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
作者简介：张炜(1981-)，男，湖北武汉人，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教育经济与管理、教师教育。E-mail:nightfire1023@126.com。周洪宇，现任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进中央常委、湖北省委会主委。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国家教育信息化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
文章来源：《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第6期，第121-129页。
摘 要：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中国教育指数(IEC)是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和教育治理水平监测、追踪和历史比较的重要工具。基于2021年版与2017年版IEC结果的常模参照比较发现：“十三五”期间(2016-2020年)，中国教育发展的整体势头向好，尤其是大部分中西部省区在教育软、硬实力建设、教育创新、教育生态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与省域头名(北京)的整体差距有所缩小;“十三五”期间中国31个省(不含港、澳、台)在教育法治、教育信息化、创造性教育产出等领域的发展卓有成效，而在教育投入、教育公平、中等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创新发展、大学生创业、教育生态等方面差距愈发凸显。分区域来看，东部、中部地区以及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等战略区域的发展势头较好，而东北和西部省区教育发展整体相对滞后。
关键词：中国教育指数;“十三五”;创造驱动;2021年版
▲周洪宇
一、指数说明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中国教育指数(The Index of Education in China，以下简称IEC)是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和教育治理水平监测、追踪和历史比较的重要工具。[1]IEC系列研究旨在通过常模(头名)参照性指数评价反映中国及其31个省域(港、澳、台除外)教育软硬件建设、教育治理和教育生态的发展情况。在指标体系上，IEC系列年度研究报告充分借鉴了经济合作组织的《Education at a Glance》、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Human Development Report以及中国上海、江苏等地区的教育现代化评估的有益经验，[2]坚持新时代教育“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采用德尔斐法(Delphi Method,DM)和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确定其指数权重。[3]
2021年版IEC是长江教育研究院自2016年首次推出《中国教育指数2015》后的第6个IEC年度研究报告。2021年版IEC通过指数化研究对2020年(部分财政类指标为2019年)全国31个省域教育治理能力及综合发展水平的全面、科学度量。2021年版IEC指标体系及其权重的基本情况仍沿用2019、2020年版IEC的指标体系[4]，其一级指标由教育发展指数、教育创新指数、教育绿色指数等三大指数构建;其二级指标由规模度、投入度、质量度、信息度、公平度、贡献度、创新度、创业度、创造度、健康度、生态度、法治度等十二个维度构成。除财政经费等因数据滞后采用2019年数据外，主体数据指标采集的时间截止于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版IEC指标体系及其权重详见表1。
表1 中国教育指数指标体系及其权重 (%)
基于“从起点看终点”的比较研究思路，通过将2021年版与2017年版IEC指数结果进行纵向比较，可反映“十三五”期间(2016—2020年)中国教育的整体状态和发展趋向。为了实现2021年版与2017年版的数据统计口径完全统一可比，本文以2021年版IEC的指标体系及其权重为参照标准，对2017年版IEC指标体系进行了相应调整：首先按照2021年版的标准，找到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公平度、贡献度、创新度等三个维度的三级指标及其观测指标设计——第一，在教育公平维度上，相较于2021年版，2017年版IEC在三级指标“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上缺乏观测指标“当年高考一本率”以及缺乏三级指标“学前教育入园性别公平”;第二，在教育贡献维度上，2017年版IEC在三级指标“科学研究贡献”的观测指标需要进行更新，即将原观测指标“公共财政预算中科研拨款”替换为“高等学校专利技术转让的实际收入”;第三，在教育创新维度上，2017年版IEC需要将三级指标“非学历教育发展”替换为“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发展”，并将原观测指标“(非学历教育)资格证书培训情况、岗位证书培训情况”替换为“校外教师与专任教师比、教学设备资产占固定资产值比”。紧接着，按照上述指标体系，对2017年版IEC的部分数据进行了重新采集、测算和验算。此外，为了保障数据比较与分析的准确性，本文将测算结果保留至小数点后三位。需要指出的是，IEC系列研究中的指数值大小反映的是测算省域参照省域头名的相对位置，[5]其历史数据的纵向比较主要反映教育发展过程中各省域与省域头名之间的相对位置和相对速度——指数值增长，则说明该省域在一定期间内相对于省域头名教育某维度发展的相对速度更快，其系统位置排序可能提升(也可能持平、下降);指数值下降，则说明该省域在一定期间内相对于省域头名教育某维度发展的相对速度更慢，而不是说明该省域教育发展出现倒退。
二、数据测算
表2、表3、表4是2021年版(2020年)与2017年版(2016年)IEC的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以及综合指数的测算结果(指数值及排序)。
表2“中国教育指数：发展指数”2016年与2020年的分维度(二级指标)指数数据比较
注：发展指数的指数综合值=规模度*0.15+投入度*0.15+质量度*0.20+信息度*0.15+公平度*0.15+贡献度*0.20。按照国家统计局2011年的划分方法，东部地区含京、津、冀、鲁、苏、浙、沪、粤、琼、闽10省(市);中部地区含晋、豫、鄂、湘、赣、皖6省;西部地区含川、滇、黔、藏、渝、陕、陇、青、疆、宁、蒙、桂12省(区)。长江经济带含沪、苏、浙、皖、赣、鄂、湘、渝、川、滇、黔11省(市)。#均表示均值，下表同。
表2“中国教育指数：发展指数”2016年与2020年的分维度(二级指标)指数数据比较
注：根据本研究Delphi Method和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确定的权重，中国教育指数(2021年版)创新指数综合值=创新度*29.70%+创业度*16.34%+创造度*53.96%;绿色指数综合值=健康度*55.00%+生态度*20.98%+法治度*24.02%。
表4 中国教育指数：2016年与2020年的整体(一级指标)指数数据比较
注：根据本研究Delphi Method和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确定的权重，中国教育指数(2021年版)的综合指数=发展指数*55.00%+创新指数*24.02%+绿色指数*20.98%。
三、数据比较及结论
第一，从起点(2016年)看终点(2020年)，“十三五”期间，IEC综合指数的全国均值增长了0.101;其中，发展指数的全国均值增长了0.083，创新指数的全国均值增长了0.197，绿色指数的全国均值增长了0.102——整体而言，近5年来中国教育发展态势良好，尤其是教育创新和创造对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拉动效应显著，而教育生态和教育可持续发展水平也在逐年改善。
第二，“十三五”期间，中国东部地区教育发展依然快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在中国传统经济区域中，“十三五”期间，东部地区IEC综合指数均值增长了0.201，中部地区IEC综合指数均值增长了0.109，西部地区IEC综合指数均值增长了0.029，东北三省则仅增长了0.002，反映出“十三五”期间，中国东北三省和西部十二省区教育发展相对滞后。从IEC的一级指标三大维度来看，“十三五”期间，东部地区IEC发展指数均值增长了0.112,IEC创新指数均值增长了0.638,IEC绿色指数均值增长了0.009，教育创新指数带动综合指数提升的势头明显;中部地区IEC发展指数均值增长了0.157,IEC创新指数均值增长了0.045,IEC绿色指数均值增长了0.120，教育创新发展略显不足;西部地区IEC发展指数均值增长了0.043,IEC创新指数均值降低了0.078,IEC绿色指数均值增长了0.194——其教育创新指数不增反降反映出西部地区教育发展缺乏创新动力;东北地区IEC发展指数均值降低了0.011,IEC创新指数均值增长了0.127,IEC绿色指数均值降低了0.036，反映出该地区教育发展维度不均衡，人口、投资、人才向南流失的状态已损耗到该地区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实力乃至教育生态。
第三，“十三五”期间，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区域的教育发展保持了良好态势。在国家战略区域中，“十三五”期间，京津冀IEC总指数均值增长了0.081，长江经济带IEC总指数均值增长了0.154。从IEC的一级指标三大维度来看，“十三五”期间，京津冀IEC发展指数均值增长了0.072,IEC创新指数均值增长了0.103,IEC绿色指数均值增长了0.157，其中河北的发展快于天津;长江经济带IEC发展指数均值增长了0.139,IEC创新指数均值增长了0.291,IEC绿色指数均值增长了0.099，其中东部的上海、江苏、浙江3省市主要依靠创新尤其是创造(产出、成果和应用导向的创新)驱动，中部和西部的其余8省市则主要依靠教育投入、教育信息化、教育生态改进推动教育发展。整体而言，长江经济带中的东部省市增长势头仍略优于中西部省区，其“创造驱动”教育发展的新时代发展趋向愈发明显。
第四，从中国省域发展的情况来看，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在IEC综合指数、发展指数、创新指数等维度的发展上普遍优于中西部省份。“十三五”期间，IEC综合指数值显著增长(增长大于0.150)的省份依次为：浙江(+0.421)、广东(+0.379)、上海(+0.357)、江苏(+0.356)、河北(+0.277)、河南(+0.195)、山东(+0.180)、江西(+0.163)和湖南(+0.156);IEC综合指数值及其排序有所下降(下降大于0.050)的省份依次有新疆(-0.157,-6位)、陕西(-0.076,-1位)、吉林(-0.072,-0位)、湖北(-0.059,-1位)和四川(-0.052,-1位)。从IEC一级指标三大维度来看，十三五”期间，教育发展指数提升幅度的Top5依次为：河北(+0.318)、山东(+0.273)、河南(+0.271)、江苏(+0.258)和上海(+0.246);降低幅度的Top3依次为：新疆(-0.137)、天津(-0.091)和海南(-0.057)。教育创新指数提升幅度的Top5依次为：广东(+1.493)、浙江(+1.396)、上海(+1.216)、江苏(+0.956)和福建(+0.698);降低幅度的Top3依次为：陕西(-0.746)、四川(-0.462)和湖北(-0.328)。教育绿色指数提升幅度的Top5依次为：西藏(+0.712)、江西(+0.476)、甘肃(+0.442)、青海(+0.351)和云南(+0.308);降低幅度的Top3依次为：上海(-0.246)、湖北(-0.162)和黑龙江(-0.136)。提升力分析显示：创新驱动的教育发展政策，生均教育投入持续增长，教育生态环境的逐年改善，以教育信息化助推教育质量与教育产出的提升等是上述Top5地区教育相对进步的主要原因。
第五，从二级指标之间各省发展差距的比较来看，2021年版与2017年版IEC的12个二级指标度的差距(全国均值、极大极小值)相对较小(全国均值大于8.500，极大极小值之比小于2)的有健康度和生态度，而差距相对较大(全国均值小于4.500，极大极小值之比大于3)的依次为贡献度、创造度和投入度(2020年则包含创业度)。纵向历史比较发现：经过5年的发展，2020年中国教育发展在教育法治、教育信息化、创造性教育产出(教育创造、教育贡献、教育质量)等领域的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省域间的教育发展水平差距有所缩小;然而在教育投入、教育公平、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体系创新、大学生创业、教育生态(教育行业经济待遇、中小学班额)等方面呈现出较为显著且正在拉大的教育发展水平差异的趋向。
第六，从质量度、信息度、公平度、创造度、生态度、法治度等具有现代化属性(现代性)的重要维度来看，在信息度、生态度、法治度等发展维度上，中、西部省区具有现代化后发的相对优势。“十三五”期间，在教育质量维度上，IEC值提升幅度的Top5依次为：山东(+0.970)、广东(+0.769)、江苏(+0.722)、河南(+0.670)和河北(+0.669);在教育信息维度上，IEC值提升幅度的Top5依次为：青海(+1.376)、西藏(+1.359)、宁夏(+1.303)、甘肃(+1.270)和陕西(+1.213);在教育公平维度上，IEC值提升幅度的Top5依次为：江苏(+0.592)、陕西(+0.148)、黑龙江(+0.024)、山东(+0.005)和北京(+0);在教育创造维度上，IEC值提升幅度的Top5依次为：上海(+1.492)、辽宁(+1.285)、广东(+1.282)、山东(+1.102)和云南(+0.677);在教育生态维度上，IEC值提升幅度的Top5依次为：江西(+0.501)、安徽(+0.242)、湖南(+0.237)、河南(+0.234)和青海(+0.144);在教育法治维度上，IEC值提升幅度的Top5依次为：西藏(+2.336)、甘肃(+1.588)、宁夏(+1.542)、河北(+0.975)和江西(+0.798)。
第七，从IEC二级指数的历史比较结果中出现负增长的特殊角度来看，教育公平维度(26个省份)、教育生态维度(20个省份)、教育法治维度(14个省份)等位列前三。如此大范围的省份出现IEC指数的负增长说明了相对于省域头名(北京)，全国有不少地区在教育公平、教育生态、教育法治等维度上发展相对缓慢和滞后。
整体而言，通过2021年版与2017年版的IEC指数结果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如下：第一，“十三五”期间，中国教育发展的整体势头向好，尤其是广大的中西部省区在教育软、硬实力建设、教育创新、教育生态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与省域头名(北京)的整体差距有所缩小。第二，中国各省在教育信息化、教育创造和教育法治等方面治理卓有成效，各省域与省域头名(北京)整体差距正逐年缩小;“创造驱动”与教育的产学研用一体化已经成为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第三，中国各省域间在教育投入、教育产出与贡献、教育创新与创业、教育公平等方面的发展依然参差不齐，省域间整体差距还有所扩大。第四，区域发展上，中国东部地区、京津冀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势头良好，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地通过教育创造与教育“投入—产出”端口的发力，进一步缩小了与北京在CEI指数值上的差距;中国中部地区发展势头较好，以河南、安徽、湖南、江西等为代表的中部省份在教育创造维度、教育生态维度、等方面持续进步，为“十四五”期间新时代中部教育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中国东北和西部的部分省区教育发展依然相对滞后，并在教育创造维度、教育投入与贡献维度、教育质量维度、教育创新维度、教育生态维度等方面与东部省市的整体差距还有逐年拉大的趋势。
四、“十四五”发展建议
“十四五”期间，全国及各省(区、市)应进一步贯彻“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教育强国”等国家教育发展的重大战略，进一步强化“分类推进、短板优先”的建设原则，推进中国省域教育更加公平、更有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
第一，坚持“创造驱动”与教育的产学研用一体化，坚持深入推进教育信息化发展，坚持质量导向和产出导向的教育发展原则。“十三五”期间，IEC指数的比较研究充分证明，中国教育发展在教育创造维度、教育信息化维度、教育质量维度、教育贡献维度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各省域间发展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从而形成了中国教育整体现代化发展的内在推动力量。东部发达省份间主要通过“创造驱动”与教育的产学研用一体化实现IEC指数值的整体提升;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则主要通过教育信息化硬件建设和教育创新创业发展来实现的IEC指数值的整体提升。上述成功经验进一步表明，“十四五”期间中国教育发展必须坚持走质量导向和产出导向的发展道路。
第二，在国家战略区域发展方面，进一步推进京津冀和长江经济带各省域一体化协同，尤其注重教育协同发展机制的建立。“十三五”期间，IEC指数的比较研究表明，京津冀和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区域发展趋向较好，战略区域内的教育欠发达省区的IEC实现了显著增长。下一步，应进一步建立战略区域内的教育协同发展机制，探索成立京津冀教育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和长江经济带教育协同发展研究中心，定期开展教育行政部门、教育智库关于地区教育发展经验交流和研讨，以研究促布局，以研究促协同，以研究促改革，以研究促发展。
第三，在省域发展方面，以建设教育强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等教育强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抓手，促进各省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研究机构提升对标意识、短板意识，切实提高自身的教育治理现代化水平。“十三五”期间，IEC指数的比较研究充分表明，各省在IEC三大指数和十二个教育维度的发展水平上参差不齐，且IEC指数值增长情况不一，反映出各省教育治理能力的差异还比较显著。“十四五”期间，各省应以建设教育强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等教育强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契机，为统筹和推进各项教育事业现代化发展的战略目标抓手，切实促进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研究机构开展对标研究、短板研究，充分提升自身的对标意识、短板意识，经过系统、科学、有针对性的研究，形成具有地方和区域特色的教育“分类推进”“补齐短板”策略，在战略决策、战略推进、战略实施和科学指导层面完善现代教育治理体系，提升教育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第四，在“分类推进”策略上，应重点建设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缩小义务教育乡村差距，推动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体系创新发展。由于高等教育位于教育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职能实现的产出端口，其质量水平的高低决定了教育整体质量及其产出水平的高低。“十三五”期间，IEC指数的比较研究充分表明：高等教育资源布局、质量及产出水平是实现IEC指数值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因此在“十四五”期间，国家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重点建设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此外，在义务教育方面，则应重点推进乡村教育振兴，尤其在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教师定向供给和有效补充、教育信息化资源支持和教学改革等方面进行创新和探索。在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体系建设上，应重点营造平等、和谐的发展氛围，推进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体系在发展理念、办学模式、专业发展机制(升学立交桥、职业培训与发展等)改革，实现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体系的创新发展。
第五，在“补齐短板”策略上，应重点改进教育公平、优化教育生态、推进教育法治。“十三五”期间，IEC指数的比较研究反映出中国教育发展短板主要集中在教育公平、教育生态、教育法治等维度。为此，应通过以下改革来实现“短板补齐”：首先，强化并系统保障乡村义务教育财政经费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城市和城镇地区;建立质量成本评价机制，确保乡村教育财政投入的科学精准;在此基础上，优化高等教育招生统筹机制，确保教育欠发达地区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相对公平。其次，优先保障和落实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政策目标，健全教育欠发达地区教师供给机制，严控班额。最后，应当深入推进教育部门“放管服”改革，积极推广法治指数的“余杭经验”[6]，推进教育法治量化指数与(质与量)混合式的研究与实践走向深入，从而为全面推进“依法治教”“依法治校”走向“共治”和“善治”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 高书国.教育指标体系–大数据时代的战略工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52-56.
[2] 张惠.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价指标发展新趋势[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48-72.
[3] 张炜，周洪宇.中国教育指数(2019年版)[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 (5):1-8.
[4] 张炜,周洪宇.中国教育指数(2020年版)解读[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 (6):1-7.
[5] 黄晓婷,韩家勋.浅谈标准参照与常模参照相结合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设计方法[J].中国考试,2019(7):44-50.
[6] 钱弘道,窦海心.基层民众的法治尊崇状况研究–基于余杭法治指数12年的数据[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2):15-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