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先生不久前发表《中国知识的悲歌时代》一文,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渐失独立性、追逐名利,在学术圈和社会上都引发不小的争议。笔者敬重郑先生的渊博学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他的批评确有一定道理,确实中国知识界存在那么一种不良风气。
需要承认,不少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社会活动的目的不太单纯,有争取经济报酬、官位、提升知名度的考虑,“争利于市、争名于朝”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然而这是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并非局限于知识分子一个群体。企业家何尝不是如此?我想郑永年先生写那篇文章的初衷是提醒中国知识分子保持一个尺度,而非简单否定知识分子本身。
对于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社会上有不同看法。这些看法有时是自相矛盾的。有些人强烈反对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参与,认为大学教授这些知识分子就应“为学术而学术”,不参与社会事务,以免被社会这个大染缸所污染,保持人格的独立和纯洁;或知识分子就应批评政府,只有批评政府才称得上是知识分子。另一些人则认为大学教授,应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除“教书育人、发展学术”的本职,也要履行“社会服务、文化引领”的社会使命;知识分子不仅应批评政府,更应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帮助政府改进完善工作。在批判与建设的交互式驱动中,推动社会向良性健康进步发展。
笔者这些年由一名纯粹的教育史学大学教授逐渐转型,同时担任人大代表和立法官员等角色,对郑永年先生提到的问题有些感触。在当今知识专业化和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简单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已无法解释当今时代知识分子与社会政治关系的复杂性。
回顾历史,中国社会对知识分子角色的看法就存在一定的矛盾性。一方面很多人主张无论知识分子在野还是在朝,都应先天下之忧而忧,主动为天下苍生建言。“士大夫”本身就应“弘道”与“弘毅”,无论孔夫子、朱熹、王阳明等都是如此。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认为,知识分子的上述行为具有强烈的功利色彩。
郑永年先生使用的“悲歌时代”一词有点模糊和笼统, 与其开头“无论就中国历史还是就世界历史而言,这个时代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的定性形成鲜明反差。事实上,伟大的时代正是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的广阔舞台。在这个时代,知识分子不仅要有郑永年先生主张的冷静、慎独,更应继承发扬传统士大夫弘道传统,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推动国家乃至整个时代的进步。
当前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知识分子作用的发挥远远不够,突出表现为思想、学问和科学上都缺乏重大原创性成果,盲目崇拜和抄袭西方学说。在人文社科领域,我们缺乏有“大棋局”地缘政治思维的布热津斯基,提出“文化软实力”概念的约瑟夫·奈,以及基辛格这样的卓越战略家和实践家。
况且,知识分子并非铁板一块的群体,内部分化比较严重,很难一概而论。例如,在一些当代学者笔下,民国时代大师辈出,严谨治学之风远胜于当下,但这只是部分事实。在当时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下,确实出现了陈寅恪等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精神风骨的标杆性学者。但同时需要看到,除上述最优秀的代表,大多数知识分子被裹挟于乱世大潮中随波逐流,甚至有的人在诡谲政局中投机专营、蝇营狗苟,国共两党的大分化背后不乏这些人的影子。
在这个时代,我们仍然不乏坚持自身观点,并持续建设性地为公众利益建言与实践的标杆性学者。例如林毅夫,尽管社会上有不少人对他的转型国家发展经济学理论颇有微词,认为他一贯偏帮政府,但他的学术成果终究为中国近三十多年的发展实践所证明。而且,他在上世纪70年代末毅然放弃在台湾的发展机会来到刚经历“文革”浩劫的大陆,本身就是其人生追求的体现。
又如厉以宁老先生,虽然被一些媒体尊称为“国师”,但年近九旬的他仍能针砭时弊,对政府某些不符合经济规律的政策做法及时指出。看待这个时代时,我们同样需要全面,既不能只看标杆性人物,也不能将眼光局限于一些趋炎附势、争名争利的人。
在知识分子与政治、社会的关系上,我们应建立问题导向的意识,打破“批评政府就有风骨”的误区,不能把问题简单化。批评固然可贵,建设更应提倡。知识分子从政,应在学者的“求真”与官员的“务实”中找到平衡点、结合点和突破点。笔者2003年在全国人大提出“义务教育应免费”的建言时,也为某些教育官员所不满,认为教师待遇尚未解决就谈学生义务教育免费,“不合时宜”“脱离国情”,是给教育“添乱”,点名批评笔者,但笔者未曾退缩,认为理论正确,实践可行,国外可鉴,条件具备,时机成熟,应该推动,遂继续建言不止,直至成功。
用知识推动社会进步是学者应尽的责任。就当前社会环境来看,知识分子影响社会进程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通过媒体直接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二是通过所在智库向政府建言;三是直接从政,在体制内推动变革。要客观全面衡量知识分子的学术探究及社会活动是否具有价值,关键在于是否推进了具体改革和社会进步。从这些年中国多个领域的发展成就看,知识群体的努力应该得到认可。
我是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一直坚信,“民众的立场,建设的态度,专业的视野”才应是每个知识分子所应秉持的基本准则。
周洪宇院长介绍：
周洪宇，男，汉族，1958年1月生，教育学硕士（1985），历史学博士（1991年），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十一、十二届）。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校兼职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发展战略学科组成员、国家教育督导团专家组成员、教育部教师教育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全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等职。
长期从事教育史和教育政策问题研究，承担国家“七五”“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课题十余项，在《历史研究》、《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中国教育学刊》《Chinese Education and Society》（美国）等中外重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出版专著《教育公平是和谐社会的基石》（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教育的信念与追求》（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教育公平论》（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教育公平：维系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智库与治理—周洪宇国是建言》（上、下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文化是一种力量》（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大时代：震撼世界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开拓与创建——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湖北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人民之子 陶行知》（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学术新域与范式转换——教育活动史研究引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多样的世界-教育生活史研究引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创新与建设—教育史学科的重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等26种，主编《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研究丛书》、《教育传统与变革丛书》、《中国教育活动史专题研究丛书》等20余套。另，主编长江教育研究院《中国教育黄皮书》（2010年度至2017年度版）、《长江教育论丛》杂志等。研究成果20余次获教育部、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二等奖和国家新闻出版署“学术原创奖”。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和专家学者，积极履行社会职责，提交议案建议300余件，被采纳70%。其中，提出的实施义务教育全免费制度、教科书免费制度、建立国家贫困生资助体系、完善高等教育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建立国家教育公务员制度、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制定《国家统一法》（《反分裂国家法》）和修订《立法法》等政策建议和议案，通过全国人大，促成了有关政策立法出台。2008年12月，被中国教育电视台等评为“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风云人物’。2009年1月，被中国教育宣传网等评为“纪念改革开放30年基础教育影响力人物30人”。2012年被《检察日报》评为“十位有影响力的人大代表”(第一位)。2016年，在中国智库索引（CTTI）来源智库（2017-2018）评选中在“社会智库专家MRPA测评综合分排序”排名第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