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媒体界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前来出席长江教育论坛。一年一度的长江教育论坛在两会前期召开，今年是第十届，本论坛已经发展成为发布国家教育政策建议书等教育研究学术成果的高端论坛和重要平台，本年度论坛由长江教育研究院主办，人民教育出版社承办，中国教育学分会承办，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加快教育制度创新，全面提升教育治理水平，长江教育研究院对促进教育治理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议。
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嘉宾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阳春三月，春风送暖，万物复苏。在明月的阳光里，我们迎来了第十届长江教育论坛。今天，我们再一次相聚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共话教育大计。在此，我谨代表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出席论坛的领导、专家和新闻界朋友致以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问候！并向论坛筹备付出辛劳的人民教育出版社领导和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2007年以来，长江教育研究院每年在“两会”前都要在北京举办长江教育论坛，这既是长江教育研究院年度研究成果发布的重要平台，也是教育界知名专家研讨重大教育课题的学术盛会。
今年，长研院在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院长的引领下，围绕加快教育制度创新，全面提升教育治理水平主题，经过一年的探索，将在本次论坛上发布一系列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包括《长江教育研究院2017年度教育政策建议书》、《中国教育黄皮书》（2017年）和《长江教育论丛》，同时，还将发布长江教育研究院连续2年独家研制推出的《中国教育指数》（2016年）、《2017年中国教育十大关键词》。应该说这些成果凝结着各位的智慧和汗水，更饱含着各位专家、学者对教育发展与改革的关切之情，也吸引了“两会”代表委员会关注教育，关注教育中的重要问题。我相信，这些研究成果对我国的教育改革发展将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民间立场、建设态度、专业精神”，是长江教育研究院的立院准则，“全球视野、中国立场”专业能力、实践导向”是长江教育研究院的追求。作为研究院的联合发起单位和承办单位，我们欣喜的看到，这十年来，在周洪宇院长的领导下，长江教育研究院汇聚高端人才，打造一流团队，培养造就了一批远见卓识的教育思想家、重大教育战略的参谋者、教育科学决策的建言人，已经成为我国教科研领域的知名品牌，成为推动中国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
在此，我代表长江出版传媒向支持长江教育研究院发展，为研究院建设作出贡献的各位领导、专家表示衷心感谢！在长江教育研究院打造“社会教育智库重器”的进程中，长江出版传媒将一如既往给予大力支持。让我们共同祝愿长江教育研究院的明天更美好，预祝2017北京长江教育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尊敬的各位代表、各位委员、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各位媒体新闻界的朋友，大家早上好！
今年是长江教育研究院成立的第十一个年头，我们去年在北京12月份举办了十年的院庆，也举办了一个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的高峰论坛。我们每年有一个传统，就是在两会前，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我们和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教育学会、教育会分会共同举办这次北京长江教育论坛。同时，通过这个平台，也发布长江教育研究院的中国教育政策建议书，2017年中国教育关键词，2016年中国教育指数，中国教育黄皮书2017年，长江教育论丛2016年的秋季和2017年的春季，我们借这个机会举行发布。同时，人民教育出版社也提出，借这个平台，发布我的一部新书，陶行知研究在海外的新编本，在199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之后，这次把过去我们二十多年的新的研究成果汇集进去。
大家到这里来，其实目的就是一个，就是为了中国教育的改革、发展和创新，大家走到这里。首先，我想代表长江教育研究院的各位同仁，向各位专家、学者、嘉宾的到来、领导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尤其要感谢长江教育研究院的顾明远先生，还有谭先生、李主席等。我是最怕提到我们的领导，有时候名字记不住，我最担心的就是受漏了一位，所以后面我就笼统的代过，请大家理解。
昨天，武汉的一家媒体问我，这个活动它在哪里举行，它是什么性质？因为他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我告诉他，我们这个活动已经举办了十次了，每年在这个时候举办，我们是希望把参会的代表委员和教育部的领导和我们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和方方面面的有识之士一起探讨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问题。同时，也借这个机会，长江教育研究院向各位请教，主要是这么两个问题。
我们今天要发布的中国教育政策建议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简单的对它做一个说明，同时还有一个会场，要发布中国教育指数、中国教育关键词。
我先说明一下今天发布的教育政策建议书的主题，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我再讲一下它的框架，最后改一下它的基本观点，留下更多的时间给我们的领导专家发表意见。
今年发布的主题是“关于加快教育制度创新，全面提升教育治理水平”的建议，是这么一个主题，就是加快教育制度创新，全面提升教育治理水平。大家手上有一个简明版，其实我是希望印两本，一本全本，一本简本，全本是给参会的嘉宾提意见，考虑到成本问题，还有其他的因素，给我们临时感到的朋友业提供一个简本。但是很遗憾，我来了之后才看到，好像嘉宾手上都只有一个简本，这不怪我的工作人员，怪我的工作太疏忽，我这几天的重点工作还没有在这个地方，我也是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版本的召集人，我那边的工作很大，我还得忙那边的工作，昨天参加了全国人大的委员的召集会议，请大家谅解。我手上有一个全本，就这个全本我给大家做一个说明。
我们选这个教育制度创新的主题，包括全面提升教育治理水平，孰是考虑到，教育制度创新是当今中国全面深化教育改革当中的很突出的问题，不仅我们的老百姓关心，我们的中央领导关心，我们教育界、学术界的朋友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牵涉的方面很广，牵涉的面也很大，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不容易。
我们确定把它作为一个题目，也是经过反复的斟酌，开始的时候，我们考虑过一些比较具体的题目，经过反复的研究，我们有前后半年的时间，最后确定就这个题目。
大家也知道，在十三五发展规划里面，包括最近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包括今年的教育部的政策里面，包括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全面提升教育治理水平。教育治理水平怎么提升？我们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教育制度创新。因此，我们把这个题目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我们从今年的1月7日到2月5日在武汉开了几次会议，在会议上大家形成共识，大家对当前的形势是这么判断的，当前我国正处于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大机遇大变革千载难逢，大挑战大跨越千难万险，我国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十三五期间，教育发展和质量的提高，必须始终瞄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必须加快教育制度创新，全面提升教育治理水平。
在座的大家都有印象，去年人民日报社发表了一篇文章，是以金社评（音）的名义发表的，题目很有意思，全面深化改革三年。从这个题目我们可以捕捉到很多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今天我们要对我们已有的改革进行回顾、总结、分析，也要对现实当中教育改革的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体制机制的问题进行分析，要照准目标，要聚焦问题。那么我们这次就是本着这么一个思路，聚焦在这个上面。
我们这一次的报告在框架上跟过去不同，我们有不少的专家学者参加过多次的论坛，过去的论坛，我们提供给大家的教育政策建议书的文本相对来说比较简陋，那么这一次的文本呢，我们是力求规范，也力求国际化。我们是参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历年的教育政策书的体例来写，我们通过分析各种国际组织他们的类似的教育政策建议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合组织、世界银行，还有其他的，我们注意到，他们在政策建议书的体例上也是有可取之处的，我们这次的文本是以这么一个框架来构建的。
主题是教育制度创新，关键词也是教育制度创新，那么什么是教育制度？我们这里面做了一个界定，我们在体例结构上是这么一个逻辑层次，首先是语言部分，语言部分讲我们长江教育研究院，把我们专家们的意见汇集起来形成的基本共识，我们本着这个共识，我们聚焦问题，那么问题就是教育制度创新。教育制度创新是问题，也是重要的概念。那么这个概念怎么定呢？也牵涉到后面逻辑框架和逻辑体系的建构。
我们对教育制度做了一个界定，同时，我们也把中国教育制度做了一个界定，教育制度有它一般性的定义，我们这里还结合了中国教育制度做了个界定，同时，我们对中国教育制度做了三个层次的划分，教育界、学术界的朋友都知道，过去我们对教育制度的划分，在现有的著作里面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基本教育制度，第二个层面，具体教育制度。
那么在这次我们的教育制度建议书里面，我们把它做了三个层次的划分，最高层次，根本教育制度，其次，基本教育制度，第三，具体教育制度。那么根本教育呢，实际上是指我们国家的教育领导制度，这个制度是党领导的，这是中国特色教育制度的顶层，这个制度我们今天主要是坚持和完善。我们讲的体制的创新，不是在这个层面，或者说主要不是这个层面。
我们重点是在基本教育制度和具体教育制度上来看这个创新，那么基本的教育制度主要是指国家的学制体系、国家的教育管理制度、国家的教育法律制度，这是基本的。具体的教育制度是指教育人事制度、教育督导制度等等。
我们把教育制度做了三个层面的划分，我们就可以明确，我们的制度创新是重点在哪里。因此，我们重点是在基本教育制度和具体教育制度的层面上来建议。
根据刚才这么一个理解，我们后面的逻辑康佳体系就是沿着，我们先谈基本教育制度，哪些要进行创新，然后再谈具体教育制度，哪些比较重要的创新。
在制度创新之前，我们需要明确，我们教育制度创新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因为制度创新不能没有基本原则，不能没有指导思想。经过我们大家的讨论，我们确定了八项基本原则，这八项基本原则是以人为本与社会需求相结合、政府指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全国统一与地方差异相结合、积极推动与循序渐进相结合、关注公平与注重效率相结合、坚持制度供给与优化服务相结合、本土资源与国际经验相结合，这是教育制度创新当中我们认为必须坚持的八项基本原则，或者说坚持的基本指导思想。
那么根据这么一个基本原则，这么一个指导思想，要根据我们对于教育制度的理解，我们后面就从十个方面谈如何从基本教育制度和具体教育制度上面来进行创新。
按照刚才所说的，由基本到具体，那么我们首先看，我们的教育基本制度，也就是国家的教育的系统体系，我们通常称为国家教育制度，或者说国家学校教育制度。这个地方跟我们现在通常讲的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不是一个概念。
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学校教育制度，我们一般称它为国家的学制体系，我们现有的学制体系需不需要制度创新？我们的基本看法是，我们现在的学术体系是清末以来逐步建立起来的，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国的教育历史悠久，但是历史上我们没有形成我们的系统的学术体系，我们有我们的关学、有我们的太学，也有蒙学、私塾，但是它许多形成学术体系，学术体系是现代教育制度的概念。
那么我们这一套是从西方引进的，是从清末以后，经过康有为、梁启超他们的推动，清政府20世纪初建立的第一个学制，1912、1913建立第二个学制，1962年建立第三个学制，这三个学制奠定了我们国家学校制度的基础，我们通常称为633学制。
简单地说，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但大家注意到，在文革前，毛泽东有一个重要的知识，学制要说稳，教育要文明。根据这么一个指示，我们进行了学制改革的探索，那么这个探索经历了曲折复杂的道路，有经验，也有教训。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教育的发展，在教育界，在社会上大家对于学制的改革也有不同的议论，在去年两会当中，有的代表、有的委员建议学制改革，好几个教育的媒体、教育的智库组织了讨论，也有不同的认识。
那么我们的看法是，学制的改革是应该探讨的，也是应该适时的启动的，至于哪一种，需要深入的研究，不能贸然推进。因为学制的问题，为什么633学制到今天还成为主体学制？在民国早年的时候，在教育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非常热烈，他们认为这个不是因为是美国最先产生的学制，是美国的学制，他们认为这个学制在美国、在其他国家也经过长时期的实验，它比较适合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所以实行了这么多年，还是一个主体的学制，尽管有五四学制，还有其他学制的探索，现在也在进行。所以我们第一个建议，就是建议要尽快的启动研究，组织专业力量。
第二个，基本教育制度的创新，主要是教育管理制度，教育管理制度主要是教育的改革，在这里面我们提出来，教育管理体制的创新要坚持放管扶改革，实施教育的管办评分离，构建政府教育学校之间的新型关系。在这里面，有些基本的观点，主要是对教育的服务的属性进行了一个界定，同时提出来三个清单，三个清单现在也形成了共识。关于教育的管办评分离，这里还涉及到社会组织参加的第三方评价制度等等，这都是在教育管理的体制机制创新里面要涉及的内容，具体的内容在文字建议书里面有。
第三个，基本教育制度的创新，我们认为应该是教育的法律制度创新，我们现在教育的法律制度，尽管这个雏形是有了，但是和我们今天教育发展改革创新的需要来说，还有很大的提升。比如我们有些非常重要的法律，现在还没出来，比如学校法、学前教育发、教育考试条例、终身学习法或者说终身教育法，甚至包括家庭教育法，都没出来，这都是一些非常基础性的，我们叫专门法。
因此，在教育的法律制度创新上面，我们需要加快推进的速度，但是最关键的是，要在教育的立法体制上创新，体制上的创新主要是指我们传统的立法方式主要是靠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根据去年审议通过的新的立法法，强调立法体制的创新，今后重大的立法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专门委员来主导，这些才能够超越部门利益，来协调统筹，加快推进的速度。
我记得霄兵司长前年就提过这个问题，教育部立法不是不努力，但是很多起草的教育的法律法规，在起草的过程当中，不同的方面有不同的看法，因此，搁置下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提升层次，而这个是有法律依据的，也是体现的总书记强调的，重大改革必须有法有据。
根据立法基本精神，根据立法法强调的新的精神，我们建立教育立法制度，体制要进行创新。当然，不是所有的教育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来主导，但是重大的基本的一定要它来主导。要加快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为教育体制、为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法律制度。
第四个建议是进入了具体的教育制度层面，主要是教育督导制度创新，建立强化引导制度的多部门的协调机制和教育督正的常态化机制，为教育体系、教育治理体系和教育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坚强的领导支撑。第五个建议是教育人事制度创新，在这里面，我们继2006年、2007年提出去建议独立的教师公务员制度，我们今年再次提出，要建立独立的教师公务员制度，同时还要完善国家的教师鼓励制度和相关的配套措施。为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队伍保障。
我们现有的教师队伍它的法律属性是不明确的，公立中小学教师他的性质究竟是什么？196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劳工局专门出台了一个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书，在这部建议书里面，第一次明确提出，教师是一支专业力量，同时确立教师的专业属性，明确确立了。同时还有一句话，大家注意的不够，教师是从事公共服务的力量，这说明什么？尤其是在中国，我们的公共服务，我们是根据国家的指示，我们的公立中小学教师要很好的贯彻落实中央的要求，要把国家的意思传播，灌输到我们的中小学生，成为共和国需要的公民。
因此，我们的公立中小学教师他的法律属性实际上是专业性与公务性的兼而之的这么一种属性。这是教师队伍建设里面一个基础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现在教师队伍建设的很多的重要的问题都无法解决。当然，这是我们一个判断，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我们后面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质，不用说经济地位，职业地位得到了提升，我们可以更好的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来从教，我们希望出现优秀人才优先考虑从教，这样一个局面才会到来。这是教师人事制度的顶层设计，我们认为必须进行这个顶层设计。
这个建议在十年前提出的时候，也得到的有关方面的重视，我得到当年还写入了我们国家中长期规划纲要的第六稿，在2009年6月第六稿的时候，这条就删掉没有了，主要原因是被有关部门否定了。我们认为今听形势发生了变化，而且人们对教师的性质、教师的作用的认识也在深化，而且国际上也有类似的做法，比如日本、韩国、发展、德国。我专门到韩国、日本考察，跟他们交流，他们的教师是特殊公务员或者准公务员，我们发现采取这种方式来推进教师队伍建设，对于教育质量的提升是有积极的作用的。还有一个方面，建立教师公务员制度也有利于教师的合理流动，我们现在推动教师的流动，我们没有法律的依据，你让教师流动，你凭什么让他流动，他为什么要流动，他不流动你怎么办，我们现在是强制性的。但如果教师觉悟了，假如有一天，我们教师对自己的权利意识也在增长，他会想你为什么要我流动。因此，教师公务员制度如果能够出台，从法律上明确它的属性，因此，他也赋有一定的义务，这也是他应该尽的一种责任。
日本基本上是六年教师的流动，这就避免了我们基础教育里面一个现象，好学校、好告示、好校长很难流动，一般学校很难有优质的生源，造成教育均衡化很难实施。有一点要特别说明，即使建立独立的教师公务员制度，它跟我们现行的公务员制度也是有重要区别的，教师已有的权利寒暑假，其他的进修，其他的各种原始的权利还要保留，不能把他当成一般的公务员对待，他的两性合一的特质要坚持下来，要防止官本位。
这个问题可能讲的长了一点，但是我们在这个建议书里面把它特别提出来，为此，这次在两会上面，我还将单独提一个建立独立教师公务员制度，前面加上独立，是有它的特殊含义的，他不同于一般的公务员，他的相对独立性要体现出来，他是专业技术类的公务员，有他的特质。一旦被采纳之后，要防止他的弊端的发生，这要在事先考虑好。那么这里面还提到了国家教师的荣誉制度，在2011年，长江教育研究院提出来，2012年、2013年、2014年连续提，今年我们再提。这次专门提到了乡村教师的荣誉制度。
第六个方面，教育质量评价制度创新，这里面的核心就是提出来，要加快制订我们国家的教育质量标准，建立健全国家教育质量标准体系，充分发挥教育质量评价的导向性作用、评价性作用、牵制性作用，提升教育治理现代化水平。
关于这个问题，长江教育研究院、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21世纪教育研究院，还有好多教育智库都对这一点提出了建议，包括我们在座的好多国家教育咨询的委员，也讲过多次，我们国家的教育问题就是两个，一个是公平，一个是质量，我们要大力的推进教育的公平，也要着力提升教育的质量。不仅在教育制度上有创新，还要在教育质量上，有一个问题专门提教育质量。
第七个制度，教育治理创新，涉及到教育治理如何提升它的专业化水平，教育智库的重要支撑作用应该充分的发挥出来。2015年，中办、国办以两办的名义颁布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智库的意见，那么今年年初，中央又出台了一个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意见。大家可以看出来，中央对于智库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当中所起来的作用有了充分的高度的认识，也提出的明确的要求。
那么我们教育治理水平的提升，与我们教育智库的发展，与教育决策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把它提出来，没有放在前面管理制度里面来，单独作为一章来谈，一个建议来谈。第八个建议，义务教育制度创新，主要是统筹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秀发展。
第九个建议，继续教育制度创新，建立国家资格框架制度，实施学分银行等个人学分有机保障制度，构建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学习型社会。关于这个制度，现在国家教育部门对这个问题有了非常明确的意见，我们的基本考虑是，凡是现在没有提出来，我们提出来，凡是已经提出来的，还比较初步的，我们细化，凡是提出来要实施的，我们建议如何推进，在步骤上如何分步推进。我们按照这个思想，按照这个思路，我们提了上面这些建议。
我们最后的一个建议就是办学体制创新，这里面主要是对民办学校实行分类管理，强调建立民办学校的法认知度，促进和规范我国的民办教育的发展。
最后的政策建议书还有一个部分，也是参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政策建议书的体例，就是最后一个部分有一个配套措施，因为你提了教育制度创新，你如何能够实现，必须考虑要有配套措施。那么在配套措施里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分析论证，第一个就是领导改善，就是在执政党在教育发展当中的主导作用应该强化，这也是后发展中国家，中国一个政治制度的优势，也是教育制度的优势，这个优势要发挥。国外对中国教育的发展，之所以还有一些，目前有不少肯定的地方，他们认为中国的制度，包括我这里面讲的教育制度，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还是有它的优势的，这个主导作用不是不能放弃的。当然，强调这个问题，也是希望政府能切实的履行它的第一责任人的作用。
另外，在领导保障之后谈到了法律保障，谈到了投入保障，没有把投入作为体制机制创新写进去，不是没有考虑，而是考虑到作为保障来写，可能更合适。最后一个就是强调在教育制度创新当中，一定要注意政府之间的部门的协调配合，以及政府和非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非政府组织之间也有协调问题，政府组织之间也有协调问题，它们之间也有一个协调问题，没有协调，不可能有明显的成效。
当然，还有一点需要强调，就是在中国教育制度创新当中，我们需要明确的意识到，国际合作在我们制度创新中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教育制度创新只靠自身与一国之力是不够的，需要联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经合组织它们的支持和参与，也需要循序渐进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在这些方面，事实上，很多国家都有它们的经验可以借鉴，当然，不是照搬。
大致上就是按照这个逻辑体系，按照根本的、基本的、具体的这么一个思路，提出了十条建议。关于根本、基本、具体是我们的一个思考，我们现在教材里没有明确这样讲，说实话，也与我个人的观察分析有关，因为我在人大工作，我知道，我们讲到中国的政治，首先是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根本政治制度。
那么我们还有几个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制度、群众自治制度，我们叫基本政治制度，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具体的政治制度。所以根据这么一个理解，根据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总体的一个参照，我们提出来在教育制度创新里面，可否借鉴这么一个新的框架体系，然后有层次的分门别类的来提出创新的一些建议。
我的介绍就到这个地方，请大家批评指征。
各位专家上午好！
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今天这个新闻发布会，第十届了，我每一届都来参加，来了第一就是学习，长江论坛、长江研究院每年都做了精心的调研，提出了十分中肯、十分重要的一些建议，起到了我们教育的智库的作用。
现在我们教育的问题确实很多，但是也要看到我们这几年的教育成绩还是很大的，特别是国家教育规划改革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七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作为咨询委员，每年到全国各地去调研，东西南北基本上都走到了，感觉到我们这几年教育的发展还是很快的，有些发展的数量超过了预期，农村学校的基本建设也有改善。但是问题还很多，昨天下午刘延东召开我们教育咨询委员会，我们几个人都参加了，今年要开教育大会，第五届的教育工作会议，在改革开放以来，这个教育大会在十九大以前要召开，总结我们这几年来的教育经验，也提出我们改革的重要的问题，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也提了不少建议。我觉得现在中央非常重视，总书记多次的讲话，强调教育的重要，强调教育的重要，也强调教师的重要。刚才红宇教授提出了教育正的建议住，确实抓住了我们当前教育改革当中的重大的问题。
具体来讲，我是一个咨询委员，也是主抓素质教育，学生素质的提高，这都是宏观中观上很重大的建议。如果从微观上来讲，也有很多问题，比如现在农村教育教师的问题，这里谈到了，我们走了很多地方，条件也改善，乡村很多地方信息化程度也很高了，但是老师不会用，教育了质量还是有很大的问题。我们经常讲，均衡的发展，教育公平和提高质量，我觉得一个问题两个方面，你质量不提高，现在是质量上的差距，怎么谈均衡？
包括北京市，还有优质学校、普通学校，张天宝（音）同志跟我提出来，北京提出均衡发展，什么是均衡发展？恐怕还有一段距离。不要说别的，你就说大家对于教育的竞争来讲，现在的教育竞争激励，我们年轻人很多，都有孩子，你们都知道，你们的孩子都在上补习班，都为了教育竞争，现在家长也无奈，学校也无奈，教育激烈的竞争，它的根源在哪里？根源还在于教育的发展不均衡。
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我认为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以我们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提高教育质量，从微观上来讲，从每一个学校来讲，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提高教育质量，要把课前改革、课堂教学真正能够做好。这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问题很多，但是文化上的，刚才讲的培养模式的改变，学生负担的减轻，素质教育的提高，还要靠中观上层的政策的支持，要有政策的支持，政策非常重要。从治理角度来讲，真正能够做到很好的教育治理，那么我们学校教育也才能够真正做到中央要求的立德树人，推进素质教育。提到的很多问题，过去我们也提到过，比如说现在的学制问题，我在七八千以前提出过，我们的学制现在很混乱，应该要研究一下。解放以后，我们有一个学制，1951年，这个学制到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当时是执行了，但是有些没有执行。
最近我可能要出版一本书，已经审查了五年了，学制我们当时为了纪念建党九十周年，我提了两本书，高教出版社马上就答应了，这本书一直到去年才出来，也审查了好几年了，本来2011年要出版。学制的改革，本来11年要出版，结果到现在还没出版。最近又出现一个问题，原来我们抗战八年，现在改成十四年了，有些内容就要重新再改，所以学制的问题，我们确实要努力努力，这几年学制的改革，它影响到我们今后整体的教育到底应该怎么培养人，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教育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教育的功能是什么。
现在大家都讲到，有共识了，要培养人，人的权利、人的成长、人的生存发展，但是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教育还要为我们社会建设服务，还要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贡献，它不是抽象的，马克思讲教育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个社会的教育，要促进社会的发展，以个人的发展为基础，促进社会的发展。第三，怎么进行教育。教育无非要回答三个问题，怎么进行教育，从宏观上来讲，国家、社会、学校、家庭之间的关系，怎么办，这几个关系怎么处理。具体到学校，学校应该怎么办，具体到课堂，教师怎么办。
那么从微观的角度来讲，最根本的是教师的问题，教师能不能成为特殊的公务员制度？这个问题我们十多年以前讨论多少次了，但是有些部门是不同意公务员制度的。当然，教师作为公务员，他和一般的公务员不一样，他有它的特殊性，十多年以前我们就讨论，最好把教师纳入公务员制度，可以冲一冲，准公务员也好，特殊公务员也好，至少教师的权利、义务可以很明确，现在没有。包括学校，学校法要出来，人大代表知道，制订一个法律要好几年，程序非常多，不光是教育，很多方面要法律。最近青岛出了一个学校管理办法，我觉得很好，地方上也可以，我们建议能够出台一些学校管理办法。现在学校是责任无限，权力有限，每次我们碰到校长，校长都跟我们说，学生出了什么问题，都是校长的责任，都是学校的责任，本来应该是家长的责任，也推到学校身上，到底学校应该负什么责任？学校没有财权，没有人事权，教师的聘任是当地人事部门给编制。
但是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改变？山东潍坊就改革了，编制交给了教育局，教育局自己来负责，不是每个教师都通过人事，像这些制度完全可以改变，不是不可以改变。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长江教育研究院作为一个教育智库，要发挥智库的作用，提出一些建议，一方面，我们理论界都知道，有这么一些问题，需要我们来呼吁。另外一方面，也希望领导们知道大家关心什么问题，关注什么问题。
昨天我在咨询委员会提了一个问题，我建议国家建立一个教育博物馆，刘延东同志马上反应。差不多十年以前，我就给总理写过信，总理没有回答过，我说什么都有博物馆，没有教育博物馆，建立一个教育博物馆。昨天刘延东同志讲一定要建，而且说得很肯定。后面这句话希望媒体不要报道，刘延东怎么讲的不要报道。大家来呼吁，大家来支持，能够真正把教育图书馆建起来。我也建议各地搞教育博物馆，无锡、宁波他们也在建。我们想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有这么几千年的优秀的传统，包括文化的传统，我们有很多优秀的经验，现在外国也在学习我们的经验，我们也不要觉得自高自大，觉得我们一切都是优秀的，但是至少我们有优秀的东西，有优秀的经验，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也有很多经验，有新型的经验，我觉得到时候了。十年以前，我提出来，可能国家的财力各方面还做不到，现在我觉得应该可以做到了，有这么十来个亿，也不用太多钱。后来刘延东讲的，你们千万不要报道，我讲的可以，不要让领导数落了。我们提出这个意见，大家来支持，大家来呼吁。我就讲这些。
我想简单的说两点，主要是呼吁和呼应。我觉得咱们长江研究院这次提的十大政策建议提的非常好，也很全面，但是对我印象深得，一个就是关于提出的建立独立的教师公务员制度。我觉得通过这十几年，我们把思路理得跟清楚了，洪宇他们也做了很多的调查，我觉得是在调查的基础上，再次提出建立独立的教师公务员制度这样一个提议，或者叫做一个政策建议，是很好的。为什么这样讲？刚才顾先生提到了，现在我们教育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教师的地位的问题，尤其是中小学，特别是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地位偏低。前几年，我们也搞了很多调研，我也参加了，我们看到在农村很多地方，教师的待遇肯定不及当地那些出来搞经营的人，甚至不如出去打工的，打工的挣的钱都比他低。他的地位显得非常之低，收入待遇也是很低。
所以我们经过长期呼吁，大家的建议，2015年，国家出台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我们也调查了，通过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现在他们的待遇有所岱山，很多地方都有所改善，当然，不一样，但是改善已经是无疑的了。但是问题是这些改善，或者是他们的这些地位、待遇怎么能够长久的制度性的得到保障，从法律上得到保障，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你出台一个计划，退休多少年，能不能管长久，管永远，这很难，所以我觉得根本上还是要从制度上、立法上解决这个问题。洪宇他们提出教师公务员制度，尤其是独立的，他强调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重要，我也回应一下和帮着呼吁一下，的的确确应该这样。
这中间很重要的就是它的公务性、专业性，既有它的公务性，又有它的专业性，这个东西提出来，避免把它行政化、官僚化，或者防止了今后又是一种其他异化，包括我们老师该享有的权利，他提出来，比如寒暑假、专业研究、专业发展，还是要继续的支持，独立的公务员这个提法很好，是很好的建议，这是第一点，我支持。
第二点，的政策建议中间提到了，也有一个非常好的，叫做什么呢？第八项，统筹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中间特别提到了，实施精准教育扶贫，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我觉得这个也提得很准。
目前，我们义务教育，我们都知道，它的薄弱点在农村，短板也在农村，而这个农村，尤其是很多分散的教学点，大概有6.4万个，涉及到大概400多万学生，其中大部分是留守儿童，这是我们教育的一个短板，最后我们把它称之为最后一公里，一定要把它攻克。他们提出教育精准扶贫，就是针对这个短板去施策，这样才能促进农村地区的教育发展。这几年，我们也在做农村的教育信息化的推广，我们做了一些试点，包括在几个山区，大别山区、武陵山区，现在我们扩展到了梁山，我们在梁山进行教育精准扶贫，签订了教育框架协议，我们在那里建了好几个点，推进汉语与英语双语互动的教学，同时通过信息化给他们提供优质资源。
最近我们扩展到了长白山地区，和长白山地区合作。
习近平同志讲，扶贫要精准，连片的贫困地区，尤其是连片的贫困山区，是特别需要去扶贫的。他们提出要利用信息化这样一个先进的手段去扶贫，解决教育信息化精准扶贫的问题。目前教育的问题在哪呢？一个是教育的碎片化，各地都在搞，我们也进行了调研，四川、河南各地都在搞，各有各的搞法，中间信息不对称，另外，个人摸索的很多经验缺乏总结、提炼、推广，这是一点。
第二点，这个教育信息化精准扶贫，好多是以项目为主在推进，有些是贫困县，拿不出很多资金推进这个事，所以做起来非常的困难。我们呼吁国家要集中来重视这个问题，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特别是省一级政府，要高度的重视这个问题，要加强这个教育信息化精准扶贫的顶层的设计，然后采取切实可行的一些措施。尤其是我们现在在各地摸索很多经验，比如说我们到四川去，现在四川教育信息化精准扶贫，利用成都实验小学，采取城市学校和农村学校解对子的办法，效果非常好。
我们采取虚实结合的农村数字化学校，效果也非常好，基本解决了开不起可、开不好课的问题，也提高了农村教师水平的问题。我觉得这些经验，不能老是试点，老是大学在那做一个很小的东西，只能解决一个很小范围的问题，而应该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政策，同时给予一定的资金的支持。非常好的消息，我们看到财政部委托北大的财政研究索韦托我们到地方做调研，在估算如果在全国推广这个，到了湖北，又到了梁山，都去进行了一些估算。我是希望我们中央政委应该尽快的出台相应的政策，同时提供相应的资金，中央政府、省级政府都在负担经费。这样呢，能够真正把农村的教育的扶贫搞准，所谓精准就是真正解决它应该解决的难题。
通过农村教育研究院建设之后，有了硬件，有了网，有了计算机，没东西。再一个是老师的水平不够，他很难把这些东西教给学生，要进行教师的培训，让他们的教学能力水平，应用信息化能力提高。网上要有资源供应他，让他分享很多优质城市的教育资源，这些才能让农村的孩子学到好的东西。我到咸阳看一些教学点，农小孩接触到城里好的老师教的课，兴奋得不得了，而且发言非常踊跃，一问问题就举手。我们很受鼓舞，很多都是留守儿童，这对他的心灵的成长，对他的见识，不要输在起跑线上，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他们提的非常好，我这里回应，也呼吁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谈这两点，谢谢大家！
长江教育研究院每年一次这样的论坛，坚持十年，我参与的次数还不少，像这样能够坚持这么长时间，而且每年都有新的主题，我觉得是很敬佩的，坚持不懈，锲而不舍，能够吸引这么多的教育界的同行共同来关注教育发展中间的新的问题，提出新的建议。
今年提出的主题是教育制度创新和治理现代化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确实是中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到了现在这一步，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央也提出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整个国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教育同样也是这样。
我记得1994年，中央做过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有一个总体谋划，这里面提出来，到2020年，要建成成熟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那么也就是说从体制改革到形成一个完善的成熟的制度，这是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因为在体制改革进行的时候，有人就提出过，为什么不叫制度改革，叫体制改革，体制和制度究竟是什么关系？当时一位教授作出了解释，他说制度范围很广，因为制度的含义是很广的，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单位的制度，也可以看成一个国家的制度，还有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他认为制度就是人类的一种秩序，那就很泛了。世界银行在关于世界发展报告中间，也对制度有过界定。当时有一位教授提出来，他说体制是制度的具体形式，他提了这个看法。我们现在这一次经济体制改革，不是要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是要动摇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要把社会主义制度中间的一些具体的环节和形式进行改革，那么改革的最终就要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我想成熟的、完善的制度应该是体制改革最终要达到的目的。
教育体制改革从1985年开始，逐步的通过这样一种改革，要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成熟的制度。因此，我想这个报告提出来的一些建议，应该是建立在总结我们国家二十多年教育制度改革的经验，同时又面向未来，能够适应未来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对教育制度的新的要求。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来考虑我们今后的制度，实际上这个建议和设计，也就是代表了长江教育研究院它对于中国教育制度设计的一种构想，我想这是很有价值的，也是很值得去讨论的。
我想这里提两个建议，一个建议就是对于每一个制度的建立，你提出来这些建议，除了我们专家一起讨论之外，还要很好的总结二十多年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因为一个制度的形成，它不是说仅仅是一些理性的思考就能解决的，制度是将来规范今后教育，用制度的观点来讲，规范人类行为，那么就是规范教育行为，它就是需要建立在改革实践的过程中间，激烈的经验教育的基础上一种选择，而这种选择又是符合未来发展趋势的。我就想这里举一个例子，讲到政府治理中间，讲了人事制度，讲了督导制度等等，但是没有财政制度，刚才洪宇教授解释，把财政放在保障里面取乐，我认为财政制度是政府制度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因为财政制度涉及到政府它怎么来分配教育资源，同时也涉及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也涉及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这些问题上，现在看来，我们积累了很多经验，但是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仅仅从义务教育的财政制度来讲，我们经历了人民教育人民办，到后来以县为主，到后来是以县为主，省级同，直到前年，财政部才发了一个关于义务教育的经费分担的机制，这个文件我把它看作义务教育财政的一种制度设计，它明确了中央、省、市、县在义务教育中间的财政责任，应该说这是经过了一个相当长时间的实践以后提出来的。
但这里还没有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现在义务教育讲的是免费教育，但实际上它这里面承载着一种市场对民办教育义务阶段的承载，对这样的民办义务教育，政府有没有责任购买服务？如果购买没有的话，是什么形式？如果政府已经够了服务，收费怎么规范？想这些问题都应该是制度设计者应该要设计的问题。我想总结经验以后，制度能够更加具有可操作性，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另外一个想法，这些制度设计好像是偏重于基础方面多一点，高等教育的制度，公务员制度、教师制度，这个就不适合了，在世界很多国家来讲，除了像德国这个国家也有一点这样的意思，但大部分国家一般不叫大学的教师作为公务员来对待，是以专业人员来判断。在制度设计里面，要考虑到各级各类教育不同的特点，来加以具体的设计。
大学的制度里面，行政权利之间的关系，效果和院系之间的关系，能够在制度设计上有所考虑，我觉得除了考虑基础教育问题以外，还要考虑各级各类教育不同的特点。
如果我们进一步来讲的话，现在新科技革命紧锣密鼓到来的时候，国际教育考虑的问题是，公立社会目前的教育社会，已经不适合未来教育的需要。现在国外很多新的大学出现，基础教育在未来学校出现，未来的教育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在新科技革命条件下，制度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要有前瞻性的考虑。我就提这些想法。
今天很荣幸参加咱们长江教育研究院第十届长江教育论坛，首先我代表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向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也对洪宇教授提出的2017年教育政策的建议书给予高度的评价。洪宇让我发个言，我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会，我一直坚持坐在这儿，希望大家给我表扬，我很着急，那边有一个重要的中央文件的会，我早就答应了这个活动，我要诚信，连诚信都没有，我临时走，也不符合教育的精神，估计那边的会议参加不了，没有关系，咱们从一而终。
我想既然来了，不能白来，我得对这个会议提点自己的敢想。我想今年咱们长江教育研究院研究的是2017年教育的政策，我想着重谈一下2017年我们国家的教育的政策，以及相关的形势和主要工作，大概有这儿几点。第一，我们在2017年，教育将会出现一个重要的新的形势，也就是说会出现重要的变化，在整个大的教育形势上，最重大的变化就是说今年下半年我们党要召开十九大，在十九大的正式报告里面，会对我们国家的教育提出新的思路。涉及到十九大的有关教育这一块的内容，我觉得我们现在要积极的做准备，能够争取把十九大里面有关教育的内容提出自己的建议，我觉得这个建议中间会涉及到这样三块，第一就是我们十八大以来，或者更长时间以来，教育取得的成绩和问题。
成绩，教育界还是有了大体正确的认识，应该说在教育界，包括教育的实物界和研究界，对于我们教育取得的成就，大家的共识越来越高，聚焦点越来越明确，应该说成绩是主要的。对于教育本身和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有不同的表述，但是大体上我们国家的教育已经进入到世界中上国家的水平，有的地方进入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样一个大体的结论，大家是认同的。
问题是什么？有一定的认同性，但是还需要聚焦，同时需要深化认识，究竟我们国家的教育的问题是什么？不是教育部的问题，很多同志，包括一些媒体觉得教育的问题就是教育部的问题，教育部哪些地方工作的不好，就产生了我们国家教育界的问题。它不是这样的，教育的问题，我觉得首先是全社会的问题，是选社会在教育方面反映出来的问题，不是教育部能够决定的，教育部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存在的，不是制造问题的。
还有一个问题，那些是短期的教育的现象上的问题，哪些是教育的长远的本质的问题。
还有一点，哪些是教育的外部问题，哪些是教育的内部的问题，我们能解决的是哪些问题，是外部问题还是内部问题，如果我们解决不了外部问题，我们就集中力量谈教育内部的问题，我们能解决什么问题，我觉得这样谈问题才有意义，否则没有意义。比如刚才谈到的教育的财政，教师问题，看起来是教育内部问题，实际上教育外部问题。如果大家认为，财政问题可能是教育的外部问题，因为这会涉及到财政部的投入，这也是好不容易保留下来教育的4%的指标，和GDP挂钩的4%的指标。因为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所有的指标和GDP脱钩，那个判断它没有说教育除外。到现在为止得到的消息，我们4%能够留下来，这个留下来是大家争取的结果，是我们教育的领导，国务院领导和教育部的领导争取的结果，如果不争取，4%就没有了。我们作为研究者，谈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意义，有什么意义呢？4%也不是法律，就是教育政策。
所以留下来我觉得很不容易，第一说明党中央、国务院对教育还是忠实的，第二说明我们教育的领导者、参与者还是积极的努力的，如果取消了怎么办？取消了有可能恢复到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学校没有粉笔，教师没有工资，学校没有办法，怎么办呢？当时持久了一二十，不见得追究谁的责任。所以这些成绩都是来之不易的，分析成就和问题的时候，要放在我们目前的框架下来看。
周主任、顾老师谈了，呼吁这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作主不在教育不作主，也不是我们教育界作主，是人事部门作主，到人事部门去说，在这里说没有意义，人事部门听不到这个呼声。在教师法当中，你在政治上提出，他批评你，认为你这是个错误的提法，这个政策制订权不在我们手上，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一个问题，问题是哪些，一定要聚焦，我觉得顾老师讲的素质教育、人才培养，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教育界可以力所能及做到的问题，我们自己能够做的问题，我这个人做事情，首先找自己，不找别人，我自己能做就做好，我不寄托于别人，我有这个能力把它搞定，如果没有这个，我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我们教育界有哪些事情，自己没有做好，需要我们在十九大以后，或者在2017年持续做好，我觉得要自我拷问，这是第一个，我们的教育成绩和。第二个，我们的理念是什么，我们新的理念是什么，教育界要有共识。现在我们教育出现了新的形态的变化，怎么搞教育，怎么领导，怎么发展，怎么改革教育，要有新的理念，这个新的理念，我们有没有新的聚焦，新的提炼，新的认识，我觉得这也是教育界要提出来的。
我们对教育形态、人类社会的生活形态、科技形态的变化，我们教育如何去对应，我始终觉得我们的教育信息化、终身学习、终身教育，这些学习新心态、新理念的问题，但是在我们教育界未见得成为共识，我们还在探讨很多过去我们比较善用使用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进一步的重视。
那么我们十九大要提新理念，提什么？第三就是我们的举措，我觉得成绩、问题是第一个内容，第二个就是理念，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举措是什么，这在2017年都要有一个大致的框架。我们长江教育研究院已经提出了制度建设治理水平提高的建议书，里面有很多很散的内容，我觉得是要吸取的，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的，需要我们进一步努力。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面对十九大新形势。我们部长号召，我们所有的工作要为迎接十九大服务，要为十九大做贡献。
第二个，我们今年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准备召开全国教育大会，这个就是在十九大以前，按照现在的提法，希望召开一次全国教育大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五次大会。第五次大会和十九大是有关联的，但是它有自己独立的任务，它解决一系列重要的问题，也包括一些政策目的。比如现在有的同志提出来，我们党的教育方针要重新表述，过去是两维，现在习总书记提出来，还要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等等这样一些新的内容，都要在教育大会上有所反映。所以我们2017年这样一个工作，也是上半年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我们现在的工作都要扣到十九大，扣到全国教育大会上去。昨天下午，刘延东同志亲自召开咨询委员会的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为召开全国教育大会，国家咨询委员会的各位委员为教育大会提出意见，出谋划策，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在教育政策方面，奥继续推进放管扶的工业，放管扶是一个具体的政策，也就是说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这是一个概念，后面有一个重要的文件，在高等教育领域，推进放管扶改革的文件，这个文件已经第二次报到国务院，第一次是12个部门，第二次是6个部门报到国务院，等到国务院批发。
那么这个文件的内容是什么呢？在高等教育领域，去年5月份，李克强总理北京召开高等教育改革座谈却，谈到了八个方面制约高等学校高等教育的顽疾，为了解决这些顽疾，我们会同若干个部门提出了这样一个文件。要解决教职工的编制问题，工资总额的问题，职称评审的问题，人员计划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一个文件下来以后，我觉得我们过去盘踞在搅局领域以及社会公众领域的计划管理的方式将会发生一个彻底的变化，其实我们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块是没有改的，都是由中央部门在控制，你要编辑找编办，编办不给，你就没法进行发展，你要发展，它有工资总额的控制，学校没有自主权。如果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以后，学校就有比较大的自主权。
有的同志讲，这次我们学校和国家的关系，就是相当于国家给你明确一个总的规模以后，你的承包制。如果这个文件发展了，我是说如果，因为它文件并没有发展，这跟谈恋爱一样，入了洞房才是两口子，这个文件没有发展，你只能是等待、期盼，他不发怎么办呢？办实事是不容易的。这是第三点，新闻界要高度关注这个问题。我讲的第二点，你们不要关注，也不要报道，我没有发布新闻信息的资格，如果大家报道，某某人在那里宣布，中央都没有宣布，你在那里宣布，促使我更快的下台。
第四个问题，我们教育立法很重要，千辛万苦，激烈斗争，然后得到了我们教育法、高教法和民办教育法的修改，这个过程我就不讲了，来之不易，差点在会上动手打起来了。我们讲这个立法，我希望今后大家更加关注立法的具体问题，我们现在谈一个目标、谈一个概念非常容易，比如修改民办教育发促进要求，教育部为什么动作这么慢呢？这里面法律是具体制度，就像我们洪宇教授讲的，很多法律里面有具体制度，具体制度处理不好，法就立不成，希望我们教育界、研究界关注立法的具体制度，具体的规范，把这些具体制度、具体规范解决好了以后，我们整个的立法制度、立法体系才更好的完善。例子我不多举了，比如留守儿童，如果我们讲都是政府的责任，以至于底下的老百姓出去打工了，就把孩子往村委会一放，这是违反法律精神的，因为你的监护人是父母，村委会没有这个监护责任。那么我们怎么样把监护责任在法律上给它固定下来，就是你父母的责任，你不能轻易去打工，能不能够有法律的约束力，这是需要具体的法律。
我谈这些一些意见和建议，供大家参考，第二点千万不报道，报道了，我以后就不敢讲话了，在领导面前不讲话，在群众面前不敢讲话，我以后就不要讲话了，谢谢！
今天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个会议，第二个，今天洪宇教授介绍的2017年教育政策建议书内容非常好，他把重点放在教育制度改变，提升教育治理水平上。教育十三五规划，去掉一头一尾，中间是八个部分，八篇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讲立德树人，这是教育的根本任务，用了一篇，中间用了五篇，分别是围绕着五大发展理念来展开的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后面两个部分讲的是保障，保障主要是讲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教师，一个方面就是治理结构。今天的政策建议都讲到了，因为你要讲保障，制度很多，但是从十三五，乃至更长一个时期来看，应该说这是两个最重要的保障，一个是教师，一个是治理结构的现代化，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样一个题目，对十三五教育发展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
当然，治理给给现代化是是个大题目，比如说从教育的十三五规划来讲，由于种种原因，有些问题是没有办法去展开的，去说得很清楚。我觉得政府角度来讲，包括教育部的其他的讲治理结构的文件，要有一个更加宽广的视野。
在未来教育治理结构现代化过程中，至少有两个重大问题它是需要依靠智库、依靠社会进一步的去推进，一个就是国家层面的教育的治理结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没法放在教育部这个层面来解决。包括将来发展职业教育遇到的一些体制机制的问题。还有激励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遇到的问题可能更尖锐，这有赖于国家整个治理结构的层面。第二个是刚才谈老师讲到的财政，我们讲整个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发展的基本的逻辑，物质财富转化为人力资本投资，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进一步创造更大的物质财富，教育的财政部光是你给我钱的问题，它是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制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这是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研究制度创新也好，研究治理也好，恐怕我们需要在一些新的维度下去认识我们现在面前的困难和问题，第一个，我们要研究今天的教育发展到了什么样的阶段，这个阶段对我们今天面临的所有教育问题都有影响。
我们在编制十三五规划的时候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设定教育发展规模的指标。但是其实在编制十三五规划的时候，按照我们原来的学前义务教育、高中阶段高等教育，再往上升高一点也没问题，都能实现，这不是问题。说明我们整个教育发展的阶段，在这个时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大家想一想，我们2000年之前干什么了？两极，2000年以前干什么了？两极攻坚，接下来是学前教育，高知阶段的教育，职业教育的发展。发展到现在，各级各类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在内，高等教育2020年目标是50%，最后估计会超过50%，进入普及化。所以从规模上来讲，从普及的角度来讲，应该说我们这个历史人物大体上完成了，不能说100%完成，还有一些贫困地区，但是它总体上完成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阶段的变化。
我们去设定规模和普及的指标，这个很容易，但是这个容易的代价是什么？代价是我们过去花了七十年，几代人努力奋斗，就是为了实现这个大的目标。基本上完成了这样一个历史任务的时候，我们考虑下一个历史阶段我们的发展任务是什么？十三五规划讲得很清楚，提高质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是主题，结构性改革是主线。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它肯定不只是十三五的任务，十四五可能还是这个，十五五可能还是这个，这是未来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的任务。
质量，为什么结构性改革是主线？因为质量跟结构是密切相关的，结构是一个更大的质量，大家看中央供给侧改革，这段时间中央反复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到底是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这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总书记讲得很明确。结构的结构性改革同样是为了提高教育质量，是因为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你怎么衡量，怎么结合，它就是一个结构的问题。对德怎么理解，对智怎么理解，对体怎么理解，对美怎么理解，这也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比如看美，我们看到的关于美育，我们很容易把美育就建委为最后让我们的学生都掌握一两项艺术才能，这作为一个抓手不能说不对，但实际上它就偏离了美育的一个基本的内涵和方向，这些问题其实都是需要深化深入去研究的。八个阶段的变化，需要我们用一个新的视角去思考我们现在，或者我们以前一直存在的教育问题。
第二个就是用终身教育去看现在教育改革发展的问题，继续教育的发展，终身教育的发展，是十三五教育发展的一个重大主题。教育发展到今天，讲到教育发展的新阶段，另外一个特征就是我们现在不能只关注于青少年学生的素质的教育，必须关注全民的素质教育，这是大家有共识的问题。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完善现代教育体系，什么叫基本公共教育体系，2014年讲了什么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们主要解释清楚，什么叫现代教育体系，我们把继续教育加进去，才能把终身教育体现出来。我们需要转变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我们过去更多的是从一个传统的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自然延伸的去看继续教育。现在倒过来看，需要我们从终身学习的理念，从整个体系建设的角度倒过来看、去认识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这是视角的不同，视角的不同需要不同的思维方式，不能像以前一样，把继续教育看成延伸教育的一块，是而是要倒过来看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应该怎么搞。你去看高等教育，从这个角度去看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原来的角度看高等教育、职业教育，这不一样。
第三个，刚才谈老师已经讲过了，技术变革的速度是在加快的，我们还没有消化掉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教育的影响，我们马上面临大数据对教育的影响，大数据技术很可能是信息技术的一个发展，但是很可能比我们运有的信息技术更能深刻的改变教育的问题。大数据的事情没有解释清楚，人工智能又来了，虚拟现实技术又来了，这些技术其实对教育都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些改变。原有的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乃至于我们现在对于一些老科学、神明科学的研究，加载一起的时候，它对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要去研究学校的形态变革，我们原来的改革，对学校改革创新的研究，都是基于学校传统变革的基础之上的，职业院校就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要突破这个框架，要研究学校的形态变革，在这个下面，我们的教师、我们的学生、我们的人才培养方式、我们的教学过程和手段是什么样的。
第四个，要研究教育过程的微观领域，这里面既有宏观政策的研究、制度的研究，怎么样更好的聚焦问题，也有我们整个教育科学和理论研究取法对于微观具体的研究，一个学科如果没有微观领域的研究，是支撑不起来整个教育科学的。学校办学自主权的问题讲了二十多年，发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里面有很多问题，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办学自主权，哪些权应该归学校，哪些权应该归政府，为什么归学校，为什么归政府。再往下还有教育的活动是怎么发生的，学习的活动是怎么发生的，创新的活动是怎么发生的，所有这些问题的研究，都会构成未来我们整个教育变革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我今天借这个机会，我从规划司到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我们搭建这个平台，共同来研究这些问题，希望大家一起来做更多的探索，谢谢大家！
长江教育研究院今年提出了教育治理体系和教育能力的现代化主题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从十六大以来，十六大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一直在强调，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问题，如果翻译成我们更为熟悉的一个概念，就是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所倡导的，是一种以制度变革为中心的改变。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发展的现实当中，三十年来，基本上发展大于改革，我们教育的主要成就是在发展方面，普及和发展，毫无疑问成就举世瞩目，但是发展和改革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独立的主题，从1989年之后，改革的主题很大程度上就被虚置了，到90年代，我们教育实质的中心是教育经费。而新世纪以来，我们教育的重心是新课程改革，新课改轰轰烈烈，也是必要的，但是这些东西都不能取代制度变革的核心地位，我们没有把制度变革放在一个真正重要的核心地位。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视，怎么提都不过分。在十九大这些会议上，能不能重新把这个概念高高的举起，以制度变革引领教育发展。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教育的各种问题弊病，它的背后都是都是制度变革，所有的这些概念，包括长江研究院提了教育政策的方向，都是国家的教育文件当中早就有了，一再出现的，并不是发现和发明，还有一些一直停留在概念上，尊重教师，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等等。我想具体的谈一个例子，现在社会反映非常强烈的补课热、补习热，应试教育的恶性竞争什么原因，众说纷纭。
为什么在教育资源最丰富，优质教育资源最集中的北京和上海，这种竞争特别激烈，有人说优质教育资源短缺，这基本是胡说八道，因为我们的学龄人口比十年二十年以前降低了一多半，优质教育资源增加了好几倍，怎么会越来越短缺了呢？有人说是培训机构兴风作浪，培训机构它肯定要以利益为导向，但是它为什么能够掀起风、掀起浪，就是因为择校竞争的客观需求。有人把它归因为文化界的原因，像中国中产的焦虑，到底是中产焦虑了，还是中产被焦虑、被绑架？为什么台湾的中产不焦虑？它没有小升中。台湾的教育学者跟我们交流很好奇，你们的小升初是什么意思？小学升初中经过激烈的升学机制，他说我们没有，我们实行的是义务教育，我说我们实行的也是义务教育，差别就那么大。美国的中产不焦虑、德国的中产不教育，为什么小学和幼儿园，孩子都能够有一个完整的童年。
所以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有一个真实的原因，就是我们学校的制度，就是我们保留资金的学校制度，在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传统的公办民校仍是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当中的害群之马，比如说海淀区的清华附中、北大附中是不参加小升初派位的，正因为你不参加小升初派位，你可以选拔，可以升班，可以点招。上海起破坏作用的是优质的民办学校，这些优质的民办作用都是当年的优质的公办学校，90年代摇身一变成为民办学校，它有招生自主权，公办学校不需要考试，不需要提前找，我民办学校可以，公办学校不许补课，民办学校可以拼命补。在义务教育领域，上海、南京、杭州、成都、广州都是竞争一些优质的民办学校。正是因为政府管理的缺位，或者说政府一手制造的这些重点学校，才导致激烈的升学竞争，才导致培训机构培训的火爆。这里面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为什么台湾没有小升初政策？只要政府乏力，是很容易规范的，因为公办学校，有义务教育法，依法行政、依法办学，一视同仁。我讲这个例子，说明制度变革的重要性，首先是规范政府行为，规范公办学校的行为，这还不算变革，这是最起码的行为要求。
另外一个，当前教育发展改革问题，有一个非常新的背景，应对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等等，尤其是在普及教育之后，教育发展的新阶段，它更大程度上是要满足公众的多样化的选择性的需求，这也是家长焦虑的另外一个原因，我明明知道学校搞这套东西，把学生折磨的没有睡眠，无法休息，很痛苦。
我提一个最简单的建议，我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地方教育部门，公布中小学生的自杀率，以这个作为地方教育征集的最重要的考核。上海今年开学的前两天，14号15号十几个中小学生跳楼，这才是我们教育真正需要关怀关注的问题。刚才讲到关注教育创新，教育创新在我们刚才的问题里面没有怎么出现，面对新的需求、新的学校，其实在中国，这样的新学校已经如雨后春笋一般大量的出现，我刚刚看手机，成都有一所新的学校叫做抱旗学校（音）有七个学生，这样的学校都是生源缺乏。幼儿园必须要两个班以上，需要40人以上，需要多少阵地，多少教师。包括在美国新兴的小微学校和大学都是不符合原来的规定，但是如果你不开放、不改变我们的行为，那么教育创新就停止了。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真正的教育创新总是发生在体制之外，或者说体制的边缘处，政府控制或者应试教育相对比较薄弱的地方，我们要关注这些创新学校的发展，为他们的成长创造环境。
去年朱永新委员的提案，就是要开放小微学校的办学，合法化，包括在家上学。教育部刚出一个文，批评了在家上学，实际上在家上学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是对公办教育的一个补充，而且在美国它占到在校生的5%级左右，而且是上常青藤的首选，因为它个性化，这是大势所趋。我们需要改变的是教育管理、教育修法，美国也是几十个州全部修法，通过教育立法。台湾是2015年12月通过了实验教育三法。中国也要有这个过程，从不合法变成合法，要改变我们的政府行为。
21世纪研究院，现在我们把它看成两个主题，一个是教育公平，一个是教育创新，教育公平是针对当先的热点难点，教育创新是面向未来的，我们每两年举行一次教育创新大会，今年我们做一个小广告，4月23日24在北大附中举行第二届教育创新大会，在这个会上，我们可以看到，极其的自上而下的教育创新的各种案例，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学无边界，学习在学校之外，社会化学习，学在民间等等，欢迎各位关注，谢谢大家！
几乎每次都来参加长江教育论坛，而且每次都觉得非常受益，既能够从长江教育论坛上学习到很多专家的一些建议，又能看到在体制改革观念转变方面很多的新的探索，我觉得非常受益。
我的感觉就是长江教育研究院长期以来致力于推进制度创新，我认为有几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基于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所做的报告非常的务实，都来自于他们的研究和调查，也就是说很多高校研究机构的纯学术的研究，在他们这有很多的跟实际的结合。
第二个，他们探讨的问题是持续性的，不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也不是蜻蜓点水，比如刚才讲的教师的准公务员的问题，我也一直觉得这个问题特别重要，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整个教育制度的恢复常态非常重要，甚至对于我们国家的安全、国民教育的标准都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补光有益于教师管理。
第三，这个报告有问题意识，我觉得教育过程如果不发现问题，都是在总结我们做的点滴的表面文章，甚至一些成绩，我觉得这个叫总结，而不叫研究，也不能给改革体很好的智力上的帮助。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觉得长江教育研究院，包括合作单位，像我们人教社，还有一些高校，在这方面做的工作非常重要，也非常可贵。
就制度创新十个方面，我只对四个方面有一些想法，第四个就是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我觉得这个提的非常好，我们这些年老在提顶层设计，老在提供给方，这种顶层设计和供给方是基层看不见摸不着的，都是大专家、大领导。所以这样的政策跟我们中小学的教育，甚至家庭的教育有什么关系呢？十万八千里。
既要关注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具有引领作用，我们不能否定，但是顶层设计真正对现实产生影响，一定要从基层开始，从具体的标准开始。比如有些专家讲到4%，教育经费4%，我曾经提出了意义，如果我们教育的一些标准确定了，根据标准达到的预算可能是7%，我们现在标准乱，国家标准不太清楚，我们好多基础工作没做。如果每个学生、每个学校、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标准，这个预算搁在那，我想财政部也不会有更多的质疑，因为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有了。我们任何的教育都要落实到学校的教学、教师的教学，社会、家庭跟教师的配合，我觉得这个意识非常好。另外和基层的探索结合，不光是政策的下达，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和地方的经验、地方的实际、地方的实践，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过去很多都是自上而下的政策，这个政策推行遇到有些合适的地方它是可行的，遇到有问题的地方，它就变成了风险扩大，基层的这种探索一定要跟顶层设计很好的结合。
第二个，全国统一与地方差异相结合，我觉得这个方面，刚才很多专家都特别提到了，中国这么大，差异也非常明显，而且这种差异不光是单方面的，不光是经济收入的差异，它还有消费的差异。比如在北京、上海建一所学校的成本，搞一个教育活动的成本，跟在甘肃、宁夏，也是不一样。有一些改革，我们不仅把北京、上海、广东当做重点，我们可以在别的地方提出探索。地方差异的尊重要跟我们的体制改革里面的一些大的背景结合，从十八大以后，从国家来讲，要简政放权，那么简政放权非常明显的就是国家层面的一些管理简化，又地方来决定。改革开放以后，教育体制改革已经三十多年了，我们一直在害怕，一松就死，一放就乱，这个话从上层已经给指出道了，我们要鼓励地方立法。所以我个人认为，以后的教育立法不一定是从中央立法到地方立法，应该鼓励很多地方先行探索，鼓励一些有想法、有实力、有使命感、责任感的一些地方先行立法，这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元化的、发展不均衡的大国是非常有帮助的。有些先行探索可以为全国立法提供非常好的地方经验。
第三个，长期大家都关注公平和效率的问题，我觉得公平的问题，特别是在公立教育当中，应该是一个底线。我们现在在高考，刚才杨老师提到的升初、初升高，这里面都有一些改革，我觉得作为教育主管部门，其实别的一些改革，我们不一定表态，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旗帜鲜明。我们现在发现很多的破坏公平的一些做法，最先发现的不是我们教育主管部门和督导部门，而是媒体。我觉得作为执法管理部门，这个应该加强，我在其他方面也提到过。
另外，所谓的效益，我们一讲效益，最后追的是经济指标，比如说我们先几年，从2000之后，大家一直呼吁的恶性并校，背后就是经济问题，并校了以后，地方可以少投入。这个扭转非常难，问题提出来，十年以后，教育部才发了一些政策。所以我觉得我们对很多的效益的指标，社会效益要以公平为基准。
最后，报告里面提到了本土资源与国际资源的结合，我觉得这也是和国务院、教育部最近的一些提法相温和，我们现在很多的教育改革，是瞄准了美国模式，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基本上把定位定在这，我们不否认美国的很多的做法、很多的改革是有借鉴意义的，甚至有一些有普遍性的意义，但是美国毕竟跟中国不一样，包括它的文化、它的发展的历史，包括它的改革的思路。
所以在这些方面，我倒是觉得我们，包括亚洲国家，第三世界，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我们现在讲一带一路，大家突然发现，我们对周边的一些国家，对非美国国家关注太少了，而他们的很多经验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刚才几位老师都特别提到了韩国经验、日本经验，包括台湾地区的一些经验，这些经验是很容易适合中国的，但是我们太过于把眼光关注欧美，我们不否认欧美的一些好的经验，但是在这些方面，我觉得可以做一些调整。
最后我想提的建议，报告里也提了，要让更大更好的推进教育，刚才孙霄兵司长也提到了，很多改革不是教育问题，我非常赞同。我建议我们有一些指向，就是提案的指向可以更明确。另外在一些具体的法制建设上，要吸收更多的法学方面的专家、教育方面的专家来推进，我觉得这比较可行。另外也让教育立法适当的摆脱部门，我们教育部为什么提出一些立法条文别人反对？别人很容易认为你站在部门的角度上，部门立的规矩，不像正规的法，像部门的条例，在立法上也会出现问题。这个工作，国外上有很多明显成型的一些做法，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借鉴。时间关系，我先提两点，请大家批评指征。
我想请教一下周院长，我们的建议书中第五条提到，建立独立的教育公务员制度，在咱们湖北有一个说法，希望教师的待遇能够达到公务员的水平，但是建立教育公务员制度，我们是第一次听说，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建议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谢谢。
您好！我是中国教育报的记者，我想请问一下周洪宇教授，我看到今年发布的政策建议的第八条，关注的是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义务教育均衡。在前几天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也提出了推进城乡一体的来免一不的正，您怎么看？
我是新华社的记者，咱们发布的中国教育指数2016年有几个概念，一个是绿色指数，其中还提出了法制度这些概念，想请在座的相应的专家学者或者相应的领导介绍一下，提出绿色指数或者法制度的概念，是不是代表了咱们研究的新的方向或者是这些概念的提出对我们下一步的研究有什么作用？
首先我们教育指数研究从2015年开始，2015年我们教育指数研究数是吸取了一些已有的经验，主要有发展指数和创新指数。2015年9月份左右，我当时跟周主任，包括很多的专家学者讨论，现在国家已经开始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里面的绿色教育实际上是我们社会各方面所关注的一个关于教育未来发展的一种基本的状态，特别是教育生态，内外部的健康、科学、可持续。
基于这样的一种考虑，我们开始查阅相关的一些资料，我们发现国外有绿色指数，但是它可能主要是自然环境，包括经济，包括相关的一些方面。我们教育里面也有一个绿色指数，这是当时考虑的一个出发点。再从我们国家的相关的，像十八大提出呢依法治国，从依法治国到依法治教，我们是不是需要设置一个教育指数专门的度量，比如法制度，我们来体现教育法制的内外部的生态的均衡，或者说我们来强调一下，能不能从依法治国，怎么样在教育这个层面上，把它做得更好，变成依法治教、依法治校。
第三个，这也是我们长江教育研究院很多老师们共同关注的，完善教育治理体系，提升教育治理能力，这么一个议题的结果。
第四个，我们这个指数以后要不断的与时俱进，不断的完善，不断的发展，这样一些理念，未来我们未来可能会比较关注，谢谢！
我是中国教师报的记者，我想问一下程方平老师，教师公务员制度，周主任讲的比较详细，我想听一听您对教师公务员制度的一些看法，谢谢。
您好，人民日报社人民网记者，我想提问周主任，我看咱们发布了2017年度教育十大关键词，这是咱们长江教育研究院第二次发布这个关键词了，在这十个词当中，您认为有哪些亮点，哪些会成为热点，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