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开生面的教育史研究新探索 ——《中国教育活动通史》评介



别开生面的教育史研究新探索——《中国教育活动通史》评介

黄书光

  周洪宇教授总主编的八卷本《中国教育活动通史》已由山东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这是一部主编倾情策划、汇集国内众多专家学者、历时十年精心研究而成的鸿篇巨制,是教育史研究领域填补学术空白的新开拓,是值得庆贺的开创性成果。其理论基点、研究旨趣、规律把握、视点表述等方面,均自成逻辑,独具风格。

  其一,探寻教育历史变迁的源头活水。中国教育史研究已迈越百年,多卷本《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和《中国教育思想通史》也先后问世,然而教育制度何以成立,教育思想何以形成,必然离不开历史主体——人的教育活动。事实上,已出版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与《中国教育思想通史》也并没有完全漠视不同时期人的教育活动,但毕竟未列为专门的研究领域与对象。为了进一步深化教育史研究,本书力图挖掘和再现教育制度史与思想史背后的人的教育活动场景,声称:“教育活动史既是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的起源,又是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还是连接教育思想史与教育制度史的中介和桥梁。……教育史学不研究教育活动史,仅研究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将会缺失其前提和基础,只能是一门‘见事不见人’‘见人不见行’的教育史学。”(《中国教育活动通史》,总序,第3页)这一断言确然给教育史研究者一个警醒,即不要遗忘教育制度与思想变迁背后的基础——教育实践活动。强调这一与时俱进、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活动,才是教育历史变迁的源头活水。因此,如何呈现和解读不同历史时期教育活动状态及其特点,无疑成为我们认识与把握教育历史发展规律之密钥。

  其二,“理通”教育活动脉络的研究旨趣。与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史研究不同,撰写教育通史贵在做到名副其实的贯通。本书主编不仅要求各卷作者能够做到不同历史时期教育活动“前后连贯”的“纵通”,同一时期本国甚至外国的诸类教育活动之有机联系——“横通”,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求站在“理通”的哲学高度,从人本观、总体观和全球观三个方面进行深层次的理论透视。应该肯定,各卷都不同程度地贯彻了“三通”原则,凸显了教育活动通史的独特学术价值。以第一卷“先秦”为例,该卷重申了“光明来自东方,东方应重中国”的人类早期教育活动史实,否定了“西方文化中心论”;注意将先秦各种教育活动置于当时社会历史境遇中进行总体考察,以翔实的文献和考古史料再现了那个时期人类的教育活动的理性觉醒。其中,作者对孔子私学教育活动的探讨,不仅限于一般意义上的教育目标、对象、内容、原则与方法之概述,而是深入考察其教育教学活动之动因、表现与结果,复原师生交流的活动场景,注目其日常管理活动等细节。又如,稷下学宫的教育活动,作者分类考察了学派间多维争鸣活动、名家建言活动、师生交流活动以及日常管理活动,通过细微烘托、引动心弦的刻画,再现了稷下学宫独步千秋的自由办学精神。

  其三,揭示教育活动走向的发展轨迹。既然将教育活动史作为特定的研究领域与考察对象,就不能不关注其具体的历史状态及其发展轨迹。整体而言,各卷主要按照学校教育教学活动、家庭教育活动、社会与民间教化活动、文教政策制定及实施活动,乃至少数民族教育活动、留学教育活动等方面,展开严密的历史考察与逻辑分析。这些教育活动,看似平常,但通过作者细部描摹和深度探究,不仅认识了其丰富生动的内在意蕴,更揭示了特定时期教育活动的发展轨迹和价值影响。如,定位于“教育活动由官方垄断向民间扩展的转型时期”之先秦,不只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更要彰显其“成为人类文明‘轴心时代’的一方重镇”(《中国教育活动通史》,第一卷,先秦,第1页);又如,依据教育活动所呈现的新气象,作者将明清定位为“由传统封闭向近代开放过渡的转型期”,凸显其教育活动如何“由人性压抑、自由凝固、人性失衡、个性扭曲向追求人性自由、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转变”(《中国教育活动通史》,总序,第13页);依据教育活动多元并存的事实,作者将民国定位为“现代教育的奠基期、发展期和过渡期”,着力勾勒其现代教育活动探索的“多元化态势”(《中国教育活动通史》,总序,第14页)。回归历史语境进行严密审察和“全景式”透视,方能把握住特定时期的教育活动重心及演化走向,这是本书着力用心之处。

  其四,凝聚教育活动视点的独特表述。教育活动视点的选择不排除对重要活动的宏观论述,但更应该注目于知微见著、以小见大、动静结合的鲜活表达。基于“大史料观”的前提,本书作者在史料运用上没有局限于官方正史资料,而是不同程度地注意到“视野下移”,注意博采各种民间资料,力图从细微、日常、切近处解读教育活动过程及其特点。以第四卷中的“宋代私学教育活动”为例,作者即是借助翔实的史料——既有官方正史资料,也有宋人笔记、方志文献,甚至文人画册,系统探讨了宋代私学的教师讲学活动、学生学习活动、师生日常活动以及整体繁荣景象,提出了自己的独立学术建树(《中国教育活动通史》,第四卷,宋辽金元,第143—177页)。又如,第七卷中的“中共革命根据地教育活动”,作者在大量第一手鲜活史料的基础上,系统探讨了革命根据地的学校教育活动、干部教育活动、教师教育活动、社会教育活动以及颇具特色的冬学运动,并以精炼语言指出革命根据地教育活动之特点——“战斗性、政治性、实践性、普及性、群众性、经济性和创造性”,形象贴切,言之凿凿(《中国教育活动通史》,第七卷,中华民国,第340—347页)。

  综上所述,全书立意新颖,视角独特,方法得当,结构布局合理,各卷分析透彻,自圆其说,是近年来教育史研究的精品力作,为教育史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教育活动史研究所涉及的方面很多,还有待进一步拓展;教育活动与各种其他社会活动之间的复杂关联,也还可以做更深入的探讨;教育活动史所依托的大教育观及其浩瀚的大数据资料,都期待后来者予以更理性的审视与探究。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