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正在快速发展的中国高校比作一辆飞速奔跑的“快车”，大学校长们就是这辆车的“司机”，院校研究则是这辆“车”的“仪表盘”。日前，在同济大学刚刚落幕的“院校研究的未来”110周年校庆学术研讨会上，中国院校研究会的刘献君会长表示：“长期以来，中国高校快速发展，犹如一辆辆‘快车’，没有‘仪表盘’也一样开，而且还开得横冲直撞。”
院校研究机构是一个典型的“舶来品”。院校研究机构本质上就是美国大学的决策咨询系统，跟决策中枢系统、决策执行系统和决策信息系统共同构成了美国大学的高水平决策系统。而这种高水平的决策系统也是是美国高等教育水平长期占据全球优势地位的关键因素。同济大学发展规划研究中心主任蔡三发研究员介绍：“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高等教育市场化程度越高，竞争越激烈，高校就会更加重视决策咨询系统作用的发挥，将高校决策支持工作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最近两年来，中国台湾的高等教育面临‘少子化’问题带来的挑战，高校之间的竞争压力加剧，就反过来促进了院校研究的蓬勃发展。”
我国高校决策咨询服务的需求还不够旺盛。刘献君会长认为：“院校研究这个“舶来品”之所以能在我国发展起来，是因为高校对它有需求；而院校研究在我国高校没有能够起到美国那样的作用，是因为校长们对它的需求还不够旺盛。”这种需求不旺的根本原因在于高校决策模式还没有能够从经验决策走向科学决策。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模式还没有真正从“政府外部驱动”走向“高校自主驱动”，所以，“即使没有‘仪表盘’，校长也能把‘车’继续开下去”。而少数高校虽然开始重视“数据驱动的高校决策”，也可能因为领导人事变动而颠覆原有格局。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熊庆年教授表示：“我国高校的决策咨询系统大多处于边缘的位置。不少发展态势较好的决策咨询机构，也可能随着校领导的更替而发生变化。领导层的变动甚至会让一个与决策中枢互动良好的高校决策咨询机构很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跌入谷底”。
我国高校咨询系统的专业性和针对性还存在很大不足。上海交通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杨颉研究员表示：“高校的校领导经常说，不要跟我讲大道理；你就跟我说，究竟怎么办？所以，作为智囊机构直接使命就是帮助校领导解决问题。”而现实当中，很多高校决策咨询系统在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时候还不能“解渴”。不少高校的校领导都认为咨询系统所做的决策支持工作并不能抓住高校改革与发展的“痛点”。华东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周玲教授表示：“大量院校研究者需要面对高校改革和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但是很多从业人员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而是习惯性地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实际需求脱离开来。”
办学自主权的扩大呼唤更加专业性的高校决策咨询机构。我国政府多年来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不断赋予高校更大的办学自主权。随着新一轮的教育简政放权，高校的办学自主权还将进一步扩大，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大学将会面向更加开放的外部世界和竞争更加激烈的外部市场。与会多位专家认为，“这必然呼唤专业性更强的高校决策咨询机构，院校研究的未来或许会变得更加具有前景”。
刘献君会长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是以一种“突变”的形式完成的，未来还将逐步走向普及化。我国的高校犹如“一辆辆载满客人的汽车”，随着高校自主权的不断扩大，高校只能靠自己来确定未来的走向。我们如何想象“缺少了仪表盘的汽车将走向何方”？蔡三发研究员呼吁：“政府应当从政策层面引导高校加大对决策咨询系统和院校研究工作的重视程度。这本质上是给高校这辆‘满客快车’的‘行驶安全’提供最基本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