省级政府要制定学校课后服务经费保障办法,明确相关标准,采取财政补贴、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等方式,确保经费筹措到位。鉴于课后服务的普惠性和公益性,为有效降低过高的家庭教育支出,建议有条件的地区可采取政府全额补贴的方式来保障课后服务经费供给,财政有困难的地区可在符合国家有关要求的前提下,适当向家长收取部分课后服务费用。但是,在面向家长收取服务费用前,应合理测算课后服务成本,与广大家长进行广泛协商,共同确定家长承担比例,尽可能把费用控制在家长可接受的范围内。对于部分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酌情减免服务费用。在经费保障方面,河北、广东深圳等地采取不向家长收取任何费用而全部由政府财政负担的方式,浙江金华、湖南株洲、四川井研县等地采取财政补贴和向家长适当收取费用相结合的方式,江苏则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由财政全额保障,财力确有困难的地方可将收费作为补充和辅助[16]。各地可根据实际财力情况,灵活采取财政补贴、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等方式。除了财政补贴和家长承担部分费用外,政府应广泛宣传课后服务的重大意义,营造良好氛围,鼓励社会、企业和个人捐赠,以此拓宽课后服务经费来源渠道。在经费的使用上,可将课后服务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专款专用,确保课后服务经费主要用于补助参与课后服务的广大教师和相关人员。要加强对课后服务经费的监督与管理,防止出现挪用、盗用等现象。

  二是建立健全课后服务过程管理和质量评估机制[17]。坚持对课后服务进行全过程管理,做好课后服务质量评估工作。在加强管理方面,学校应发挥其主体作用,主动作为,对本校课后服务的制度设计、具体实施、教师配置、经费使用、内容安排等方面加强全过程管理,竭力提升课后服务各个环节的质量。学校要建立健全课后服务管理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对课后服务开展情况进行检查和巡视,督促教师认真履行职责,防止课后服务期间出现教师讲授新课的现象。对于检查或巡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加以解决。同时,可定期邀请家长观看或参与学校课后服务,增强课后服务对于家长的吸引力。在质量评估方面,教育部门或学校要坚持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原则,加强对课后服务事前事中事后全方位的评价。为了提高评价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应提前制定课后服务质量评估标准与具体评价指标,指标的设计应注意吸收来自专家学者、一线教师、广大家长和社会人士等不同群体的意见。学校应协同家长、教师、学生等多元主体共同对课后服务质量进行评价,以提升评估结果的信度和效度。

  三是建立健全课后服务学生安全保障机制。学生安全问题是广大家长对学校开展课后服务较为担忧的问题之一。为此,学校应采取具体措施,切实做好学生安全保障工作。主要包括:其一,学校要制定课后服务安全预案,细化安全措施,适时开展安全演练,提高应对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其二,要切实做好课后服务与家长接送的有效衔接,要动态掌握每位学生在课后服务期间的位置和信息动态,使学生安全处在被关注的环境下。可利用信息技术手段辅助做好参与课后服务学生信息统计与动态管理工作,与家长建立有效对接,护送孩子安全离开校园。例如,江苏省南京市建立“弹性离校”智能管理服务平台,家长可通过移动端进行申请报名和即时获悉接送信息、了解孩子在校表现等,学校可通过平台进行学生报名登记、汇总分班、安排教师值班、报名点名、评价学生等[18]。值得一提的是,广大学校在做好安全保障的前提下,更应发挥好课后服务对于学生的教育功能,使课后服务有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三)加强课后服务师资队伍建设

  打造一批高水平、专业化和创新型的师资队伍,是提高课后服务质量的必由之路。当前,应切实采取措施加强课后服务师资建设。

  一是切实保障参与课后服务教师权益。各地区各部门各学校应认真贯彻落实《意见》有关要求,制定相关方案,明确相关标准,保障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在获取报酬、绩效考核、职称评定、奖励评优等方面的权益。建立课后服务经费监督机制,确保经费按时足额发放到每位参与教师的手中。各地区各学校应逐步建立课后服务经费补助公示制度,实行透明管理,坚决防止侵害教师权益的事情发生。教育督导部门应加强课后服务督导,重点督导经费落实情况,对于督导中发现的侵害教师权益的行为要坚决予以处理,并及时推动整改落实。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可建立和完善课后服务监督举报平台,设置举报热线,畅通问题反映和解决渠道,切实维护参与课后服务教职工合法权益。

  二是提高参与课后服务教师专业素养。广大在职教师是参与课后服务的主体力量,其具备的专业素养直接关系到课后服务的质量。当前,课后服务在我国的开展时间不算太久,有些学校可能在“双减”政策的要求下,刚开始实行课后服务,因此加强对于参与课后服务教师的培训至关重要。要健全培训机制,创新培训形式,科学合理安排培训内容,重点加强关于作业管理和活动课程设计、开发与实施的相关内容,以适应课后服务的需要。各师范院校师范专业也可考虑适当更新人才培养方案,融入课后服务相关内容,对师范生提前开展关于课后服务相关内容的专业训练与培养,鼓励实习生积极参与课后服务,在实践中锤炼相关专业技能。适应教育信息化2.0的要求,要培养和提升教师信息素养,指导教师科学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提高课后服务效率和质量。

  三是切实减轻参与课后服务教师工作负担。课后服务从其性质上来说不属于义务教育范畴,但却与义务教育关系密切[19],因此,教师参与课后服务所付出的劳动是一种额外劳动,这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教师工作负担。为此,要做到:

  其一,优化课后服务师资配置,拓宽师资来源。各地各校可结合《意见》有关要求,聘请退休教师、具备资质的社会专业人员或志愿者、非遗传承人等作为课后服务实施人员的重要补充,并按相关要求发放补助或报酬。例如,上海鼓励适当引入符合条件的校外人员参与学校课后服务,目前已有624所学校引入退休教师、社区公益组织、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等专业力量[20]。在聘请校外人员参与课后服务时,学校要注意严格把控资质要求,坚决防止存在师德师风问题、行为失范等人员进入课后服务。学校可统筹成立课后服务工作领导小组,由领导小组全面负责课后服务人员的聘请与管理工作。

  其二,探索实行教师“弹性上下班制”。学校要统筹做好课后服务规划,合理安排教师留守时间,因地制宜做好教师排班工作,实行弹性上下班制。

  其三,创新教师参与模式,灵活安排教师任务。各校可结合本校师资具体情况,灵活安排教师参与课后服务。例如,上海市静安区闸北第二中心小学试行“服务累进满额”机制,规定每位教师每学期参与课后服务总量不少于40个小时,且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在服务时间和服务内容上灵活选择和安排[21]。

  其四,给教师做“减法”,最大限度减轻不必要的其他负担。各学校要真正关心关爱教师,为教师“瘦身”,减少与教学无关的事项,减轻与教学无关的负担,助推减轻教师课后服务负担。

  其五,多途径加强对参与课后服务教师的慰问与奖励。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领导可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在课后服务一线默默付出的广大教师进行慰问与奖励,真正让教师感受到参与课后服务工作带来的幸福感。从细节做起,关心关爱教师,营造课后服务良好氛围。

  其六,探索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减轻课后服务教师负担。可充分发挥智能平台、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课后服务家长预约与信息管理、教师开展作业辅导和兴趣类活动中的作用。如山西省要求通过应用信息化、智能化、大数据生成作业、批改作业、反馈作业完成情况等来减轻教师负担[22]。

  (四)因地制宜丰富课后服务内容和形式

  当前,从我国各地开展的课后服务实践来看,“作业辅导+兴趣类活动”是主流的服务形式[23],不少地区在探索过程中也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服务模式,如福建泉州的“菜单式”模式[24]、上海静安区的“三段式”模式[25]。各地各校应从实际出发,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系统提供课后服务内容。例如,山东威海市通过指导各学校“一校一案”,因地制宜设计课后服务内容,进而构建起以指导作业、答疑辅导、特色活动等为主要内容的课后服务体系[26]。可探索实行相对稳定和动态调整相结合的内容提供模式,在保持课后服务主要内容相对稳定的基础上,结合开展的实际情况,对课后服务有关兴趣类活动进行增删,动态调整,以更好适应和满足学生的实际需要。需要指出的是,在课后服务内容的提供上,既不能搞所谓的“一刀切”,即不考虑实际情况采取同样的内容,也不能搞所谓的“大锅烩”,即不注重活动之间的联系,认为活动越多越好。各地各校应在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下,尽可能提供符合学生全面发展的兴趣活动。

  一是系统设计和开发课后服务课程。可建立由学校教师、专家学者、家长代表、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等组成的课程研发团队,系统设计符合儿童兴趣需要的相互联系又突出整体的课后服务课程。课后服务课程的设计应以促进学生素质发展为导向,注重课程之间的独立性与互补性。可立足于我国中小学的培养目标,系统设计指向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课后服务课程。我国著名儿童教育家陈鹤琴设计的儿童“五指活动”可为我们提供启示和借鉴。“五指活动”即儿童健康活动、儿童社会活动、儿童科学活动、儿童文学活动、儿童艺术活动[27],是一个各活动之间相互联系的课程整体。“五指活动”就像人的五个手指,共同构成了具有整体功能的手掌。这为学校设计和开发课后服务课程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二是引进社会力量和家庭力量丰富课后服务内容。学校不是开展课后服务的唯一力量,应注意积极利用社会力量和家长力量,以丰富课后服务内容和形式。学校可通过家长委员会邀请有意愿的家长或家长志愿者入校协助开展课后服务或担任某门课程的主讲人,并以劳务费的形式适当向家长提供一些支持,以便更好调动家长的积极性。学校还可与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甚至是街道社区、企业等校外活动场所合作,共同开发多样性的课外实践活动。例如,在利用社会资源方面,北京市西城区整合12家区属少年宫、科技馆等校外资源推行点“餐”到校课后服务[28];广东省广州市通过实行白名单管理制度探索以区为单位建立第三方社会机构引进和动态管理机制,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课程清单[29];辽宁省沈阳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探索引进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参与学校课后服务,提供赛艇、攀岩、编程、独轮车等校外资源供学校使用[30]。

  三是做优做强免费优质线上学习服务。线上课后服务资源可作为线下课后服务课程资源的有益补充。适应教育信息化2.0时代的要求,各地可充分利用国家教学和网络平台资源,辅助实施课后服务。师资力量雄厚、信息化建设水平高的优质学校要发挥更大作用,组建课后服务课程研发团队,并利用自身信息化优势,系统研发高质量的课后服务课程,并积极推动与农村和偏远地区薄弱学校资源共享,为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在开发线上课程资源方面,江苏省南通市动员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学科带头人等名师全员参与“慧学南通”线上课程资源开发[31];山西省长治市开通“空中云课堂”,遴选全市优秀教师录制高质量课程辅导视频,并利用电视播放和网络平台推送供学生自主观看[32]。国家层面应做好课后服务课程资源统筹工作,积极鼓励和支持各地研发优质课程,并做好遴选,将优质资源及时纳入国家资源库,供各校各学生免费使用。

  (五)推动课后服务均衡发展

  面对新形势下城乡课后服务存在较大差距这一客观现实,政府应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推动课后服务均衡发展。主要包括:其一,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和偏远地区学校课后服务的投入,重点向这些薄弱地区学校倾斜。在课后服务经费方面,应建立由省级政府统筹的财政补贴制度,由省级政府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统筹安排农村地区课后服务经费,并统筹确定课后服务成本家庭分担比例,确保农村和偏远地区经费筹措到位。其二,充分利用集团化办学的优势,助推薄弱学校课后服务发展。集团优质校要加强在课后服务师资、内容、硬件设施、活动等方面与薄弱校的合作,实现优质课后服务资源开放共享。可加快推进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努力缩小城乡学校课后服务差距。政府可统筹安排学校试点结对帮扶政策,由城镇优质学校定点帮扶农村地区薄弱学校,提升农村地区学校办学水平和课后服务质量。其三,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进行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缩小城乡教育资源差距。通过优质课后服务资源共享,农村和偏远地区学校学生也能免费享受到高质量的学习资源。其四,充分挖掘和利用农村本土资源。农村地区有着丰厚的传统文化、民间艺术、乡土活动等资源,且具有亲近大自然的天然优势,可作为学校开展课后服务的有效依托。农村地区学校要善于发现和利用这些乡土资源,设计和开发乡土课程,打造具有乡土特色的课后服务品牌。在保障学生安全的前提下,课后服务期间,学校还可带领学生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开展田野观察、户外鉴赏等科学探究活动,促进学生能力发展和素质提升。其五,通过“教师轮岗”政策可进一步缩小城乡课后服务差距。2021年暑假北京宣布在新学期正式启动教师轮岗政策,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教师轮岗政策的推行,有助于提升薄弱学校课后服务水平。可继续通过教育部门实施的“银龄讲学计划”、支教团等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提升乡村教师实施课后服务的素质和能力。

  (六)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

  “双减”格局下,推进课后服务提质增效,必须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学校作为课后服务的实施主体,应充分发挥其自身作用,主动加强与家长和社会的合作。主要包括:一是加强家校合作。学校要通过家长委员会、家长会等途径就课后服务的全过程与广大家长加强沟通与交流,倾听家长心声,更好改进课后服务工作。学校要健全家校合作机制,拓展家校合作路径,积极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打造家校合作新平台,指导家长提高家庭教育能力,做好课后服务与家庭教育的有效衔接。作为课后服务的直接受益者,家长也应积极转变教育观念,认识到“双减”政策下自己应肩负的责任,走出“课后服务交给学校,自己撒手不管”的误区,积极主动与教师联系,关心孩子在课后服务期间的成长和表现情况。二是加强学校与社会的合作。学校可与公益性社会组织、志愿服务团体等加强合作,拓宽课后服务形式。针对部分学生存在兴趣特长发展的需要,学校可在《意见》相关要求下,适当引入部分优质高效的兴趣类培训机构,与学校共同开展好课后服务工作。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退休人员这一群体可成为学校开展课后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经验丰富,时间充裕,是一支有待进一步开发和利用的优质课后服务队伍。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可积极与老年人协会、老年活动中心等机构或场所开展合作,充分发挥长者智慧和力量,助推课后服务提质升级。要在社会上加强舆论宣传,大力营造良好风气,构建有利于落实“双减”的良好环境,扭转过度宣传教育焦虑的不良风气。要通过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助推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服务于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