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教学、治理将会迎来怎样的变化?11月7日，在“2020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50人圆桌论坛”上，一读EDU(id：yidu_edu)请教了多位高等教育专家学者。本文即是对这些专家观点的归纳整理。
01影响1：中国大学校长不再只是“专家至上”?
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杰出学者特聘教授周光礼认为，疫情对于高校治理的首要影响就是，导致高校收入锐减。
“今年疫情后，教育部直属高校专项教育经费减少了近1/3，有些学校发工资都有困难了，很多之前设计好的项目也都无法再进行了。”周光礼在回答一读EDU(id：yidu_edu)提问时如此表示。
周光礼认为，在高校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大学校长的素质要求可能就要发生重大转变，“有些学校的校长本来要去开会，学校老师们就说，校长你就不要去开会了，赶紧去搞钱吧。”
据周光礼回忆，美国在其高等教育黄金发展期即大众化阶段时，也喜欢请一些著名学者出任大学校长，但当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后，由于政府拨款在学校收入中的占比降至30%以下，就不得不发生转变，要求校长多去校外广开财源。
这导致在美国出现“大学越来越像企业”的现象，出任大学校长的合适人选也不再只是那些知名学者，而是那些可以极大扩充学校办学资源的人，即创业型大学校长。
英国也不例外，周光礼回忆道，标志性事件就是：
2003年，经济状况不佳、被竞争对手剑桥大学甩在身后的牛津大学，为了改善学校的财务状况，力图将自身从一所保守大学改造成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现代大学，在900年办学史上首次聘请英国以外的人士担任学校校长。该校特地邀请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副校长约翰·胡德出任校长。而在胡德履历上，不乏新西兰多家公司负责人这样对于一个大学校长而言比较特殊的经历。
“不过最后这个尝试失败了，他被教授们投票赶跑了。”但周光礼好奇的是，这种校长任命的新现象是否会在后疫情时代的中国高等教育界出现?
在周光礼看来，即便我国高校校长背景仍未有明显改变，但在后疫情时代，受制于疫情对于学校收入的负面影响，我国大学也可能会在治理改革上引入工商企业的方法，比如，内部资源配置由传统计划模式向市场模式转变，内部管理机制由“大而化之”的粗放型管理向精细化管理转变。
02影响2：中国是否还要扩大教育对外开放?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陈鹏教授对一读EDU(id：yidu_edu)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的首要影响是对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造成严重冲击，不论是出国留学教育，还是来华留学生教育，抑或国际学术交流，都遭遇诸多限制。
对此，南方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研究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创新中心(中国深圳)常务副主任韩蔚也有类似感受，“我们南科大40%的学术研究都是通过国际合作完成的，但从去年到今年，因为疫情、地缘政治等因素，这种合作受到特别大的挑战。”
那么，在后疫情时代，我国是否还应支持广大学子选择出国留学?
对此，陈鹏的看法是，“我们不能因此重新搞‘内卷化’式的培养，还是要像当年改革开放一样，大胆地把学生送出去，送到发达国家去。”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卢晓东也认为，在全球疫情得到控制、留学人员安全有保障的前提下，我国仍需持续扩大教育领域的对外开放，为学生提供和创造更多前往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等知识领先国留学的机会。
卢晓东与硕士研究生蓝丽娇合作完成的实证研究发现，留学经历对院士成长发挥出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自1972年我国恢复向国外派遣留学人员以来，在我国本科毕业的院士中，足有3/4(75.15%)具有出国(境)留学经历。(注：统计时剔除了5名研究领域为中医药(我国在世界范围内领先)的院士和61名受军队出国限制政策影响的军队系统院士)
但考虑到我国师生赴美学习、交流的风险，卢晓东建议，我国有必要与更多国家开展教育交流与合作，做大留学目的国的盘子，使留学目的国分散化。
与之相适应的是，高校外语教学也要多元化。为此，卢晓东建议：
一是在理工科领域积极引进原版教材，二是高校可将日语、德语、法语、俄语也作为第一外语，并提供多语言辅修课程;三是教育部可积极引导和推动语言类大学为周边院校学生提供跨校语言辅修专业教育。
同时，卢晓东建议，我们应在坚持公派留学政策的基础上，考虑完善公派留学政策：
一方面，应提高公派留学资助标准，另一方面，为减轻美国政府对于公派留学属于中国政府资助的紧张感，可有意识地调整公派留学资助格局，从国家留学基金委作为主要资助方，逐渐转变为由企业基金会、公益基金会、大学基金会、个人自费共同构成的多元留学资助格局。
“2020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50人圆桌论坛”分论坛二：后疫情时代的高等教育论坛(来源：“长江教育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03影响3：在线教学能否取代线下教学?
疫情给我国高等教育带来的另一大影响是促进了高校的数字化转型。
“以前虽然说要把教育教学同信息技术深度融合，但都是停留在口号上。”周光礼说，但疫情来袭后，由于师生无法面对面进行教与学，正常教育教学工作就被迫搬到网上，迫使包括他这样的“互联网难民”也要学会、熟悉各种信息化平台。
“我用了五花八门的平台，开始连下载个APP都不太会，但是工作需要，没办法。最后，像我这样信息素养如此低的人，居然都掌握了很多种网络教学互动方式。”周光礼如此打趣道。
韩蔚也发现，大家讲了十余年的网络教学，但推动效果“都不如一场大自然带给我们的灾难来得快”。
学会线上教学、交流后，周光礼惊喜发现，与预想情况不同，本就是“互联网原住民”的当代大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度反而空前高涨。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利用信息技术，周光礼可以在课上点名让那些缺乏主动发言的胆量、不善言辞的学生也能参与到课堂讨论中。
“虽然这是我们改变传统教育教学的机会，但另一方面，传统教学有网络教学无可替代的优势。”不过，陈鹏坚持认为，线上教学只能是疫情下迫不得已的选择，不能变成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因为远程教学的最大问题是无法保证教学质量，“从我们过去接受教育到现在为止，教育技术始终没有成为一个影响教育的革命性因素。”
韩蔚的建议是，在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为来自不同地区、学校甚至专业的教师提供数字化赋能。
在此方面，他们领导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创新中心(中国深圳)已经同多家合作伙伴一道，编辑出版了《抗疫在线教育指南》系列丛书，并组织10期抗疫线上教学培训，培训了2108名来自46个国家、307所高等院校和政府教育机构的高等教育教师和管理人员。
下一步，他们将在深圳举办的国际网络教育学院(IIOE)年度会议上，面向全球发布《新冠疫情下加速全球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建议》。
受新冠疫情影响，师生身心健康问题也需引起重视。
“虽然当前没有具体的数据，但由于疫情防控的常规化和长期性对校园教学、管理和生活方面的影响，学校学生、老师、管理者存在很多心理问题。”陈鹏建议，高校管理者要注意疏解师生的心理问题，学会合理应对新冠疫情，做到精准防控，避免投入产出比例失调。
04结语
或许，有人还不认同目前我们已处在后疫情时代的论断，但不论如何，新冠疫情已经深刻改变了我们这个时代，各行各业也都在思考疫情所带来的冲击、影响及其疫后的应对之道。
那么，疫情过后，我们的高等教育应该怎样变革呢?以上专家的思考可能还未能穷尽、讲透所有可能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变化，后疫情时代的高等教育究竟该是什么样的，还有待你我的共同思考、努力。
本期作者方略研究院北京研究分站 许路阳
一读EDU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