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孙杰远
孙杰远，男，汉族，教育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督学。现任广西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教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人等。
主要从事教育学原理、教育人类学、基础教育改革等领域的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国家省部级项目30余项，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著作15部;主持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1门;主编教材《教育研究方法》入选第一批新时代教育部马工程重点教材;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4项;获国家规划教材1部;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项，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项，广西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14项，广西自治区级教学成果特等奖3项，广西普通本科高校优秀教材特等奖1项，广西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1项。
文化转型时代的文化基因与共生教育选择
摘要：文化转型是关于文化的消逝、转化、融合与创新等现象的集约化表述，文化转型必然要求共生教育的出场。共生教育以共生性文化基因作为内核，具有延续与重组文化基因、完善与稳定文化结构、选择与创新多样性文化染色体的功能属性，由此成为直面文化转型时代的根本性教育应对。中国文化场域中的共生教育以儒释道及各民族优秀文化基因为内核，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共生教育文化模式，可为化解全球性文化转型时代的文化断裂与文化冲突提供教育支持和文化方案，为文化转型时代的文化秩序重塑持续赋能。
关键词：共生教育;文化基因;文化转型;文化结构
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凝练和表征，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方式，文化处在一种未完成的发展状态，文化转型正是文化由一种状态转向另一种状态的表现。面对社会的变革，信息技术、科学等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其导致思维、话语、价值等发生结构性变化，在带来机遇的同时，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等关系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文化转型时期的文化发展要求对这些关系的处理作出回应，共生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张力，共生教育要求在共生的文化场域中寻求共生的文化基因和文化染色体，构建共生的文化结构，以共生思维和共生价值为文化转型提供新的共生视角。
一、共生教育的文化基因内核
当下提倡和发展共生教育，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共生教育观念与实践本身赋有一种特定的文化性格，即以共生性文化基因为文化内核并以文化基因延续、转化、重组为功能取向的本质属性。因此，思考和探索共生教育必然涉及文化基因，考虑和关照文化基因问题也自然会引出共生教育命题，文化基因与共生教育密切联系。
(一)文化基因释义
文化基因研究肇始于英国生物学家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1976)一书中提出的“meme”(译为觅母、谜米)概念，该词是“基因”(gene)一词的类比形式。道金斯以“gene”理论研究生物进化问题，衍生了“meme”理论试图探究人类文化进化问题。“meme”是“gene”在文化上的等价物。[1]自道金斯的“meme”一词被译为文化基因后，学者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多角度研究文化基因，基于不同角度，学界存在不同的认识。有学者认为文化基因就是那些对民族的文化和历史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心理底层结构和思维方式。[2]有学者将文化基因看作生物基因的引申，认为文化基因是文化内涵组成中的一种基本元素，存在于民族或族群的集体记忆之中，是民族或族群储存特定遗传信息的功能单位。[3]吴秋林将文化基因定位于可以被“遗传和复制”(传递)、“认知和解码”(表达)的一种文化存在，且在“遗传和复制”的过程中可以被不断修正以符合基本人性。[4]毕文波从传播传承的角度将文化基因解释为内在于各种文化现象中，并且具有在时间和空间上得以传承和展开能力的基本理念或基本精神，以及具有这种能力的文化表达或表现形式的基本风格。[5]本质上，文化基因是指某民族文化或某文化类型内在具有历史传承性、最具生命活力并能反映民族本心和文化本性的基本单元，它可以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抑或道德法则，深植于文化内部，且具有根本的持久性。文化基因不仅具有历史传承性，同时也具有实践变化、社会变迁的“自我”创新性，能够在群体内认知、复制、传递和修正，通过某种途径可以达到共生的状态。
(二)共生教育的中国文化基因
在教育作为文化构成的意义上，共生教育是一种共生性教育文化。亦即，共生教育是一种以共生文化为文化特质的教育文化形态，并以若干共生性符号与行为作为教育文化的基本表征。如果说存在一种作为文化的共生教育，那么这种共生教育就必然存在其特定文化基因。因为，文化的存在与延续，本质上是文化基因的延续、转化与创新，文化基因构成文化独特属性的根本规定。教育的文化基因往往表征为教育中的持久延续的思维方式、道德准则与价值观念，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进而形成的教育习惯与传统。共生教育是一种推崇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人与自然共生发展的教育文化模式，这样的教育文化广泛存在于人类各种教育系统之中。之所以广泛存在，因为人类普遍面临这些基本的关系问题，只有处理好这些关系，人才能获得内在和外在的秩序化，对秩序的寻求是人类永恒的本性。发生于中国大地的共生教育文明模式，其共生性文化基因必然存在于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血脉，充分反映在儒释道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中，成为中华文化内涵中最为历久弥新、深沉厚重的文化基质。
共生思想是我国传统哲学理论的立足点，“天人合一”的自然共生观和“仁者爱人”的社会共生观，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共生目的、方式及内容等作出解释，共生教育的文化基因在古代儒释道思想中可见一斑。《易经》中有“易有太极，始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6]199。《中庸》中提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6]27。“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6]53《周易》《中庸》等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其体现的共生教育文化基因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在道家思想中强调“天之道，利而不害”[7]200，“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7]22。这种和谐、平衡、共生共在的思想与儒家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从佛教的思想来看，共生思想发源于此，“人不吃肉与蔬菜就生存不下去，没有无机物矿物质也无法生存。不仅如此，由于人体内寄生各种各样的生命(细菌)，人类才得以生存。人类依赖于其他生命、自然而得以生存。人死成灰入土之后，也会被其他植物吃掉。这种生死关系就是‘共生’，佛教的根本思想也在于共生”。[8]在佛家智慧中，共生教育的文化基因中倡导一种广博的爱，是对生命的观照，对万物怀慈悲心。
除儒释道文化外，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中也蕴含着无数具有共生特质的文化基因。一方面，文化仪式和民族信仰折射出人对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体察和价值信奉，从精神层面呈现出一个自然与人文共生的图景——人们在理解自然的基础上发展起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文化的传递既维持了自然与人、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又承载了自然与人文共生教育的价值内涵;另一方面，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生长和生活的人建立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形成相对独立的社区，达成了自然与人文的和谐共生与教育传承。如青藏高原的藏族同胞以高原自然生态为基础的牧业生产和社区、京族于海洋之滨的渔业生产与村落、龙脊梯田的瑶族农民的水稻种植与山寨，无不体现自然与人文共生的路径，更蕴含了自然与人文共生教育及衍化的场域，进而影响民族文化心理场的形塑。
(三)共生教育文化基因的结构性
文化基因经延续、转化与重组，进而形成较为稳定的文化结构。文化结构是一个纵横交错的多维结构，在这个纷繁的条块组织大系统中，一切因素都发挥着自己的功能并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最后综合形成一个整体功能——文化效应，为社会服务。[9]文化结构是一个多种复杂因素融合的联结体，文化场域内部各文化要素按照一定的规则或相关作用而形成相对稳定、秩序化、结构化的关系，内部划分为不同的衔接层次。关于文化结构的划分学者们具有不同的观点：马林诺夫斯基将文化分解为物质、社会组织和精神生活三个部分，即“文化三因子”;钱穆将文化结构分为物质的、社会的和精神的三个阶层;庞朴将文化结构分为三个层面：外层是物的部分;中心是心物结合的部分，包括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理论、社会组织制度等;核心层是心的的部分，即文化心理状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民族性格等。这三个层面彼此相关，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10]外层物的部分是一种物质文化，服饰、器物等作为最直接的文化载体;心物结合的部分更倾向于制度文化，体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联性和组织制度;心的部分是文化的根本，价值观点、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同属于隐性的文化，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共生的文化生态是文化结构的一种理想状态，当文化结构内部各要素以共生的方式相互作用，不断更新、重组文化基因时，文化结构具有稳定性，反之，文化结构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对立、排斥，文化结构则由于非共生的状态而不断处于变动之中。概言之，共生教育旨在通过教育的途径以关系性思维、共生价值观念和共生哲学促成文化、社会、民族、国家、世界之共生态构建。尤其以文化与社会功能论，共生教育具有维系特定文化结构的根本性效应，由此使得特定文明体系、民族—国家文化保持自身稳定而富有活力的结构性，并持续释放整体文化凝聚功能和文化场力。文化基因内含于文化结构之中，通过文化基因的更新、重组对文化结构产生深刻影响，文化基因的基本作用与功能，主要表现在文化内部成员身份的标志以及成员间的凝聚力、文化的链接与传播，规范人的行为、规制社会的走向，其核心是维系各成员对共同体的认同。[11]中华文化的场域感、凝聚力和整体文化功能在历史长河中愈发彰显，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华教育文明中始终延续着一种自身的共生教育文化基因，这种基因包括儒、释、道共生教育文化基因在共生关系中逐渐构建起来的共生教育文化基因结构，其稳定性和深刻性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标识。
二、文化染色体的共生教育介质功能
文化染色体概念是生物学染色体概念的借用、引申与拓展，这与文化基因概念的产生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实质上，探讨文化基因必然迁出文化染色体，因为染色体是基因的载体和表征。共生教育与文化基因的紧密关系的讨论，如果不涉及文化染色体，便容易陷入纯粹形上之论，因为文化染色体是文化基因的符号化形式，共生教育只有以文化染色体为介质，才能真正抵达文化基因。
(一)文化染色体及其共生教育识别
“染色体”(chromosome)一词由德国海因里希·瓦尔德尔(Heinyich Waldeyer)于1888年提出。[12]“染色体”作为一个生物学概念，主要功能是承载基因(gene)并传递，亦即摩尔根所说的基因位于染色体上。“文化染色体”由“染色体”借喻而来，表达一种文化复制和传承的关键，主要靠特定文化场域中的人、社会及各种文化现象来完成传承。文化基因与文化染色体存在两种基本关系：其一，从文化基因的存在及其延续来看，文化基因本不能脱离文化染色体而存活、复制和自我更新，如同某民族文化的基因不能脱离该民族文化的符号、语言、思维和习惯而独立存在，符号、语言、思维与习惯本是文化基因的载体。其二，文化基因附着于文化染色体之上，以特定的形式和内容呈现自身的特色，通过文化染色体的表现可以追踪到深层次的文化基因。比如，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基因指的是由中国共产党创造、秉持和传承下来的根本精神、价值观念和信仰，这样的文化基因以各式各样的文化染色体作为载体，如红旗、红歌、红色影视、红色遗址等。
一方面，文化染色体的品质深受文化基因的影响，但并不完全取决于文化基因，文化染色体上附着的所有文化基因以一种和谐、有序、共生的样态出现，则可以发挥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功效，相反，经过不断的文化基因复制、重组过程，文化染色体的优势则会越来越弱，甚至完全消失。另一方面，文化染色体作为非生物遗传的产物，可以通过甄别、选择完成文化基因的识别和更新。任何文化都囊括了清晰可感的表层结构和具有缄默性质的深层结构，二者构成文化的“形”与“神”。[13]
共生教育的重要前提，在于溯源、寻求并确立共生性文化基因。文化基因往往附着于文化染色体，因此，文化基因的寻求与确立，必然有赖于文化染色体的探索与选择。文化染色体具有特殊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共生教育要识别、传续和更新深层次的文化基因，就必须对文化基因的染色体加以甄别与选择。共生教育必须在多样复杂的文化染色体中选择最具活力、功能最强的文化染色体，以此作为文化基因的承载与表征，进而形成先进、活力而持续的共生教育文化符号体系。比如，在民族文化的染色体中，往往语言、文字要比其他一般性物质文化更能承载文化基因，因而，共生教育的民族文化染色体必然以民族语言与文字为主流，进而构建基于语言与文字的共生教育文化样态。
(二)共生教育的多样性文化染色体属性
文化基因多样性是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也是共生教育的文化基础。在文化与教育的关系上看共生教育的存在、发生与可持续性，可认为共生教育的根本性前提是文化基因的多样性与文化的多样性。换言之，没有文化基因及其孕育的文化多样性，就不会产生共生教育文化模式;没有负载多种文化基因的多样性文化染色体，就不会形成充满活力的共生教育文化样态及其符号表征体系。共生教育文化的存在，本质上是共生教育文化基因的存在;共生教育文化基因的存在，实则是共生教育文化染色体的存在。文化是民族生活的历史积淀，是整合而凝结成的传统，是一个社会得以延续的基础条件。任何文化的变异与发展，都是建立在自身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自我更新或融合顺化。[14]文化通过自我更新或融合顺化发生新变化，在共生的前提下各种文化并存不悖，呈现迥异的文化样态，通过语言、习俗、思维等体现出来，是文化符号化的重要表现。文化基因附着于符号，共生教育则通过符号交流互换而满足文化间的理解与转化，达成文化共识并维护文化多样性。
文化场域作为社会“大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文化资本的占有和文化惯习的推动交织而成，文化场域形塑人们的文化实践惯习，进而形成了特定的场域文化。[15]文化场域中存在同质文化和异质文化的博弈融合，这种文化丰富性和多样性同样反映在文化染色体之中，共生教育选择多样性的文化染色体是必然前提和要求，基于多样性共生教育文化染色体的共生教育文化与实践更具活力、更具价值。多样性共生教育文化染色体结构具有自身的秩序，其建构的过程也是文化基因和文化染色体选择的过程。以文化基因为原点，选择与之相关的文化染色体，比如具有中国特色的共生教育文化与实践，应主动选择并构建起儒、释、道智慧中的共生文化染色体，并充分发萃取和发掘各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丰富文化染色体，从而实现共生教育文化基因的结构化建构。
三、文化转型时代的共生教育选择
文化转型是关于文化的消逝、转化、融合与创新等文化现象的集约化表述，文化转型必然要求共生教育的出场。事实上，共生教育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往往在文化转型时代得到最大化检验和证明，根本原因在于共生教育在本质上是关于文化转型的应对：共生教育为文化基因延续、转化与重组及文化转型时代的文化秩序重塑持续赋能。
(一)文化转型释义
文化转型是指特定时代特定民族或群体所习以为常的赖以生存的主导性文化模式转变为另一种新的主导性文化模式。[16]文化转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转型指人的社会文化生存方式即文化模式的转型，狭义的文化转型专指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即在大的历史尺度上所发生的主导性文化观念、文化理念、价值体系、文化习惯的总体性的、根本性的、脱胎换骨式的改变。[17]
首先，文化转型具有自身的衡量标准，文化在结构上能够适应、维系社会并与之相融合才能称为真正的文化转型。现代社会转型与全球化带来的不仅是冲击，也意味着文化改造与发展，尤其是个体实践场域巨大变化带来的心理调适和价值观重塑。文化转型是社会转型的先导，近现代以来我国社会转型明显，在社会转型期间，文化的形式多样化，以传统文化为基础与多种文化因素交织形成多元文化的局面。其次，文化转型是文化相互融合碰撞的过程，往往有自身的表现机制，在特定的文化场域中文化基因发生重组或改造，为共生教育提供新的内容，文化基因必须适应新的文化转型，对文化转型做出同步的回应。再次，文化转型中生成新的文化因子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旧的文化因子也不会消失殆尽，新的文化因子不断积累，受到冲击的旧文化因子逐渐消失或重组整合形成新的文化类型。转型后的新文化因子区别于原有的文化因子，体现一定的时代特色和发展要求，文化转型的同时文化基因会基于文化的变迁发生相应的变化，与文化基因密切相关的文化结构、文化染色体会呈现与文化基因相匹配的状态。最后，处在文化转型时代，共生哲学、共生文化及其支持下的共生教育必将发挥重要的文化功能。同时，共生教育又将在文化转型的时代更新、重组共生教育文化基因，寻求与构建共生教育多样新颖的文化染色体。由此，展现出共生教育与文化转型之间的双重关系。
(二)文化转型时代的共生教育出场
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化转型明显，在西方理性、科学与技术文化的影响下逐渐走向以中华文化深层结构为底色，以西方现代文化为潮流的文化转型进程。文化转型是观念层、思维层、制度层、物质层、行为层等方面的结构性转变，某种程度上也是民族文化的整体性转变。特别是在迈向21世纪的整个进程中，后工业文化体系、信息技术文化体系、科学文化体系等逐渐成为世界性文化的主导，其背后是权力、话语、价值、思维、方法等方面的结构性变化与革新。这一切对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教育、人与社会等方面的复杂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与机遇。文化转型时期共生教育文化功能的发挥以文化自觉作为重要基础，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条件。”[18]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十六个字是文化自觉的经典概括，也是共生教育的最高追求，要求各个民族的文化在转型过程中找准自身的定位，与其他民族文化和谐共生，修复文化间的断裂和隔阂，进而建立共同认可的规则，形成促进文化繁荣和多样的体系。
发挥共生教育在文化转型中的文化功能，核心在于以共生思维和共生价值，推进多样性文化的在历史与空间维度上实现共生而非同化、取缔、霸权、支配，因此也反思和批判任何文化霸权性文化、支配性文化。由于共生教育以人性与生命为核心关切，因此共生教育必然极力提倡生命文化、心性文化、伦理文化、感性文化的创新发展，由此抵御西方理性文明的现代性控制。一是在不同场域中萃取共生的单元，发掘族群在与其他民族、其他文化相处，以及对待自己的文化和现代化发展这些问题中形成的文化“共生”，[19]二是以多元互动的文化场域的构建作为共生教育文化功能发挥的条件支撑，在文化互动中凝练文化符号，理解文化符号承载的文化内容和价值，增进异质文化间的互动与交流，培养文化共生意识和能力，以共生教育的文化力量推动文化转型的结构性重释。
(三)文化转型时代的共生教育文化基因重组
由文化结构来看，文化转型是一个系统的、全面的过程，包括物质、制度和精神层面。在共生教育过程中要求文化转型具有适应性，实质上是要求文化转型阶段的文化基因具有适应性。具有社会性遗传特质的文化基因共生教育的核心，包括民族文化中具有复制特征的要素。文化基因是具有复杂的层次结构，按照文化基因的属性划分，可分为主体基因、附着基因、混合基因及变异基因等，主体基因在文化中占据主要地位，决定文化的性质和地位;附着基因依附主体基因而存在，与主体基因有一定区别;混合基因成分复杂，但是某种文化中所特有的属性;变异基因是由原文化派生出来的又与原文化密切相关。[20]首先，共生教育的前提是文化基因的甄别与选择，文化基因是文化延续的“遗传密码”，具有主导性、突出性和可持续复制性等特征。一方面，文化基因是一种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关键，如果将文化基因从某一文化中抽离或隔离，文化的性质、功能和结构可能会发生改变;另一方面，文化基因是文化要素积淀的结果，在历史过程中形成，通过承继和变异的活动得以延续。其次，文化基因具有相对的复杂性，新旧文化因子交替存在过渡时期，需要通过外在的文化样态精准地把握每种文化的基因命脉，依据每种基因的特性对文化基因进行重组或改造，确保文化转型阶段共生教育文化基因的适应性。文化基因的更新、重组以文化的有效传承为基础，这必然涉及到文化基因的多重筛选，一些与文化内部因素冲突且无法调和的文化基因被淘汰，文化基因转变的前提条件是文化平等交流，只有不同文化在共生教育的基础上交流碰撞，原有文化基因才可以在内外动力的冲击下完成复杂的转化过程。最后，与生物基因的重组活动类似，文化基因的转变需要经过复制、突变、重组(更新)的过程，在特定的文化场域中，各民族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元素相互交融，如文化仪式、生活习俗、节日庆典等，在潜移默化中完成文化基因的更新、重组进而塑造新的共生的文化特质，这也是实现文化基因优化、应对文化转型的关键。
(四)文化转型时代的共生教育文化染色体创新
在生物学领域，染色体是遗传信息(基因)的载体，而文化染色体是承载文化信息的客体，文化基因附着于文化染色体之上，作为文化传播的基本单位，承担着继承和发展的职责。正是由于文化基因的选择性，那些适应内外部环境和自身发展需求的基因等容易得到复制和发展，文化基因的复制却不是完全地复制粘贴，其内在的逻辑和内涵很少会被改变，这也正验证了文化基因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文化转型时期要求共生教育的文化染色体与文化转型具有极高的适切性，一条染色体上附着若干基因，一方面，基于共生教育的文化染色体选择功能，要求通过文化基因的挖掘在多样的文化染色体中寻求最佳匹配的个体和染色体组。在文化场域中，按照文化染色体的形态可分为显性与隐性两类，显性文化染色体由显性的文化基因组成且处于文化样态的表层，而隐性文化染色体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因为其文化基因隐含于长期的历史进程和实践活动中，必须通过横向和纵向的深入剖析和深刻思考而获取。
另一方面，共生教育必须选择多样的文化染色体，这需要持续发掘内在的文化基因，通过文化的交流融合更新、重组原有的文化基因进而构建更为丰富的文化染色体。在共生教育实施过程中，文化基因的传播方式是通过一个过程而从一个人的头脑跳入另一个人的头脑之中的，这个过程，广义而言，可以被称为“模仿”。[21]模仿是文化基因传播交流的重要方式，决定了文化基因具有“复制”这一特性，模仿的对象是适合自身发展的文化基因。文化基因的传播进一步扩大了文化的辐射域，文化染色体在文化的辐射范围内获得更加丰富的内涵，经过文化染色体的反复选择和甄别能够更好地满足文化转型时期共生教育的发展需要。除了文化染色体的需求和构建，更应该认识到：文化染色体是每个族群特有的，体现不同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等，照搬照抄是完全行不通的，甚至会使自身陷入文化迷失的困境，只有找到最适合的，能与自身契合的文化基因，才能真正寻求、构建新的文化染色体，结合自身所处的环境和需求加工并作用于环境，以共生的思维和共生教育的方式促进文化范式的变革。
(五)文化转型时代的共生教育文化结构转型
文化结构是文化体系内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信息技术革命的到来对原有的文化造成一定的冲击，经济状况、外部环境、生活方式等的变化使文化结构内部发生变化。按照“文化结构三层次”学说，文化结构的改变经历三个必要的阶段，当原有的文化结构受到冲击时，物质层面最先作出反应，而后经由制度层面最终完成精神层面的改变。[22]文化结构是一个系统，各部分之间有序运转，位于核心精神层面的文化基因是文化结构产生的标志，共生教育文化基因的复制与创新是文化结构转型的深层转变，表层则是共生教育文化染色体的再制。推动共生教育文化结构转型首先要求洞察文化结构的变化规律，深层的文化基因最能体现文化的特质，如各民族在实践活动和社会意识中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民族性格等，一方面，文化结构的转型往往由浅层开始，最终反映在观念层面，导致深层文化的转变;另一方面，深层文化的变动会进一步加快表层文化的转变，文化染色体是浅层文化和深层文化的介质，既表征了文化样态的特征，如民族礼仪、风俗等，又承载着一定的思想、观念和情感等，是深层文化的物化物。
就共生教育文化基因的更新与新时代共生教育文化结构的构建而论，实际上就是要立足文化转型时代不断创新共生教育实践模式、构建共生教育文化体系。无论是共生教育实践模式还是共生教育文化体系，都需要以共生的文化基因和文化染色体为重要依据，明确共生教育的内容和方式，在文化转型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和反思文化结构的适切性。我们感知的文化样态是民族文化直接的内容呈现，系统性的文化结构则真正阐释了文化的属性和本质。人类有了文化，才能够区别于其他生物，而以一种人的形貌生存下来。所以在这一点上，不仅要注意到文化在当下人类学中的意义表达，也要注意到文化本身所具有的一种一体性包容的整合性。[23]由此，文化结构也不仅是当前文化意义的一种表征和阐释，本身还应该具有一种包容的整合性，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能够作为不同文化的集中表达，这就要求在共生教育的文化场域中，关注文化结构的适应性、包容性和超越性，以此推动文化结构的创生和转型。
发布情况
1.原文刊于《民族教育研究》2024年第6期，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2.篇幅有限，为方便微信阅读，注释、参考文献从略，请以正式出版刊物为准。
3.引用格式：
孙杰远.文化转型时代的文化基因与共生教育选择[J].民族教育研究,2024,35(6):76-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