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申国昌，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
周璇，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教育史研究有望依托数字化抓手开辟学术发展新赛道。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数字化转型具有史料存储与检索便捷化、研究技术与过程科学化、研究方法与视野开放化、研究成果传播快速化的多元价值。中国教育史研究置身数字时代，与数字化转型遥相呼应，其具体内涵表现为数字资源突破史料局限、数字技术破除技术壁垒、数字化思维革新研究理路、数字出版拓展研讨平台、数字传播加速成果推广。为此，政府、高校及社会各界应加快建设多元化教育史数据库、推进数字技术与教育史研究相融合、提升教育史研究者数字素养、搭建教育史学术研讨数字平台、加速教育史研究成果数字出版，多渠道探索中国教育史研究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教育史研究;新文科建设;数字伦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次产业技术革命，都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数字化转型既是新时代赋予教育史研究的历史机遇，也是教育史研究回应“新文科”建设、“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数字中国”建设等国家战略的应有之义。目前，学界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议题，以及信息洪流背景下如何确保公众对教育历史知识的正确解读等派生话题探讨不足。因此，研究者应勇立潮头，从史料繁荣、技术升级、思维创新、传播革新等维度审视中国教育史研究数字化转型的多元价值;把握数字化赋能中国教育史研究转型中呈现的突破史料局限、破除技术壁垒、革新研究理路、拓展研讨平台、加速成果推广等具体内涵;从基础建设、技术赋能、人才培训、学术交流、知识服务等维度探索中国教育史研究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路径，擘画数字时代中国教育史研究破旧立新的发展蓝图。
一、中国教育史研究数字化转型的多元价值
数字化为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也为学术研究转型升级提供了崭新契机。数字化浸润教育史研究的方方面面，并在史料存储与检索、研究技术与过程、研究方法与视野、成果出版与传播等方面推动其进行数字化转型。
(一)教育史料存储与检索便捷化
“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史料的存亡完损、多寡正误，直接关系着研究的科学性与解释力。史料数字化正在改写教育史料易蒙虫蛀霉变、四散遗失之难的旧面貌。一手文献史料大多是极为珍贵的档案卷宗、古籍珍本，若随意传阅易造成史料污染、破损甚至丢失，所以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尝试探索“古籍电子化”，近年来更是加强古籍数字化与古籍数据库建设工作。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推进古籍数字化”。目前，我国已有3万至4万种古籍实现文本数字化。但由于古籍总数达20万种，因此尚有4/5的古籍资源未完成数字化转录，学界仍需重视以古籍数据库为代表的古籍数字化整理工作。数字化时代大量古籍材料被扫描并存储至数据库，在保护纸本古籍的同时方便了研究者借助网络阅读史料。
除保护史料原件，史料数字化还有利于推进史料由分散式收录转向集中性保存。此前，人们多以手工作业的方式抄写卡片、编排卡片式或书本式书目及篇目索引，其缺陷是耗时费力、不易复制、缺乏灵活性，易挂一漏万和以偏概全。尤其古籍史料与现代文献的分类方式存在差异，难以一一对应，研究者在手工分拣古籍史料时多会将其拆分，最终造成史料分散式收录的局面。数字时代，史料集中性保存成为新趋势，电子史料被快速、灵活、集中、完整地纳入数据库，几乎不会出现由史料拆分带来的史料遗漏、重复等问题。伴随着史料数字化程度的加深，相同主题的电子史料逐渐聚沙成塔，为教育史料检索工作提供了便利。
(二)研究技术与过程趋于科学化
在技术数字化之前，皓首穷经者因热爱古史研究易陷入故纸堆之困：一是在史料检索过程中耗费大量时间精力;二是沉湎于“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而不见史料间隐藏的线索;三是无意间依个人情感偏好取舍史料。这归根结底是由手工收集史料的繁复性和不确定性造成的。技术数字化能从节省史料检索的时间、挖掘潜在的有价值信息、提升史料提取的客观性等方面优化教育史料的检索与提取工作，使研究技术与过程趋于科学化。
数字时代，原本由手工检索需耗费数日乃至数月才能完成的工作量，在计算机检索技术的支持下，只需要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就可以完成。不仅如此，研究者还可以依据科研需要灵活更换检索条件，快速、精准提取与研究主题最匹配的资料。譬如，2023年，杜成宪、张月佳在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检索1978年至2018年3月的教育史著作、教育史学位论文及相关其他材料，从总体数量、研究时段、研究人物等方面梳理了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教育人物研究主要成果，快速生成、摹画出了中国教育传统和未来的核心教育家群体。
过往的史料提取工作难以鸟瞰某一主题下的史料全貌或基于大数据样本挖掘潜在的有价值信息，但这在数字时代却轻而易举——研究者既可以在数据库技术的支持下，借助中国基本古籍库、瀚文民国书库、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等平台广泛搜寻史料;也可以依托大数据挖掘与分析技术，从海量原始数据中发现隐藏规律。譬如，梁晨统计1952年至2002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学生学籍卡片信息，得出这期间工农等社会阶层子女数量逐渐在高等精英教育生源中占据相当比重的结论;又如，陈必佳、康文林利用清代缙绅录史学量化数据库及跨数据的外部连接，追踪官员仕途迁转路径并分析其群体性特征规律。
此外，李伯重认为，正确的史料并不等同于可靠的史料，指出有些学者在筛选史料时并无客观标准，仅凭借个人对某一历史话题先入为主的总体看法进行取舍。这违背了“论从史出”的学术规范，也会造成科研成果“失真”。在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基础上建立的大数据检索技术，不仅能节省史料检索时间并挖掘有价值的信息，还能有效规避研究者主观情感的干扰，按既定算法和检索条件对全体数据进行无差别筛选，增强教育史料提取及分析的可靠性。
(三)研究方法与视野更加开放化
“教育史学研究方法决定着研究工作的成败。”笔者在21世纪初曾指出，教育史学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下应拓宽视野、放眼世界，借鉴与引入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并创立教育史学的最新研究方法。数字时代，研究者亟须以更开放化的研究方法与视野回应学术界的新挑战。
此前，教育史研究者多遵循“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逻辑理路，采用文献分析法收集资料，以验证或推翻原有假设。其弊端是研究者在选取及分析文献资料时易受主观因素影响，且受制于史料的不全面性而难以保证结论的科学性。在巨量信息的冲击下，研究者的视野和格局得到拓展，不再仅仅满足于分析样本数据，而是期望在总体思维的引导下，对能检索到的全部数据进行总体分析。以教育交往史为例，研究者可以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生成教育家交往图谱，并基于图谱信息提取个(群)体间教育交往规律。
数字时代，各学科共建共享数据资源、彼此效仿研究方法将成为科研常态。史学界已建立专题数据库，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利用词频分析法、可视量化分析和语料库分析技术创新丝绸之路历史研究。教育史学界研究者“已经注重应用计量史学研究私立中学学费、建构民国时期教育发展指标、我国古代教育发展周期等问题，并得出了一定客观真实和独具创见的结论”。与此同时，近年来学界出现了诸如教育情感史、教育记忆史、教育交往史、海洋教育史等交叉研究新域，极大地推动了教育史研究跨学科的资源共享与方法互鉴。
(四)了解动态和成果传播快速化
科研成果的发布速度直接影响研究者抓取学术热点的速度。纸媒时代，科研成果多以纸张为载体，依托印刷出版物传递知识，存在出版周期较长、版面有限、信息滞后等不足。
数媒时代，科研成果以数字形式被收录进数据库、查收查引系统、学术会议网站等平台，具有实时更新且版面无限制等优势。以学术期刊为例，中国知网平台于2010年正式启动中国学术期刊优先数字出版，于2017年正式签署首批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CAJ-N)网络首发期刊。数媒时代的数字化成果可以借助互联网渠道实现大面积、精准化推送，研究者只要关注学术期刊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就能及时了解对应的热点议题。譬如，2023年11月17日，“教育史研究官微”向目标用户精准推送了《教育史研究》2024年22个重点选题;2024年1月5日，“教育研究微刊”也发布了2024年征稿的25个选题要点。此外，“官微”还会推送科研成果、会议通知、论坛资讯、讲座视频等内容，便于研究者快速了解学术动态。
自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历史学家。这与学术界研究视野下移以实现教育史研究从精英向民众过渡的愿景不谋而合。数字化催生出一批科普历史的自媒体从业者，以哔哩哔哩为例，很多历史类科普UP主(uploader，即上传者)都不是历史专业学生，但其视频科普效果极佳——“小约翰可汗”“安州牧”“沙盘上的战争”等UP主均有百万以上粉丝及数千万的视频总播放量。他们传播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教育历史知识，将教育历史成果的教化价值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二、中国教育史研究数字化转型的基本内涵
在数字资源、数字技术、数字化思维、数字出版及数字传播等数字化要素的覆被下，教育史研究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其数字化转型呈现出突破史料局限、破除技术壁垒、革新研究理路、拓展研讨平台、推广研究成果等基本内涵。
(一)数字资源突破研究史料局限
研究资料匮乏是制约教育史研究者对某一问题进行深层次研究的最主要因素。20世纪末以来，我国便重视加强数字资源建设，目前已基本建立起数字资源整合与共建共享体系。数字资源正在突破研究史料的类型与数量局限，使四方信息悉数聚于一处，供研究者使用。
一方面，数字化推动当今社会进入一个视觉图像资源丰裕且迅速膨胀的时代，视觉类史料被纳入教育史研究范畴。研究者受以数字形式存在的文字、声音、图像等数字资源的启发，意识到治学不必拘泥于文本史料。2023年，教育科学出版社推出丁钢的《可视的教育——一个图像教化传统》一书。该书从风俗画、讲学图、屏风图像、耕植图等图像史料入手，展示了传统教育与教化的世界，是教育史学界关注图像史料、突破史料类型局限的重要例证。
另一方面，数据库可为研究者提供获得丰富研究史料的方便路径。由北京大学联合国内外高校图书馆建设的高校古文献资源库“学苑汲古”，截至2018年9月，已包含元数据68万余条、书影28万余幅、电子书8.35万册。其他如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华经典古籍库、瀚堂典藏古籍数据库等也收录了丰富的数字资源，研究者可以获得难以计数的历史资料，极大地突破了纸媒时代史料数量的局限。
(二)数字技术破除研究技术壁垒
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以前行不通而现在却可以进行的原因是数字技术的更新迭代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技术和方法，从史料收集、存储、考证、验证、分析到图表制作、图转文字、内容查重等，均可用数字技术解决。
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数据库技术发展至今，已破解了既往纸质史料占据较大存储空间、手工检索史料效率低下的窘境，支持大规模的教育史料存储及检索。科研人员借助扫描、数码拍照技术，可以将纸张转化为数码图像文件并建立存储丰富的图像资料库;借助光学字符识别技术及人工核对，可以建立用于检索人名、地名、书名、事物名等专门事项的全文检索资料库;借助数据库技术还可以建立各类量化数据库。
光学字符识别是一种计算机自动输入技术，该技术改变了手工记录史料的方式，支持自动提取教育史料。以往研究者在阅读史料时需要制作资料卡，不仅费时费力，还难以保证数据的全面性。数字时代，研究者在读秀学术搜索、超星发现系统、皮书数据库等数字平台在线阅读电子史料时，可利用光学字符识别技术一键提取选中范围内的所有文本信息，迅速完成图片转文字，大大提升了摘录教育史料的效率。
文本挖掘、引文空间(Citespace)等大数据挖掘与分析技术同量化数据库相互配合，改写了既往史料分析范围有限且难以发现隐藏信息、研究结果拘泥于文本形式等局面，支持大规模的数据分析与多样化的数据呈现。文本挖掘的核心理念是计算某个特定词语在文献资料中出现的频率，帮助研究者从海量文献中发掘规律。例如，有研究者在“爱如生”制作的《明清实录》电子数据库中以“学堂经费”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此关键词在光绪、宣统时期出现71次且均出自相关奏疏、上谕，进而得出筹措教育经费是晚清一项重要政务的结论。引文空间是一款引文分析软件，能够生成可视化的科学知识图谱。譬如，李先军以Web of Science为数据源，对2000年1月至2022年9月发表于国际教育史领域的六本期刊的文献进行分析，并绘制国际教育史领域研究的知识图谱，挖掘出国际教育史研究的热点主题、演变特征，预测了未来教育史的研究前沿主题。此外，研究者可以利用大数据挖掘与分析技术和量化数据库的配合，从既有史料中挖掘新史实。
(三)数字化思维革新研究理路
数字化浪潮不仅促进了资源拓展与技术升级，还推动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变革。“新文科”研究者正在重塑知识架构与思维方式，在数字化思维的牵引下破除样本思维、精确思维、因果思维等思维定式并革新研究理路。
此前，由于没有高效的数据处理工具，人们只能有针对性、代表性地选取部分数据进行研究。今日的研究者可以突破样本思维的限制，关注并分析与研究议题相关的大规模数据，研究理路从“管中窥豹”转向“眼观六路”。譬如，有研究者基于“战时留学生数据库”，利用量化史学的方法，对全面抗战时期的出国留学生在1943年前后两个不同阶段的群体特征进行对比分析，描摹出两类留学生群像。
数字化思维在强调数据总体性的同时弱化了对数据精确性的执着。迈尔-舍恩伯格(Mager-Schonberge)认为，我们不再需要那么心某个数据点对整套分析的不利影响，应接受纷繁的数据并从中受益。教育史研究者素来重视考证史料真伪，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所谓的“伪”史料也有被研究的价值。葛兆光就曾指出，“伪”本身也是一种“真”，它在被人为构造时流露了真实的心情。数字时代，研究者正在突破“精确思维”的限制，以容错的心态接纳争议性的史料并分析其存在的原因与价值，研究理路重视从纷繁史料中挖掘有价值信息。
由于数字时代的数据总量过于庞大，解读所有数据集之间的因果关系不太现实，加之数字技术为相关关系研究提供支持，因此研究者可以尝试关注某一历史时期内同频共振的事物，促进研究理路从叩问因果答案转至探索相关关系(尤其共变关系)。譬如，民国儿童电影与儿童玩具均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得到发展，相似的走势启迪研究者思考与之相关的第三种现象是否是儿童教育，并探讨今日儿童教育是否可以借助儿童电影、玩具寓教于乐。
(四)数字出版拓展学术研讨平台
数字出版是指利用数字技术对作品内容进行编辑、加工，并以数字化方式传播数字化产品的新型出版业态。数字出版具有出版时效快、产品形态多元、传播渠道广泛等特质，能从多个维度拓展学术研讨平台。
其一，数字出版的时效快，为学术界提供了实时性的学术研讨平台。以数字期刊为例，学术期刊编辑部可以依托中国知网、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实时发布重点选题，并将相近主题的学术成果统一进行数字出版。
其二，数字出版的产品形态多元，为学术界提供了非正式的学术研讨平台。目前，学术出版机构已经开发了App、小程序、电子书、数字课程、专业数据库等数字产品。研究者在阅读电子书时能预览书评、共享笔记;在中国大学慕课、学堂在线等平台观看数字视频时，能在讨论区互动交流。多元化的数字出版物共同营造了轻松的学术研讨氛围，研究者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发送弹幕、点赞评论、转发订阅、留言提问等方式进行非正式的学术交流。
其三，数字出版的传播渠道广泛，为学术界提供了跨时空的学术研讨平台。目前，数字产品几乎可以搭乘5G网络传播到世界各地，不同地域的研究者可以利用网络传输数字资料，实现跨时空交流。以某书馆App为例，研究者既可以在该平台上传图书资源，也可以借阅所需资料，在互通有无的过程中实现跨时空的资源置换与观点交流。
(五)数字传播便于研究成果推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依托数字媒体，教育史成果可以穿过大学之高墙，跨越国别之界限，自上而下、由内向外地传播中华优秀教育历史文化。
数字时代，网络阅读群体的数量逐年递增，网络式的全民学习型社会正在逐步形成。以往由科研单位独享的知识资源正在向社会开放，普通民众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微信读书App等渠道获取教育历史知识。以微信读书App为例，截至2024年9月，该App存有28 000余本历史类书籍，6 000余本人物传记类书籍。其中，孔子、王阳明、苏格拉底、卢梭等教育家传记及《论语》《爱弥儿》等教育名著均面向所有读者开放，教育历史知识正在走向千家万户。
数字传播不仅有利于中国民众了解中外教育历史知识，还便于世界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教育故事。2011年，有研究者对日本、黎巴嫩孔子学院的中国文化传播效果展开调查后发现，大众传媒(尤其是影视音乐)已经成为汉语学习者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近年来，海外孔子学院利用影视对外进行文化传播并取得了有效成果，这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孔子学院选择的中国影视作品注重表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人物事件及当代中国生活。此外，我国网民也可以借助数媒向全球网民介绍中华优秀历史文化，将恢弘的中国教育史讲给世界听。
三、中国教育史研究数字化转型的多维路径
“受智能化、万物互联可计算影响，人类文明已然蝶变升级至数字文明阶段。”数字化转型直接牵引着教育史研究的破旧立新。社会各界应从基础建设、技术赋能、人才培训、学术交流、知识服务等维度出发，多渠道推进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数字化转型。
(一)基础建设：加快建设多元化教育史数据库
“古之人为史，未有无所资而能成者也。”近年来，我国建成了一系列人文社会科学专题数据库。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网站中，以“数据库”为关键词在“项目名称”中进行不区分学科的检索后可得到图1，但在“教育学”学科分类下检索却无果(检索日期为2024年10月4日)。为此，政府及社会各界应加快建设教育历史人物数据库、教育史专题数据库及教育史量化数据库。
首先，国家应加快建设具有教育史学科特色的教育历史人物数据库。“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收录了大量历史人物的姓名、籍贯、职官、亲属关系、社会关系等生平信息，对于特定历史人物的个案研究有极高参考价值。但“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的大部分数据属于唐代至清代，且未系统性录入家谱信息，因此对教育史研究的助益有限。为此，国家应将古今中外的教育人物进行统一建档，使研究者可以在横向维度上全览古今中外教育家的思想主张及实践活动等信息，在纵向维度上厘清各路教育思潮自古至今被中外教育家加工、批判与承继的脉络，在空间维度上鸟瞰并绘制教育历史人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及活动轨迹图谱。
其次，高校及研究部门应根据自身特色建设教育史专题数据库。专题数据库“主要通过构建规模化、语义化、深度标注的数据基础支持一些新颖的研究思路，辅助学者社群发现偶然性知识，进而依赖社群的研究素养将其演化为正式的学术问题”。换言之，专题数据库不仅有聚合资源的功能，还具备发现潜在问题的属性。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结合自身优势，收集了晚清以来有关黄炎培的资料，并构建了集学术研究、社会服务、专业资源服务于一体的“黄炎培研究专题数据库”，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便利。其他高校也可以结合自身优势建设专题数据库。
最后，研究团队可以依据实际能力建设相关教育史量化数据库。2003年起，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依据学生学籍卡建立了本科生信息电子数据库。南京大学梁晨等人的团队将1952年至2002年两校共15万本科生的学籍卡信息进行编码并得出一些新发现，使学界认识到建设量化数据库的重要性。2014年前后，李中清、康文林研究组从大规模缙绅录文献着手创建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并将其与题名录、朱卷等史料构建的量化数据库进行匹配，结果发现数据匹配成功率较高且能服务于相同主题的研究。由于“量化数据库的建设与研究能有效地实现对大规模、连续性史料的分析，促进多种史料或史料库的相互链接，利于开展群体性、长时段和合作化的历史研究”，因此有能力的学术团体可以尝试构建教育史量化数据库。
(二)技术赋能：推进数字技术与教育史研究相融合
技术是赋能教育史研究革新的重要动力。郭文革提出：“每一次媒介技术创新，都为历史研究(以及其他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记录、表达和传播手段。”在大数据时代使用新的研究工具是媒介技术变革的必然选择。社会各界应通过宣传数字技术的正向牵引功能、增加数字技术开发的资金投入、依据研究诉求改进数字技术等渠道推进数字技术与教育史研究相融合。
从数字技术的认可度来看，目前部分研究者仍对数字技术持怀疑态度，唯恐过于依赖数字技术会削弱教育史研究的人文性。适度宣传数字技术的正向牵引功能，可以帮助研究者悦纳数字技术。譬如，2022年，北京大学的“数字与人文”年就以“科技为人文赋能，人文为科技赋值”为宗旨，倡导现代科技与人文精神融通互惠，从认知层面肯定数字赋能的价值性。
与此同时，政府应增加数字技术开发的经费投入。20世纪末，陈洪澜就指出，我国古籍电子化落后的主要困难是没有足够的投入。他曾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建立南宋历史文献数据库，并获得两万余元国家拨款，但资金不足以更新设备。今日仍有技术开发者感叹每年拿到的经费常常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反观建设成效良好的数据库，多半有充沛的资金支持。2005年年初，四川大学《儒藏》工程申请列为中国孔子基金会“重大课题”，并获得 300万元立项经费，短短5年出版总字数达到 7000万字;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于 2014年获得香港研究资助局的立项经费。可见加大经费投入是推进技术赋能的必由之路。
数字技术的应用要从学科特殊性出发，不能进行简单移植。教育史研者对数字技术的诉求集中表现在史料搜寻、识别、勘误及翻译等方面，关心如何检索全样本史料、识别污损字迹、辨认异体字、比对不同刻本之间的信息、识别繁体字等问题。因此，技术研发团队应与教育史研究者加强合作，基于研究者的实际需求改进新技术、开发新软件。
(三)人才培训：提升教育史研究者数字素养
数字素养已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竞争力，包括人们适应和融入数字时代必须拥有的利用数字信息技术的意识、应遵守的数字伦理道德规范及在数字化环境下解决现实问题应具备的一系列能力。高校应提升教育史研究者的数字伦理素养、数字技术素养及数字思维素养。
《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明确指出，要“加强科研伦理规范和监管，加强科研诚信教育”。由于“数据的获取、处理与运用涉及诸多数据安全和伦理规范”，高校应“完善数字伦理教育体系，制定数字伦理教育规划及实施方案”，开展数字伦理培训工作以提升研究者的数字伦理素养。一方面，高校需要规范研究者的史料提取操作，避免断章取义、篡改数据等学术不端行为;另一方面，高校应该规范研究者的写作过程，严禁利用ChatGPT生成论文，严格抵制剽窃、抄袭、伪造数据等学术造假行为。
2019年4月29日，教育部启动了“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以推进“新文科”建设。在此背景下，教育史研究者亟须提升运用数字技术解决问题的能力。一方面，高校可以通过优化课程设置、更新教学模式等渠道，提升学生运用数字手段开展教育史研究的能力。例如，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开设了文献检索与综述、论文写作、社会调查方法、定性研究方法、统计与测量等研究方法与技能类课程;山东大学采取“问题驱动 +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将问题研究与数字技术教学相结合。另一方面，高校也要对大学教师进行信息化教学技术培训和指导，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概言之，教育史专业师生均需要掌握必备的数字技能。
在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及数字中国战略背景下，科研工作者需要以更高阶的数字思维审视教育问题。高校可以通过构建数字孪生形态、建设数字教材、强化数字教学、重塑课程环境等途径，提升研究者的数字思维素养。教育史研究者长期浸润在数字教学、数字研讨环境中会潜移默化地形成数字思维，高校及教师不可急于求成，应徐徐图之。
(四)学术交流：搭建教育史学术研讨数字平台
争鸣有利于构建良好的教育史学术生态。目前，教育史学界期刊论文的研究主题多为传统课题，学界亟须搭建学术研讨数字平台，加强学术交流，以改写数字化议题关注度不足的局面。
21世纪初，曾有研究者指出，“争鸣之风在史学界历来较盛，而在教育史学界却偏少”。为此，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传统文化教育分会、比较教育分会等学术团体应积极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平台开展“数字化与教育史学”论坛或研讨会，邀请多学科专家共同探讨数字化背景下教育史研究的优势、困境、应对策略及未来趋势等问题，使多样异质的学术观点互相碰撞，构建充满张力的教育史学术生态。
此外，高校间可以联合建设集学术交流与资源共享为一体的数字平台。一方面，设有教育史硕、博研究生学位授权点的高校可以联合校内图书馆、资料室、出版社等单位共同搭建小型研讨平台，使研究者可以在平台上共享馆藏资料、交流学术观点、开展学术争鸣;另一方面，各省域内高校可以联合本省图书馆、档案馆及博物馆等文化机构，整合各馆藏的资源并形成大型研讨平台。例如，英国开发并利用在线服务系统“文化网格”(Culture Grid)，实现了英国国内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信息资源的一站式检索，在便利教育史料传阅共享的同时也促进了学术交流。
在学术团体及高校搭建的“正式”交流平台外，“Z世代”还创设了“非正式”交流平台。“Z世代”常常会在朋友圈转发最新成果的链接，在微信群分享学术期刊的重点选题或最新科研消息，在微博超话下讨论热门学术话题，甚至自发创建并运营公众号、视频号，分享科研经验或阐述学术观点。这种非正式交流可以加深新生代研究者对教育史学术内容的理解，聚拢有共同研究旨趣的科研人员进行学术争鸣，甚至可以推进高校、学术期刊及学者间的合作。
(五)知识服务：加速教育史研究成果数字出版
教育史研究成果以数字资源的形态重新回归到数字传播环节并发挥知识服务作用，既是教育史数字学术闭环的过程，也是中国教育史研究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路径。为此，出版社应从集约化出版、网络化传播、智能化服务等方面入手，加速教育史研究成果数字出版。
集约化出版能节省研究者搜寻同类型期刊的时间，更好地发挥知识服务功能。相比于集约化出版的高效性，“单兵作战模式”的单刊出版方式缺陷明显，不仅出版投入较高，还难以高效整合同类学术成果，不利于科研成果的集中抓取与快速传播。因此，出版两种以上期刊的编辑部，可组建期刊社并尝试集约化出版;同类型的学术期刊可通过跨校跨区联合办刊、组建出版公司、与数字平台运营商合作推出数字出版系统等方式探索更高层次的集约化出版。
网络化传播有利于打造“学术宣传窗口”并提升教育史的影响力。一方面，出版机构可以依托微信公众号创建适应手机、电脑等数字智能终端的阅读系统，并依托大数据信息采集技术向目标群体精准推送学术成果;另一方面，出版机构可以与高校、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合作，运用3D、VR、AR等现代信息技术，将地方高校的科研成果以及地方博物馆的馆藏资源以全景式、可视化、立体化的数字出版物样态呈现出来，使静态的教育历史转化为动态的育人资源。
智能化服务不仅可以满足研究者个性化需求，还可以牵引科研创新。数字化时代，人们期望依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获得“私人订制”般的智能化服务。出版机构应增强智慧服务能力，“以知识服务为中心，实现信息交流互动化和知识服务个性化，加大学术期刊与用户之间的黏性，通过智能化管理手段，做到快速反应、主动牵引以及创新发展学术研究”。总之，数字出版不仅带来印刷方式与文明载体的更新，还掀起知识服务的浪潮。
本文选自《教育史研究》2024年第4期第17—27页，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