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一
为什么要做这一套书?
这是一套没有任何研究基金资助的书，这是一套出版经费需要到处寻觅的书，这是一套整理起来极为费时费力的书，可是我们坚持了下来，用了三年时间做完了这套书，因为这是一种情结，一种情怀，或者更高层次来说，这是一种信仰。
说她是一种情结，那是我们这一批人都无法抹杀的中师情结。每每在教育活动中，遇到任何一所中师毕业的人，我们都会自然而然的叙起来，师兄师姐师弟师妹，我们不会去管是哪个中师毕业，因为中师这一特殊的学段已经消失，遗存下来的我们从内心里还在坚守。我们怀念中师，因为她已经不复存在，我们还在坚守，因为我们存在，中师的魂还有载体。1996年至1999年我在淮阴师范学校学习，后分配至农村小学任教。尽管短短三年，但中师培养模式和体系对我的影响是终身的，无论到哪里，我都为我是一个中师生而骄傲。2013年我到南京晓庄学院工作，作为曾经中等师范学校序列中的佼佼者，其前身南京晓庄师范学校的美好过往已成序章，可是我怀念着这一过往，我想记录下来，等我们这一批人消亡之后，为后人留一些历史资料。
说她是一种情怀，她又与我构想的学术体系建设密不可分。近年来，我筹划的教育记忆史研究日渐丰满，从理论研究到实践探索，从历史研究到现实研究，逐步构建起“学校记忆——教育记忆——文化记忆”的学术体系，最终直指文化自信这一目标的实现。我相继发表了《教育记忆史：教育史研究的新领域》《学校记忆的意涵、价值及其建构》《从政治影响到人性反思：教科书里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之场》《雨花记忆：区域红色德育课程体系的建构路径》等十多篇关于教育记忆的文章，以教育记忆为主题撰写的咨询快报获得了国家领导人的肯定性批示，在南京市雨花台区进行了区域红色教育记忆的实践探索，翻译了海外著作《学校记忆：教育史研究的新趋势》，与团队成员程功群合作完成《红色基因传承：雨花教育记忆的区域行动》，对团队成员杜京容合作申报获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教育记忆形塑青少年国家认同研究》，并拟进一步开展晓庄师生口述影像记忆研究。如今，这一套关于一代中师生集体记忆的口述史，填补了研究体系中的空白，真正实现研究体系的立体化、多元化。这也是我的一种学术建设情怀吧。
说她是一种信仰，那更是因为对陶行知先生的崇敬。2010年我赴华中师范大学拜入“当代教育名家”周洪宇先生门下求学，先生将其起家之学——“陶行知学”传授于我，我围绕这一选题完成了博士论文，出版了五本著作，近期又即将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我们花费十年之力完成的《陶行知年谱长编》四卷本。这套书历时十年，全书约180万字，无任何经费支持，全靠一种信仰在支撑。用洪宇师的话说，这算是我们献给陶公的一瓣心香吧。想想那些寒冬酷暑在武汉筒子楼宿舍熬出来的成果，不用信仰来表述恐怕也找不到更好的词了。当年撰写年谱长编时我时常在想，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写完年谱长编去了也值了。恐怕这就是信仰了。而如今，我想为晓庄留下更多的东西，这也成为了我做这套口述史的初衷之一了。
二
2021年是陶行知130周年诞辰，考虑到向陶行知诞辰献礼，并构建晓庄校友的集体记忆之场，我决定从2019年起启动南京晓庄师范师生口述史的采集、编撰工作。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九个坚持论”，我从立德树人、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和教师队伍建设三个点着手，设计了上中下三卷本的口述史，分别是《志谋专业坚师道》《扎根乡村办教育》《立德树人育陶子》。上卷访谈的全部是在专业发展中卓有成效的引领者，中卷访谈口述的全部都是扎根乡村的教师群体，下卷作为压轴主要访谈晓庄师范的老教师，每卷访谈人物为十位。
在完成总体框架设计后，我邀请黄孔融、丁涛、韩露露、陈诺几位一起组建了一支口述采访队伍。这支队伍均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参与过多部著作写作，也发表过多篇文章，具有良好的研究素养。同时还邀请了南京晓庄师范学校老教师田宁先生担任本书的顾问，请他在访谈标本遴选上给予建议。在田宁老师的建议下，三卷本的采访对象有以下几点考虑：一是要有年龄层次感，无论是老教师还是晓庄学子，因此，我们选取了40后、50后、60后、70后等不同年龄段的老师和学生。二是考虑晓庄学生代表的选择要有学科差异性，因此我们选取了语文、数学、美术、音乐等不同专业的毕业生。三是考虑到地域分布，我们访谈的晓庄学生遍布了南京11个市辖区，甚至还向全省迈进，访谈了盐城等地的毕业生。四是考虑到学习阶段的差异性，我们访谈的晓庄学生包括了全日制学生和进修班学生，其中全日制学生又分为三年制中师生、“3+2”制学生、大专班学生等不同类型。五是考虑到特殊性与一般性结合的问题，既有全国闻名的袁浩、杨瑞清等代表性专家，也有一些扎根乡村、默默奉献的晓庄学子。
基于以上的五点考虑，本套丛书不得不舍弃了很多晓庄优秀教师与学子，一是受制于访谈队伍有限，在篇幅上不得不压缩，在标本遴选上就只能舍弃;二是很多晓庄学子毕业后走上了行政岗位，虽然他们有些人甚至长时段在一线教学，但在本书策划开始后离开一线教育岗位，我们也不得不舍弃。甚为遗憾的是，在本项工作推进过程中，原本拟定采访的老教师，曾担任过晓庄师范学校书记的王桂芳，曾担任过校长的叶树明相继离世，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三
在本套书推进的过程中，根据各卷本不同，我为各卷采访者设计了不同的访谈提纲。结合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和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我认为本套书出版后应该成为所有晓庄师范学校师生的“记忆之场”，所以必须要找到所有人集体记忆的凝聚点，才能起到文化记忆的目的。
第一，聚焦集体记忆构建。文化记忆理论的创始人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需要通过文字、图像、舞蹈等客观外化物固定下来，因为“过去也不能被依原样全盘保留，过去正在这里通常是被凝结成了一些可供回忆附着的象征物”。所以，在口述访谈的过程中，我尽可能寻找集体记忆的共同承载点。我认为，在三年的学习生活过程中，跟学生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物质性载体必然是教室、食堂和宿舍，因此我围绕晓庄师范学校的标志性建筑物荷花池和大礼堂设计了一系列的访谈提纲，围绕食堂餐饮和宿舍管理设计了访谈提纲。事实证明，在口述过程中，谈及以上几处记忆之场时，受访者的谈兴明显增强，故事性也愈发明显，可读性更强。
第二，发挥图片档案作用。图片本就是扬·阿斯曼认为的文化记忆承载体，能唤起拥有集体记忆群体的历史回忆。在口述过程中，我们请口述者尽可能提供一些当时的老照片。除此之外，我们还借助南京晓庄学院档案馆、校史馆搜集了一大批晓庄师范时期的老照片，通过比对讲述者的内容，适度插入一些具有普遍性特征的照片，为读者呈现出图文并茂的文本。
第三，注重影像史料保存。本次口述访谈过程中，由于有一些年级较大的访谈人物，所以项目组在推进过程中，制定了部分人物的口述影像史料保存的方案，针对如袁浩、耿方珠、杨瑞清等人，特地组建了2人访谈小组，一人访谈，一人负责摄影和后勤保障。在访谈结束后，建立了影像史料数据库，将这些影像史料保存其中。
第四，注重口述抄本审核。口述访谈的抄本难免会存在记忆偏差甚至记忆错误的现象存在。结合周洪宇老师团队开展著名大学校长口述史的经验，我们对晓庄师生口述史的抄本进行了精确核对，尤其是涉及到具体人和事的情况，翻阅了学校档案馆的材料。同时，对部分著名校友的口述抄本，我们还借助他这些年的各种访谈，完善扩充了部分内容，最终由口述者亲自审核，完成文稿写作。
四
在这套书成稿的过程中，有很多人需要感谢。首先特别感谢我们的团队成员，黄孔融、丁涛、韩露露、陈诺。他们开车奔赴高淳、溧水、六合甚至盐城、淮安等地，不计酬劳不计辛苦，为的就是晓庄精神的传承。口述史看似简单，实际上整理口述材料的过程极为复杂。当事人讲了三个小时的口述，我们整理起来往往需要三百个小时甚至更多，在这一过程中，团队成员们对口述抄本进行了严格的审校，尤其是对一些人名、地名进行了反复校对，极为辛苦。这套书的出版凝聚着他们的心血。其次特别感谢田宁老师。当我提出丛书设想后，他帮我联系了我想联系的所有人，甚至我没想到的人他也会帮我想到，在核对人名地名及事件的过程中，我反复与他沟通确认，请他指导修改，甚至他还帮我找了很多老照片，解决了我们照片缺乏的问题。第三还要感谢南京出版社的朱天乐副总编辑，他很欣赏我们的这一选题，并鼓励我们冲击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虽然申报未获成功，但在这一过程中他参与指导我们，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最后特别要感谢的是南京晓庄学院党委，将我们这套书提升为陶行知诞辰130周年系列丛书，在出版经费上予以了大力支持，让我们的构想成为了现实，让这套书成为了真正的记忆之场。当然，这套书在成书过程中依然有很多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192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教授克伯屈来到晓庄，在演讲中他表示，“如大家肯努力，恐一百年以后，大家要回过头来纪念晓庄，欣赏晓庄!这就是教育革命的策源地。”时近百年，那时的晓庄已无处可觅，作为后人，我们应该为今日晓庄留下更多的历史记忆。希望这套书能够成为我们晓庄记忆丛书序篇，成为晓庄师范学校这一群体的记忆之场，凝聚人心的记忆之场，同时也为我们后面推出晓庄学院系列口述史、影像史做好奠基工作。
仅以此书向陶公130周年诞辰献上一瓣心香。
作者：刘大伟，南京晓庄学院陶行知研究院、幼儿师范学院副院长，南京市雨花台区教育局副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