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黄艳/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魏嘉雯/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张炜/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本文摘要
开展基础教育竞争力科学评价是筑牢中国国民教育体系根基，建设高水平、高质量、高品质中国基础教育的重要途径。在决策导向分析框架下，从构建的基础教育竞争力指数的测算结果来看，中国基础教育竞争力总指数为86.28，在全球主要的56个国家中位居第1位，是全球性基础教育竞争力强国。基于全球基础教育竞争力的国际比较以及中国近13年来基础教育竞争力发展的综合判断，中国提升基础教育竞争力应更多学习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同地域、同档次、同类型基础教育强国的经验，坚持产出导向、后发优势的建设原则;坚持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理念，走可持续发展的新道路;坚持“扬长补短、提质增效”，着力打造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的基础教育新体系。
2025年6月，《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文章强调“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要深入推动教育对外开放，统筹‘引进来’和‘走出去’，不断提升教育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要将中国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就需要持续提升中国在全球的教育竞争力。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命题，开展基础教育竞争力科学评价是筑牢国民教育体系根基，建设高水平、高质量、高品质基础教育的重要途径。如何科学评价中国基础教育在全球的竞争力，建立基础教育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至关重要。当前，由于缺乏深入研究，人们对基础教育竞争力的内涵、指标体系与发展路径缺乏系统认知。本文通过文献梳理、经验借鉴分析其内涵，构建科学可行的指标体系，由此对中国基础教育竞争力的发展水平、国际位次及发展路径作出全面研判。
一、基础教育竞争力的内涵
基础教育竞争力的内涵是基础教育竞争力研究的基本性问题。科学理解基础教育竞争力的内涵是构建基础教育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前提。本文尝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基础教育竞争力的内涵进行揭示和阐明。
目前，国内外众多学者对基础教育竞争力的内涵进行了讨论，但由于基础教育竞争力内涵的丰富性、深刻性和广延性，这些讨论尚未形成统一规范的定论和系统的理论体系。本文认为对“基础教育竞争力”核心内涵的界定应首先从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出发展开逻辑分析。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认为，国家竞争优势是指一个国家使其公司或产业在一定的领域创造和保持竞争优势的能力。而国家竞争力指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的大环境下，与其他各国的竞争力相比较，其创造增加值和国民财富持续增长的能力。可见，国家竞争力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基础上的一种国家能力。教育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的基础要素和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教育竞争力的强弱不仅是衡量这个国家是否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重要尺度，也与这个国家竞争力的强弱息息相关。
从已有教育竞争力相关文献来看，有学者将其内涵界定为一个国家的教育产出相对于他国的优势和能力;还有学者基于国家竞争力的概念，将其界定为一国在国际教育竞争中所拥有的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也有学者认为，教育竞争力是一个国家的教育综合发展水平和实力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表现出来的可持续的比较优势。结合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以及已有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基础教育竞争力的内涵应界定为：在全球博弈的视野下，一个国家基础教育的综合发展水平和实力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表现出来的具有可持续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能力。
二、基础教育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已有相关研究的评价指标体系
近年来，众多学者围绕教育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开展了大量研究。在国内，一些学者基于波特钻石理论模型，从基础、规模、机会、投入等角度构建了教育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科学度量了中国教育竞争力水平并展开了与其他国家的比较研究。也有学者在其著作中采用决策导向分析(CIPP)框架，构建了包括教育资源、教育投入、教育规模、教育效率、教育产出和教育公平六个维度的教育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还有学者创新性地构建了教育竞争力评价的火箭模型，将教育竞争力评价分为教育投入、教育发展水平、教育的贡献三个层级，并从教育发展水平、教育对人力资源的贡献、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和教育对知识创新的贡献四个维度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在国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教育委员会每年面向从事教育的专业人员发布《教育概览》报告，报告运用CIPP框架，从背景维度(涉及人口规模、成人受教育程度等指标)，输入维度(涉及教育经费和人力资源等指标)，过程维度(涉及教育参与、学习环境和学校组织等指标)，成果维度(涉及学习成果、社会与劳动力市场成果等指标)构建了全球教育发展指标体系。
(二)基础教育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
基于基础教育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建设的现实需求，结合对国内外已有相关研究的省思，本文发现其不足之处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缺乏科学的构建理论和指标选取理念指导指标体系构建;第二，缺乏时代性与创新意识，评价标准或指标体系陈旧、固化;第三，当前的研究对象多以整个教育系统或高等教育为主，而以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为视角、有针对性地聚焦基础教育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相对较少。结合基础教育竞争力的内涵，本文创新性地运用CIPP框架(强调教育质量评估动态性、集成化的循环反馈)和共生理论(强调不同主体间相互依存、共同发展)构建基础教育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突出了构建理论的科学性与适切性。由此，本文运用熵权法和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全球视域下的基础教育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基础教育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一二级指标的构成情况如下。
1. 背景指标
这一指标主要衡量基础教育阶段投入的物力、财力、人力等要素，本文将其命名为基础教育资源竞争力。该指标主要由三项二级指标构成，分别是基础教育生师比、基础教育阶段标准化学校覆盖率和基础教育数字化水平。其中，选取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每百名学生拥有网络多媒体教室数、无线网络全覆盖的学校比例作为衡量基础教育数字化水平的观测点。这样的指标结构较为简洁，并且能够突出对基础教育竞争力表现优异国家的教师数量供给水平、基础设施水平、数字化水平的较高要求。
2. 投入指标
基础教育投入竞争力由四项二级指标构成，分别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基础教育生均经费占人均GDP的比例、基础教育信息化经费占基础教育经费总投入的比例和基础教育教师工资收入指数。其中，对基础教育教师工资收入指数本文使用了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测算方法，即以教师的法定工资水平与人均GDP的比值进行测度。如此设计，重在强调满足基础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投入需求，以及促进基础教育教师发展与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可持续性。
3. 过程指标
基础教育过程竞争力主要由四项二级指标构成，分别是基础教育巩固率、基础教育学校教学和管理质量、基础教育小班额班级比例，以及基础教育教学中学生创新思维培养情况。其中，本文对基础教育学校教学和管理质量指标，选取了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教师支持指数”作为代理变量进行测度，该指数反映教师对课堂教学进行管理以及为学生提供课堂支持的频率;对基础教育教学中学生创新思维培养情况指标，本文选取了PISA中“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作为代理变量进行测度。由于对过程性指标的选取既要考量基础教育实施过程中多种因素对人才培养质量的影响，又要形成基础教育阶段对学生创新思维培养的评价考察，还要兼顾过程性指标的典型性、延展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该指标成为基础教育竞争力指标体系设计中的一个难点。上述指标选取主要体现了对基础教育阶段教育教学的过程性质量考察;针对基础教育阶段教育资源供给充分性、政府财政支持、社会支持的过程性质量考察;针对基础教育教学过程中学生创新思维训练与培养的过程性质量考察。这样进行指标的选取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过程性指标考察的多维度要求。
4. 产出指标
基础教育产出竞争力主要由四项二级指标构成，分别为基础教育完成率、PISA总成绩、基础教育学生实践能力与15岁及以上人口文盲率。其中，对基础教育学生实践能力本文选取了PISA中“学生科学活动参与指数”作为代理变量，这一指标反映学生收看科学电视节目、参加科学俱乐部、参观实验室等参与科学实践活动的频率。这些表征基础教育产出的指标既能够兼顾考察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学业知识与培养质量的产出水平，也能够反映全球视野下基础教育的价值供给和人力资本存量及其未来发展动向。
5. 基础教育可持续发展竞争力
本文在基础教育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中引入基础教育可持续发展竞争力作为一个新的评价维度，用以预测基础教育与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持久性、延续性。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20世纪50年代，共生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强调不同主体之间的分工合作、优势互补与互惠互利。共生理论为理解教育、科技、人才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提供了新视角，有助于揭示三者之间“共生共荣、共同发展”的作用机制。同时，考虑到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供包容与平等的优质教育、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本文将基础教育公平度纳入基础教育可持续发展竞争力的评价维度。由此，本文认为基础教育可持续发展竞争力应从基础教育公平度、科技支撑力及人才驱动力三个维度进行考察。其中，基础教育公平度从性别公平度与入学公平度两个维度进行考察;科技支撑力、人才驱动力分别运用全球创新指数与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作为代理变量测度，考察科技与人才发展的多重外溢效应对基础教育产生的积极影响。
(三)基础教育竞争力指标权重的确立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AHP)(主观赋权法)和熵值法(客观赋权法)的组合赋权确立基础教育竞争力各项评价指标的权重，具体权重值如表1所示。
(四)数据来源和测算对象的筛选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OECD的教育概览：OECD指标数据库、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数据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全球教育监测报告数据库、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GTCI)数据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全球创新指数(GII)数据库、PISA数据库、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美国教育统计报告数据库等。
关于测算对象的筛选，本文结合基础教育竞争力的内涵界定，根据经济实力、人口规模对全球218个经济体(国家/地区)进行了筛选：首先，按照世界银行2023年标准，将人均国民总收入(人均GNI)低于4516美元(达不到与中国同档“中高收入国家/地区”标准)的阿富汗、孟加拉国、埃及、印度、约旦等77个经济体剔除;其次，按照2023年总人口数不低于200万人的基本要求，将冰岛、拉脱维亚、卢森堡、黑山、马耳他等56个经济体剔除;最后，在保留的85个经济体中考虑到其基础教育相关数据可获得性的客观局限，剔除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29个经济体。最终有56个经济体进入基础教育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测算。
(五)基础教育竞争力指数值的测算
其一，考虑到教育实际数据的延迟性(通常延迟2年)，基础教育竞争力指数指标的观测值采集以2023年数据为主(PISA为2022年数据)。代入数据后测算结果见表2。由于表格篇幅有限，本文仅对基础教育竞争力总指数排名全球前20位的国家进行呈现。
研究发现，从基础教育竞争力总指数数值及其排行来看，中国、新加坡、日本分别以86.28、86.00、85.90的成绩名列前三位;除此之外，世界公认的(全球性和区域性)教育强国韩国(4/56位)、德国(13/56位)、英国(15/56位)、美国(19/56位)在基础教育领域的成绩均超过了75.00。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基础教育竞争力总指数位居全球第一，究其原因可能是中国基础教育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中投入竞争力与产出竞争力两项一级指标的指数均排名全球第一，资源竞争力指数与过程竞争力指数也排名靠前，且四项一级指标的总权重高达77.32%。同样，在具有较高权重的基础教育阶段标准化学校覆盖率、PISA总成绩、国家财政性基础教育经费占GDP比例等多项二级指标上中国也表现突出，显著提高了中国基础教育竞争力的全球排名。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基础教育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建成了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基础教育体系，在办学条件、学校布局、资源配置、信息化建设等都取得了重大进步，基础教育的“基础性”和“普及化”得到了很好的巩固和发展，基础教育产出水平也得到长足进步。由此，本文认为中国基础教育竞争力总指数位居全球第一与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的客观情况相一致。为了进一步检验当前研究结果的稳健性与可靠性，本文运用单因素轮换(OAT)法对研究结果进行了敏感性分析，通过使用改变评价指标权重的方法来防止由于指标权重的变化可能对研究结果带来的影响。研究发现，各项评价指标对测度结果的敏感性不受权重变化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与可靠性。
其二，本文根据国际组织的通行做法和基础教育竞争力指数测算的结果，将我们确定的全球56个国家基础教育竞争力发展水平划分为四个档次，分别为全球性基础教育竞争力强国(指数值>80)、区域性基础教育竞争力强国(排序≤20)、准基础教育竞争力强国(21≤排序≤40)、普通国家(41≤排序≤56)。其中，全球性基础教育竞争力强国包括亚洲的中国、新加坡、日本、韩国，欧洲的芬兰、瑞士、波兰，美洲的加拿大以及大洋洲的新西兰;区域性基础教育竞争力强国为澳大利亚、美国和比利时、英国、斯洛文尼亚等欧洲国家。此外，本文通过皮尔逊相关分析发现，对上述56个国家基础教育竞争力的分档与该国的经济分档高度相关。
三、在国际比较中推进中国基础教育竞争力发展
为精确地刻画出20个全球性、区域性基础教育竞争力强国的差异化发展状态，本文参考张炜的研究，运用这些国家基础教育竞争力投入指数值与产出指数值，测算了其投入端与产出端的差值，并以这一差值中位数的绝对值(3.0)为基准将这些国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高投入、低产出”型的国家，判断标准为该国投入端与产出端的差值>3.0。这类国家有爱尔兰、瑞士、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第二类是“投入与产出均衡”型，其投入端与产出端差值的绝对值<3.0。这类国家有加拿大、芬兰、德国、挪威、捷克和荷兰。第三类是“低投入、高产出”型，其投入端与产出端差值<-3.0。这类国家有日本、韩国、新加坡、波兰、丹麦、中国、美国、斯洛文尼亚、比利时和英国。导致这些基础教育竞争力强国发展状态产生差异的原因是多重的、复杂的，既受到该国政治、经济、地理、历史、文化等传统因素的影响，也有教育体制与教育治理、教育结构与教育背景等方面的原因。
中国属于“低投入、高产出”型的全球性基础教育竞争力强国，但与基础教育竞争力总指数排名位于全球前列的新加坡、日本、韩国、芬兰与加拿大五个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短板。研究还发现，虽然中国的基础教育投入竞争力指数与产出竞争力指数表现亮眼，但基础教育资源竞争力指数低于日本，且基础教育过程竞争力指数低于加拿大。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基础教育可持续发展竞争力指数显著低于新加坡、日本、韩国与芬兰等国。在中国基础教育可持续发展竞争力的三项二级指标中，基础教育公平度指数为11/56位，科技支撑力指数为12/56位，人才驱动力指数为35/56位，短板较为突出。
四、近十三年中国基础教育竞争力的贡献因素与障碍因素
识别影响中国基础教育竞争力的关键贡献因素与障碍因素是中国基础教育竞争力建设实践的重要抓手，只有准确识别出这些关键因素，才能明确提升中国基础教育竞争力水平应该重点关注的方向，为改进与优化提升策略提供实证参考。本文利用贡献度模型与障碍度模型，测算了2010—2023年中国基础教育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中18项二级指标的贡献度与障碍度，并筛选出贡献度和障碍度分别排名前三位的指标。
本文通过频数统计发现，出现了三次及以上的贡献因素有：B3(基础教育数字化水平)、B4(国家财政性基础教育经费占GDP比例);出现了三次及以上的障碍因素有：B11(基础教育教学中学生创新思维培养情况)、B14(基础教育学生实践能力)。本文将这些指标识别为影响中国基础教育竞争力的关键贡献因素与障碍因素。
五、中国基础教育竞争力的发展路径
总体来看，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性基础教育竞争力强国，但仍然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基于本文的分析，未来可以考虑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升中国基础教育竞争力水平。
第一，中国提升基础教育竞争力应更多学习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同地域、同档次、同类型基础教育强国的经验，坚持产出导向、后发优势的建设原则。基础教育竞争力指数测算结果及其相关比较分析揭示了全球基础教育强国CIPP表征分析框架下相似的发展逻辑。中国与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国家在基础教育竞争力指数的CIPP表征上(一级指数)均非常相似，并同为“低投入、高产出”类的全球性基础教育竞争力强国。究其原因，中国与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国家均属于东亚国家，东亚的基础教育自古就有着相同的特质和相似的制度基础，其基础教育由落后逐渐发展为先进的过程与强大的国家意志、充分的科技支撑与人才驱动息息相关。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日本、韩国这三个国家都是通过成功实施科技立国与人才强国战略，实现本国经济腾飞与基础教育快速发展的典范和样板，其发展经验尤其值得中国借鉴与学习。
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中国应坚持以产出为导向的基础教育发展原则，重点关注基础教育完成率、PISA总成绩、学生动手实践能力等核心指标，提升基础教育竞争力。中国与日本和新加坡等教育先发国家相比，在基础教育领域呈现明显的后发优势，应利用好这种后发优势，在充分吸收先发国家的先进理论与经验的基础上，从科技竞争后发优势与人才竞争后发优势两个维度上协同发力、补齐短板。
第二，中国提升基础教育竞争力应把握好时代发展的新动向，坚持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理念，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道路。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只有加速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推进机制，才能使基础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实现良性循环，并最终实现中国基础教育竞争力的可持续发展。然而，研究发现，中国基础教育可持续发展竞争力指数出现明显短板，远低于其他全球性基础教育竞争力强国，尤其是科技支撑力与人才驱动力两项二级指标劣势突出。这表明科技与人才发展对基础教育的支撑仍不充分，当前的发展并不是高质量和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基础教育竞争力发展必须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理念。在科技赋能基础教育方面，应重点关注智能技术对基础教育的服务能力，助力学生个性化学习和因材施教的全面实现。同时，还应通过加强教育链与科技链的深度融合，让科技育人资源适度下沉，打造好科技赋能基础教育发展“筑基工程”。此外，中国还应倡导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各级各类人才参与教育教学活动，回馈反哺基础教育，形成推动教育链与人才链深度链接的社会氛围，为铸就人才驱动基础教育发展的根基打造坚实的社会基础。
第三，中国提升基础教育竞争力的关键在于坚持“扬长补短、提质增效”，着力打造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的基础教育新体系。从全球基础教育竞争力指数中中国的表现，以及中国近13年来基础教育竞争力的发展态势来看，基础教育数字化水平、国家财政性基础教育经费占GDP比例这两项二级指标对中国基础教育竞争力发展具有显著贡献。中国应在稳步提升基础教育投入力度的同时，均衡城乡、区域之间基础教育经费差距，合理统筹、优化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完善优质基础教育资源共享机制，确保基础教育资源充足和合理使用。当前，以数字化赋能中国基础教育竞争力发展，是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选择和必由之路。中国首先应加大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保障学生便捷地访问数字化教育教学资源;其次应加强对中小学教师的数字化教学技能培训和支持，不断提升他们的数字素养;同时，应注重打造数字文化导向的基础教育新生态，比如可以针对不同地区学生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定制化的教育文化资源，开发适合本地文化背景的教材、课件和教学视频等，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
研究还发现，基础教育教学中学生创新思维培养与实践能力成为中国基础教育竞争力发展的关键障碍因素。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中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这一发展目标的关键。为此，中国应在基础教育各阶段设置数字技术、科学教育和创新思维训练等一系列面向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核心课程，推进课程的数字化转型以及基础课程与前沿领域的跨学科融合，激发学生创新潜能。同时，中国还应注重基础教育领域教学方法与评价体系创新。针对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缺乏创新思维等重难点问题开展试验试点，注重启发式、互动式、探究式教学，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积极提问、自主探究。建立科学合理的课堂教学评价体系，把强化过程评价与探索增值评价结合起来，让学生从小树立起科学家精神，养成强烈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索欲，成长为创新型人才。
来源：《中国教育学刊》2026年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