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二十年——周洪宇的见证和推动
本报记者 | 张惠娟
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去年6月和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两次审议我都参加了，而且会上我提出来的多条建议都被采纳了……”4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当晚，周洪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颇为欣慰。而从2003年到2022年，担任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20年时间里，无论是在高校，还是在地方政府，或是到省人大，不论在什么岗位上，周洪宇的履职表中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关注从未缺席。
自2003年起，呼吁数年的义务教育阶段在2005年后逐步实行了免费，但中职教育尚未纳入免费范畴。2007年3月全国两会上，周洪宇提交中职免费的议案。当年9月，国务院将中职免费纳入制度范畴，涉农专业中职生开始免费，2009年又扩展到整个农村的中职生。
2005年，周洪宇又明确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职业教育不是一个层次，而是一种类型。它应该是与普通教育平行的、独立的体系，包括了中职、高职、本科、研究生等。这个观点的提出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源于实地的考察。1999年，周洪宇曾去台湾地区南台技术学院考察，后来再去时他发现校名改成了南台科技大学，竟然还培养硕士博士生。2001年，周洪宇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做高级访问学者期间，发现美国的社区大学也分不同类型，有职业技能型，也有专业知识型，而且学分和普通高校之间可以相互转换。“这是高等教育对社会多样化、多层次的人才需求的反应。”周洪宇说。
让周洪宇倍感自豪的是，2021年他有幸参与了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一审稿、二审稿的审议工作并且提出很多的建议被采纳。
“职教法自1996年颁布26年后，我国的社会经济环境、国际环境，包括职教本身的发展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当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加快职教法的修订工作，已成为当前非常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在周洪宇看来，修法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在需要。但从2010年—2020年的十年期间，职业教育法曾几次提起修订又几次中断，因为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包括职业教育的概念内涵、定位、管理体制、办学层次、职教体系、办学力量、保障体系等方面很难形成共识。“比如说什么叫职业教育?它的概念内涵怎么界定?职业教育的定位是什么?它和普通教育是什么关系?还比如，在管理体制上如何更理顺、普职分流如何处理，经费投入和法律责任如何规定等。”去年12月20日，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二审稿时，周洪宇提出建议突出“高素质劳动者”这个特点。他以实际考察过的广东技术师范大学以及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已经在培养硕士研究生甚至博士研究生为例，表明在当今的职业教育培养体系中，现在已经有多所职业技术大学在从事培养研究生层次的职业教育了。在他看来，发展研究生层次的职业教育是事实、趋势和规律。为此，他建议应在条款“本科教育”后面加上“以及研究生层次教育”，同时也呼吁职业教育也要颁发相应的学位证书，比如设立“副学士学位”或“工士学位”。
最近，周洪宇在承担主持一项教育部社科司重大委托课题，专题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的重要论述。通过研究他深切地发现，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对职教工作特别重视，尤其重视解决职业教育的适应性问题。在周洪宇看来，党的十八大以后，立法推进的决心和力度越来越大，大家的共识越来越明确。尤其，从2021年开始修法的进程驶入了快车道，很多关键问题在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中都得到了明确的规定。“这次职教法的修订吸收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新思想、新观点、新论述，并将总书记和党中央的这些最新指示精神由思想观点和政策措施上升为了国家法律，进而保障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周洪宇表示，这成为新职业教育法修订的一个重要特点。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目前共有职业学校1.13万所，在校生超过3000万人。新法于五一国际劳动节当天正式实施，这个节点，在客观上，是给全社会特别是给技能工作者的一份厚礼。我期待在新法的加持下，职业教育能为国家培养出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周洪宇对职业教育的发展充满新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