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 周洪宇 |《中国教育指数(2020年版)》解读



  摘要:大数据时代下,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和教育治理需要指数研究进行监测和追踪。《中国教育指数(2020年版)》对中国省域2019年的教育发展指数、创新指数和绿色指数进行了测算和历史比较。研究发现:相较于2018年,2019年中国省域的教育创新指数上升了0.10,但发展指数、绿色指数和综合指数分别下降了0.22、0.13和0.12。比较而言,31个省域在教育法治、教育信息化、创造性教育产出等领域齐头并进,而在教育投入、教育公平、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体系创新等方面差距凸显。整体来看,中国东北和西部省区教育发展相对滞后,与东部发达地区的教育差距有拉大的趋向。

  关键词:中国教育指数;发展;创新;科学与可持续

1

指数说明

风险规制视角下的学校安全与教育法治

  《中国教育指数》(2020年版)是长江教育研究院自2016年推出《中国教育指数2015》后的第5个《中国教育指数》年度研究报告。在指标体系上,《中国教育指数》系列年度研究报告充分借鉴了经济合作组织(OECD)的《Education at a Glance》、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Human Development Report》以及上海、江苏的教育现代化评估的有益经验。

  《中国教育指数》(2020年版)通过指数化研究对2019年(部分指标为2018年)全国31个(区、市)教育治理能力、改进效果以及发展水平的全面、科学度量。《中国教育指数》(2020年版)力求体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文件精神,坚持教育“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现代发展理念,遵循“确定性、普遍性、一致性、可计量、可采集、可维护”的教育指数构建原则。[1]

  《中国教育指数》(2020年版)的指标体系及其权重的基本情况仍沿用《中国教育指数》(2019年版)。[2]在发展指数(规模、投入、质量、信息、公平、贡献)、创新指数(创新、创业、创造)、绿色指数(健康、生态、法治)3维12个度的指标上坚持了《中国教育指数》历年所采用的德尔斐法(Delphi Method,DM)和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综合确定其指数和权重体系。

  与前一版相比,《中国教育指数》(2020年版)对发展指数进行了微调——考虑到各省高校招生考试录取率提升的空间限度问题(一些东部沿海省市已接近甚至超过100%),[3]在公平指数中,增设了高等教育一本录取率指标。

  《中国教育指数》(2020年版)的观测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教育部、财政部、科技部、文化部、国家统计局、知识产权局、体育总局等国家部门编制的统计年鉴及其官方网站;除采集、沿用的2018年指标和ESI相关指标(截至时间为2020年1月9日)外,其余指标采集的时间截至2019年12月31日。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教育指数》系列研究中的指数值反映的是测算地区参照头名地区的相对位置,即常模参照性评价,[4]其历史比较主要反映各省域整体及其教育软硬件、教育治理的充分性、均衡性和动态发展的基本情况。

1

数据测算

风险规制视角下的学校安全与教育法治

  表1、表2、表3和图1分别是“中国教育指数(2020年版)”的发展指数、创新指数、绿色指数及综合指数的测算结果和排序。

3

结论与建议

风险规制视角下的学校安全与教育法治

  第一,“中国教育指数(2020年版):综合指数”的全国均值为5.50,对比“中国教育指数(2019年版):综合指数”的5.62,反映出31个省(区、市)教育发展水平的内部差距一改自2016年整体缩小的态势,出现了教育发展水平省际差距扩大的新状态。从其所辖的三大指数一级指标的测量结果来看,中国教育发展指数省际差距扩大化的趋势最为明显,下降了0.22;中国教育创新指数省际差距则稍微缓和,上升了0.10;中国教育绿色指数则下降了0.13。

  第二,中国各省(区、市)“中国教育指数(2020年版):综合指数”高的依次为北京、上海和江苏,其指数均高于7.50;指数处于6.00-7.00较高档位的还有广东、浙江、山东和湖北。与2018年相比,天津、云南等地全国排名进步明显(+2)。上述先进省份在各个维度上的发展相对均衡,较好地贯彻了关于教育“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第三,中国各省(区、市)“中国教育指数(2020年版):发展指数”提升幅度显著的依次为:甘肃(+3)、福建和安徽(+2)。提升力分析显示:教育均衡发展政策、生均教育投入增长和以教育信息化助推教育质量与产出的提升是这些地区教育进步的主要归因。

  第四,“中国教育指数(2020年版):创新指数”测算结果显示:提升幅度显著的依次有湖南(+5)、云南和辽宁(+3)、山西、湖北和天津(+2)——这些地区在“科技三大奖”、ESI前1%学科数量、青少年科技创新、发明专利及大学生创新创业等方面进步显著。

  第五,相较于2018年,“中国教育指数(2020年版):绿色指数”提升显著。当下,中国教育综合(自然和社会系统)生态较为健康的地区主要有上海、北京、江苏、广东、浙江、湖北、重庆、辽宁、天津和山东,这一结果与中国教育指数(2019年版)的结果基本吻合。与发展指数和创新指数相比,中国各地区绿色指数的整体差距较小;此外,作为衡量教育社会生态的法治度水平差距仍然明显,其整体水平仍有待提升。

  第六,从国家战略性区域的指数均值比较来看:京津冀地区和东部地区整体教育水平最高,长江经济带、中部六省、“一带一路”省区、东北三省、位居中游;西部省区排行靠后。从2020年版与2019年版的比较来看,西部省区、东北三省以及“一带一路”省区在发展指数、绿色指数和综合指数上的整体下滑显著高于其他区域。

  第七,从指数的内部二级维度比较来来看,《中国教育指数》(2020年版)的12个二级指标度的差距(全国均值、极大极小值)较小的有健康度和生态度,差距较大的依次为贡献度、创造度和投入度。纵向比较发现:2019年中国教育发展在义务教育均衡化发展和教育生态优化效果显著,尤其在教育法治、教育信息化、创造性教育产出等领域的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在教育投入、教育公平、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体系创新等方面均在显著的发展水平差异。

  整体而言,《中国教育指数》(2020年版)反映出:第一,中国各省域在教育信息化、教育创造和教育法治等方面治理卓有成效,省域间整体差距显著缩小。第二,中国各省域在在教育投入、教育产出与贡献、教育创新与创业、教育公平等方面参差不齐,省域间整体差距有所扩大。第三,整体发展上,中国东北和西部的部分省区相对滞后,并与东部省市的差距有逐渐拉大的趋势。

表1“中国教育指数(2020年版):发展指数”情况

  注:发展指数的指数综合值=规模度*0.15+投入度*0.15+质量度*0.20+信息度*0.15+公平度*0.15+贡献度*0.20。#东部地区含京、津、翼、鲁、苏、浙、沪、粤、琼、闽;中部地区含晋、豫、鄂、湘、赣、皖;西部地区含川、滇、黔、藏、渝、陕、陇、青、疆、宁、蒙、桂;长江经济带含沪、苏、浙、皖、赣、鄂、湘、渝、川、滇、黔;“一带一路”地区含疆、陕、陇、宁、青、蒙、黑、吉、辽、桂、滇、藏、沪、闽、粤、浙、琼、渝。表2、3同。

表2“中国教育指数(2020年版):创新指数、绿色指数”情况

  注:根据本研究Delphi Method和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确定的权重,创新指数综合值=创新度*29.70%+创业度*16.34%+创造度*53.96%;绿色指数综合值=健康度*55.00%+生态度*20.98%+法治度*24.02%。

表3中国教育指数(2020年版):综合指数及其排行情况

  注:根据本研究Delphi Method和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确定的权重,中国教育指数(2020年版)的综合指数=发展指数*55.00%+创新指数*24.02%+绿色指数*20.98%。

图1中国教育指数(2020年版)示意图

  展望“十四五”期间,全国及各省(区、市)应进一步贯彻“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教育强国”等国家教育发展战略,建议:

  第一,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育教学的经验探索上,进一步推进后疫情时代教育技术和教育信息化改革走向农村、走向质量、走向交互、走向共享,并深入探索未来学校的信息化教育教学模式改革和协同合作创新。

  第二,进一步深化教育法治化、学分制改革,加快教育立法,加快建设应用型大学和职业大学,切实推进人才培养“立交桥”工程,建立“新人文主义”和“全纳教育”的高阶发展理念,发展和完善全民终身教育体系。

  第三,贯彻落实《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探索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和补充的有效机制,加快推进面向乡村基础教育师资的定向培养和聘任、职称改革,开展面向乡村基础学校的小学全科教师培养专项改革,提升乡村学校图书存量和电子信息资源存量,缩小城乡差距。

  第四,重点推进创新创业教育、鼓励教育创造和贡献,深入推进教育“放管服”改革,激发办学活力;在此基础上,充分保障教育公平和教育投入,借力于国家政策(如“双一流建设”“双万计划”“双高计划”等),加强我国东北和西部省区的教育资源(师资、平台、产学研用项目)巩固、立项倾斜和帮扶力度,努力提升这些地区的教育治理及其现代化发展的综合水平。

  此外,国家、社会、学校、家庭教育应当“四位一体”协同发展。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推进教育“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机制的细化和创新,继续倡导教育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协调发展,继续优化教育治理机制,全面推进新时代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的养成教育体系化、模块化,着力改善教师教育、学前教育、职业教育和家庭教育等教育薄弱环节的社会生态,推进其现代化发展和协同发展水平,从而提升其专业化的社会地位和人才培养的产出水平。

  参考文献:

  [1]高书国.教育指标体系——大数据时代的战略工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52-56.

  [2]张炜,周洪宇.中国教育指数(2019年版)[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5):1-8.

  [3]曹妍,张瑞娟.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及其地区异:2007-2015年[J].教育发展研究,2017(1):25-35.

  [4]罗莲.告别“标准参照测验”和“常模参照测验”的二元划分[J].中国考试:研究版,2007(6):18-22.

  作者简介:

  张炜,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经济与管理、教师教育。

  周洪宇,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来源:《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MOOC,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