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集教育、思想、政治和文学四大家于一身的综合型文化巨人，是享誉全球的世界级教育大师。其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理论、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活动、发人深省的伟大人格魅力和无私无畏的崇高献身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更为顽强的生命力，持续激励与鞭策着一代又一代后继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挖掘中华民族传统教育的思想智慧而不懈努力。
在众多陶研先辈和后辈学者的共同努力下，陶行知研究早已在全国蔚然成风、枝繁叶茂。但就年谱而言，仅朱泽甫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曾经编撰有《陶行知年谱》和《陶行知年谱稿》，由于成书于特殊历史时段，再加上篇幅限制，很难客观完整地还原陶行知的真实面貌，也与陶行知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完全不相符。因此，编撰一部全面而客观的《陶行知年谱长编》既有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又有现实的可能性。
《陶行知年谱长编》(全四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21年10月出版)发端于章开沅先生的建议，饱含周洪宇教授二三十年的勤奋积累及其门下弟子长达十年的接续努力。
回顾《陶行知年谱长编》的写作背景与过程，此事最初缘于周洪宇教授在1988年至1991年攻读历史学博士、撰写陶行知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之导师章开沅先生的点拨与倡导。章先生是当代著名史学大师，深知人物年谱长编编写的价值。在他看来，“年谱长编是历史编纂的重要体裁之一，也是编写人物传记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而年谱长编的上乘之作本身就是一座独立的学术丰碑。”
受此启发，周洪宇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末确定以《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为博士论文选题后，就开始构思酝酿此事。1991年底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通过后，就着手写成一部10余万字的陶行知年谱初稿，期间因忙于诸多繁重的教学科研以及行政工作而时断时续，直到2010年起又接续整理数年，不断补充近三十年国内外学术界新发现的有关史料，反复打磨，终于完成这四卷本180余万字的全稿，在2021年底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
如何让教育回归自己的本真，校正自己的航向，广大读者或许能在这部年谱长编中找到答案。综观全书，与以往陶行知年谱的著作相比，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特点：
一、体例新颖，语言平实
本书共四卷，卷首均附有与各自时间段谱文相呼应的若干张经典黑白照片，尽可能向读者呈现历史上那位真实存在而又不曾走远的陶行知先生，图文并茂。第一卷(1891-1926)记载了陶行知从出生到踏上求学乃至任职之路，在此期间参与的各类教育及政治活动;第二卷(1927-1934)记载了步入中年期的陶行知在全国各地主持生活教育试验及遭遇的艰难险阻;第三卷(1935-1940)记载了陶行知推动中国教育事业的显著成果以及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所作出的各项努力;第四卷(1941-1946)记载了陶行知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活动及其贡献。
本书包括谱文和附录两部分，谱文是陶行知从1891年出生至1946年逝世当年为止的正谱，1946年之后，亦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载了与其有关的著作出版及纪念活动情况。全书180余万字，编撰时按照“先时事，后谱文”的体例方式，首先交代了陶行知出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其次在每一年的谱文前都会简明扼要地介绍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图景，将艰难历史岁月及风云变幻的国内外动荡局势和陶行知人生思想的发展变化相联系。作者独具匠心，在编撰过程中将陶行知置身于一个大历史舞台上，一方面既能让读者更容易理解其背后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尽可能地勾勒出陶行知完整的人生轨迹，文字表述也浅显易懂，尽量保持原貌，试图还原出一个全面真实的陶行知。
本书采取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力求突破历史与群众赋予陶行知的师德楷模、民主斗士等抽象化、模式化的符号，试图摆脱每当谈及陶行知，必言及其固有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及其从晓庄到育才等教育实践活动的刻板印象。同时，本书的语言遵循平实朴素的基本原则，一方面既可以与陶行知朴实无华的文笔相呼应，另一方面也能客观叙述陶行知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及民众生活习俗中的言行举止。正如两位学者在编撰手记中提及的，通过大量的日常生活细节描写，更能建构出一个充满“生活化”气息的陶行知，在平凡小事中使之更为有血有肉，愈发富有真实情感，让读者更能领悟其“平凡中见伟大，细微处见真情”的人格魅力。
二、史料翔实，客观公正
《陶行知年谱长编》倾注了作者将近十年的心血、汗水和智慧，是在无数个夜寝早起、酷暑寒冬中经长时间研究、资料搜集、持续写作、修订补遗和原文校对等基本流程才得以付印问世。因此，本书囊括了大量的史料，是在全面掌握已经出版的文献资料基础上，搜集各类与陶行知有关的文献资料，甚至专程远赴海外收集复印陶行知留学期间的相关文献资料，为本书补充了一批未曾面世的原始史料，力求通过翔实的史料呈现出更为全面真实的陶行知。
通读全书，能强烈感受到两位学者在确保全面系统搜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力求编撰过程做到客观公正的严谨学术精神。谱文中在罗列出陶行知具体时间的详细活动内容之后，无一例外都会附上原文的出处，既能方便学界查阅与此相关的文献资料加以检验，也能引导读者深入思考或者做进一步的阅读、自学研究。
正如胡适先生所言，“最好的年谱可算是中国最高等的传记。”为继续推动和深化陶行知研究，作者花费大量时间进行史料考证，披沙拣金、芟汰冗杂、考订鉴别，在任务尤为繁重和艰巨的史料整理工作中仍旧保持轻松愉悦的心态，这份出于学者自发自觉的热爱多难能可贵。翻阅这本《陶行知年谱长编》，也就不难发现字里行间隐藏的学者深情与担当。
得益于学者深思熟虑的研判与采择，本书既对陶行知的人生经历有缜密的考证，对其关系密切的学人甚至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也有足够的研究。对于在编撰过程中出现的存异者和新考者两种情况，学者亦分别采取不同的方法。
首先，对于陶行知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一些众说纷纭的问题，对有结论者予以定论，对有争议者则将不同观点及理由逐一摆出，既可以留待学界继续争鸣和深入探索，也能够为陶研新史料的出现留下回旋的空间。
其次，对于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相关史料，遵循“去伪存真”的原则，先经细心考证和反复斟酌，再对存疑之处本着“宁可信其无，不可信其有”的求真态度，将结论确凿的论证史料纳入本书，待考者则暂且搁置一旁不予收录，以确保全书史料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三、思路清晰，结构严密
本书以编年体形式重现了“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五十五年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全面系统、客观公正地记录了陶行知的生平、事业、著述和思想轨迹，重点呈现了其从事中国教育改造事业的时代背景、先进事迹和献身精神，附录里还记载了陶行知去世之后有关他的学术活动大事。
《陶行知年谱长编》是在综合考虑海内外多本年谱长编特点的基础上，重点将陶行知一生的著作、诗歌和书信按照“择要摘录，分年编入”的原则进行编撰，按年月顺序，以时为经，以事为纬，以原始资料为依据，兼顾全面性和典型性，在体现以往年谱长编共性中彰显本书的个性。在本书的编撰思路和结构体系方面足以看出作者构思缜密，胸中有宏观、立足于微观。
一是“著作知其思想”。陶行知极为丰富的人生经历，恰恰为其著书立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和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视角。基于陶行知的历史定位新论，本书不仅全文纳入陶行知的代表性教育类文章，还大量收录了与其政治社会思想有关的文章，强调两者相辅相成的特殊关系，让读者愈发能深刻理解陶行知选择教育救国道路的政治动因和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背景之关联。
二是“书信观其为人”。陶行知的交往范围极其广泛，上至国家元首、下至平民走卒。如此广泛的社交网络，书信成为陶行知与各界人士沟通交流的重要桥梁。本书收录了陶行知的大量书信，旨在通过书信，聆听陶行知发自内心的放声大笑、凝望其眉头紧锁的憔悴面容、感受其饱含深情的爱国情意……以简单质朴的书信为载体，每一封信都在呈现一个栩栩如生的真实场景，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陶行知为人子的孝道、为人夫的浪漫、为人父的柔情及其为人师的循循善诱。
三是“诗歌见其情怀”。陶行知在跌宕起伏的战斗生涯中创作了众多集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诗歌，借助通俗易懂的大众化语言，述说着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工农大众的命运，歌颂着中华民族投身革命斗争的英勇无畏。即使年谱长编的篇幅有限，两位学者仍然坚持将其诗歌全部收录，一方面既能重现陶行知这位大众诗人的文人本色，另一方面也能看出两位学者的用心良苦，力求做到尽善尽美。
由此可见，本书在编年体形式的编撰基础上，特意凸显上述三个部分的史料，既有利于读者对陶行知一生的学术思想有较为全面细致的认识，也有助于读者在翻阅年谱过程中触摸到一个生活的、真实的民国教育大师。与此同时，也能感受到两位学者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正如周洪宇教授所言，这本《陶行知年谱长编》“既是对这位教育家前辈的敬仰与纪念，也是尽自己一份学者的职责，履行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使他的思想、事业与精神得到永久的传承与光大。”
可以说，正是经过长时间苦其筋骨的钻研、磨练和奋力跋涉，方能孕育和创造出这部有分量的学术精品。
相信《陶行知年谱长编》的出版，有助于丰富陶行知研究。其体例之新颖、思路之清晰、观点之中正、史料之翔实、语言之质朴，可以为新时代陶行知研究增添新的色彩与光泽，对繁荣当今中国教育科学、促进教育家办学具有重要参考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也将为广大教育工作者进一步学习和研究、传播和弘扬、实践和反思陶行知教育思想提供参照和借鉴。
来源：《生活教育》
