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新”、“全”：一部富有特色的教育史学学科建设力作
孙莉
教育史学通论(上卷)
教育史学通论(下卷)
我国教育史学自创立至现今已过百年有余，期间获得辉煌成就;但由于学科自身建设不够成熟，致使教育史学发展后劲不足，地位下降，甚至显现衰退迹象。因此，寻求教育史学新的发展道路，使之焕发新的发展活力，已成为教育史学科建设的重中之重。由周洪宇教授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教育史学通论》承载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思想，对教育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与阐释，从元理论研究视角出发，系统研究了教育史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重点论述教育史学科的理论范式、研究方法和学科体系。该著作，一方面，丰富了我国教育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另一方面，为从事和即将加入教育史研究的青年学者们提供了理论与方法方面的指导;再一方面，运用跨学科视角，吸收和借鉴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成果，使教育史学研究紧跟时代发展的脚步，永葆青春活力。特别是该书对教育活动史的提出，丰富了教育史学的研究对象，拓展了教育史学研究的视野，为我国教育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华东师范大学杜成宪和邓明言两位先生所编写的《教育史学》是教育史学研究领域的权威著作。《教育史学》以中西教育史学为划分标准，在其上编中国教育史学中明晰地将中国教育史划分为Ⅰ、Ⅱ、Ⅲ、Ⅳ，并详细论述了中国教育史的学科史、学科体系、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以及史料学、编纂学、史学评论等;在下编西方教育史学中则对教育史的成长历史、传统教育史与新教育史的比较、教育史家和教育史评、教育史方法论以及教育史的发展与未来进行了论述。该书将教育史学的基本理论、术语解释、逻辑体系清晰明白地展现出来，为教育史研究者提供了专业且权威的理论支持。然而，此著作更多地着眼于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并未涉及教育史学研究中重要的一部分，即教育活动史。湖北大学郭娅教授所编写的《反思与探索——元教育史学研究》将教育史学本身作为反思和研究的对象，从教育史学的学科性质、学科特征、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范畴、学术功能、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史料收集、编撰形式、学者素养、发展趋势等方面，探讨了教育史学学科的基本问题，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独到见解，为教育史学研究提供了一套比较新颖的理论依据。上述两本著作从不同的切入点结合新颖的写作风格，呈现出了教育史学的基本理论与基本问题。《教育史学通论》则弥补了教育史学研究中忽视教育活动史的这一缺角，该书将历史与逻辑相结合，教育活动史、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相结合，理论的严肃性与表述的生动性相结合，回归传统与理论创新相结合作为编著的目标。该书的主体内容包括，教育史学的学科性质和学科体系、教育史学的多维视野与跨学科研究、教育史学的功能与价值、教育史学认识论、教育史学研究方法、教育史料学、教育史编纂学、教育史学评论、教育史研究者的素养、中国教育史学史、外国教育史学史、教育史学的未来发展共十三章;论述了教育史学研究所涉及的各个方面。笔者认为该书的主要特点可以归纳为“通”、“新”、“全”三点。
“通”即为行文结构之通透。该书首先明确了教育史学的学科性质和学科体系，提出教育史学具有教育学与历史学的双重学科属性，且主要属于历史学而不是教育学。其后，该书提出了以跨学科视角研究教育史学，为教育史学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第三章将教育史学的功用与价值，分为教育史学的学术功能与价值和社会功能与价值;教育史学的学术功能即教育史学的“存史”、“释史”、“寻真”、“传承”、“积累”五种功能，教育史学的社会功能即教育史学的“资政”、“助教”、“育人”、“指导”四种功能，且学术功能是社会功能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功能是学术功能的归属和延伸是衡量学术功能的标尺。第四章主要分析教育史学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内涵和特点、教育史学认识的可能性、教育史学认识的形成过程、教育史学认识的性质及其效验等问题，即人们关于教育历史的认识过程和认识成果的哲学分析。第五章归纳总结了教育史学的研究方法论体系，根据教育史学研究方法的内涵与特点将研究方法分为了理论基础、一般方法和具体方法三大类，加强了对教育史学研究方法的探索。第六章详细分类了教育史料的种类，并明确其来源，大大丰富了教育史研究的史料。第七章主要论述了教育史撰述之法，对教育史编纂的体裁、类例、程序、语言表述、类型五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将以往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编纂学纳入教育史学发展的内部。第八章强调了教育史学评论的重要性，肯定了其在调节、引导和规范教育史学研究行为，丰富教育史学理论与方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第九章主要探讨教育史研究者的素养，即先天的禀赋和资质与后天的学习与锻炼，并列举了教育史研究者应具备的精神品质与知识结构。第十章对现代中国教育史学产生的背景原因、发展历程、经验得失及未来走向等做出考察。第十一章回顾了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波兰、日本以及美国的教育史学史，为我国教育史学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第十三章论及了教育史学的未来发展，强调了我国教育史学的时代使命，并提出我国教育史学的未来走向应是多元化、整体化、群体化、民间化的。共十三章的论述，逻辑通顺，结构严谨，从教育史学的学科性质论述到未来教育史学的发展，为读者展现了全面的教育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为新学者提供了入门指导。
“新”即为研究视角之新颖。该书突破了以往教育史研究仅限于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两大领域的思维定势，将一个更为基础且重要的领域即教育活动史纳入研究视野。对教育活动史的研究也体现了国际史学研究的转向。客观主义史学派(兰克学派)重视对官方史料的收集、考证和批判，力求不带感情地反映史料的真实性。年鉴学派则反对强调军事史、政治史和精英史的兰克学派，转而强调史学研究的视野应扩大，强调研究视野的下移，书写自下而上的历史，将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生老病死以及爱情婚姻等作为研究的内容。这一转向也影响到了教育史学领域。在教育思想史研究中，教育史研究者将精英人物的教育思想，论之又论、研究之又研究，对工作在一线的基层教师和普通民众对教育的看法与感受视而不见;在教育制度史研究中，研究者们也只着眼于书院制度、科举制度、学校教育制度、行政管理制度，重视对正规教育、正式教育的研究，而对那些非正规教育、非正式教育，如家庭、私塾蒙馆、宗祠寺庙、乡规民约等则不够重视，将大量的民间史料置之不理。因此，该书强调对教育活动史的重视。周洪宇教授提出“教育活动史是关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以各种方式参与教育过程并进行互动的历史，是影响人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发展过程的关键性因素。它既是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的起源，又是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还是连接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的中介和桥梁。教育活动史与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构成一种倒三角关系，教育活动史是起源、前提和基础，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是派生物和结果。没有教育活动史，就没有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三者相辅相成，三足鼎立，缺一不可。”将教育活动史纳入教育史学研究的视野之中，通过日常史学等把握日常教育活动，拓宽了教育史的研究领域，丰富了教育史的研究史料，更新了教育史的研究方向。教育活动史将历史中的“普通人”作为研究对象，着眼人的教育活动，立足教育实践，回归教育生活，通过口述、叙事等研究方法，重点研究基层的、民间的、日常的、微观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活动，推动教育生活史、教育身体史、教育情感史等研究，有助于焕发教育史学研究新的生命活力。
“全”即为研究内容之全面。该书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全面，不仅对教育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具体论述，还扩展了教育史料的搜集范围，还将教育史编纂学和教育史研究者应具备的素养纳入研究范围。例如在论述教育史学多维视野与跨学科研究的路径时，该书认为教育史学的多维视野主要可以从日常史学和大众史学、身体史学和心理史学、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图像史学和形象史学、影视史学、口述史学、历史人类学等多个方面入手，与以往教育史研究中重视思想史和制度史不同，该书将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作为教育史研究的新取向，将微观的、民间的教育活动作为研究的新内容，形成了强调教育活动史、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三者相辅相成的、较以往更为全面的教育史研究结构。再如，该书强调教育史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并构建了关于教育史学方法论体系的构想;将教育史学研究方法论体系分为理论基础、一般方法、具体方法三大类，其中理论基础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实践唯物主义、斯宾格勒与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马克斯·韦伯的史学方法论、年鉴学派与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以及后现代主义历史观，一般方法包括历史分析法、阶级分析法、比较分析法、逻辑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结构分析法，具体方法分为历史学科一般方法即历史考证法、文献分析法、口述历史法、历史模拟法和跨学科研究方法即田野调查法、个案分析法、心理分析法、计量分析法，并对每一种研究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再如，在论述教育史料学时详细列举了教育史料的种类和来源，将教育史料分为教育文件即政府文件、团体文件、私人文件，报纸、期刊，档案资料，教育机构出版物，历代史书和近代教育史著述中的史料，教育精英人物的文集，回忆录、日记、信札、传记、年谱，外文教育史料，方志、家谱、校史，文史资料，教育遗迹、实物及笔记小说等。与兰克史学强调历史书写只能运用官方档案资料不同，该书将史料的范围扩大到普通人的日常记载，将微观的、大众的、民间的史料运用于教育史学的研究中去，大大扩展了史料的搜集范围，也为更全面的展示历史原貌提供了研究基础。再如，该书将被忽视的教育史撰述之法——编纂学，作为了重要论述内容之一，单列一章专论教育史编纂学。以往教育史著作编写主要采用章节体，然而章节体并不能完全适用于表现历史多层次、多样化的纷繁复杂的进程。历史编纂学历经千年发展，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该书对教育史编纂的体裁、类例、程序、语言表述、类型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展现了一本合格的编纂体教育史著作应具备的因素。
教育活动史作为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的起源、前提和基础，应受到教育史研究者的广泛重视。教育活动史关注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和非精英人物对教育的感受和看法，研究重心从中心、精英、上层转移到边缘、大众、基层，在史料运用上更加关注以往被忽视的边缘史料，如回忆录、日记、信札、传记、年谱、教育遗迹、实物及笔记小说等，力求全面地展现教育历史。但是，教育史研究者在运用上述史料时应具备对史料真实性的甄别与辨认能力;因为，诸如小说类的史料在一定程度上会出现夸张、幻想等写作手法，以及作者本人的观点等，可能与真实的历史有所出入。这就需要研究者在运用史料时应多方比较、小心求证。未来教育史学的发展应呈现出教育活动史、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三者共同前进的趋势，共同构建教育史学完善的学科体系，簇生教育史学新的发展活力，提升教育史学的学术地位。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作者职务：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研究助理、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