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我们深刻体会到，坚守中国特色是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前提，如何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坚守中国特色，是需要当代高等教育工作者认真思考并解决的问题。“天边不如身边，道理不如故事”，对这一问题，可以作理论上的探讨，更可以在讲好中国高等教育家的故事中受到启发。
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还简要梳理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鸦片战争后，受西方坚船利炮和科技发展的冲击，一批新式教育机构开始在我国设立，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南洋大学堂等逐渐发展起来。我们党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延安女子学院、鲁迅艺术学院等一批高校。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在提高人民教育水平、提高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段话概括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两个源头、三个时期，客观地评价了清末民国时期、我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时期、以及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成就，为我们勾勒出讲好中国高等教育家故事的历史脉络。
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完成中国大学的现代洗礼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在“中体西用”理念下创建了一批新式学堂，试图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培养洋务人才，挽救国家危机。但办学理念上“中体”与“西用”的自相矛盾，使这些新式学堂虽然开设了很多新式课程，但在培养目标和管理体制上仍充斥着浓厚的封建气息。因此，中华民国成立后，在教育上首先做的就是借助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完成旧式封建学堂的现代改造。
在这一改造过程中，蔡元培无疑是首当其冲第一人。正是他出任校长后的一系列改革，将北大从旧式的“官僚养成所”改造为一所“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现代大学。蔡元培的大学理念及其对北大的改造，奠定了中国现代大学的基本雏形。民国时期著名的高等教育家——罗家伦、蒋梦麟、梅贻琦、胡适等主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时，都坚守了蔡元培办学的基本理念：强调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重视基础研究；坚持选聘名家大师，崇尚学术自由；主张文理兼修，注重通才教育；推行民主治校，坚持学术自治；主张教育独立，倡导教育救国……种种来自欧美的现代大学理念正是在这个时期植入到中国大学的肌体中。
在近代中国社会民生凋敝与欧美社会文明富强的强烈反差下，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家大多选择了拥抱西方文明。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学习、借鉴欧美模式改造中国大学时，他们大多没有忘记从民族文化传统中寻找养料。蔡元培就是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中庸思想出发，诠释并发展了西方的学术自由观，确立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梅贻琦则充分看到了东西方大学理念的相容性，认为现代大学教育从根本上并未超越古代《大学》“明明德”和“新民”二义，并从儒家经典出发论述了现代大学通才教育的意义。蒋梦麟也将“亦中亦西”“中西结合”作为发展中国教育的出路，明确指出“若为今日之教育图长久计，当取中国之国粹，调和世界近世之精神”。罗家伦更是竭力反对亦步亦趋模仿美国、“把美国的学校整个儿搬到清华园来”的做法，主张在研究中国自己文化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地接受西方科学文化，建设中国人自己的国立大学。即使声称“全盘西化”的胡适，骨子里也是期望在“输入学理”和“整理国故”的基础上为中国“再造文明”。
总之，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家在借鉴欧美模式缔造中国现代大学之初，就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但在近代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强烈冲击、挤压下，他们还未来得及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深入反思与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中国大学的现代改造。因此，他们提出的学术自由、教育独立、教授治校等主张在中国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性。学界公认，蔡元培学术自由、教育独立、教授治校等主张能在其改造北大的实践中初步成功，与当时国内各派忙于军事和政治斗争、对教育无暇顾及有很大关系。20世纪20年代后期，随着国民党统治权的确立，这些来自西方的高等教育理念在中国就失去了发展的土壤。蔡元培主政北大10年间的7次辞职，罗家伦主政清华时遭到的驱逐，等等，都反映出那时西方大学理念与中国本土文化冲突之剧烈。
初步探索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办学之路
民国时期，除前述一批深受欧美大学理念影响、活跃在国民政府大学中的高等教育家外，还有一批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不懈奋斗的高等教育家。他们要么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要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干部教育和群众教育工作，在革命中开展教育，以教育来助推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全面建设时期，他们又均出任过新中国大学校长，开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新局面。因此，笔者将他们称为革命者高等教育家。吴玉章、李达、陈望道、成仿吾、江隆基、郭影秋、蒋南翔等都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
同民国时期其他高等教育家一样，革命者高等教育家也曾满怀“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文化救国”的理想留学海外。“中共五老”吴玉章早年曾留学日本，希望从近代日本的崛起中寻找救国的希望。辛亥革命失败后，吴玉章又留学法国，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满目疮痍，让他对资产阶级民主失去了信心。此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他重新看到了希望，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救国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李达和陈望道也曾留学日本，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文学和哲学，并在日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开始探索革命救国之路。成仿吾则留学日本11年，学习西方文学、从事文学创作，希望通过文学唤醒民众、改造社会。大革命失败后，他又赴欧洲留学，在巴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江隆基也曾先后留日、留德，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积极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可以说，正是多方寻求救国之道的一次次失败，使他们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走上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救国道路。
同民国时期的其他高等教育家一样，革命者高等教育家也知识渊博、学养深厚。吴玉章是我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他不仅写就了《中国历史教程》《中国历史大纲》等重要历史著作，还著有《中国文字的源流及其改革的方案》等文字学著作，积极推广汉字简化和汉语拼音方案。李达在解放前就是著名的“红色教授”，出版过《中国产业革命概要》《民族问题》《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货币学概论》《法理学大纲》等多部学术专著，内容涉及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多个领域。陈望道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修辞学家，著有《修辞学发凡》《作文法讲义》《美学概论》等多部专著，为推广“大众语运动”、普及现代白话文立下汗马功劳。成仿吾是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出版过《守岁》《流浪》《使命》《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等多部小说集、诗集、文艺评论集。郭影秋是著名的明清史学家，其代表史学著作是《李定国纪年》，还组织编写过《晚明史籍丛书》《清史编年》等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学术丛书。蒋南翔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才俊，一二•九运动中，他起草的《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同胞书》，文采飞扬，吹响了唤醒民众争取民族独立的号角。可见，早期的共产党人并不是人们通常以为的“土八路”，他们走上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道路绝不是一时的匹夫之勇，而是阅尽中外、参透古今后的理性选择。
同民国时期的其他高等教育家一样，革命者高等教育家也都把教育视为强国安邦之本，矢志不渝办教育。吴玉章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曾婉拒政务院拟委任的重要领导职务，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16年。李达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婉言谢绝了毛主席安排其在北京任职的好意，诚恳地请求回湖南老家从事高等教育工作。“妈妈校长”成仿吾，面对毛泽东同志“全国解放后，你打算搞政权还是搞教育啊？”的询问，毫不犹豫地回答：“搞教育”。郭影秋“不当省长当校长”，只为向怀疑者证明“共产党人能办科学、能办高校”的故事，更是广为传颂。
无疑，共同的时代背景、共同的救国理想、共同的教育热忱，造就了那个时代高等教育家的许多共同特质；但不同的政治信仰、不同的道路选择，则使他们形成了不同的办学理念与实践。与民国政府培养的高等教育家不同，在深入群众的革命斗争过程中，革命者高等教育家没有走借鉴西方模式改造中国大学的路子，而是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出发，紧密扎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的需要与现实条件，积极探索中国人自己的高等教育办学道路。因此，他们堪称第一代社会主义教育家，他们的诸多探索，仍是今天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值得珍视的宝贵财富。例如，在办学模式上，他们都坚持实事求是，不唯书、不唯上，不迷信欧美模式、也不生搬硬套苏联经验；在办学理念上，都主张大学不应是专属少数知识精英的研究高深学问的象牙塔，而应是坚持科学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和大众的方向，为国家和民族培养各类高级人才的专门机构；在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上，主张任何时候都不应讳言教育的政治性，而应在承认教育为政治服务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好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关系；在办学原则上，强调大学科研既应重视基础研究，又应重视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应用研究，坚持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原则，培养又红又专的高素质人才；在管理体制上，不仅提倡教授治学、校长治校，更主张坚持党的领导，正确处理好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关系。
这些都是革命者教育家扎根中国办教育过程中形成的中国高等教育特色，它们本身就是可以和世界高等教育对话的中国元素。近代西方大学理念从强调教学，到重视研究，再到主张社会服务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高等教育与政治、与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越来越紧密结合的过程。从这一角度说，革命者高等教育家是在东方文化、革命文化与制度下实践这一过程的探路者。我们应珍视他们留下的这笔宝贵财富，积极发展中国特色、国际可理解的高等教育研究话语体系，向世界讲好这些故事，向世界贡献这笔中国财富，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逐步完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办学模式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恢复和发展，也逐步涌现出一批锐意进取的高等教育家。他们积极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加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推进我国在建成高等教育大国的基础上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开辟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局面。
钱伟长院士以自己50多年教育经验为基础，凝练出“办好大学必须拆除四堵墙”的理念，并从这一办学理念出发，对上海工业大学和上海大学的办学体制、课程设置、教师管理进行了诸多积极的改造。邓旭初在文革结束后主持上海交通大学之初，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培养出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要拿出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科研成果”的办学目标，并积极争取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率先试行了一系列人事制度改革，使上海交大成为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先锋。杰出的经济管理学家、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开拓者袁宝华1985年出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后，在切实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以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指导学校各项工作，积极推进民主管理，扩大院、系、所办学自主权，勇于改革、不断创新，为中国人民大学崛起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面旗帜”铺平了道路。
改革开放30年来，不仅涌现出大量以先进办学理念为指导进行成功改革的高等教育家，还涌现出一批以自身成功实践为基础推动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理论建设的高等教育家。早在1978年，潘懋元先生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倡议建立高等教育学学科。此后，潘懋元先生以不懈探索的开拓精神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史上书写下多个“第一”：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研究会，筹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招收了全国第一批高等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组织编写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著作。朱九思先生主持华中工学院30余年，励精图治、苦心经营、科学管理，为华工迅速崛起为国内外有较高知名度的多科理工性大学做出了重要贡献；退休以后他潜心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陆续推出《高等学校管理》《高等教育刍议》《高等教育散论》等一系列理论著作。
改革开放以后的高等教育家不仅在中国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招生就业体制以及教育教学模式改革方面进行了诸多本土性探索，而且开始有意识地与西方高等教育理论对话，深度解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特殊现象，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民办教育理论、产学研合作理论等，使中国高等教育开始以一种生机勃勃的样态汇入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洪流中。可以说，他们是新形势下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创新中国高等教育办学模式的又一代社会主义教育家的典范。他们的高等教育改革实践与理论建构，为我们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积极推进“双一流”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也在一定意义上向世人证明：共产党不仅能办大学，而且能办好大学；经过不懈努力，更能办出世界一流大学。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勾勒的历史脉络，简要梳理不同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家的主要贡献，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点启迪。
第一，借鉴欧美模式与扎根本土生长是中国高等教育创立的两个源头。这两个源头在改革开放以后开始交汇，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成为国人越来越明确、自觉的追求。不同的高等教育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为建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贡献了不同的智慧。对于这样的历史过程，我们不应抱简单的“怀旧”与“怀西”态度，盲目推崇欧美高等教育和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更不能片面夸大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和教育家的成就，忽略甚至贬损其他时期高等教育的成就和教育家的贡献，可取的态度是：充分尊重和研究每个时期高等教育家建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的努力，向国内外讲好、讲全他们的故事，以进一步建构中国高等教育的自信，进一步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参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进程，进一步增强国人扎根中国办出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第二，习近平同志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高校的党委书记、校长都应当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家、教育家。中共中央、国务院最新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也明确要求“按照社会主义政治家、教育家标准，把思想政治素质摆在首位，把教学科研和学校管理能力作为重要条件，选好配强高校领导班子特别是党委书记和校长”。讲好中国几代高等教育家的故事，对于我们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政治家、教育家的标准，培养和选拔好高校的党委书记和校长，扎根中国办世界一流大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