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教育兼具教育属性、研究功能与人才价值三重维度，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中居于重要地位。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倡导的“共学、共事、共修养”理念，深刻揭示了研究生教育“为学、为事、为人”相统一的实质内涵，为新时代高层次人才培养提供了重要启示。提升博士生培养质量，关键在于引导博士研究生于“共学”中深化理论素养，于“共事”中体悟实践智慧，于“共修养”中勇于时代担当。为此，新时代研究生应积极践行陶行知教育思想，聚焦团队建设、目标导向、学业规划、方法革新、实践深化、创新创造六维向度持续发力，不断增强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能力。
一、珍惜缘分，形成团队
我小的时候在长江科学院长大，因家庭和父母工作环境影响，从小坚信“知识就是力量”。1976年，我响应“上山下乡”号召，作为知识青年到湖北省荆门县姚河公社新华大队插队。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个冬天，我通过考试走进了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的课堂。1982年毕业时，恰逢学校成立教育科学研究所，我有幸参与编辑《陶行知全集》，1985年，六卷本全集问世。这段经历让我从历史学“转轨”教育学。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董宝良、章开沅先生指导下，我先后完成了国内首篇陶行知研究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和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在物资匮乏年代，没有当今窗明几净、资源丰富的学习环境，想要心无旁骛地追求真理、探索未知实属不易。所以大家应珍惜当下广阔的舞台、优越的条件和无限的机遇。
科学史学家和科学计量学奠基人德里克•约翰•德•索拉•普莱斯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关于“大科学”的概念及其对现代科学研究模式转变的深刻见解。他认为，随着科学前沿的推进，人类探索的问题越来越复杂，深入研究更微观或更宏观的世界所需的工具和协作规模必然越来越大，“大科学”是科学发展的自然结果和内在需求，势必改变科学家的角色、工作方式和交流模式，科学家将从独立探索者更多地转变为大型机器上的“齿轮”，团队合作和项目管理能力至关重要。
当今时代，同学们要树立“大教育”观和“大科学”观，跳出教育看教育，不仅要全面了解国家的教育事业发展脉络、教育强国建设的方针政策，还要奋力填补对教育学科知识的认知空白，更要结合所学专业找准教育学的研究契合点，勇于开拓自己擅长的领域。我们在招生过程中“不看学校看能力”，注重学生的品德和修养，博士生尤其要珍惜学习机会和同学情谊，涵养“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的能力素质，心怀“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协作精神，发挥集体智慧与力量。
在学校结下的“缘”，是大家共同攀登学术高峰最坚韧的绳索，如何将“缘”淬炼为“力”，让分散的“星火”汇聚成照亮未来的“火炬”，需要共同付出智慧与汗水。“珍惜缘分”必须落地生根，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团队生产力”和“学术共同体”。
1.要深刻理解“团队”在“大科学”时代教育研究中的核心价值
普莱斯揭示的“大科学”图景，其本质是知识生产模式的革命性变迁。在教育领域，这种变迁尤为显著。无论是探索全球教育治理生态的路径，还是破解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深层密码，抑或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它们超越了单一学科、单一方法、单一视角所能驾驭的范畴。“团队”在此刻是破解难题、产出真知的必然要求，每个人都需要主动完成一次“角色跃迁”，从习惯于“单兵作战”的个体研究者，转变为善于在“交响乐”中找到自己声部并和谐共鸣的“乐团成员”。
2.要勇于打破“舒适区”，主动编织跨学科、跨背景的“合作之网”
不同学者拥有多元的知识图谱和独特的人生阅历，要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和谦逊的学习态度，主动去了解其他学者的研究方向、思维方式和专业技能。一次跨学科的课后讨论，一场不同视角的文献研读，一个融合多领域方法的课题设计，都可能成为点燃创新火花的契机。要在团队协作中锤炼“项目思维”与“共享精神”，这是“大科学”研究的核心能力。“大科学”项目往往规模宏大、周期漫长、参与者众多，将其映射到我们的教育研究中，无论是承担国家级重大课题，还是开展深入的田野调查，都需要科学的项目管理和高效的资源整合能力。
“珍惜缘分，形成团队”，在实操层面，就意味着要共同学习与实践。①学会目标分解与任务协同。将一个宏大的研究问题，拆解为清晰、可操作、相互关联的子任务，根据团队成员的优势进行合理分工，确保衔接顺畅。②学会知识管理与信息共享。建立高效的团队知识库，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打破时空限制，实现信息的无缝流动和智慧的即时碰撞。③学会沟通机制与冲突化解。在学术观点碰撞甚至有分歧时，秉持“对真理负责”的态度，理性探讨、求同存异，将“冲突”转化为深化认识的契机。④学会成果共创与权益共享。公平、透明地体现团队成员在集体成果中的贡献，维系团队长期信任与合作的基石。
“形成团队”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深刻的学习和成长，是博士生培养不可或缺的环节。在团队中，学生不仅在学习知识、研究方法和前沿动态，更是在学习如何与人合作、如何承担责任、如何包容差异、如何共同面对挑战与失败。这些“软实力”，是未来无论成为卓越学者、优秀管理者还是教育政策制定者，都至关重要的核心素养。
二、确立方向，明确目标
开展教育学研究首先要明确一个根本性的学术定位：国家战略是研究征程的“指向标”，时代命题是标定方向的“坐标系”，人民需求是检验价值的“晴雨表”。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不仅是治学育人的价值观，更是探索真知的方法论。
学者的研究视野必须敏锐地与国家学科专业目录的动态调整同频共振。目前，“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国家安全学”等新兴交叉学科已成为众多“双一流”建设高校竞相布局的战略高地，紧随其后的就是“治理学”及“教育治理学”等新兴交叉学科。教育治理学、全球教育学、全球教育史等新兴交叉学科就是需要提前布局、抢占先机的教育学科新赛道。大家要持续拓宽认知格局，知识储备既要力求“博”，广泛涉猎关联学科的前沿动态与核心思想，理解国家战略的宏观脉络与产业变革的微观机理;更要追求“渊”，在教育学的核心领域深耕细作，锤炼扎实的理论功底与研究方法。同时，看问题要穿透显性现象，洞察背后深层的制度逻辑、文化肌理与技术动因，培养出“跨界思维”。
比如，任职中小学的党组织书记和校长的同学本身就是“实践智慧库”，如何系统性地立足岗位提升干部领导力不仅仅是管理技巧的问题，还深层次地关联着如何艺术性地处理好校地协同与资源博弈关系，如何智慧地凝聚学校领导班子共识、构建高效治理结构，以及如何真诚地走进师生群体、激发内生动力、营造共治共享的校园生态。
又如，两位留学德国、日本，有德语、日语语言优势和专业背景的同学，可以尽快投入全球教育治理、全球教育学、全球教育史的研究中。德国是现代社会科学治理思想的源流重镇，日本在教育现代化与精细治理领域积淀深厚，因此应聚焦全球教育治理与全球教育史的前沿选题，深耕德、日原典，梳理其教育制度流变与思想脉络，剖析其社会治理理念如何渗透、形塑教育实践，从中提炼可资镜鉴的治理智慧。研究过程中要注重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进行批判性比较与创造性转化，最终服务于扎根中国大地、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推动教育治理现代化、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
再如，民办教育集团的领导人员和从事高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骨干，应该立足自身岗位，开展有理论、有实践、有思想的研究，以理论联系实际打通“所学”到“所用”的“最后一公里”。民办教育要聚焦“县域教育治理现代化”这一国家重大关切，将办学中的创新探索升华为民办教育分类治理、多元协同的可行方案;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立足守牢守好高校意识形态阵地，深入研究校园文化的精神基因传承与时代话语创新，把打造文化育人共同体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可推广的治理模式。
博士生阶段的学习，正是要将工作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与感悟，通过系统化的理论学习与研究方法的训练，有机地融入、升华为具有解释力、预见力和指导力的学术成果，最终更好地反哺实践、推动工作、解决真问题。只要持之以恒地强化对国家战略与时代命题的深刻认知，不断夯实严谨求真的研究能力，着力提升应对复杂教育治理难题的实践智慧，就能在学术探索与实践创新的熔炉中，合力凝聚起志同道合的“大团队”，共同承担起服务国家急需的“大研究”，协力搭建起支撑学术创新与实践变革的“大平台”，最终将论文写在服务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动能。
希望大家在博士生阶段的学习中为自己设立宏远目标，这里以陶行知先生“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箴言与大家共勉。
1.顺利完成全部课程
要深刻把握新时代研究生教育的核心要义，严格遵循“强化理论素养、突出创新能力、服务国家需求”的三维标准，系统掌握教育史论、政策分析、实证研究等核心方法论，将参与重大课题、服务教育改革实践等贡献纳入学业规划，筑牢“顶天立地”的学术根基。
2.撰写一篇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并努力出版专著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需兼具理论原创性、实践穿透力、战略响应度。以往获评优秀论文的教育学博士生中，既有应用教育治理理论解码“县中困境”的，也有以交叉学科破解职教融合难题的，还有借历史纵深阐释党的教育方针演进的成果。大家宜参照这些高质量学术成果，写出经得起时代考验的高水平博士学位论文和专著。
3.不断追求更广阔、更高远的事业平台与学术境界
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博士生在求学之路和职业生涯中要立报国强国大志向、做挺膺担当的奋斗者。北宋思想家、教育家、理学家张载所著《横渠语录》中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言简意宏，传诵不绝，成为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博士生应以“横渠四句”为精神内核，把个人奋斗的“小我”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及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我”中，不断拓展认知疆界、突破能力边界、提升人生境界，做出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
4.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当前亟须在学科裂变前沿开疆拓土：人工智能教育伦理治理，需建立算法偏见监测模型与价值观引导机制;县中振兴的制度供给创新，要探索“优质师资共享+数字资源下沉”的协同治理;全球教育治理以及全球教育史研究，可深挖近代教育思想跨国流动的规律等。
5.成为某个领域的领军人物
成为领军人物在于用原创理论解释中国实践，以标志成果服务战略决策。博士生要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当在某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时，就要向更大的目标进发，最终要朝着进军各类高层次人才计划、全国优秀名师名校长或优秀党政干部的序列扎实迈进。通过深入观察可以发现，诸多教育学领域的权威学人，其代表性、引领性的学术成果常发表于《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等重要期刊。这表明，要勇攀学术高峰，就必须深度沉浸于对这些高水准文献的研习之中，不仅要透彻把握其思想内核与前沿议题，更要悉心钻研其严谨缜密的论证逻辑、凝练精准的学术表达与独树一帜的创新视角。在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淬炼我们自身的批判性思维、研究方式与学术话语体系，将精读、深思、创新的治学习惯内化为攀登学术高峰的坚实阶梯，最终在传承与突破中，实现当代学人的学术使命与价值。
三、制定规划，分步实施
制定规划，首先要强调一个根本遵循：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学术探索与成长实践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蕴含深邃的战略视野、鲜明的人民立场、系统的改革思维、深刻的规律把握，为我们洞察教育本质、破解时代命题、构建学术体系提供了思想武器与行动指南。要深学细悟笃行，把党的创新理论内化为一切学术行为的指导思想，确保学术航向始终与国家教育发展的宏伟蓝图同频共振。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博士生也要对四年的博士生学业做出系统性、前瞻性的完整规划，按课程、按学期，精雕细琢短、中、长期三阶递进的学业蓝图。“短”要立足当下，精确到每一门核心课程的目标达成、文献精读与课堂参与;“中”要衔接贯通，聚焦研究方向的凝练、研究方法的掌握与中期成果的孵化;“长”要志存高远，锚定博士学位论文的原创性贡献与未来学术生涯的可持续发展。每一阶段都需目标清晰、路径明确、评估有据，形成环环相扣、步步为营的成长链。
规划的核心支柱在于围绕目标制定并恪守严格的读书计划、研究计划与写作计划。读书是根基，必须沉潜于教育学领域的经典著作与前沿思想。要精读、深读权威大家的“精品力作”，触摸思想源头，汲取理论精髓;要紧盯国内外公认的学术“顶刊”，把握学科脉搏，洞察前沿动态;要具备敏锐的学术嗅觉和强大的信息筛选能力，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精准定位最具价值的养分。研究是引擎，要将课程学习中的思考火花、文献阅读中的理论困惑，及时转化为可操作的研究问题，设计严谨方案，运用恰当方法，进行扎实探索。写作是成果的凝结与升华，“定期输出学习成果”十分重要，尤为关键的是，要力促个人学术成果发表与课程作业高质量完成的深度“链接”与“转化”。每一次课程论文，都应视为投向高水平期刊的初稿来打磨，以公开发表的标准要求其问题价值、论证逻辑、文献功底与文字表达。能做到以上几点，课业便会成为学术产出的演练场和孵化器，真正实现既完成学业要求、又积累研究成果“一举两得”，在持续的写作实践中锤炼出过硬的学术表达能力。
学术成果的质量，源于深厚的文献积淀。写作博士学位论文，必须有宏阔的视野和扎实的功底。按照学校规定，博士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数量应不少于300部(篇)，因此，广泛阅读文献尤其是精读经典著作，打好基本功，是撰写一部高质量博士学位论文的重要前提。大家要做好四年的系统阅读规划，为博士学位论文和未来的研究工作打下坚实理论基础。同时要具备阅读外文文献的能力，以充分汲取世界教育研究的先进成果。中文文献确保研究的本土根基与问题针对性，外文文献则拓展理论深度与国际对话能力，把中外文献核心观点融会贯通，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开题报告是博士学位论文的创新之始，其质量高低，直接关乎后续研究论证与结论成败。开题前一定要准确把握好“十个关键”，把学者对学术的敬畏之心和严谨态度铭记于心，躬耕于行。
1.选题精准
这是开篇之首务，选题需有问题意识，敏锐捕捉学科前沿动态与时代发展脉搏，力求在浩渺学海中觅得真问题、新问题、有价值的问题。既要立足学术根基，具备理论纵深探索的可能;又要观照现实需求，蕴含实践意义与解决空间。切忌大而无当、空泛虚浮，亦忌过于琐碎、缺乏生长性。精准的选题，是成功的一半。
2.题旨凝练
题目是论文的“眼睛”，应精准、鲜明、简洁地揭示研究的核心对象、核心问题与核心价值。力戒冗长晦涩、模糊不清，务必字斟句酌，使读者一望而知研究主旨，窥见研究境界。
3.理论奠基
坚实的理论基础是学术研究的“骨骼”。开题报告须清晰阐明研究所依托的核心理论框架及其内在逻辑。这意味着需系统梳理相关理论谱系，深刻理解其精髓、流变与适用边界，并明确研究将在哪个理论维度上进行深化、拓展或批判性对话，为后续分析构建稳固的学理支撑。为便于系统学习，参考已有学术成果，这里将CSSCI期刊论文中最常用的100个理论罗列出来：创新扩散理论、公共领域、赋权理论、社会认知理论、社会控制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国家能力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理性选择理论、推拉理论、自我决定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图式理论、第三人效应理论、角色分析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狂欢理论、期望地位理论、期望理论、内卷化效应、凝视理论、镜像理论、嵌入理论、社会支持理论、集体行为理论、符号互动、操控理论、互动仪式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女性主义理论、“根植性”理论、表演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增权理论、社会互赖理论、后喻文化、社会记忆理论、嵌入型理论、可行能力理论、前景理论、极化理论、仪式理论、场域理论、增能理论、信息生态理论、解释水平理论、具身认知理论、社会嵌入理论、风险社会理论、内隐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场景理论、沉浸理论、归因理论、框架理论、依恋理论、拟剧理论、空间理论、协同治理、社会学习理论、景观理论、隐喻理论、需求层次理论、文化堕距理论、三螺旋理论、“认知–情感–意动”理论、政策网络理论、交往行为理论、内生发展理论、创伤理论、信任理论、冲突理论、效用理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涌现理论、制度同构理论、补偿性消费理论、激励理论、主体间性理论、计划行为理论、社会认同理论、自我损耗理论、全景敞视理论、投票理论、共同体理论、脱域理论、租差理论、偏差行为理论、认知双加工理论、生命周期理论、新制度主义理论、高阶理论、交易成本理论、S-O-R(刺激–有机体–反应)理论、心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共生理论、生命历程理论、从属性理论、补偿性控制理论。
这100种人文社科研究的常见理论，属于学术研究的基本功，要注意学习运用，并根据需要考虑到适配性作为论文的理论参考，克服理论思维能力不足之困扰。
4.引证规范
学术研究贵在传承与对话。引证必须严谨、规范、诚信。凡引用他人观点、数据、成果，务必明确标注出处，遵循学界公认的学术规范。这不仅是对前人劳动的尊重，更是学术共同体对话的基础，是研究者学术品格的重要体现。
5.方法得当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方法是抵达真理彼岸的舟楫。开题报告需详细论证所选研究方法的科学性、适用性与可行性。是定性、定量，抑或混合?是文献分析、田野调查、实验设计，还是模型构建?需紧密结合研究问题与目标，清晰阐述方法的具体操作步骤、潜在局限及应对之策，确保方法路径切实可行。
6.资料翔实
资料是研究的“血肉”，务必力求全面、权威、可靠。在参考各类资料时须面面俱到：①文献类，尤需夯实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一根本指导，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精髓，深入研读《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等国家战略文本。②史料类，务必选用经过严格实证的权威正史，坚决摒弃野史和未经考辨的史料，确保史实根基牢固。③专著类，涵盖经典教材、权威专著等。首选中文经典原著，若涉及译著，务必考究其是否忠实于原著。所有著作均应力求阅读原文，避免二次转述带来的失真。④论文类，既要广泛阅读中文核心期刊论文，也要积极追踪前沿外文文献，同样强调阅读原文，以免因其他论文引述不严谨而产生歧义。博士学位论文原则上不应引用硕士学位论文作为参考文献，这是研究层次与深度的基本要求，同一领域或选题，博士生的研究理应展现更高阶的学术水准。⑤电子文献类，善用数据库资源，但需甄别其权威性与学术价值。
7.框架严谨
论文结构犹如建筑之蓝图，需逻辑清晰、层次分明、环环相扣。开题报告应勾勒出论文的总体架构，从绪论到结论，各章节之间需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形成有机整体。框架设计应服务于核心问题的解答，避免结构松散或逻辑断裂。
8.逻辑自洽
从问题提出、理论支撑、方法选择、资料运用到结论推导，整个研究设计必须形成严密的逻辑闭环。论证过程要经得起推敲，确保研究假设、分析过程与最终结论之间具有必然的、合理的因果链条，力戒牵强附会或逻辑跳跃。
9.表述精当
学术语言贵在准确、清晰、精炼。写作务必要字斟句酌，概念界定要明晰，术语使用要规范，杜绝语焉不详或自造生词，尤其要高度重视涉政类表述的绝对精准。例如，有的同学在开题报告中写了“十九大”，必须完整规范表述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或简称“党的十九大”。对党中央的重要思想、理论、战略、部署的表述，务必严格对照权威文献，确保一字不差，体现政治意识与学术态度。对自己未透彻理解的概念、理论，切勿望文生义、贸然使用。
10.规范恪守
学术规范是学术研究的底线，务必熟悉并严格遵守国家、学校及学术界对于期刊论文、博士学位论文、学术专著等不同成果形式的格式要求(包括标题、摘要、关键词、正文、注释、参考文献等)。要特别注意以上“十个关键”，养成一丝不苟的规范意识，将严谨细致内化为学术习惯。
四、善于学习，取法前贤
学术研究工作必须始终秉持人民立场和科学态度，坚定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在学术研究的起点，尤其是在夯实理论基础这一关键环节，选择什么样的思想资源作为支撑，将深刻影响乃至决定最终研究成果的价值与方向。博士生务必精研权威学者所著的、在学界具有广泛共识的经典之作，这些著作在政策高度、文化厚度、视野广度、研究深度、针对力度上有着精深造诣，是治学的基石与灯塔。
为协助博士生尽快建立学科认知基础，笔者对学术研究中常参考引用的国内外大师名家的经典著作进行如下概要性梳理。
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全文仅2.5万字却字字珠玑，实现了政治纲领的战斗力、思想体系的穿透力与文学表达的感召力三者的完美统一。它首次旗帜鲜明地宣告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掀起了席卷全球的解放浪潮，更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信仰的起点。它以唯物史观为基座，深刻揭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构成政治与精神的基础”，科学论证“两个必然”的历史规律，将社会主义从空想升华为科学，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终极解释框架。毛泽东视陈望道译本为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启蒙，邓小平视其为“入门老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宣言》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理论宝库，作出的理论贡献是多方面的，值得我们反复学习、深入研究，不断从中汲取思想营养。《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其伟大之处在于将唯物史观从哲学宣言转化为剖析资本主义的“精密科学仪器”，从具体到抽象再回归具体的辩证思维，将历史考据、数理推演与文学批判融为一体，成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钥匙。
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性哲学著作，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根本方法论和思想根基，也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与价值观双重支撑。《实践论》系统论证“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辩证认识论，提出感性到理性的飞跃、理性到实践的飞跃的“两次飞跃”，要求学术研究必须立足中国现实，以实践检验真理;《矛盾论》深化对立统一规律，主张抓主要矛盾，为分析中国社会复杂问题提供方法论基础。“两论”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及中国革命实践及传统哲学，我们要深学精学，坚持问题导向、实践本源、文化根脉，在理论创新中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黑格尔的《世界史哲学讲演录》系统阐释世界史哲学的基本概念，区分原始历史学、反思历史学与哲学世界史三种历史研究范式，重点论证自由的理念如何在国家形态中得到实体化表达。通过对历史目的论与方法论的思辨，提出世界史本质上是“自由意识的实现”。书籍按照黑格尔的文明分期论展开具体历史分析：东方世界涵盖中国、印度、波斯和埃及文明，探讨专制政体下的精神萌芽;希腊世界分析城邦民主制的伦理实体性;罗马世界着重论述法律人格的确立;日耳曼世界则指向现代宪政国家的诞生，揭示了从东方世界到日耳曼文明的历史发展规律。
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这部著作中，既提出了“社会团结”“集体意识”“功能”“社会容量”“道德密度”以及“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等概念，也通过对“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环节社会”与“分化社会”以及“压制性制裁”与“恢复性制裁”的纵向二元划分，探讨了历史演进的逻辑。该书提出了涂尔干思想的中心思想：“劳动分工并不是纯粹经济现象”，探讨了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并拟订了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这些思想对当代结构功能学派产生了重大影响。
马克斯•韦伯的演讲《科学作为天职》对科学工作及其与信仰和职业伦理的关系作了深刻而又现实的界定和剖析。他从科学作为职业之外部条件的种种艰辛讲起，分条论述科学内在的精神实质、未来趋势，劝告当时的听众、德国学术界甚至整个德国社会;他的讲话捍卫了科学的内在尊严，揭示科学真正的天职在于清醒认知自身局限。这种“以问题为志业”的立场，为学者锚定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精神坐标。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以对话语形成的分析为基础，提出以非连续性、断裂、差异为核心的考古学方法，反对观念史对起源与总体化的追求。通过考察陈述功能与档案结构，揭示知识在话语实践中的生成逻辑，剖析主体被建构的过程及“人之死”命题。书中分为导论、话语规则性、陈述与档案、考古学描述及结论五章，系统阐述对话语单位、形成机制和历史先天性的考察，建立“话语实践—知识—科学”的考古学体系。该书采用非连续性与断裂性方法论，成为福柯学术脉络中承前启后的理论总结。
马克•布洛赫的《历史学家的技艺》围绕历史学方法论展开，主张突破学科界限重构历史脉络，强调史料考证与历史想象力的结合。书中系统分析了历史时间、证据考据与因果关系的辩证逻辑，提出通过古今互鉴培养反思能力，倡导在实证研究中保持历史诗意。作为年鉴学派代表著作，其核心内容包括“有意史料”与“无意史料”的区分方法，以及对总体史观的跨学科实践。
聚焦国内文史哲和教育学名家，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是贯通三千年中华精神演进的“思想地图”，先生将诸子百家、玄学佛理等纷繁体系凝练为明晰的思想脉络，从孔子“仁”的实践伦理、孟子“性善”的人性光辉，到禅宗“顿悟”的生命超越，最终落脚于中国哲学“既入世又出世”的高深境界。书中对“名实之辩”“天人关系”的思辨，正是博士生突破线性思维、构建理论框架的智慧之源。
我的博士生导师章开沅先生是“经师”与“人师”相统一的大先生。他的名言是：“历史是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他一生用学术捍卫历史尊严，还原历史本来面目，为时代写下生动注脚。他的代表作《辛亥革命史》(三卷本)、《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关系试析》《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等，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我和党波涛整理的50万字《回归大学之道——章开沅口述史》详实记录了先生的风采。近年来，《光明日报》《中国科学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多次刊载先生传道授业解惑的报道。他“泛舟史海，嘉惠学林”的传奇人生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学术追求，不仅是我一路走来的引路明灯，也是全体华中师大学人宝贵的精神财富。他2018年12月荣获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继承了中国史学“存真求实”“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国早期现代化史、中国商会史、南京大屠杀史、中国教会大学史、史学理论与方法等多个领域有开创引领之功，推动了当代中国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二是勇于担当、善于创新、富有作为。1983年至1991年章先生主政华中师范大学并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为国家培育了大批英才。首创“校–县”(华中师大–仙桃)合作模式，开当代高校社会服务先河，成为20世纪80年代全国高教改革的一面旗帜。三是始终关怀民族前途和人类命运。章先生以清代大儒戴震的名言“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为座右铭，通过历史研究探寻前人智慧，对一系列有关中国和人类文明前途的重大问题作了深沉思考，提出了许多重大思想命题，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文明发展可资借鉴的重要思想资源。
张舜徽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当代公认的国学大师。他明训治学要立志远大、深耕厚植、由博返约;既读“有字之书”，也读“无字之书”，要求学生多到社会上去历练，以扩大求知领域。先生在八十自叙中写道：“生平无他事可述，讲习之外，惟读书数十年，著书数十种耳。”他的一生是读书、教书、著书的一生。他倡导“要把做学问的范围推广，不可走太狭窄的路”，在教学之余他以顽强的毅力博览群书、勤奋治学，研究涉及经、史、子、集各部，著述等身，影响深远。《中华人民通史》是张舜徽先生用毛笔小楷历时8年独力完成的百万字通史著作，全书突破传统王朝史体例，采用地理、社会、创造、制度、学艺、人物六编专题结构，系统梳理自然地理变迁、科技成就、典章制度等内容，学术界评价为“史学体例重大变革”。他写的两副对联：“锲而不舍，日知所无;为有益事，读无字书”“行而不舍，若骥千里;纳无所穷，如海百川”，是对学生谆谆教诲的最好诠释。
北京师范大学的顾明远先生是中国教育学界公认的泰斗，其《比较教育导论》从教育与国家发展的角度阐明比较教育研究的对象、任务和方法，从动态上研究教育系统的各个要素，反映世界比较教育研究的新动向。《教育：传统与变革》采取论文选辑的形式，荟萃了我国教育理论研究的精华，折射出我国老一辈教育家对教育改革的艰辛探索与奉献。《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系统探讨了中国教育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教育传统的历史演变、中西教育思想碰撞等主题，是中西教育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中国教育路在何方》提出“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等教育信条，系统总结了中国教育改革的历史经验，探讨素质教育实施路径、教师队伍建设及教育评价制度等核心议题。他的思想凝练于《顾明远教育论述精要》与《顾明远文集》。顾先生高足北京师范大学王英杰教授继承了其衣钵，其著作《比较教育》《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等，都是比较教育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
备受教育学人敬仰的华东师范大学瞿葆奎先生对教育学的探索，主要集中在探寻教育学本源、把握教育学基本、聚焦教育学进化、开创元教育学、创建教育学学科分类、注重教育学方法论、阐述教育学信条等方面，他主编的20卷《教育科学分支学科丛书》是新中国首套系统构建教育学分支体系的原创著作，该套著作以教育社会学为核心，涵盖教育哲学、心理学等20个交叉学科，通过历史与逻辑结合的方式整合学科理论及实践观察，被海内外学界视为经典教材。瞿葆奎与唐莹合著的《元教育学》开创了国内元理论研究先河，书中提出的教育理论六种分类框架，成为后续研究的重要基准。其弟子郑金洲的《教育通论》《教育文化学》等著作，深化发展了其学术思想并丰富了教育学科体系。
叶澜先生作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终身教授，其教育基本理论代表作《教育概论》《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新基础教育”论》及《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系统构建了以“生命•实践”为核心的中国原创教育学体系。她强调，生命是教育的“魂”，实践是教育的“行”，提出“教育是点化生命的人间大事”，将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深度融合，总结出“生命•实践”教育学是属人的、为人的、具有人的生命气息和实践泥土芬芳的教育学，为世界教育贡献了东方智慧。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名誉所长鲁洁教授毕生致力于教育基本理论、教育社会学和德育学研究，学术思想深刻重塑了中国教育理论与实践。她主编的《教育学》于1985年出版，首次明确提出“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的本质定义，突破了当时教育政治化与工具化的固有模式;1990年，鲁洁教授主编的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高校教材《教育社会学》出版发行，构建了宏观、中观、微观教育社会学的理论框架。鲁洁教授弟子朱小蔓的《情感教育论纲》、戚万学的《现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论研究》、刘惊铎的《道德体验论》、缪建东的《家庭教育学》、檀传宝的《德育原理》、项贤明的《泛教育论——广义教育学的初步探索》、高德胜的《道德情感与道德教育》、杜时忠的《制度德育论》、冯建军的《当代道德教育的人学论域》、赵志毅的《中国民族德育论纲》等著作，共同构建了中国特色德育学体系。鲁洁、叶澜两位女士，因品德高尚、学识渊博，是“经师”与“人师”的统一者，均被学术界同仁尊称为“先生”。
华中师范大学的王道俊、郭文安两位资深教授提出主体性教育理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变革的标志性成果，该理论深化了教育学的“人学”维度，形成了《教育学》等经典教材。《教育学》在“九五”期间被教育部确定为“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自首版问世历经七次修订，累计发行逾800多万册，先后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全国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奖等多项大奖。创造了新中国教育学教材史上的一大奇迹。2024年底，《教育学》日文版在日本正式出版发行，成为第一个在日本出版发行的中国教育学书籍。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心理学老前辈刘泽如先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奠基者，是高风亮节的红色教育家。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坚定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共产党的追求。在革命斗争中他不幸入狱，狱中四年他完成了近20万字的心理学札记，即日后的《挥汗集》;撰写4万字长文《行为研究举例》，首次系统阐释其心理学体系，他倡导的辩证认知人格理论形成了“自成一家之言”的学术体系，代表作《刘泽如教育文选》《刘泽如心理学文选》等，构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融合中国教育实践的本土化理论框架，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和教育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科的奠基性学者王逢贤先生以跨学科视野推动教育理论科学化、德育本体论建构及教育人本价值的坚守，深刻塑造了中国教育学的实践品格与理论自觉。他主编的《学与教的原理》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该书将学理建构与实践指导相结合，内容涉及心理学视角下的学习规律及信息技术与传统教育的整合应用。他与南京师范大学鲁洁教授主编的《德育新论》以多学科交叉视角系统探讨德育理论与实践，构建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指导价值的研究框架。其弟子柳海民的《教育理论的诠释与建构》、袁桂林的《当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论》、黄甫全的《现代教学论学程》、邬志辉的《教育全球化》、于伟的《率性教育之思》、曲铁华的《教师劳动价值论》等，都从不同方面丰富发展了先生的教育思想。
西南大学的张敷荣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学家、课程教学论专家，他努力探索不同时期中国特有的教育学科体系的建构样态和实现之路。在1953年的《教育学试教论稿》中，他对“教学过程”进行了本质属性探讨，为其要素论的展开与运行建立起了动态实践机制;在20世纪80—90年代提出的“三大支柱”教学论体系构想使其教学论学科体系得以完整建立，即：生理学与心理学——帮助了解学生;科学学与社会学——帮助了解教学内容;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帮助设计教学思路和方法。因指导有方，张先生的弟子张武升、靳玉乐、李森、吴定初、李臣、和学新等人都是课程教学论领域的名家，其著作值得重点关注。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科奠基人李秉德先生是新中国教学论与教育研究方法论体系的重要构建者。其代表作《教学论》首创教学“七要素”学说，将教学活动系统解构为学生、目的、课程、方法、环境、反馈和教师七大要素，突破传统“三要素”(教师、学生、教材)的局限，从系统论视角揭示各要素的互动关系与整体优化路径，奠定了中国特色教学论的理论框架;另一核心著作《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是国内首部系统整合方法论的高校文科教材，涵盖观察法、实验法、调查法等16类研究方法。李秉德先生的学生王嘉毅的《课程与教学设计》、田慧生的《课堂评价的理论与实践》、郭戈的《兴趣教育论》、张铁道的《教师研修：国际视野下的本土实践》、曾天山的《职业本科教育发展之道》、郝志军的《课程与教学改革研究》、许洁英的《兴趣及其与教育学的关系》、王鉴的《课堂研究概论》、徐继存的《教学论导论》等著作，构成一个阵容整齐的“西北师大教学论学派”。
西北师范大学胡德海教授的《教育学原理》在关于教育起源、教育的自在与自为、教育存在的形态即教育现象、教育学概念和体系等问题上都提出了自己的创见，可谓独树一帜、影响深广。
河南大学教育学科领军人物王汉澜教授曾与华中师范大学王道俊等人合编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教育学》，得到教育界专家学者一致称赞。继《教育学》后，他又出版了《教育测量学》《教育评价学》《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等专著，填补了学科空白，为河南大学教育学科发展尤其是教育基本理论、教育评价学等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弟子刘志军的《教育评价》就是在此基础上拓展深化而来。在王汉澜教授等前辈优良学风影响下，还出现了独有的“河南大学教育系现象”，本科毕业生中不仅产生了教育学等多个领域的知名专家，如靳玉乐、王北生、刘济良、孙功奇、宋伟、薛二勇、申素平、郅庭瑾、黄忠敬、尹弘飙、王建华、许建领、马凤岐、赵蒙成、谢长法等;还有毕业生成长为中央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重要领导，如宋德民、王定华、郭戈、杨银付、朱国仁等，这种现象很值得研究总结。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名誉院长潘懋元先生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他的贡献集中于创建学科体系、奠定理论基石及引领学术实践。1956年，他率先开设“高等学校教育学”课程，首倡高等教育独立于普通教育学的必要性;1978年创建全国首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为学科建制化奠定基础。1984年，他主编出版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专著，界定了高等教育“专业性教育本质(以专门人才培养为目标)与教育对象的特殊性(针对身心成熟的青年群体)”两大核心特征，确立了学科独立的理论框架;同年推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高等教育学列为教育学二级学科，标志该学科正式诞生。他1980年提出“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阐明教育必须适应社会发展(外部规律)，并协调德育、智育、体育等全面发展(内部规律);后续在《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中从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深化了对高等教育复杂性的认知。此外，上海师范大学原校长杨德广教授的《现代高等教育思想探索》、湖南师范大学原校长张楚廷教授的《高等教育哲学通论》、江西师范大学原校长现浙江大学资深教授眭依凡的《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与治校》、厦门大学原副校长邬大光的《什么是好大学》、汕头大学原副校长王伟廉的《高等教育学》(与潘懋元共同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刘献君的《院校研究论》、浙江大学张应强的《大学的文化精神与使命》、厦门大学别敦荣的《大学战略规划：理论与实践》、厦门大学刘振天的《从水平评估到审核评估：我国高校教学评估理论认知及实践探索》等，都是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佳作。
在教育发展战略研究方面，原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郝克明女士是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创始人，她长期致力于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和重大政策的研究，是我国教育科学领域具有崇高学术地位和威望的资深学者。她参与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等国家重要教育文件，主持编写了《当代中国教育结构体系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结构研究》《走向21世纪的中国教育——中国教育发展战略研究》等著作，为国家教育重大决策的科学化做出了突出贡献。在郝克明之后担任国家教育发展中心主任的张力研究员，长期从事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的研究、起草与咨询工作，他的著作《教育强国战略》系统阐述中国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路径，提出素质教育、基础教育均衡化、职业教育能力建设、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与终身学习制度等“五大支柱”，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方案。
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闵维方教授于斯坦福大学获教育经济学博士学位，归国后系统引入国际教育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方法。他的著作《高等教育运行机制研究》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高等教育运行机制的理论框架，涵盖规模扩展战略、经费供求模型、成本补偿政策及劳动力市场衔接等九大板块，通过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法，论证了高校规模效益理论、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等核心命题，推动了中国高校合并调整、学费政策改革及公共教育财政制度设计。北京大学陈向明教授从哈佛大学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出版《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是国内首部系统评介“质的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的专著。“质的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是与“量的研究方法”相提并论、交相辉映的一种研究方法，它要求研究者深入社会现象，通过亲身体验了解研究对象的存在方式和意义解释，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之上建立相关理论，该书在教育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清华大学原副校长谢维和教授的著作《效率与公平——高等教育资源区域分布与协调发展研究》用翔实的统计数据、调查资料、个案分析，深入研究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区域分布格局形成的原因、特点、改革，包括我国高教资源分布状况与特点、形成历史与现实原因、造成影响、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相关政策建议等内容，对推进高等教育资源区域协调发展和高等教育改革具有理论支撑作用。
我国教育法学领域的权威专家、首都师范大学劳凯声教授的代表作《变革社会中的教育权与受教育权：教育法学基本问题研究》，系统剖析了市场经济背景下国家、市场与教育的互动变迁，提出教育权从单一国家垄断向社会多元共治演进的理论框架;深入探讨了学校法人地位、教育公益性、学生伤害归责等核心议题，奠定了中国教育法学的学科基础。
西南大学张诗亚教授的著作《中国教育战略重点问题》是国内最早从国家宏观战略高度系统探讨教育优先序列的专著，全书以系统论和区域发展学为框架，将义务教育、农村教育、民族教育、师范教育、教育投入与区域均衡六大“瓶颈”置于资源硬约束情境下，提出“梯度推进、重点突破、以点带面”的战略路径，并首次把民族地区教育滞后问题提升为国家教育战略核心议题。浙江外国语学院教育治理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原院长孙绵涛教授长期深耕教育管理基本理论、教育政策法规、教育行政与教育效能等领域，发表了许多重要成果，他主译的《教育组织行为学》首次将教育组织行为学引入中国;《教育政策学》通过中外政策历史比较，提出本土化学科建设路径，结合教育管理理论与政策法规实践，形成融贯性分析框架。张诗亚、孙绵涛两位教授在严谨治学的同时，也喜爱并擅长传统诗词创作，分别著有《无名堂吟稿》《古林斋吟稿》等诗集，体现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为当今青年学者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表率。
在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等研究方面，华东师范大学袁振国教授的《当代教育学》是教育学领域的权威之作，重点介绍了教师职业的专业化、教育学基本知识和教育的社会功能以及中外当代教育新理论和新理念。这本专著结合当前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心理科学、现代教育技术和教育科研新成果，以及当代教育家的教育实践，准确、全面地阐述了当代教育学的基本原理。《教育政策学》则系统构建了教育政策学的理论框架，从政策问题认定、影响因素、能力限度、制定模式，到政策分析、执行、评价及与教育研究的关联，深入剖析了政策制定全流程，兼具学术严谨性与实践指导性。《教育新理念》系统阐述了课堂教学的革命、学科教育的新视野、创新人才培养等核心议题，思想深刻、文笔流畅，荣获多个奖项，畅销不衰。
清华大学石中英教授的《教育学的文化性格》《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教育哲学》《穿越教育概念的丛林》等著作，都是教育基本理论和教育哲学研究的佳作，其哲学思辨、文化厚度以及对教育本真的追求，有助于思考教育的本质。北京师范大学褚宏启教授的《教育现代化的路径——现代教育导论》，是一本研究教育现代化的名著，该书基于现代性理论视角，提出“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现代性持续增长过程”的核心论断，从人性、公平性、法治性等维度解析现代性内涵。华中师范大学王坤庆教授的《教育哲学新编》探讨了教育哲学的发展历史，在哲学的视野下论述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的关系，回答21世纪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等诸多理论问题，并对教育领域中的价值问题进行全面考察，做出合理的价值判断。陕西师范大学郝文武教授的《教育哲学研究》分别对教育哲学的学理、教育本质和本体、主体间师生关系、教育需要的合理性建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思想，任务是教育的合理性，方法是前提反思”“教育是主体间的指导学习”等新见解。东北师范大学于伟教授的《教育哲学》结合具体实践案例，阐释了教育哲学的发展历史与目前教育的主要观点，强调教育哲学研究的终极目的是改进教育实践。东北师范大学柳海民教授的《教育学概论》系统构建了教育学理论框架，内容涵盖教育起源、教育本质、课程教学、德育体系等核心主题，融入案例分析与学术前沿成果，被多所师范院校采用为专业课程教材。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吴康宁教授是我国教育社会学的领军人物，代表作《课堂教学社会学》突破传统“就课堂谈课堂”的局限，提出“课堂社会”理论框架，系统剖析了课堂教学的社会基础、课堂内部的社会角色分化以及文化资源分配不公导致的教育不均衡的症结所在。《教育社会学》体系化构建学科理论，确立教育与社会结构的关联研究范式，奠定学科本土化基石。吴老师才华横溢、思想深刻、风趣幽默，他的微信公众号“无索味”，经常分享对于教育、人生和社会的各种体悟，值得关注学习。
吴康宁的学生程天君教授延续并拓展了教育政治社会学路径，其著作《中国教育社会学百年：学科、学术与学问》征引史料极为丰富，细分的五个阶段清晰统揽中国教育社会学百年发展历程，深入辨析教育社会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开创性地提出从“教育/社会”学到“教育社会”学的范式转移命题，对于中国教育社会学承前启后、推陈出新具有重要启迪意义。北京大学刘云杉教授的《学校生活社会学》，以社会学视角解析学校运作机制，聚焦制度建构下的教育实践形态，整合实证主义与人种志研究方法，剖析课堂教学、课程设置与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通过对非教育性制度精神的系统性批判，揭示学校作为计划性社会化途径的局限性。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全国教育基本理论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李政涛教授在《教育学的智慧》《表演：解读教育活动的新视角》等著作中强调教育理论构建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鲜活的教育实践土壤，回应中国教育的真问题。他的新作《活在课堂里》系统阐述了课堂的多维样态，涵盖理想课堂构建、教学设计原理、中外课堂文化比较及未来课堂发展方向等内容，融合中国传统教育智慧与西方教学模式，提出“课堂即教师生命存在方式”的核心观点，为教师提供课堂改革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启示。
华南师范大学扈中平教授曾任全国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其代表作《教育目的论》是国内最早系统阐述教育目的论的专著，1997年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年出修订版，2004年再版，该书完善了关于教育目的层次结构与价值实现论述，新增对杜威“教育无目的论”的批判性分析，是这个专题研究的精深之作。华中师范大学涂艳国教授的《走向自由——教育与人的发展问题研究》从我国社会、教育和人的发展实际出发，对教育与人的自由发展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该书阐明了人的自由发展的涵义，论证了人的自由发展是教育的重要目的;从不同维度论述了自由教育与强制教育、自由教育与实用教育、教育中的自由与必然、教育中的自由与权威等重大问题，探讨了教育促进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南京师范大学冯建军教授的著作《当代主体教育论》《教育的人学视野》等，通过分析教育从依附性到个人主体性的演变，论证交往实践对培养完整人格的作用，强调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实现自由个性的生成。广西师范大学校长孙杰远教授主编的《教育文化学》，从文化的本质、教育的文化属性、文化创新与教育变革等九个方面，系统论述了教育与文化之间的内部与外在、历史与实践、价值与形式等多层次关系，帮助读者全面认识教育的文化属性、文化价值、文化逻辑以及文化的教育功能、教育规约，深入理解教育与文化的互动机理，构建了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
在课程教材与教法研究方面，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钟启泉的《现代课程论》、深圳大学靳玉乐教授的《现代课程论》、北京师范大学王本陆教授的《课程与教学论》、杭州师范大学张华教授的《课程与教学论》、华南师范大学黄甫全教授的《现代课程与教学论》、华东师范大学崔允漷教授的《有效教学》、华中师范大学郭元祥教授的《深度教学》、陕西师范大学李森教授的《教学论思辨》、西南大学朱德全教授的《教学研究方法论》、山东师范大学徐继存教授的《教学论导论》、华中师范大学陈佑清教授的《学习中心教学论》等，均是此领域的一时之选。
苏州大学朱永新教授是教育思想家，也是教育实践家，他的著作《我的教育理想》与《做中国教育的建设者：课程教学论 新教育实验二十年》系统呈现了他对中国教育改革的理论构想与实践成果。《我的教育理想》从“理想德育”“理想智育”“理想教师”等十大维度，提出“自然活动中养成德行”“超越知识走向智慧”“教师需兼具激情与创新精神”等核心主张，强调通过五育融合与主体重塑构建人本化教育生态。《做中国教育的建设者》以“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使命，梳理了新教育实验“四阶段发展历程”和“十大行动”体系，覆盖了全国许多学校和师生，是富有代表性的教改实验之一。
山西大学侯怀银教授的《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发展问题研究》《民国教育学术研究》等著作，以扎实的史料功底、沉潜的研究深度和厚重的文化厚度，系统梳理、反思了中国教育学百年来的学科建制、思想流变、理论论争与发展得失。是理解中国教育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关键参照。
在教育史学研究方面，北京师范大学毛礼锐教授与华东师范大学沈灌群教授联合主编的六卷本《中国教育通史》，是新中国成立后首部系统贯通古今的大型教育通史著作，具有里程碑式的开创性意义。全书共240万字，规模宏大、上起远古，首次完整覆盖了中国教育从起源到现当代的发展全过程，不仅深入剖析各时期文教政策、制度变迁(如科举制、书院教育、近代学制改革)，还专题论述了科技教育、中外文化交流、少数民族教育等长期被忽视的领域，突破了传统教育史以儒家主线或精英思想为中心的局限，创新性地构建了多维度的分析框架。尤为重要的是，第六卷开创性地以科学态度总结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实践，首次客观批判了“文化大革命”对教育的破坏，反思了学习苏联经验的得失，并系统梳理了改革开放初期教育拨乱反正的历程。该书融合史料考辨与理论分析，奠定了中国教育史学科的体系化基础，彰显了学术典范。
北京师范大学王炳照教授与河北大学阎国华教授联合主编的八卷本《中国教育思想通史》，全书320万字，首次以教育思潮与流派演进为主线，系统重构了从先秦至新中国五千年教育思想的发展脉络，实现了中国教育思想史研究的理论突破。全书创新性地提出“主导思潮与非主导思潮辩证统一”的核心架构，强调不同历史阶段主流教育思想流派与多元非主流流派之间的对抗、融合与转化动力，揭示教育思想发展的内在矛盾运动规律。该书首创新中国教育思想专史，以马克思主义教育中国化为轴，首次将当代教育纳入通史视野;坚持唯物史观与实证研究结合，整合全国三代学者团队，通过思潮互动分析、教育实践检验思想等维度，构建“思想—实践—社会”三维阐释模型，奠定了教育思想史学科体系化基础。
华东师范大学李国钧教授与北京师范大学王炳照教授联合主编的八卷本《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也是中国教育史学科里程碑式的巨著。该书以三千年中国教育制度演进为研究对象，首次系统构建了涵盖教育政令、学校制度、书院制度、考试制度、家庭教育及社会教育六大核心领域的通史研究体系，提出“依据制度实际存在形态”的新范式，不仅分析制度条文，更深入考察了制度制定者的意图、实施实况与实效，从历史存在与现实关联中挖掘制度利弊，为当代教育改革提供历史镜鉴。本书立足专题性与断代研究的创新结合，对汉代文教政策确立、隋唐科举改革、近代学制转型等各时期重大制度变革进行深度剖析，揭示教育目标单一化导致科举异化、多元办学推动私学与书院发展等历史规律;同时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教育制度经验，针对办学体制僵化、考试制度改革、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等核心问题，提出完善民办教育立法、破除学校行政化等建议，凸显“以史为鉴、服务当代”的学术宗旨。
笔者和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史团队深入挖掘大量一手史料，主编出版了近400万字的八卷本《中国教育活动通史》，以“人的教育活动”为核心，聚焦民间与基层的微观教育实践，运用口述史、叙事法勾画出从先秦到新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教育历史画卷，使静态历史动态化;在编纂体例上独创“通”(纵通、横通、理通)、“特”(视角与方法创新)、“活”(生动再现实践细节)原则，尤其以“人本观”“总体观”“全球观”贯通古今中外;通过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立场，生动还原教育历史场景，向世人展示日常、真实、鲜活的教育实况，为当今教育教学改革提供细致入微的历史借鉴。
以上三套中国教育专题通史均秉持独特的研究理念，构建了教育活动史、教育制度史与教育思想史“三位一体”的学科新体系，共同描绘了中国教育史的全景图。
华东师范大学张瑞璠教授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教育哲学史》是中国教育哲学史研究的权威典籍，该书是首部贯通性中国教育哲学通史，立足中国文明延续性特质，从义利观、心性论等本土命题切入，系统梳理了从先秦至近代三千年的教育思想演变，提出“春秋战国与宋明理学为思想高峰，近代西学冲击下传统教育转型为重大转折”的“两高峰一转折”的核心脉络，其本土化研究范式深刻影响了后续学术路径。
张瑞璠教授与浙江大学王承绪教授主编的(三卷本)《中外教育比较史纲》是我国首部大型教育比较史专著，该书以“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为原则，将中国教育与西方、印度等文明置于同一历史时空进行横向对比，揭示古代东方作为世界教育发源地的地位，同时剖析中国封建教育在近代衰落的深层根源，为理解全球教育演进提供立体镜鉴。
张瑞璠先生博学深思，不仅勇于开辟教育史学科的前沿领域，善于引领学科发展方向，精心构建中外教育比较史研究的学术范式，为教育史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善于指导学生，育才成效显著，培养出了当今中国教育史学界的一批知名专家，如丁钢、黄书光、于述胜、廖其发、黄明喜、张良才、施扣柱等。我一直十分关注张先生及其团队的研究，认为张瑞璠先生“两高峰一转折”的观点是百年来中国教育史学界对于中国教育史发展过程的一个总括性观点，富有学术原创性。笔者最近主编的教育部重点教材《中国教育史》，就试图在这个观点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将党的创新理论与实践有机融入，参考法国年鉴学派代表性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历史长时段理论，从中国教育史发展实际出发，将之创新转化为中国教育史的“三个高峰论”，即春秋战国时期教育多元突破期、唐宋时期教育兴盛繁荣期、现当代以来教育开放振兴期。春秋战国时期教育多元突破期，集中表现在教育思想的百家争鸣、私学的广泛兴起、稷下学宫的辉煌成就等，是两千多年前与古希腊、罗马相媲美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唐宋时期教育兴盛繁荣期，其标志是官学形式多元化、书院的出现与繁盛、理学教育思想的繁荣、科举制的成熟与完善、中外教育交流的频繁及辐射等，是一千多年前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现当代以来教育开放振兴期，表现为现当代教育转型升级、开放发展，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逐步走向世界教育中心奠定了良好基础，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各类教育均取得辉煌成就，正在逐步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治学犹如积薪，继承才能发展。虚心学习前贤，方能有所作为。
孙培青教授与李国钧教授共同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教育思想史》聚焦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思想的演变历程，系统梳理了近代教育现代化转型的社会背景与理论脉络。全书以时间顺序为主线，内容涵盖中西教育理念交融、科举制变革、新式教育体系构建等议题，重点探讨“中体西用”“生活教育”等理论的形成与实践逻辑，通过多元思潮的互动展现近代教育思想发展的历史图景。
浙江大学田正平教授的《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是国内首部系统研究留学生群体与中国教育现代化关系的专著。该书从教育思想引介、制度移植与实践变革三维度切入，以留学生日记、办学档案等一手史料为基础，阐释了留日、留美、留欧学生群体对近代中国教育转型的关键作用。该书构建了“教育交流–观念移植–本土转化”的分析模型，揭示留学生通过编译教材、改革学制、创办期刊等途径突破传统教育桎梏，奠定近代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科学教育体系研究的基础。
浙江大学刘海峰教授主编的《科举学导论》与《中国科举通史》具有开创性意义。《科举学导论》首次提出“科举学”概念并确立其学科框架，从多学科视角整合古今中外科举研究成果，提出“大科举观”，涵盖制度运作、文化影响及国际传播，辨析科举起源等核心议题，为这一专学奠定理论基础。《中国科举通史》贯通先秦至清末三千年科举演进，以通史体例深度剖析各朝科举制度实际运作与社会文化互动，结合贡院规制、考试思想、地域流动等实证，揭示科举对政治结构、教育生态及精英社会的塑造作用。
华东师范大学丁钢教授的《中国教育文化的阐释》与《中国佛教教育：儒佛道教育比较研究》是中国教育文化研究领域的标志性著作。《中国教育文化的阐释》提出“教育即文化实践”的核心命题，挖掘教育在日常生活、礼俗仪式及村学图、耕织图、蒙学插图等艺术载体中的文化功能。该书聚焦“图像教化传统”，论证中国书画同源的视觉认知逻辑如何构建“成教化、助人伦”的独特教育机制，重新诠释了儒家意识形态通过图像叙事渗透平民教化的历史脉络。《中国佛教教育：儒佛道教育比较研究》是我国首部系统比较儒佛道教育传统的研究著作。该书以佛教教育发展为主线，纵向梳理其历史源流与特点，横向对比儒道两家在教育思想、制度及方法上的异同，揭示三教在“伦理本位”“知行关系”等核心命题上的互动融合。丁钢教授有美术方面的家学渊源，他的爷爷、父亲都是上海著名画家，他本人的素描也堪称一绝，他打通中西文化教育，专注于文化教育研究，应该也与这点有关。年轻学者在治学之外要努力发展各类高雅兴趣爱好，为学术拓展做好文化积累。
华东师范大学杜成宪教授等人的《教育史学》与《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是中国教育史学科理论体系构建与学科史研究的奠基性著作。《教育史学》主张从社会文化生态中解读教育实践;倡导跨学科融合，并针对学科危机提出强化主体意识等改革路径。《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是中国首部系统梳理学科发展历程的通史性研究，该书以1904年学科初创为起点，分九个阶段全景还原了20世纪中国教育史学的演进脉络。
外国教育史研究方面，北京师范大学吴式颖教授与华中师范大学任钟印教授联合主编的(十卷本)《外国教育思想通史》是我国首部系统贯通古今的外国教育思想研究大作，该书构建了从原始社会至20世纪末的外国教育思想发展全景，既梳理了古代东方(两河流域、埃及、波斯、希伯来、印度)及希腊罗马教育思想的起源，又剖析了文艺复兴至19世纪的教育思潮，还研究了新教育运动、进步主义、改造主义等思潮，奠定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吴式颖教授的弟子北京师范大学张斌贤教授主编的《西方教育思想史》是新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西方教育思想通史，该书全面梳理了从古希腊至20世纪90年代西方教育思想的发展脉络，深入分析了不同时期教育家关注的核心问题，并探讨了教育思想演化的历史逻辑。在国外教育史名著翻译出版方面，除了陈友松、赵祥麟、任钟印等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吴元训先生的贡献也很大，他主译出版的《西方教育史》《中世纪教育文选》《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和《教育问题史》等国外名著，都是今日研习教育学、教育史博士生的必读之书。
同学们在运用研究理论时，必须具备清醒的批判意识与敏锐的甄别能力，尤其要警惕那些裹挟着特定意识形态预设、本质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相悖的理论体系，切不可盲目套用。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根本遵循，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其科学性与革命性、真理性与道义性在历史长河中，特别是在中国翻天覆地的变革实践中得到了最雄辩的证明。它是我们穿透理论迷雾、洞察社会本质的“显微镜”和“望远镜”。当今学术场域并非风平浪静。各种西方社会思潮与理论范式纷至沓来，其中不乏具有迷惑性的概念包装和看似精巧的分析框架。大家务必警惕那些已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剖析和批判过的理论，以及那些本质上是为特定意识形态张目、服务于西方中心主义或资本逻辑的“新论”，绝不能因其在西方学术界的流行或表面上的“中立”“客观”而放松警惕，必须深入剖析其产生的具体历史背景、所服务的特定阶级利益、内在的逻辑矛盾及其潜藏的意识形态陷阱。要看到，这些理论在解释某些局部现象时或许有片面的“深刻”，但其整体框架和价值导向往往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逻辑背道而驰。盲目套用这些理论，轻则导致研究结论的偏颇和失真，重则可能动摇研究的根基，使学术探索迷失方向，甚至不自觉地为错误思潮张目。
博士生要从以下三方面持续锻造理论甄别力：①筑牢根基，深研经典。必须系统、深入、持久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要掌握其精髓要义，理解其立场、观点、方法。只有根基深厚，才能慧眼如炬。②立足国情，扎根实践。我们的一切研究，起点和归宿都应是中国的伟大实践。要深入田野、社会、历史，从鲜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汲取智慧、发现问题、验证理论。任何理论的适用性，都必须接受中国实践的严格检验。③批判扬弃，守正创新。对域外理论，包括西方理论，不搞简单排斥，但必须坚持批判性审视、选择性吸收、创造性转化的原则。要剥离其意识形态包装，分析其合理成分是否能在我们的理论框架和现实语境中获得新的解释和运用空间。更重要的是，要在立足中国实践、深植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勇于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确立了理论自觉与坚定的价值立场之后，博士生更要以科学严谨的方法论驱动研究进程良性循环。陕西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为博士生提供了丰沃的学术土壤与坚实的平台支撑，两校均有经验深厚、造诣精深的导师团队，有积淀深厚、门类齐全的文献资源。大家要学会善用平台、精研方法、知行合一，早日驶入学术创新的快车道。
五、注重实践，以做领学
博士生阶段务必树牢“以做事引领学习”的理念。做学问归根结底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知识不能只是单向积累，其终极价值在于经世致用。博士生要主动走出书斋，将量化的数据、田野调查的样本、社会服务的案例，转化为解决现实难题的智慧与方案，使“高大上”的理论“接地气”，回归到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之中。让“做事”的实践需求牵引学习深度，让服务国家发展的使命感照亮学术征程，在回应时代命题的考场里，做出有生命力、有贡献度的真学问。
下面我介绍一下近期推动的重大项目，以便大家了解相关情况。
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理论内涵、指标体系、国际比较与建设路径研究”
该项目以理论研究、比较研究、历史研究、实证研究为坚实抓手，其核心使命在于系统探明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理论内涵，深刻剖析其与国家高质量发展、教育强国建设的内在关联，科学梳理体系内部诸要素的复杂关系，科学构建其评价指标体系，并广泛汲取国际先进经验，最终目标是为构建中国特色的高质量教育体系贡献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机制。课题凝聚了全国教育研究领域的精锐力量，由五大子课题协同推进。子课题一由杭州师范大学领衔，聚焦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理论内涵研究，后续探索奠定坚实的学理基础。子课题二在武汉工程大学主持下，承前启后，致力于高质量教育体系指标体系的构建，这将是衡量体系发展水平、指引建设方向的“标尺”。子课题三由陕西师范大学负责，从历史中汲取智慧，研究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历史经验，以史为鉴、行稳致远。子课题四在温州大学带领下，放眼全球，开展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国际比较研究，寻找可资借鉴的国际样本与经验。子课题五由北京师范大学承担，将理论、历史、比较的成果熔于一炉，落脚于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路径与对策研究，为将蓝图转化为现实描绘出切实可行的路线图。
2.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引领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研究”
该项目由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山西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五位知名教授领衔，分别从五个关键维度展开攻坚。华东师范大学团队聚焦于目的论与方法论的根基性问题，深入阐释党的创新理论的思想内涵与核心范畴，清晰界定其对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引领地位与方法路径，并从根本上厘清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涵特质及其独特的建构方法论。南京师范大学团队致力于全面调查当前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现状，精准剖析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深层症结，识别未来发展中面临的核心挑战，为认清现实、找准方向提供坚实依据。山西大学团队着眼于顶层设计与制度保障，将系统提出加强新时代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战略部署建议，重点围绕如何强化党的创新理论引领作用形成切实可行的政策方案，并针对推动中国教育学“三大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治理与创新，贡献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智慧。华中师范大学团队致力于构建科学的评价驱动机制，其核心任务是紧密结合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宏伟目标，开发有效衡量和引导教育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设计出与之相匹配的、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评价实施方案，以评促建，引领方向。北京师范大学团队则专注于实践的落地与系统的创新，着力开发以党的创新理论为引领、推动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系统性实践操作方案，并进一步构思面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目标、涵盖教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整体革新的系统创新方案，为理论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供“施工图”。
关注重大研究项目，一方面是引领博士生深刻认知国家教育事业的顶层设计与内在学理逻辑。要穿透表象把握国家教育发展的战略格局、价值取向与改革路径背后的深层肌理，理解“为何如此设计”与“何以支撑发展”的学理脉络，从而将个人的研究坐标精准锚定在国家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中。另一方面是点燃博士生的学术热情与实践动能。激励大家增强紧迫感与使命感，加快汲取理论精髓的步伐，深化专业素养，带着问题意识深入教育实践一线，将所学所研转化为破解现实难题、服务国家战略的切实方案。
六、明势守正，勇于创新
唯创新者进，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开拓创新是贯穿学者整个学术生涯的实践纲领。要夯实创新的根基，从文献综述中真正学懂弄通做实。创新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沉潜于浩如烟海的学术文献之中。我们在做文献综述时要系统梳理本领域知识谱系的演变脉络，精准把握核心概念、经典理论、主流范型的来龙去脉，洞察已有研究的贡献边界与未探之境。如此“精耕细作”才能清晰界定自身研究的“起跑线”，避免低水平重复或自说自话的“伪创新”。真正的创新是敢于在理论“无人区”或实践“深水区”提出真问题、构建新框架、开辟新路径，是基于深厚学养的智慧迸发。
要用好创新的“密钥”，学会“交叉创新”。当今世界知识生产与重大问题的复杂性，早已超越了单一学科的范畴。学科目录的持续动态调整，释放出鲜明的信号——学科交叉融合是大趋势。要训练出敏锐的“学科雷达”，密切关注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之间、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传统优势学科与新兴学科之间的重组动态。要敢于打破固有思维定式与专业壁垒，主动学习邻近学科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在综合学科与交叉学科的“边缘地带”精心勘探。看似模糊、实则充满生机的“交叉点”上，往往蕴藏着颠覆性认知的萌芽和研究领域创新的“宝山富矿”。发现它，需要慧眼与勇气;耕耘它，则需要定力与韧性。以扎实的文献为基，以交叉的视野为翼，以深耕的定力为锚，选定有前景的交叉领域，长期深耕细作，持续投入，不断积淀，才能开辟出富有生命力的新研究领域，形成具有辨识度的原创性理论成果，最终从跟随者成长为真正的“学术新锐”。
创新需要守正，守正需要“明势”;“明势”才能“顺势”;“顺势”才能“乘势”;“乘势”才能更好地“守正创新”。前段时间，笔者主编出版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政策研究与阐释》，该书围绕《纲要》的总体要求、“八大体系”、综合改革和组织实施等十一个维度，剖析了《纲要》研制实施背景、重大意义、总体要求、基本内容、主要特点、战略目标、任务部署和实施要求。同时，借助数据呈现与案例比较，系统梳理了《纲要》从规划至实施的过程及内涵，书中运用了八种方法对《纲要》做了解读。以这本书为例，我们在做政策研究尤其是解读中央文件时，要坚持以下三项基本原则和八种方法：
1.准确把握意图
要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这是准确理解《纲要》意图的基础。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新时代以来两次全国教育大会、民盟民进教育界联组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与《论教育》《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原文加以贯通学习，准确理解教育强国建设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路径。要研读教育部领导的学习体会文章。这些文章由教育部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后以教育部领导或党组名义撰写发表，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纲要》精神理解得更为准确。要研读《〈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学习辅导百问》等书籍，《学习辅导百问》由教育部组织有关司局、中国教科院、中国教育学会专家编写，具有很高的政治站位和政策站位。在学习其解读视角、表述用语的同时，突出本书的学理化阐释、系统化论述、体系化构建特点，全面地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政策水平和专业水平。
2.全面深刻解读
要原原本本、逐字逐句研读原文原著，深入学习、理解和吸收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中央文件精神、政策解读的重要书籍，避免写作时脱离原文主旨、断章取义、望文生义，杜绝以个人主观臆断或片面经验进行随意发挥和“自由解读”，确保研究阐释的方向不偏移、精神不走样、内容不空洞，切实维护理论、政策和中央精神的权威性、严肃性和完整性。
3.善用解读方法
对标对表以下解读方法进行检查和完善：①以习解读、力求达意，以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为指导来理解中央文件的精神和要求;②以时解读、力求高瞻，站在时代的高度来考虑问题，避免出现因站位太低而就《纲要》内容解读《纲要》本身的问题;③以理解读、力求深刻，以政策话语为主、学术话语为辅，吸收运用最新、最权威的理论佐证政策部署，特别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对建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教材体系的论述等;④以事解读、力求客观，注意通过重大事件、重要实践来阐述中央有关工作部署的意义与价值;⑤以史解读、力求纵观，立足党的百年光辉奋斗历程，全面了解各时期党的教育方针的历史变迁，论述过程要结合党史讲清来龙去脉，尤其是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的教育发展作为完整阶段来进行研究;⑥以外解读、力求佐证，展现国际视野的同时要合理把握尺度;⑦以数解读、力求准确，把核心数据作为政策分析的精准坐标，原则上不用图表;⑧以规解读、力求规范，统一体例规范、注释规范，优先引用权威资料，多引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政策文件。
以上“六维向度”将赋能驱动博士生在团队协作中淬炼共事智慧，于目标引领处锚定报国航向;借系统规划筑基学术生涯，以方法革新拓深研究视野;向实践沃土扎根真知根脉，于创新前沿勇闯未知之境。要以此为律，在教育强国、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中争当先锋闯将，以卓越学识与赤诚之心勇于作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将功业镌刻于时代丰碑中。
选自《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5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