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丛书”是一套极具历史价值、教育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的丛书，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组织策划，并由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周洪宇教授担任总主编。这套丛书旨在以口述史形式发掘和抢救珍贵的高等教育史料，记录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历程和杰出人物的思想与实践，回顾了我国当代高等教育改革的恢宏历程，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和深刻的启示。
目前，“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丛书”第一辑如约问世，分为《谋与敢——朱九思口述史》《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实践—理论—应用——潘懋元口述史》《回归大学之道——章开沅口述史》《育人而非制器——杨叔子口述史》《改革路上——张楚廷口述史》《行行重行行——王义遒口述史》《弘扬传统艰苦创业——史维祥口述史》八本口述史与《教育口述史研究引论》一本口述史研究引论，记录了朱九思、刘道玉、章开沅、杨叔子、潘懋元、王义遒、张楚廷、史维祥等著名高校治理者在履职高校党委书记或校长期间的波澜岁月和不朽人生，同时为读者提供阅读建议，为研究者提供研究视角和方法指导。第二辑编撰工作也已正式启动，敬请期待!
01“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丛书”出版的价值与意义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在《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中提到：“记忆的需要就是历史的需要。”
历史是有目的的人的活动。这是自有人类记忆以来传统总是被口耳相传和文字记述的原因,也是今天学者们通过不同的历史课题探究过去的原始驱动。记述往往与客观现实有所偏差,使得部分历史学家不满足于从正统的史书和典籍中发现过去,热衷于从笔记、小说等私人叙述空间中寻找历史。在当代,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不再只是枯守故纸堆，而倾注时间走向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留心于观察、倾听、访谈,用声音和影像来保存历史,是为口述历史的实践。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改革大时代,教育改革是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推动了中国的社会变革。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一批思想解放、视野开阔、勇于改革、善于创新的高校校长,成为勇立时代潮头的弄潮儿。他们大都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亲历者、参与者、组织者、实施者、推动者、见证者,他们或重教学改革或重科学研究，或重社会服务或重文化引领，或重国家需要或重大学自主,或重人文社科或重自然科学，或重行政改革或重教师作用，或重本科教学或重研究生发展，或重顶层设计或重基层创新，或重本土联盟或重国际合作，以高等教育改革家之风范,从高等教育不同层面入手,披荆斩棘，大刀阔斧,为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奠基和垂范开拓作用。本套丛书以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为主题,以当面聆听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高等教育改革家的高等教育改革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同时将这些一手资料整理成书,传于后人,具有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组织编写出版本丛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现代口述历史先驱、英国历史学家保尔·汤普森(Paul Thompson)认为,口述历史的基本重要性在于给了孩子们、学生们,或者说年轻人,一个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的机会。2017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社会各界和人士通过不同的方式举行了纪念活动。恢复高考是国家的英明决策，于国于民都影响深远。那么，高考是如何恢复的?恢复之后大学的办学是如何逐步恢复并发展的?其中都离不开大学校长在此间的努力。本套丛书所邀请的校长便是这一重要历史活动的亲历者与主持者，他们能够提供作为历史参与者的视角与声音。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教育作为社会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反映社会整体变革的内容。1977年,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他明确把科教发展作为发展经济、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先导,并将其摆在中国发展战略的首位。在教育系统中,高等教育的地位举足轻重,尤其是对于中断高考十年之久的国家来说,急需一批年富力强的青年骨干承担起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重任。本丛书的出版对回顾过去40年来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与社会经济变革具有重要意义,既是缅怀过去，也是总结现在，还能展望未来。
编撰出版本丛书为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制度发展历程提供口述历史资料很有必要。口述历史的必要性关涉的是历史本质、功能与意义的讨论。历史是什么?谁是历史的叙述者?怎样的档案资料才能呈现最客观的历史?在历史学的研究中,此类问题的解答通常被视为专业的缄默知识体系构建。口述历史研究者认为，人民应该享有话语权,通过人民的声音,把历史交还给人民。正如意大利历史学者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口述历史的基本功能在于留存当代历史参与者的口述档案资料。
收集口述历史资料的必要性在于：一是能提供档案资料的补充与印证,弥补档案资料中某些重大事件过程与细节的缺失;二是口述历史资料可以发挥历史研究和社会教育功能,那些重要历史事件的决策者、参与者通过口述历史能够提供更为丰富的历史细节，而对于一般公众来说，通过阅读这些口述资料更具有社会教育意义。本丛书是口述历史在当代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一次尝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尤其是高等教育发展经历了起步、发展、挫折、中断、恢复、改革与腾飞的多样化的发展阶段,我国当代对教育改革发展历程的研究是当代教育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丛书编撰出版具有紧迫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时期均涌现出杰出的大学领导者。第一批引领高等教育改革的校长们有的已经辞世，大多已进入耄耋之年,本丛书的编撰有抢救性保护之意,是为这批勇立改革潮头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领军人物留下智慧以指导未来我国高等教育进一步改革创新。
本丛书编撰的初衷之一便是考虑到曾担任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兼院长的朱九思先生已年近百岁,为他整理完成口述史实属迫在眉睫。遗憾的是,我们在整理朱九思教育口述史的过程中,先生于2015年6月13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他指导的博士生、现为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的陈运超教授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凭借朱九思先生生前谈话、师门集体回忆,以及朱九思先生系列著述,费时数年完成该书的整理工作。因而,当面访谈聆听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高等教育改革家的高等教育改革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同时将这些一手资料整理成书,传于后人,已经成为一件具有重要意义和急迫的事情。
02“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丛书”选题策划与撰写过程
本丛书最初的构想可以追溯到2008年初春,彼时刚好是恢复高考30周年,也是我们77级大学生30年前刚刚踏入大学校园的日子。犹记得1978年3月初,我从湖北荆门姚河公社新华大队知青点取回行李,在家歇息几天后,便赴华中师范学院京山分院报到注册正式成为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的一名新生，由此走上“知识改变命运”的人生之路。可以说,我个人命运的转折是以国家发展步入正轨为前提的,首先是整个民族发展的春天，其次才会有个人发展的春天。
1978年这个特殊的年份，无论是对我个人而言，还是对中国来说,都是一个重要拐点,具有里程碑意义。作为77级大学生,自己又是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学者,组织编撰出版一套反映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丛书的想法便涌上心头。2008年底,我在与新进入我门下攻读博士学位的刘来兵讨论他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时,与他交流了做大学校长口述史选题的想法,想借此机会推动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丛书的撰写工作。他在做了一番准备工作之后,随着个人研究兴趣的转移,改做教育史学理论研究,此事便搁置下来。2014年,我早年指导的硕士生、现在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工作的周晓方找到我,与我沟通策划组织出版丛书选题事宜。周晓方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作为全国高等教育改革重镇,系高等教育研究人才荟萃之地,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方面已经形成独有的特色和优势,具备较高地位和重要影响。我立即想到将已搁置数年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丛书交由该出版社出版是最佳选择,此事已是迫在眉睫,且刘来兵博士现已留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工作,可以协助我完成组织出版工作。周晓方编审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汇报了本选题，得到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将本丛书列为重点出版支持计划,并于2015年获得湖北省出版基金的资助。
在选题确定之后,我们分头联系国内几所高校已经退下领导岗位的校长们,主要有华中科技大学前校长朱九思、杨叔子,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章开沅,厦门大学前副校长潘懋元,湖南师范大学前校长张楚廷,西安交通大学前校长史维祥,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等，他们作为本丛书第一辑的口述传主先行出版口述史,另有其他数位高校前校长也已参与到本口述史丛书出版工作中来,他们的口述史作为本丛书的第二辑也将陆续出版。他们对本丛书出版计划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支持,尽管他们年事已高,但仍坚持著书立说，发表对中国教育的真知灼见。他们的智慧与思想无疑对今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起到启迪作用,他们的肯定与支持使我们信心倍增，促使我们更加坚定地、全力以赴地完成本套丛书的编撰与出版。
在得到这些具有新时代大学改革鲜明特色的校长们的认可与支持之后,我们又分别与校长本人以及校长们的学生进行了单独的沟通交流,并逐一确立了各口述史著作的整理者。我利用在北京参加会议之机,与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署长柳斌杰沟通本套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丛书的选题情况，邀请其担任丛书顾问,并联系全国多所大学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学者担任本丛书的编委会成员。
有关丛书的编写体例，前期我与策划编辑周晓方编审和编委会秘书长刘来兵副教授进行了多次讨论，第一辑出版计划确定后,我们又征求了各位校长及各位口述整理者对编写体例的意见。考虑到本丛书中校长们的身体状况各不相同,无法保证每一位校长都能完全以口述加整理的方式完成书稿著述工作,故根据具体情况具体组织编撰,总体上保持口述历史的风格即可。随后,我们积极申报各级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现已获得2015年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并为争取获得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做积极准备。
2017年2月17日,为推进本丛书的撰写工作,统合在撰写过程中的不同意见,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专门组织召开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丛书(第一辑)审稿会。华中科技大学总会计师湛毅青教授、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教授、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应强教授,以及本丛书主要口述历史整理者来自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厦门大学、同济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重庆工商大学的专家学者相聚武汉,交流本丛书写作的具体情况,共同回顾与展望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
与会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策划出版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丛书,还原高等教育改革家在高等教育改革领域的思想理念、真知灼见、践行历程,给时代留下真实的记录,为后来改革提供有益经验，传承后世,具有前车之功。与此同时,在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借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大好时机,对老一辈高等教育学家的高等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进行梳理,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进行回顾与展望，这对实现“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意义和推动借鉴价值。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加快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推动一流高校与一流学科建设,加快我国迈入教育强国行列的步伐。这充分说明本丛书的选题与编撰出版非常契合当前国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的需要。2018年,时值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推出本书,希望能为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
本丛书在编撰过程中得到了国内多所高校以及大学领导者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各位愿意参与本丛书计划的老校长们,在此一并致谢。参与口述史整理工作的诸位学者与我们组成了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丛书编撰团队,他们敬业的精神、严谨的态度、深厚的学术底蕴为本丛书的出版提供了保证。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刘来兵担任本丛书编委会秘书长,协助处理日常具体事务与联络工作,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策划编辑周晓方等老师为本丛书的出版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表示衷心感谢。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谨以此套丛书的出版隆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向40年来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创新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先驱者、探索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图说：2024年9月8日，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主办的“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丛书”第一辑首发式暨第二辑启动会在北京湖北大厦举行。
03“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丛书”的定位与追求
口述历史不同于学术著作,相对学术著作而言,其读者受众更广泛。我们在编撰本丛书的过程中,结合口述历史的特点考虑本丛书所追求的风格、特点和定位。
力求复原史实、保全史料、深化史学。要做好口述历史研究工作,应明确“历史”的三层含义,即客观的事实(史实)、主观的记载(史料)和主客观结合的研究(史学)。与传统的单纯以文献为依据进行的历史研究不同,口述史研究是史实、史料和史学三层历史的融合。口述者叙述的是史实,但首先是属于口述者自己认定的事实,还需要通过记载的史料去印证,整理者通过比对口述材料与文献材料也能得到最终的口述历史作品。口述历史必须恪守真实、客观、中立的基本原则,必须厘清访谈者与口述者之间的关系。左玉河教授认为历史研究者与历史当事人是口述历史研究的双重主体,但两者在口述访谈中充当的角色及所尽的职责是不同的。作为访谈者的历史研究者,是口述历史访谈的策划者和引导者;作为口述者的历史当事人,是口述历史访谈不可缺少的主角。口述历史访谈的过程,是访谈者与当事人通过口述访谈的方式共同回忆和书写某段历史的过程。本套口述史丛书力求做到以史为据、论从史出、史论结合、述多议精,求信、求实、求真,为后世存信史,为学术做积累,为改革指正路。
力求形式与本质的结合。口述历史作为一种史学实践在近年来颇为兴盛,源于社会大众对历史的关注热情显著增强。大众在获得一定的物质保障之后,会转向对精神、文化的追求以提升自身的素养,人们开始去关注历史的、过去的、传统的东西,而不只是当下的日常生活。口述历史能很好地满足大众对当代社会生活中某些重要事件的了解。这套口述史丛书,“口述”是形式,是特色,“历史”是本质,是根本。既要遵从口述的“形式”和“特色”,更要坚持历史的“本质”和“根本”,使之与一般历史著作区别开来,具有口述历史的风格和追求。
力求口述文本鲜活、生动、可读。口述者有自己的语言风格,善述者引人入胜。作为大学领导者,卓越的演讲能力是其胜任领导职位的基本能力之一。然而,口述历史与平常的对话不一样,需要整理者在前期做好一定的准备,把要了解的内容提前告知口述者,口述者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回忆,甚至是查阅资料去印证。对话的过程要尽可能做到问题有来由、事情有曲折、过程有细节、结果有悬念、语言口语化。问题有来由强调的是口述历史有自己的主题,是带着问题开展的研究工作,而不是日常生活中的漫谈。问题可以是整理者在前期准备的,也可以是口述者根据主题自我提出的。事情有曲折强调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均是螺旋式前进的，其过程大多循环反复，通过不懈的坚持与努力才能最终取得成功。
过程有细节强调的是在事件的重要节点与关口,某些重要决策与行动使事件的发展方向发生根本性转变,在此结果之前所发生的细节过程仅仅是少数参与者才知晓的，而这也正是需要通过口述历史公之于众的。结果有悬念强调的是叙述能引人入胜,而不是故作惊悚,是增加可读性,使人们意识到任何一次成功的改革实践均是特定时期不同主体博弈的最终结果。语言口语化强调的是口述历史不是文本写作,是日常生活中口述者的自我呈现,这种表述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
力求处理好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本套口述史丛书以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为主题,每一位大学领导者均以个人主导大学改革为主题开展口述史的整理工作,每一本口述著作既要反映时代和改革的共性问题,也应体现传主的个别应对及其个性特征。共性指不同高校教育改革的普遍性质,个性指每一位大学领导者推进教育改革的特殊性质。教育是社会系统中的组成部分之一,教育改革离不开整体的社会变革系统的支持,也受制于一定时期的社会改革氛围。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高校的改革,所面临的时代和改革背景是一样的，具有共性的时代烙印。不同的大学领导者具有不同的改革思路与领导方式,即使在共性的改革背景下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改革实践。从纵向来看,不同时期的大学改革实践更是如此,因而,对每一位大学领导者的个性呈现是本丛书的特色所在。
力求处理好重点与非重点的关系。口述历史的叙事风格在追求可读性、鲜活性、生动性的同时,必然以付出较多的篇幅为代价,甚至是事无巨细的情节交代,在此过程中如何在有限的篇幅中呈现重点的内容,而不至于被其他非重点内容所掩盖,是本丛书在编撰时一直强调要处理好的问题。我们认为，重点不在于篇幅的“多”,更是思考的“深”,只有篇幅的“多”而没有思考的“深”,那是“流水账”,要避免写成“流水账”,力争成为“沉思录”。而要成为“沉思录”,需要做到“国际视野、中国特色、问题意识、改革导向”。国际视野是叙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发生被置于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观照之下。
毋庸置疑,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有自己的道路与模式,然而西方国家建设高等教育的经验应该成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制度的借鉴。中国特色是指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内进行的,尽管有借鉴西方国家高等教育办学经验,但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是永不动摇的根本。问题意识是指以问题为中心论述大学改革的主要思考与举措,这些问题能反映大学改革的困境与突破以及决定未来走向,在推进大学改革这一过程中遇到哪些困难以及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并有哪些经验和启示。改革导向是指这套口述历史丛书不是个人的生活史、活动史,而是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学改革为主线的口述史。在叙述的过程中要把个人生命史与改革史结合起来,个人的日常生活与后来的主持大学改革是有内在关联的。
应处理好经验与教训、正面与负面的关系。任何一项改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其过程必然是反复曲折而最终达成的。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高等教育经过拨乱反正后,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下获得快速发展,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也遭受了西方势力侵蚀后的挫折,影响了一些大学改革的步伐,因而,该时期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既有良好的经验,取得了积极的改革成效,也有深刻的教训。进入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21世纪之后,中国高等教育迎来理性的快速发展,逐步走向以中国特色的办学道路并入全球高等教育发展的轨道。因而，口述传主在对改革进行总结时应坚持客观理性的态度,认识到个体在整体中的作用是有限的,不宜只写传主如何“过五关斩六将”,还要写其“走麦城”,敢于自曝其短。这不仅反映历史的真实,体现人格的境界,而且会给后人更多的启示。
力求处理好学校与个人的关系。一所大学改革的成功离不开校长的改革思路与实践以及协调各方关系的人格魅力,但不能完全归功于校长一人，与学校整体的改革环境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曾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所形容的,两者是“山”与“老虎”的关系,没有学校这座“山”,就没有校长展示治校智慧与能力的舞台,所以说“山与虎为”,而没有校长的治校智慧与能力，学校也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虎壮山威”。两者不可或缺,相辅相成。因而,在口述的过程中,如何以大学领导者为核心,探讨学校在某个时期的整体发展环境,是很有必要的。
力求处理好大学自身办学规律与少数非学术、非教育因素之间的关系。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系统的支持,受政治、经济、文化的制约。大学发展同样如此,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必须在社会主义制度内设计我国大学的改革方向。大学改革发展史,既有大学自身的办学规律,同时也要考虑到非教育因素、非学术因素的制约与影响。然而这部分的影响因素如何评判,不是短期内能够给予的,历史毕竟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看清背后的事实,这就要充分依靠传主和整理者的人生智慧。口述者应该谈出正能量,给人以温暖和力量,谈出未来，谈出希望。
04 我给恩师整理出版《回归大学之道——章开沅口述史》的编后说明
在一本书即将出版之际,对读者交代一下作者的编写初衷和过程,似乎是个常例。我们整理出版的这本《回归大学之道——章开沅口述史》看来也不能不在书尾写几句,向读者做个说明。
这本书是我应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之邀，担任总主编的《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丛书(第一辑)》中的一册。该丛书传主包括20世纪80年代以来活跃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前列的一批知名大学校长,如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朱九思和杨叔子、北京大学丁石孙校长的得力助手及常务副校长王义遒、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史维祥、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张楚廷等人，而被誉为“华中高教三剑客”之一,与刘道玉、朱九思齐名的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章开沅,自然也在该丛书传主之列。
为了确保这套口述史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可信性,在七八年前这套丛书动议之初,我就与出版社定了个规矩,每本书的整理者,最好都是传主的弟子或助手。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请当事人自己来完成。刘道玉、张楚廷两位校长就是自己亲自动手,不假他人。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统招入学的大学生中章开沅先生最早的一批弟子，从1978年3月入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就与章先生开始认识并交往。我在担任历史系77级历史课代表后,经常就班上组织学术讨论及个人专业学习诸事请教先生，尤其是1982年初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以及后来又跟随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做陶行知研究,陪同先生参加相关学术活动,耳提面命、请益问学的机会就更多。先生终身服膺陶行知,立志教育改革,以教育改革促进社会进步。先生晚年担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兼湖北省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我作为他这方面研究工作的主要助手、湖北省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后来又承先生大力推荐并担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向先生汇报请示陶行知研究相关工作,交往十分密切。先生对我也一直关爱有加,为培养陶行知研究的年轻一代,20世纪90年代,先生曾专门修书,与教育部党组成员、陶行知弟子张健先生联名给当时教育部分管外事的副部长韦钰推荐我免试外语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访学。先生还在百忙之中给我的博士论文等多本学术专著写序,鼓励有加。我到省里工作后,他也常常勉励我努力服务社会,积极建言献策,推动教育改革。作为他的弟子之一,我来整理其这本口述史,自是弟子本分。
不过,基于种种考虑,作为丛书总主编,最初我还是考虑想请在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晚年与先生朝夕相处、接触最多、情况最熟悉的师弟师妹们来承担这一任务,但我后来了解到,他们大多在忙于协助整理出版先生的那套多卷本文集,一时无力顾及其他。后来我又考虑可以请先生的助手刘莉帮忙，一问,结果她也在协助先生处理最新版《章开沅自传》有关出版事宜，这本书是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章开沅口述自传》之后的又一本重要自传,先生很看重此书,不惜心力,费心亲笔撰写,刘莉也为此投入很大精力,暂时无暇他顾。
出版社负责人了解这些情况后,认为时间已过去数年,其他传主的口述史多已出版,此书不能再延迟下去,便督促我自己来完成。我到近代史研究所向章先生做了汇报,先生觉得专门来回顾与反思20世纪80年代前后高等教育改革史,对当今高教改革也有助益,可以试试,但也明确表示他现在精力有限,无法再专门费时口述,只能应对几次,其他都要靠我自己设法整理。先生还指示我关于他的生平经历和部分早期学术活动情况可以参考此前由他口述、彭剑整理出版的《章开沅口述自传》以及刘莉正在协助处理出版的最新版《章开沅自传》。刘莉听说了此事,也很帮忙,主动将章先生自传初稿中关于高等教育改革部分内容提供给我进行参考。我自己身兼数职,平时事务缠身,心有余而力不足,开始时还当面请教了先生几次，但后来一忙,整理工作就停了下来。出版社领导见这样也不是办法，嘱咐我再找一位助手协助整理,我想到平时与先生联系甚多,经常采访先生的学校宣传部的小党,觉得他比较熟悉一些情况,于是我们两人分工合作,加快整理。小党也是忙人,初稿出来后,我发现还有不少重要遗漏,便又请我的研究生郑媛协助补充了许多新资料,终于在去年交给了出版社。我将这些情况向先生做了汇报,他很欣慰,多多嘉勉,认为可以与其他几本口述自传形成互补。
2021年5月上旬,我请小党尽快配齐相关照片发给出版社,并不时询问出版社人文分社负责人此书编辑工作进展，希望乘先生精力尚可之时可以亲自把把关。我怕有伤先生视力，还建议出版社在书稿编辑完后务必打印一份大号字体的清样,以便先生审核。可惜因种种缘故,此事未成。先生对此似乎并不在意，我们不提他也不问。但后来听师母说,先生临别前几天,有两个愿望与她频频提及,一是想回桂子山的家里住住,二是想看看书出来没有,而“书”可能就是指这几本口述自传。听到此言,我感到无尽的后悔。如果当初不犹豫再三,自己动手早日完成书稿,时时督促出版,或许可以让先生在生前见到这本专题口述史?
如今,这本口述史即将出版,而先生已魂归道山,无缘一睹。涌泉之恩,无以为报,就以这本口述史作为弟子献给先生的一瓣心香吧?希望它的出版能让人们永远缅怀和铭记那个激动人心、令人难忘的改革岁月,以及先生这样始终追求真理、充满改革激情和勇气的一代先驱,并从他们的改革理想和智慧中汲取继续前行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